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部落暴力，到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到学校、职场、足球赛事等场合不同人群之间的歧视和仇视，群体间冲突的普遍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历史方面。此过程通常伴随着对他者群体负面的、带有偏见的评价。群体间并非总是能形成基于彼此理解的“主体间性”。这在何种程度上能通过群体间积极的接触得到缓解？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王丽萍
《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王丽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对他者群体威胁的感知：不宽容发生的一种类型
对个体特征与宽容间关系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对宽容（不宽容）在群体维度上的原因的忽略。
冲突和威胁是不宽容的原因，这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尽管其影响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在一个冲突社会中，政治不宽容可能是“内群体关爱”压力（“ingroup love” pressure）的表现，或可能是由威胁所驱动的“外群体反感”（“outgroup hate”）的结果。与此相关，不宽容产生的内在过程似乎可以表述为：冲突可提升内群体关爱、促进群体内部团结、增强群体凝聚力、收紧群体间边界，进而产生减少群体异议即趋向一致性的压力，而政治或社会不宽容则可能是这一群体内部过程的一个直接结果。然而，内群体偏好与对外群体的消极倾向之间并不总是强关系或稳定的关系。
《宾虚》（Ben-Hur，1959）剧照。
威胁感知，尤其是一个群体正在受到威胁的感觉，是不宽容的最强预测因子，社会取向的威胁感知则是最具影响力的威胁类型。这意味着社会认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意义上，群体间关系对于塑造社会整体宽容水平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
各种群体（如种族、民族等）冲突影响和界定着漫长的人类历史，而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则被视为造成这些不同冲突的共同因素。群体敌意的根源可能是强烈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态度、价值观与行为。特别是，感觉自己是群体一部分的原始冲动，还与相信“他人”与己不同且往往具有威胁性的更为根本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强烈的内群体同情（ingroup sympathies）往往导致同样强烈的外群体厌恶（outgroup antipathies），进而助长不宽容和冲突，这些群体间仇恨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会导致群体间战争。
社会认同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有关微观过程的解释，即个体的群体依恋（group attachments）是如何与一些致命性态度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这已成为有关群体间冲突的一种传统解释。
社会认同理论似乎提示人们，群体间冲突的根源可能在于不同程度上被政治化的群体认同。一个国家内部主体民族对移民的排斥反应，特别是对移民少数族裔的愤怒和怨恨，常常被置于群体认同或民族认同的框架下加以理解。
有关荷兰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荷兰民众对民族认同的思考超过了对经济利益的关切，因而产生了对移民的排斥反应。在真实背景下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以色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是非常典型的群体间关系。
《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剧照。
有学者选取阿克萨起义（the Al-Aqsa Intifada）这一真实背景，考察了以色列犹太人的群体认同与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宽容水平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犹太人的内群体认同显著降低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宽容。具体而言，相比于左翼和世俗犹太人，右翼和较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对阿拉伯人的容忍度较低。
群体认同对宽容（不宽容）只有微弱影响
相关研究还表明，群体认同或情感寄托预示了对其他群体的偏见。
其中，不同的群体认同使群体成员对其他群体有着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典型的“美化本群体或对本群体有着积极态度”的种族中心模式，是与对其他群体的不宽容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建立在一个群体的自信感和安全感基础上的群体倾向，使得群体成员对其他群体可能会产生宽容和接受的态度。因此，一般而言，具有安全感的群体很少表现出群体间的偏见，而感到不安全的群体对其他群体则具有明显的歧视。而且，这种自认为不安全和受到威胁的群体不仅会仇视其他群体，还会不惜牺牲群体中个体的自主性与自律来强调和要求整个群体的凝聚与团结。相反，在具有安全感的群体中，成员彼此认同与团结，则可能表现出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宽松的、宽容的和自由的取向。这方面的内容常常在群体心理学领域得到研究。
南非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族群冲突历史的国家，这一特征使得南非人乐于接受群体特性并赋予族群特性重要意义。在南非，政治冲突往往与族群相关并常常表现为零和竞争，不同族群也不存在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历史经验。于是，人们很容易将南非视为内群体认同有害进而产生不宽容的典型案例。
以南非种族问题为故事背景的电影《看不见的世界》（The World Unseen，2007）。
但是，对南非的相关研究发现，人们认同其所属的“部落”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对他人持有负面看法，或支持对其政治对手的压制；无论对于黑人多数还是白人少数，群体内认同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外群体不宽容，即南非强烈的内群体认同既未产生政治不宽容，也没有导致种族间的不宽容。因此，群体认同在南非并不是不宽容的一个有用的预测因素。有关这一发现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强烈的内群体认同并未阻止国家认同的发展，“彩虹之国”南非使人们在分享国家认同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不同的族群情感，而国家认同则中和了群体依恋的不宽容后果。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双重认同可视为促进有益于少数（族群）群体和多数族群（群体）共存的积极群体间态度的一种策略。
但是，国家认同本身并不必然减少不宽容，并可能与种族间不宽容及政治不宽容共存。因此，还需要探索群体认同导致不宽容的条件。有关南非这一“最佳”案例的分析表明，与不宽容相关的族群动员的前提条件是，身份认同被强有力地运用于族群斗争，而且人们将政治视为零和游戏式的族群斗争。研究发现，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大约占南非一半人口的人群中，族群依恋导致了族群间的不宽容（而非政治不宽容）。尽管如此，南非的案例仍可视为切断群体内同情与群体外反感间联系的样本，同时还提示人们，在现实政治中，群体依恋理论或许太过简单而无法提供太多预测或分析效用，导致群体间不宽容的因素还应在群体依恋之外找寻。
可以看出，群体认同这一变量对于宽容（不宽容）只有微弱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南非特定的环境下，很多地方的居民只是由单一种族构成，而且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阶层鸿沟，从而使群体间接触主要取决于机会，也许还有社会阶层。不宽容的影响因素并非群体依恋，而主要是外在的环境变量，或许正是这些变量抵消了群体依恋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民主化以来，黑人的经济地位上升，白人的经济地位停滞或相对下降，而黑人群体中人际不平等的增加使得群体维度的政治重要性也下降了。与此同时，阶层、宗教、意识形态、性别、年龄等逐渐成为影响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人们如何看待彼此、看待其他群体和世界，群体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了。
是冲突还是共处？群体间接触的两种结果
人们的心理倾向于对陌生人或多或少抱持怀疑态度，对可能构成威胁的情境和群体则保持敏感。于是，群体间接触与群体间偏见的关系，特别是群体间接触是否具有减少群体间偏见的潜力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但是，关于二者的关系却始终存在诸多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譬如，一些较早的研究认为，平等条件下不同种族的接触只会孕育“怀疑、恐惧、怨恨、*乱，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冲突”；另有研究则发现，种族间的接触经历可能促成“相互理解与尊重”，而“相互隔绝则使偏见和冲突像疾病一样蔓延”。
《角斗士》（Gladiator，2000）剧照。
基于当时已有的群体间关系研究，美国社会学家小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 Jr.）完成了《群体间紧张关系的缓和》（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1947）一书，最早提出了有关群体间接触的理论表述。他在研究中特别指出，当两个群体拥有相似地位、利益和任务，同时条件有利于形成个人化的和亲密的群体间接触时，群体间接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这一命题吸引其后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严格的经验验证。
美国的公共住房项目所提供的准实验环境为观察群体间接触对偏见的影响创造了条件，而北美社会心理学引入大规模实地调查则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一项针对居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Hartford, Connecticut）、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匹兹堡（Philadelphia and Pittsburgh, Pennsylvania）公共住房的家庭的大规模调查表明，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公共住宅中地位相同的种族之间的接触与较为积极的情感和种族间态度联系在一起。
《偏见的本质》中文版（[美]戈登·奥尔波特著，凌晨译，九州出版社·后浪，2020年10月）。
奥尔波特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 1954）一书中，提出了有关群体间接触的经典假说：“可带来知识并促成相互认识的接触，可能产生有关少数群体的更为可靠的信念，因而有助于减少偏见。”在他看来，最优条件下的群体间接触可有效减少群体间偏见。这些最优条件包括平等的地位、群体间合作、共同的目标以及社会与制度权威的支持。
奥尔波特有关群体间接触的经典假说启发了这一领域的更多研究。其中，有的研究得出了群体间接触可减少偏见的结论，有的研究则得出了混合的结论，特别是强调了接触的条件、环境以及产生影响的层次等。譬如，有的研究注意到不利条件下的接触可能增加偏见和群体间冲突；有的研究虽然承认群体间接触具有减少偏见的潜力，但却强调群体间接触与偏见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包括接触环境的特征、所要研究的群体以及所涉及的个体等，都会对增强或抑制接触的效果产生影响；还有的研究则认为，群体间接触往往在个体分析层面可减少偏见，但在群体层面则不具有这样的影响，因而接触能够抑制个人偏见而非群体冲突。
于是，奥尔波特接触假说中的“条件”似乎成为群体间接触能否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但是，有研究发现，奥尔波特的条件并非使接触产生积极影响的必要条件，而是有助于促进接触产生积极结果的条件。不仅如此，这一研究还发现，最初主要关注种族和民族接触的接触理论还可推广至其他群体，即种族和民族之外的其他群体之间的接触也可产生减少偏见的积极效果。
《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2004）剧照。
扩展奥尔波特群体接触理论
扩展奥尔波特的群体接触理论，对于理解多元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元社会中，群体差异性的基础不仅是多样的，还常常表现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不同群体的接触可产生“熟人潜力”（acquaintance potential）和“友谊潜力”（friendship potential），减少群体间焦虑感和外群体威胁感，丰富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使人们看待世界时更少使用群体中心标准而更多使用多元标准进行判断，进而对少数群体产生积极态度并导向较高水平的宽容。
学校教室似乎为不同群体的接触提供了最佳空间。有关荷兰在校学生的研究表明，群体间接触与多数群体对穆斯林行为方式的较高水平的接受联系在一起，多数群体学生同外群体同学的接触与其对同化政策的支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接触增进了政治宽容。
《绿皮书》（Green Book，2018）剧照。
事实上，群体间接触对减少偏见、促进政治宽容的影响往往要比以上表述复杂得多，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尤其可能发挥不尽相同的作用。有关德国、比利时和英国三国在校学生的一项历时研究发现，多数群体成员的接触效应（接触促成偏见的减少）强于少数群体；对于少数群体而言，这一效应实际上可能非常微弱。
群体间接触与政治宽容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接触效应与偏见效应同时存在：接触减少偏见，但偏见会导致接触减少。群体间焦虑（intergroup anxiety）以及对社会距离的渴望（desire for social distance）都会对接触效应产生影响。不仅如此，群体间接触并非都是正面的经历，而负面的接触经历则会提升人们的焦虑感和威胁感，从而阻碍对于外群体的积极倾向的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减少焦虑感和威胁感就意味着通过接触减少偏见的重要变化。
在奥尔波特接触假说所提出的四个最优条件中，群体间友谊似乎可满足其中某些条件，因而友谊与偏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对于群体间友谊与偏见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认为友谊对偏见的正向影响大于偏见对友谊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两个方向的影响同样强烈。由于偏见很可能导致群体间接触的减少，对群体间友谊与偏见之间因果关系方向的评估就成为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但是，当把具体情境（如接触是不是自愿的）考虑在内时，因果关系的方向就变得比较清晰了。
注：封面图片素材为《宾虚》（Ben-Hur，1959）剧照。
原文作者｜王丽萍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