日本万元新纸币上的他，以孔为师，却颠覆了重农抑商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9日宣布，为了反映最新的纸钞防伪技术，以及迎接新年号"令和"的到来，将更改1万日元、5000日元及1000日元的纸钞设计，这是日本时隔20年来首度更改纸钞设计。其中，最大面额一万日元上将印上涩泽荣一的头像，替换已经使用多年的福泽谕吉。

与日本近代思想之父，首倡“脱亚入欧”，为日本规划近代崛起之路的福泽谕吉相比。涩泽荣一的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事实上，此人与福泽谕吉一样同样是日本明治维新崛起的大恩人。区别在于福泽谕吉给日本指明了理论道路，而涩泽荣一则在实践上助推了这一进程的起飞。他因此也被成为“日本的产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非常时代造就非凡英才。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这一年，中国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而在日本，延绵两个半世纪的江户幕府也将走到尽头。涩泽家是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村（今埼玉县深谷）一个豪商，世代务农为本，兼营利润丰厚的蓝靛染织制造和蚕丝业。到他祖父这一代，因不善经营和后继乏人，家业衰退，后来家族旁系的元助被招赘入门作为涩泽家的养子兼家业继承人，他就是涩泽荣一的生父。父亲品行正派又勤勉持家，在荣一出生时，涩泽家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豪。元助可以说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豪商，他凭着出色的经商能力和踏实勤勉的人品，得到当地藩主的信任，成为藩府的御用商，后来被任命为郡县里的下属官吏，负责协助藩府监督农工商业，代征贡税等事务。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涩泽自幼得到了父亲的悉心培养，六岁起学古文写商务信件，八岁学《论语》《四书》，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此后的一生中，涩泽荣一一直自称为孔子的信徒，甚至将自己的自传题目也选为《论语与算盘》。不过，涩泽荣一一生最大的贡献，却又是反儒教的——他用毕生的努力，彻底颠倒了日本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固有格局，为日本近代化资本主义崛起打下了基础。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封建制度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社会制度板结僵硬的时代。受中国儒家传统礼制影响，在幕藩体制下，社会等级森严，士农工商，武士当道，商人是末流，即便财富再多也难有地位和作为。像涩泽家这样的豪商，尽管不缺钱物和优雅，也常遭到底层官吏的侮辱嘲弄、横征暴敛，个人财产可以被轻易掠夺。涩泽从小就感到作为商家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前途渺茫，要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必须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寻找更大发展空间，1861年，婚后不久的涩泽来到江户城游学。

1867年，代表西方工业成果结晶的万国博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涩泽荣一受命陪同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前往欧洲出席博览会——而后，他又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德川昭武留学。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巴黎则成了展示西方工商领域累累硕果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育、医疗设备到社会福祉等，无一不让涩泽感到新奇，眼界大开，痛感日本犹如生活在古代，尤其金融和工商业的严重落后。涩泽荣一认为，日本只有融入世界才有光明的未来。

如果说，欧洲工业社会的新奇事物给涩泽带来的冲击还只是表面上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平等、自由带来的冲击则更为震撼，这与长期建立在封建基础之上的幕府“官本位”社会完全不同。涩泽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由于改朝换代，涩泽一行等回到日本后，没有身份、职业，也失去了俸禄来源，处境有如失魂落魄、没有归属的浪人，父亲要他回乡继承家业，但荣一固守君臣道义，为了报答德川庆喜的知遇之恩，选择到静冈追随陪伴形同阶下囚的庆喜。一方面，新旧社会的更替，使他看到了日本的希望，凭借在法国习得的现代商业技能，他自信在百业待举的日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舞台。明治二年（1869年），涩泽组织了日本最早股份制公司雏形“商法会所”，短短几个月，他凭借合法集资的三十万两银子，就获利八万五千多两。

为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将推动近代产业发展作为最大的使命。新事业如雨后春笋出现，但各种人才尤其是具备新知识，既通晓西欧诸国社会结构，又精通现代金融财务的工商人才极其缺乏。1869年6月，明治政府即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幕府垮台前因参加万博会向法国银行家借了巨额钱款，还有参展物品的保存问题，他们请来涩泽荣一协助解决。涩泽着手，处理得干净利落，深受明治政要赏识。大藏卿大隈重信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指导国家财政，在庆喜的鼓励下，同年11月，涩泽接受明治太政官颁发的民部省租税司任命。

涩泽荣一年纪轻轻仕途顺畅，是个前途远大的新时代精英，但他却在此时选择走上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民间企业家之路。

1873年，涩泽创办了第一国立银行并担任总监，资金来源按照集金原则，既有三井八郎右卫门、小野善助这样的日本财阀做大*，也有公开招募的小*，同时聘请英国金融精英担任顾问，以欧洲英法的复式簿记训练银行职员——这些在今天金融领域的常识，在当时却是具有披荆斩棘的拓荒之功。他在诸多商业领域，有很多创造性贡献，比如将“bank”译为“银行”，创立现代日本货币“円”等。

此后的几十年中，涩泽作为创立人，以及参与者或组织指导者身份创办了数目惊人的一系列企业和机构，领域涉及银行、造纸，保险，电话电信、铁道、纺织、电力、煤气、造船、仓储、旅馆业、剧院和社会福祉机构等。为了整肃经济环境，他创立了旨在为中小企业起到指导、协调、扶持和协调作用的“商工会议所”，还有股票买卖市场、粮食交易所、银行集会所等企业外围组织机构；他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组建企业，促成了会计制度的形成；为开拓政府引进国外资金的渠道，他建立通货和金利制度。可以说，涩泽荣一几乎一手从无到有的创造了日本整个近代化商业社会。并把幕府时代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卑微的社会格局彻底颠倒了过来。明治时代文学家幸田露伴高度评价他在日本迈向近代化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说：“涩泽荣一是作为推动国家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动力而存在的”。

很多中国人将涩泽荣一的事迹与中国清末状元张謇相比，同样是受过儒家系统教育，同样在官途顺畅时弃官从商，而与涩泽荣一相比，张謇的“实业救国”梦想不仅格局小了许多，而且中途夭折，而且张謇虽然投身商业，但在对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上，毕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了逃脱“弃官从商”的负罪感，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实业”一词，不断强调自己从事的是“实业”而非商人。可以说，与大破大立的涩泽荣一相比，张謇之败反映了中国那个时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无奈。

正因为涩泽荣一的成功，日本才成就了明治维新，而正是有赖于明治维新时代社会蓬勃向上的风气，涩泽荣一的“产业革命”之路才比张謇的“实业救国”走的顺畅许多。也难怪日本人要纪念这位伟大的商人——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成功的恩人和见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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