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不存在科幻的主题是「收获」。
晚清时期，詹天佑主持修建铁路，并建成之日请了诸多外宾观礼。故事的开始，要从铁路上一桩离奇的失踪案说起……
蔡建峰 | 1994年出生，福建泉州人。小说《尼伯龙根之歌》获未来科幻大师三等奖。《记忆捕手》收录于“中篇科幻佳作丛书·科幻剧院系列”《未来往事》，《汇流》收录于同系列《未然的历史》。
结局
全文约1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6分钟
事情发生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的夏秋之际，那是我从日本中央大学学成归国的第一年。五年前，我进京赶考，高中进士，同榜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人，而我是最年轻的一个，还没二十岁。我们是清廷的最后一批进士，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由于我志不在官场，同一年便远赴日本。从海外留学归来后，我接受朝廷调遣，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我着重要讲的是前两个职位，因为正是在邮传部，我结识了同僚詹天佑詹大人——清廷已然覆灭，也许我用“先生”二字称呼更好，但彼时我们都在朝中为官，故此处还是用“大人”为妙。
我叫黄为基，字远庸，1885年1月15日（清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1911年（清宣统三年）武汉首义爆发后，承受李盛铎的建议，辞去官职，以“远生”为笔名，专心从事新闻工作。我之所以说，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说当记者的，要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是因为在我之前，没有记者，只有报社里所谓的访员，他们收受贿赂，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向来是乐于把案子压下不报的，可记者是纯粹洁白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我从来就不愿与他们为伍。
言归正传。1909年，这个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它先是遭逢战乱，而后又被列强洗劫一空，最终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我从日本归来，到邮传部任职，闲暇时分也会给各大报社投稿，写一些时评类的文章。时至今日，我都认为，詹天佑詹大人一定是偶然间在报纸上瞥见了“远生”这一笔名，又或者是我哪次不慎说漏了嘴，才会在事发当天找上门来，约我到前门青云阁的玉壶春品茗。这一天是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历时四年建成，由詹大人一手筹划，计划于10月2日通车。远庸的骨子里有好走动、爱打听的记者天性，因此当他提到铁道上的离奇事件，并示意我做一次调查时，我不作犹豫便应下了。然而远庸彼时还不知道，此次调查将引我走上一条不归路，路的尽头我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事情是这样的：自京张铁路全线竣工以来，已有三十七名铁路工人在验道专车上失踪，詹大人怀疑这是洋人在暗中搞破坏，便希冀能有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去查个明白，以免在通车典礼上出了差错。我早就听说詹大人原是最早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京张铁路是他毕生的心血，我自然不敢怠慢。其实对于铁路，我并非一无所知。早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我便坐过几次火车，对脚下这个晃动的蒸汽怪物，没有害怕，只有好奇。
詹大人说，修这条铁路，就是为这个国家争一口气。于是翌日清晨我就动身了，第一站是丰台柳村，这里是京张铁路的起始站，有个叫王二的工人家就在附近。这天正好下雨。我登门拜访，看见一座用泥巴和茅草糊成的屋子，一处没有围墙的几乎不能称为院子的院子，院中有一棵树，树下拴着一头淋雨的老黄牛，边上还有个蓄满了雨水的石碾子，想来是秋天磨谷物用的。我到的时候，一个戴着苇帘头儿、皮肤黝黑的妇女正站在树下，竭力要把那头黄牛牵到屋中避雨，也许是怕雷电把它劈死了罢。从树下到屋里有几步路，得先淋上一阵雨。但黄牛不肯，犯了犟脾气，执意要躲在树下。于是女人吆喝起来，冲我喊道：
“嘿，那边那个站着的，别光看啊，搭把手。”
我猜这女人就是王二的内人张氏，便帮她把牛赶到屋中。雨下得这般大，方才在雨中我们都看不清彼此，但到了屋内，她定睛一看，瞧见我身上的官服，便吓得纳头便拜。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牛，牛在边上甩着尾巴，无辜地看我，女人在地上俯首，视线仅能触及我的靴尖。我让她起身，她不肯。我说无妨，她还是不肯。她跪在那里，就像黄牛一样犯了犟脾气。我知道说到底她不是不肯，而是不敢。无奈之下我只好请她讲理，并且说明了来意。但女人站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回答我的话，而是动手要去赶那头黄牛，因为从刚刚进屋开始它就当着我的面一刻不停地拉粪。
“让钦差大人见笑了。”她说。
我说我不是钦差大人，只是来看看情况的，也没必要刚把牛赶进屋，又把它赶出去淋雨。女人喏了一声，低头站着。看得出来她很害怕，不知是怕她得罪了我，从而降罪于牛，还是怕牛冒犯了我，迁怒于她。两者没什么区别。我知道牛是她的命根子。我许诺既不会怪罪她也不会怪罪牛，女人这才平静下来。一时间我们都不说话。屋里漏着雨，地上摆着个接雨的木盆，雨水的嘀嗒声间或响起，犹如钟表。女人羞惭地立着，黄牛在舔木盆里的雨水，我打量着这简陋的小屋里的摆设，发现它根本没有什么摆设。
张氏后知后觉地想起了我的问题，她对失踪的工人一事丝毫不惊讶。她告诉我，她与王二不相见已四年余了，自从铁路开始施工后，他便没了音讯；这四年来她都是一个人过的，村里人也早当她是个寡妇了。女人没有哭，尽管来之前我已做好了面对她失声痛哭的准备。我的手头有一沓相片，名为《京张路工摄影》，是朝廷出资委托谭锦棠拍摄制作的，计划于通车后出版。相集全套分为上下两卷，总计一百八十张照片，详细记录了从1905年到1909年京张铁路的施工场景；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铁路修成时的合影，最前排是工程技术人员，右起第三人正是詹大人，而在后面的验道专车上，挤着的都是铁路工人。我请张氏好好看看照片，看上面有没有王二，她摇了摇头，说是人太多了，看不清。于是我又找到另外一张合影，这次工程技术人员站在左侧，铁路工人则在右侧的验道专车上，女人一下子就看到了他。
“他从来就是个不起眼的，”张氏反复念叨道，“把他丢到人堆里，得看花了眼才能看到他。”
我看着王二，照片中的他是一个表情严肃甚至是有些木讷的男人，长着一对稀疏的八字眉，除此之外看不出更多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告别的时候，女人送我到村口，有些忸怩。我一眼便看出了她的心思，便把那张照片单独抽出来给他，告诉她一有王二的消息，会派人通知她的。雨还在下着。地有些泥泞，不好走。我让她别送了。张氏停住脚步。我提着袍子的下摆继续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回头看她，发现她还在村口站着，也许是在盼望着，我想到四年前她或许就是这样送别自己的丈夫的，但在雨中，我看不见她的脸，看不清她的身后是否还有那头牛，我能看见的仅是一个凄惶的身影，一个戴着苇帘头儿的轮廓。然后我上了路。
接下去几天，我坐一列验道专车，经沙河、南口，过居庸关一路北上。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听闻于右任被驱出上海租界了，而由他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大胆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仅开办三个月便于8月14日被迫停刊。那时我人已过了居庸关，接到友人的电报，不禁悲愤，却无能为力。朝廷腐败，我实不愿与豺狼为伍，倒不如投身于新闻界。第二天，我到八达岭去。来之前，我搜罗资料，并且向詹大人了解内情。他告诉我，京张铁路全程分为三段，第一段从丰台至南口，第二段则从南口至青龙桥关沟段，余下为第三段；其中，当数第二段施工难度最大，由于关沟段穿越军都山，最大坡度为千分之三十三，曲线半径182.5公尺，且要打通四座隧道，故工程十分艰巨；据悉当年施工时，此处还发生过一起工程车脱轨事故。
当天晚上，我到附近的石佛寺住下，改明儿一早到青龙桥站看看。方丈亲自招待了我。寺院非常小，只有两进院落，香火不旺。提起失踪的铁道工人一事，石佛寺的方丈夸夸其谈，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想象中的细节，青龙桥站的老站长却支支吾吾，避重就轻。我了解到王二，还有那些离奇失踪的铁道工人，都是前几日坐在验道专车上进隧道后就消失不见的。之前我从未提到过，其实我有一个本领，即能从文字中看到画面，我听说一些人也有这样的本领，他们能从颜色中听到音乐，或从音乐中嗅到气味，与我大抵是相同的，一些文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幸事，但对记者来说却是困扰，因为我认为它妨害了新闻之客观公正。眼下正是这样的情况：当我从人们口中打听到工人们消失的过程，我看见了长长的铁轨，石刻的苏州码子，一辆验道专车载着工人们驶进黑魆魆的八达岭隧道，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寂静的隧道是令人厌憎的虚无的一个象征，从隧道另一头，滑出来一辆验道专车，车上空无一人。
石佛寺的方丈说，阿弥陀佛，许是工人们开凿隧道，惊动了山中的精怪，才会消失不见。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听过类似的说法，日本人说起那些无端失踪的孩子，认为他们是被神祇、天狗、狐仙、山姥、鬼魅给带走了，人们管这一过程叫做“かみかくし”，翻译过来，即“神隐”。对于这一说法，我自然是不信的，心里头暗笑他的迂，但记者的天性还是要我如实记录下方丈的观点，不多作修饰，亦不做删减。私以为，青龙站的老站长或许知道内情，从他温吞的谈吐中可以窥见一二。于是，另一个下雨的无所事事的晚上，我托人捎来一壶好酒，再换上一身干净的黑布马褂，登门拜访，这才让他接纳了我。
我们到主站房去，他领我参观了一圈；中途我们路过一个房间，门没关，看见一妇人侧卧在榻上，一边喫烟一边发笑。站长咳嗽了一声，说那是他的内人。那妇人听见，坐起身来，连忙把烟袋杆儿往墙上一拍，灭去烟火，把烟袋掖在被龛底下。站长拉上门。我只当没看见。我们又到月台去。
站长说：“青龙桥站不大，好在附近风景极美，若是到了秋天，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倒也别有一番风味。但是，人要在这里待久了，见惯了一样的风景，看惯了一样的人，再怎么美都是无趣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龙桥站是去年九月建成的，机车第一次驶过八达岭隧道，这个小站也正式发挥作用。简而言之，他已在此地驻守近一年之久了。起先，这里的一切或许还能令他感到新奇，后来却让他厌倦。为此，他想出了不少苦中作乐的法子。此后数月，不分寒暑，不论早晚，每逢机车驶过，他无须去看，光凭耳朵去听，便能知道来者是马莱复式机车，还是其他国外的大马力型号。老站长说他喜欢站在月台上看机车驶过，那会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思绪也沿铁轨驶向远方。说这话时，他正站在月台边沿，脚下是崭新的铁轨、厚实的枕木和齐整的道砟。雨一直下着。我看着雨从天而降，渗入枕木下碎石子的缝隙里，渗到看不见的泥土中，心里头想不明白为什么枕木下要铺这么多小石子。
我们到主站房里去，穿过候车室，在一处看来是休息间的所在，找了个位子坐下。茶房过来给我们倒水。待他走远之后，老人才继续说道：
“数日前，我在榻上辗转，睡不着觉，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当时大概是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我已然睡意全无，便索性起来喫烟。起先，我以为这声音属于迟迟不来的梦境，后来声音再度传来时，我听出其中一人的声音很像我认识的一个工人。那会儿天还没亮。虽然是夏天，但太阳没出来前，天气还是有些冷。我披上一件外衣，哆嗦着来到候车室，发现外面空无一人。于是我又循着声音来到月台，在那里果然看到一个认识的工人，边上还站着几个陌生人。他们排着队，偶尔谈话。我上前去看那个工人，问他这些人是谁。但他像失了魂儿一样，只一个劲儿望着铁路的尽头。还是其中一个衣着古怪的人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他们在这里等车。我正想告诉他们，这条线还没正式通车，便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颤动。这时候，我看见了火车。火车来了。但我听不见汽笛声。火车贴地飞行。我看到的是一列通体雪白、闪着银光的火车，在黑暗中车窗亮着，里面的乘客正在昏睡，有几个是我认识的。有一个陌生人邀请我上车。我迟疑了一会儿，想上去但又不敢，终于还是拒绝了。火车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便开走了。当空气和石子不再震动，大地上就没了它来过的痕迹。一时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天亮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内人，她笑我是喫烟喫昏了头，从此我就不愿讲这件事了。”
老站长所言，我用笔一一记下，而后又拿出照片，令他辨认人物。酒烧得我头脑发热。不知是不是喝太多的缘故，我迟钝地察觉照片上的王二不见了。一个人的存在，截取一面，所占据的不过是一方空间、一个时间点。照片捕捉的正是这方空间、这个时间点。然而，在照片所截取的这个时间点里，王二这一存在所占据的那个空间，却被另一个相似又陌生的工人取代了。我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站长，而是由他从照片上指认出三四个失踪的工人。许是酒喝多了罢，他竟当着我的面感叹起若不是事关重大，朝廷哪会管几个工人的死活。我无言以对，只得警告他这样的话不能乱说，以免落人口实，而他也像是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似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把头磕得如捣蒜。我让他起来，叫他宽心，看着这么一个老人跪在我面前，心里头也怪不是滋味的，何况他口中所言也是我心中所想。“你再看到那列火车，”我说，“或者再遇到其他失踪的工人，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他应下了。我们又喝了点酒。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没有拒绝他的邀请，在青龙桥站暂住一晚后，待明早再离开。
一整个八月，事情没有任何进展。通车典礼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邮传部上上下下四处奔走，无暇他顾。九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詹大人拍来电报，说是失踪的工人找到了，受了惊，但无大碍，目前正安置在石佛寺，接受差吏问询。我立马动身前往石佛寺，恰逢方丈正在为他们念经，便找了个石墩子坐下。我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摸出照片，一一对应人物。这时一个天真的小沙弥抓着扫帚走了过来，我便腾了个地儿，坐到寺院的另一角。
“施主。”我听见有人喊我，抬起头，发现小沙弥也跟了过来，正好奇地看着我手头的照片。我干脆把照片借给他看，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与此同时，方丈终于念完了经，我有时间和那些工人们交谈。送他们上来的小吏告诉我，这些工人都是在附近的一处涵洞里发现的，但显然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时在一旁等候许久的小沙弥终于有机会插话。
“施主，”他说，“我数完了，一共四十五人。”
我看向小吏。他给了我一个花名册。我看见上面记着四十五个名字，其中就包括王二。
“失踪的有三十七人，”我问这人，“回来的怎就有四十五个？”
那小吏不卑不亢地说：
“回禀大人，一直都是四十五个。”
“人都对得上？”
“对得上。”他说。
我让他把王二给我喊来，来的却是一个眉毛浓密的男人。
“你是王二？”
那人喏了一声。
“你还记得你是哪里人？”
“丰台柳村人。”
我让小沙弥把照片拿过来，发现他果然是那个占了王二位置的人。
“你回家去罢，”我对他说，“你的内人很担心你。”
那人又喏了一声，但一动不动。
“你在等什么？”
“大人，”他低着头说，“有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张车票，上面写明了搭车的时间和地点，乘客正是我自己。
“谁给你的？”我问。
他说，是一列火车上的乘客。
“那列火车是否通体雪白，闪着银光？”
他点头称是。
“你是怎么上车的？”
“有人给了我这么一张车票，便上了车。”
我双手捏着这张车票，反复地观看，始终看不出什么名堂。
“你走罢。”我说，“回家去罢。”
那人走了。我看着他的辫子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像荡秋千。
第二天，詹大人约我在老地方见面，时值朝廷和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举国上下都死气沉沉的，茶楼里的客人也没了听书听戏的心思。詹大人向来是对玉壶春的点心赞不绝口的，今天一样没了兴致。我们喝了会儿茶，几乎是不情愿地聊了点国家大事。提及预备立宪一事，他换了个话题，说朝廷上有人提及剪辫之事了，却被搁置一旁。这时我才得知，原来詹大人早年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剪过辫子，也正是因为这事儿，第一批留美幼童才被紧急召回。如今剪辫子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昔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余名随员中，剪辫者居其半，其中便包括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有职衔者。我从来就是个叛逆的，别人都想当官，我却想当记者。我跟詹大人说起一件趣事，当年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待到乡试之时，纷纷戴假发辫入场，已不是什么怪事。
詹大人笑了起来，那种如丧考妣的气氛一下子淡了不少。我们又寒暄了一会儿，直到茶楼的伙计过来添茶水，这才说起车票一事。我把车票给他看，上面约定的时间就在9月5日的凌晨两点钟，地点同样是在青龙桥站。詹大人说，这样的车票是少见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没见过类似的样式。一列火车不可能凭空出现在铁路上，他接着说，自京张铁路建成以来，如果真有火车从上面经过，朝廷不可能不知道。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告诉他，或许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火车都会从青龙桥站经过，但由于它是没有声音的，又因为人们都在酣睡，所以无人知晓它的秘密。
詹大人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坐在青云阁的玉壶春里，喝着茶，吃着糕点，想像着那列闪光的火车的细节，有关洋人从中作梗的猜测不攻自破。这时楼下传来吵闹声。稍许，茶楼的伙计走了进来，说是楼下有个妇人要见我。我和詹大人对视了一眼，征得后者同意后，便让伙计把人领上来。我定睛一看，只见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王二的妻子张氏，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脸上也略作打扮，我注意到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打从一开始她进门来，头也不敢抬。
“人是远庸叫来的。”我解释道，然后看向张氏，告诉她我们没有恶意。
“你还记得自己的丈夫王二吗？”我问道。
“记得。”她轻声应道。
“王二回家了吗？”
“禀大人，王二已经回家了。”
“他的行为举止和往日有什么不同吗？”
张氏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什么不正常的，大人。”她说，“但他不喫烟，也不爱喝酒了。”
我思忖片刻，又问道：
“让你带的照片也带来了？”
她拿出那张被她紧紧攥在手心的照片，由于天气太热，或是恐惧，照片已经被汗水濡湿。我从她的手里接过照片，察觉上面的王二也是一个浓眉的男子。一时间，我不知是自己记忆错乱了，还是真的王二已经被人彻底地遗忘了。
“你下去罢。”我对她说，“既然王二已经回去了，这张照片我就收回来了。”
张氏喏了一声，退下了。
我跟詹大人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暗想自己要是坐上那趟火车，恐怕也难逃被替换的命运。于是我便说，请大人务必记住黄远庸，光是照相是不够的，还得把这照片藏到没人找得到的地方，以免被人动手脚；若是远庸没回来，或回来的那人不是我，就请大人替我多照拂家里。詹大人同意了，尽管他也暗示我此行是不必要的，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另外派一个人去。我无法向詹大人解释我心中的执念，那执念正是一个较真的人对真相的执着。自我应承下这份差事，时间已过去半旬有余，如今我离幕后真相只差最后一步，又怎能不大胆地迈出去？
是夜，我戴着一顶凉帽，到青龙桥站的月台上候车，站长时不时出来看望我，想陪我聊会儿天，却每每被我赶回。十二点钟一过，从山谷里吹出来的风，已经带上几分凉意。我想到马上就是中秋，本该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我却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凌晨两点钟，如站长描述的那样，我感到空气在颤动，脚下的大地似乎也为之战栗，从极远处的黑暗中，吞吐出一点儿微弱的银芒，起初这闪光几乎是不可见的，后来却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接近，逐渐拉长、变粗，愈来愈具体，到我眼前已是一列通体雪白的火车的模样。火车停下了，没有声音，很是平稳，似乎引起震动的是这方天地本身。火车上没有下来人，但有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传来。我回头看去，主站房的灯已经关了，只有候车室的还亮着，也许是站长为我留的。我在心中向他作别，也向生我养我的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作别，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便早早过世，我靠着变卖田产，在亲戚家寄人篱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想来已经没什么好遗憾的了。我又看向那列火车，车厢的门开着，我知道那门是为我预留的，便踏了进去。
车厢内坐满了昏睡的乘客，到处都与我在日本见过的火车不同。我从这个梦一般的新式世界穿过，找到属于我的位置坐下。火车开动了，进入八达岭那一千一百四十五公尺余的隧道。窗外一片黑暗，车厢内却亮堂堂的。我惊讶地发现，这列火车的窗户干净得恍如一面镜子，生动形象地映射出我的脸：一个戴眼镜的穿黑布马褂的文弱书生形象，他的眉毛有点短，眼睛隔得挺开，他的嘴唇稍厚，并且往外突起，稍有些龅。我认识到这人就是黄远庸，清廷最后一届进士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个。我看见他在微笑，可我并没有微笑，我看见他在挤眉弄眼，但我也没有挤眉弄眼。我看见镜子里的那个世界，那些昏睡的乘客纷纷睁开了眼睛，而在我的现实里，人们坐在各自的位子上仍旧昏迷不醒。我怀疑，毋宁说，是迟钝的察觉，原来有两列火车，两列火车在铁路上并排行驶，其中一列上坐着我，另一列上也坐着我，不过是那个要取代我的“我”。
于是我霍地起身，巴掌往车窗上拍去。我大喊着，质问着，试图叫醒身边那些昏睡不醒的人。但人们并不理我。他们做着各自的美梦，嘴角挂着涎水，一心还以为这是我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我徒然起身，又徒然地坐下，我徒劳地望着另一个我，他向我挥了挥手，那列火车正在减速，与此同时，不知是错觉还是幻想，也许是白日梦罢，我感到脚下的火车正在加速，给人一种光阴易逝的感伤。我们就这样岔开了，一个向前，一个被抛在后头，我看见火车的窗户覆上一层闪亮的五彩斑斓的油膜，然后是一些噩梦般的景象：我看见衰老、死亡、战争、恐惧、饥饿，看见村庄被烧毁，看见田地被践踏，看见人们易子而食，一处处废墟冒着烟，恐慌如同霍乱在大地上散播，我闻见了城头绞刑架上腐烂的尸体的臭味，闻见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死人的血肉滋养中长出来的野花的清香，我听见哭泣，听到笑声骂声命令声喊*声，听到那么多的语言，那么多的混乱，尝到舌根上苦涩的味道，火与剑，硝石与硫磺，子弹与步枪，整齐划一的上膛动作，行刑队的口号，踉跄倒下的平民，被扒光衣服的姑娘，被活活烧死的老人，很多人为非作歹，很多强奸、谋*、屠城，很多暴行，很多野蛮的行径，很多邀功，很多夸耀，很多举头三尺毫不谦卑地护佑他们倾泻火力的异国神明，很多尸体，很多求饶的无辜百姓，横尸遍野，野狗以人为食，血流漂杵，房屋被战火啃噬，我觉得我回不去了，在这个坏了的世界，每个人都变得对他人漠不关心，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只在乎怎么从乱世中活下来，每个人都想着独善其身，每个人都渴望昏睡，到头来每个人都对他人的痛苦满不在乎，每个人都已成“非人”。
忽然我回过神来，心知自己还在那节车厢。这时车厢的门开了，我察觉到两个高大的男人来到我身边，伸手向我抓来。我不作挣扎就落入他们的手心，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他们领着我，我也就顺从地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可我是在暗暗积蓄力量。待走到两节车厢中间的时候，我猛地从他们手里挣脱开来，转身便朝另一个方向跑，并反锁上车厢的门。我跑过一节又一节车厢，锁上一个又一个门，最后逃到困意袭来，这才打了个呵欠，加入昏睡者的行列。我的梦，不值一提，里面只有可怕的永无止境的列车的运动，在这永恒的运动中，做梦的人忘却了时间。是正午十二点钟耀眼的太阳把我晒醒的。我睁开眼睛，发现火车停在了广袤的金黄色的原野中央，视线的尽头并没有山，这里唯一的建筑就是火车所停靠的这座废弃的车站。我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看到丁香花丛中一尊黯绿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又看到站房上那大大的“青龍橋車站”五字，心里想到的是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和日本浦岛太郎的传说。不可否认，进山砍柴的王质和游龙宫的浦岛太郎，是两个相似的奇妙的故事，但未必就比我所经历的这个中午更为奇妙。这种古怪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荒诞的体验，给现实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质感，把我的心思一下子从那个噩梦上引开了去，投入到对陌生世界全心全意地探索中。
毫无疑问，车站已经荒废，光阴穿透了它，从内部改变了它的形状。我在那个布局相似的站房里搜寻着当年的痕迹，找到的却只不过是一本书，几本册子，一把生锈的钥匙，一块手表，一台坏了的看不出是做什么用途的机器。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我把书翻开来看，发现它似乎是学生用的教科书，只是年代距今同样久远，记有出版时间的那一页被撕去了。我又打开册子，这是一本青龙桥站的人员登记手册，可是登记的时间一样被人抹去。我拿着那把钥匙，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索性把它放回原位。手表早就不走了，一切都是遭人遗弃的模样。我不看那台机器便出了门，外面的火车已经不见踪影。我走到站房的另一面去。日头正晒。无垠的原野上，连一头牛、一只飞鸟都没有。这时我感到了一种寂寥，这种寂寥是空虚的内心的体现，也许还是这个陌生的世界留给我的印象。我后悔地想到，由于我那旺盛的探究欲，自己已经被火车丢下，并将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我只好步行，沿着铁轨，穿过金黄的原野，希冀着能拜访一个小镇，或是一个村落，哪怕是铁路沿线一户隐居的人家也好。太阳无可避免地往西边坠去，它的衰微为东方的天空让出一片暗蓝。天气不热，却也不冷，我猜这是一个秋天，可在漫无边际的原野上顶着日光长途跋涉，还是使我额头微微冒汗。天还亮着的时候，我走得不快，不是怕累，而是为了保存体力。天暗下去的时候，我被迫加快了步伐，是因为担心野兽。天上下起了雨。奇怪的是，我觉得雨是烫的，浇得我脸颊生疼。幸好我戴了帽子，倒也不是完全无法忍受。失去了太阳，黑暗中的人无法分辨时间，我只能猜测自己走了很远。就在这时，我看见黑夜的肚皮从中间向两边剖开了去，两三百公尺外的地方孕育着光。
我走近了看，发现那不过是岔道口一盏风雨飘摇的路灯的微光；依旧看不到活物，依旧找不着方向，但文明的痕迹还是令我稍感慰藉。我相信，电灯的出现预示着路径、方向、好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挑了路面相对平坦的那条小道，相信那是人的双脚走多了的象征。不多时，我就看见一座建筑，它的外观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其上及其下都用银色的金属打造，中间的部分是一圈透明的玻璃墙，可以看见几个人正坐在椅子上谈话。一个穿银色连体衣的男人出来给我开门，他长得那么瘦，那么高，使人第一眼就很难亲近起来。我觉得他正在等待什么，或者说，已经事先预料到我的来访。玻璃墙上开出一道口子，从口子下方延展出一道阶梯。我随着他来到室内，房间里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是用同样质地的金属打造的，椅子则随着人的坐姿不断变化着形状。在场的都是一些穿黑色连体衣的男人，穿银衣的男人说他们都是警察，而他本人却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没有灯，却会发光；我也注意到桌子上有一盘陌生的水果，边上放着一个匣子，银衣人说它是用来计算和记录变化的。
“从您的谈吐和衣着来看，”他说，“我断定您所从属的年代已离我们非常久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的名字正是黄远庸。”
我点了点头，他又继续说道：
“要是真按辈分来讲，我们中间或许隔着数十代人。不过，为了交流方便，也为了省去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我们还是平辈论称吧。如您所见，在场的都是警察，而他们都是我的属下。您来的时候，我正在训话，因为他们在列车上把您弄丢了。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知道了，您的车票是我们送出的，那些铁路工人也是我们送回去的，但把他们带来这里的却是另一拨人，他们和我们属于不同阵营。从您的时代消失了三十七个人，回去了四十五个，其中就有我的手下，为的正是追踪另一方。”
“但是回去的铁路工人并非原来那个人。”我说。
“克隆，”他解释道，“最初由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施佩曼在1938年提出，这是一种无性繁殖技术，若是用大量专业术语解释，您恐怕很难明白。您不如就理解为《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毫毛好了，我们得到一个人的‘毫毛’，有了他的基因，就能复制出相似的个体，这正是克隆的秘密所在。消失的铁路工人并不是被我们带来这里的，自然也就不在我的手上。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在别的地方引起一场飓风。在原先的时间线，或者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工人失踪一事，为了消除未来人干预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回到更早之前，窃取他们的‘毫毛’，复制出克隆体并送回过去，以弥补他们的空缺。”
我问他的名字，但银衣人说他没有名字，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没有名字，因为姓氏已经没有意义了，名字在无限的时间中只不过是个代号，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恒之中，所有人都是永生不死的，人类早在数个世纪前就断绝了生育，如今人们只对历史感兴趣，因为当下的现实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戮，没有仇恨，只有庸俗的沦于日常的爱，日日夜夜反复面对同一张脸，情感有时稀薄到连空气都不如。我又问起那些把工人带到这里的人是谁，银衣人说他们是好笑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拥护者，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论战，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异化的历史修正主义，相信只要篡改人类的战争史，消除古往今来所有的战争，明天就会更加美好；一派是异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完美的地步，他们主张历史是没有价值的，而历史作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不值得研究，也不值得探讨，只该被遗忘；最后一派，就是以银衣人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了，他们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历史事件不能用神的意志、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或某种隐秘的精神去解释，历史不能被改变，也不能被否定，历史决不存在于印刷了出版了的东西的纸页上，历史也决不存在于谬误之中，历史是所有人的共同回忆，因此他们主张尊重历史，这个地方存在的唯一价值正是为了铭记。
银衣人向我展示了匣子，它展开来就是一座小小的方尖碑，碑身上刻着一个复杂的方程式，也就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每一个闪烁的光点，他说，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变化，而他们的工作不过是加减乘除微分和积分，使等式的左边（过去）和等式的右边（未来）相符。我走上前去，凑近了看，从这美妙的数学等式内部，我看到了一个被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缠绕的小球，发出银白色的炽烈如天体的光。起先，我以为这小球是某种实体，但后来我看它中间是透明的，里面有人，便意识到小球是无穷的，我看到的是永恒的时间和变化的历史上的现实。那人就是我。我看到了我的脸，看到你站在小球前，感到美妙又眩晕。没有人能否定，从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句子和发声已是过去。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秒，或是数秒，那个在小球里观看小球的人直起了身，往黑黢黢的窗外看了一眼，正如一秒或是数秒前，出于某种愚蠢的悸动，我本能地往窗外寻找一双观看我的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存在，但属于我。
“您想看看自己的未来吗？”银衣人问。
要说不想，那是骗人，于是我问起自己的结局。
“您会死，”银衣人说，“并且死得非常冤。”
这下我来了兴趣，对自己死亡的真相的兴趣。
他接着说道：
“您的未来，不过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把您叫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您的配合，我们很难阻止过去的人继续调查这事。我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不过，您也要想好了，如果未来已成定局，生活不过是从起点到终点的一条线段，余下的不过是等死。我认为，一个人是很难在看清自己的未来后，还有勇气忍受既定的无法被改变的结局的。”
“远庸愿闻其详。”我说。
于是我看见了，1909年10月2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通车典礼如期举行，除了詹大人之外，到场的有京张铁路会办关冕钧，邮传部尚书徐世昌，邮传部侍郎汪大燮、沈云沛，还有一众中外宾客。然后是我自己。小球中的黄远庸，在武昌首义后，听从李盛铎的建议，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他将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等报纸的特约记者和撰述，却在1915年12月27日不幸遇刺，即六年后，也就是说，我已经没几年好活了。我强忍着对死亡的恐惧继续看下去，看到的却是尸山血海，罄竹难书，一个被枪决的男人，一个被凌辱的女人，一座被烧毁的城市，一段屈辱的历史。
我感到无限的恐惧，无限的凄凉，无限的愤怒。
“未来会更好吗？”我问那个银衣人。
“现在已经好上很多了。”他说。
我得到了安慰，又接着问：
“历史真的是不可被改变的吗？如果历史可以被改变，无辜的百姓就不必死了。”
“历史不可被改变，”银衣人说，“无论是要它变得更好或更坏，无论它是不是符合某一方的利益。但您可以选择不回去，只要让您的克隆体回去，您就不必白白受死。”
远庸饱读诗书，虽非圣贤，亦无诗仙太白之风采，但好歹是大清最后一批举人，并且是最年轻的那一个，士大夫的风骨我是有的，区区赴死的勇气我也是有的。我选择告别银衣人，毅然坐上火车，回到家去。因为我认为，历史都是由迟早要消失的人做成的，历史是无名者的历史，没有人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记者追求真相，但并不总是能说出真相。我有说出真相的权利，亦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人本难逃一死，既然死亡已成定局，远庸宁愿赴死，背负着这个巨大的秘密，与我热爱的世界一同灭亡。现在我坐在书桌前，提笔写下这段文字，不过是为了获得稍许的慰藉，很快我就会烧掉它。
记者记的就是实事，很多时候也就是历史。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很高兴我最终还是走上了自己想走的道路。既然我已决心回到自己的世界，另寻时机，投入到我梦寐以求的行业，那么根据小球向我展示的未来，在此把我的结局敞开来讲，也不算一件坏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六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远庸，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死讯传至国内，远庸的生前友好纷纷责备，是袁世凯利用不成，*人泄愤。后来人们才知道*我的是当地的“爱国人士”，他们以为我是袁世凯的走狗，又说我是梁启超的门生，却是害我遭了革命的误*。幸得顾维钧先生把我的遗体运回上海，并开了追悼会，也算落叶归根了。
（完）
编者按
常人难免幻想，事情仍有重来的可能，如果这件事当时没发生，或者说，以另一种形式发生，结局是否不同。如果能预知未来或回到过去，改变是否一种新的选择？小说发生的时代是晚清时期，当时的工业革命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铁路作为其成果之一，对任何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那时许多事仍未发生，因而若是能被预见，似乎还有改写的希望。
——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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