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自中国西南的邀请
我对摊贩的兴趣始于大学毕业后自己摆摊赚外快的一段经历。之后，硕士期间又与一位日本学者对滇南某烧烤街进行了合作调查。我们发现，像是在老板的个人魅力和技术，陌生人随意加入的氛围，食客之间的互动形式等诸多方面，滇南烧烤摊与日本的露店及居酒屋的精神气质颇为契合。适逢日剧《深夜食堂》正在中国热映，两人一拍即合，写了篇叫《烤架上的社交网络》的研究笔记。
带着跨文化视阈下对热闹的庶民生活场景的关注，本人后来继续到日本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课程。博士期间，我把调查地域锁定在了中国西南部大理洱海流域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传统集市。而研究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过程中商贩的生存战术及日常伦理。
云南的集市在元代以前的情况难以考证，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城镇经济的兴起，关于集市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滇西大理身处滇、藏、缅、印商道要冲，工商业发育较早，历史上到今天留下大量的传统定期集市，当地人称为街子。
当代大理的乡土街子大致有三个类型：村落里每日举行的早晚街，短期循环的街（可按星期，农历、阳历或属相计算），每年举行的年度会期。传统的街多在村落的空地上，或者公路两边夹道成街。当代，这些自发形成的街正逐步转化有顶棚覆盖，明确功能分区，钢筋水泥结构的标准化固定市场。
我每天和白族小商人一起移动和赶集，并用民族志记录他们从凌晨出门，上货，下货，摆摊到夜晚收摊的生活。小商人的日常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苦钱”，意思是谋生和赚钱，这是不得不做的一部分；二是“逛闲子”，意思是谋生之外在街子上的社交和娱乐。我的角色就是他们在苦钱的时候打辅助，招呼生意；他们去逛闲子的时候，帮他们看摊。
二．无所不包的集市宇宙
Sarah Buie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市场像是一个曼陀罗。因为市场有着发热和辐射的中心，它是一个聚集的场所，生活的各个维度在这里展开。除了满足商品交换，它还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流信息、情报和绯闻，参加政治和诉讼活动，开展宗教和文化事件。
曼陀罗在印度教和佛教中是容纳诸种元素、本质、精华和欲念的容器，这里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类比。但是从美学的角度看世俗商业却也很好的说明了集市的包容性。就拿我的观察来说，一个看似野生的农村集市，人群和物品的多样和混杂可能让你叹为观止。
曼陀罗的象征意象。
在洱海北岸村落小集，一个卖嘎嘣脆的爆米花的大叔同时也卖着清凉下火的猕猴桃含片。而在他的旁边的膏药摊子上，一盒五毒追风贴上面的广告是“苗族古老配方融合远红外纳米科技”。这里姑且不论是否有夸大的嫌疑，但是矛与盾可并置，最先进与最古老可共存。
而在大理古城的农贸市场中，你可以看到一个阿奶能同时卖鲜花，酱料与野果子，在摆摊时还兼顾展示美学，看似无关联的货品很协调的出现在一起。她的摆摊方法并非是现代商超的专业化陈列逻辑，而是自己家产啥就卖啥的考虑。
集市上有坝子和山区的居民，失业和下岗来讨生活的本地和外地人；你可以做全职的商人，也可以兼职赶集。在光景不好的时候，摆摊可以庇护庶民渡过风险。而在平稳的年代，集市的低门槛也使得后来的商业巨擘赚得第一桶金。哪怕遭到排斥，在传统乡土社会，就连乞丐、小偷和江湖骗子这样的群体也有自己存在的空间。
以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从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传统集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当代很多亚洲国家，例如越南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集市被改造成标准化商业中心。人类学家发现这些本着“发展与提升”和“消灭贫困”的项目，有时反倒排斥了大量底层贫困人口，并增加了他们的生存风险。
在新市场功能分区外部空地聚集的摊贩。
在中国，我们常看到小贩不愿意进入新建市场，而是在市场外围的街道上大量聚集。逃避高昂的铺面和摊位费用只是浅表的理由。在我调查的地域，很多人表示摆摊是他们多元化的谋生手段之一。强制所有行商变成坐贾，实际上降低了这群人的灵活性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而讽刺的是，真正让市场活络起来的恰好是这些临时的摊商。这也许同是很多旅游地区的地摊街为什么一管就死的原因之一。
三．交错的两种市集文化
除了传统的乡土集市，当代大理作为旅游地域和新移民大量迁入的地区，新兴地摊文化和文创市集也在不断孕育中。本来我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此，但是随着我空闲时候到这些新兴集市上游逛频率的增多。浮光掠影的片段开始潜移默化地在我脑中勾连和碰撞。
当代大理新兴文创市集上的场景。
在大理，乡土和新兴集市形态同时并存并相互渗透。在传统街子上，你能看到新近移民学习当地人的赶街习惯，背着竹篾做的箩筐，挑选时令的美食，享受还价的乐趣。而在新兴文创市集中，你也能看到，本地年轻人惊异和沉浸于外来者再创造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魔幻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兴集市一方面拓宽了本地的时空感觉，各种各样的节日或主题皆可成为开集的理由；其次，本地的物产，手工艺等传统元素经由新思路的梳理，也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例如，“甲马”和“扎染”这些大理传统民族工艺就很明显体现出被不断重构的迹象。
也许，目前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交流还比较表面；而且旅游地区的文创市集却有特殊之处。但我想在这此想引出的话题是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之间相互沟通的可能性。而非一方的成立要建立在消灭对方的逻辑之上。我也并非想回归人情往来的乡土世界，而是想审视传统商业的热闹逻辑留给我们的线索。
2018年“去往嘈杂”沙龙海报。
2018年我与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佩峰在大理四季街市发起了一个题为“去往嘈杂——大理乡村街子与新兴集市之间穿梭”的沙龙。参加者包括我这样的研究者，也有文创集市的操办者，本地和外来的摊主以及赶集爱好者。集市的操办者向大家介绍了目前集市管理运营所遇到的困境，摊主们诉说了自己在各地摆摊的遭遇，赶集爱好者们则对比了集市与其他消费形式的体验差别。
而当我向大家分享人类学调查者曾发现的传统市场如何排布集期，不同的“集头”如何协调避免市集间的冲突，以及传统摊商行会和牙行等民间自组织的作用等问题时。大家开始意识到原来很多传统市场的运作逻辑与当代市场是共通的，甚至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补充的。比如说晚清到民国时期，不同集市上的度量衡存在差异；又或者当地理位置相近，集期还冲撞的两个集市，彼此就会出现恶性竞争。这时候就需要集头们坐下来，相互协调并疏导矛盾了。而官府则会下放权力给商会、乡绅耆老及牙行等民间力量协助收税及管理市场。这一次讨论也促使我和朋友们进一步思考摊商，市集经济与当代商业的延续与断裂。
四．热闹作为商业发生学
多元而复杂的传统集市是如何产生的呢？如同生命起源、宇宙爆炸始于一个意外，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传统市场往往次生于各种本来和商业活动并无太大关系的人群聚集性民俗事件。古罗马时期的广场集市，中世纪欧洲的教堂集市，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圣坟集市和中国古代的庙市等大抵如此。
即便在现代，无论是实体还是线上商家，吸引人们的驻足和围观，并将其转化为潜在购买力仍然是基本战略。于是乎我们看到百货商场里复合了表演、娱乐、饮食和购物一站式形态。网络上，“淘宝”、“赶集”，“狂欢节”这样的表达也应运而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传统集市上的酒肆，食坊，杂耍和拉洋片等。
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我经常留意到都市空间里为博得人气的各种努力。每逢周末和节假，电车站周围或公园里会出现很多饮食、手作、中古和杂耍的摊子，颇受市民青睐。很多大学的校园祭也会鼓励学生摆放摊位，以锻炼他们社交和经营的能力。有的超市里，经营者会定期邀请渔行的老板来表演吊*和解体金枪鱼的技术。政府、商家、学校无不希冀这样的烟火气能活性化一方土地。
东京周末举办的大江户古董市场。
Don Slater在回顾欧美的传统商业向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博览会、主题乐园转变的历程时，曾精辟地总结说，这就像是把人群和热闹装进建筑空间的过程，不变的永远是人群聚集和对奇观的注视。一个成功的市场正是因为它吸引了人群。而人群是自发而随机的，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无法被精确计算和预测，商家只能去促成和期待。
而对于一个赶集和逛街的人来说，热闹意味着探索和发现，享受随机和被打断，更重要的是在去人格化的现代生活中找回面对面的交往感觉。实际上，超市里“新鲜在地”，“产地直送”的广告，货架结合摊商的营销方式本身就是对传统商业的一种致敬。纵使在线上平台，热闹一词替换成了“IP”和“流量”，主播热情地展示和吆喝，也在试图重新营造出“看得见脸”的信赖感觉。
我们再看位于另一端的传统集市，它也不一定就是现代商业的前身。在云南的乡土集市上，二者可以是相互借鉴的，平行演化的关系。最牛的场景莫过于我曾看过一个卖麻辣烫的商贩。他竟然模仿旋转寿司的方式，在一间几平方米小摊里，制造出一个流水传送菜品的设备。配合着山歌劲曲，就餐的大人和小孩吃得不亦乐乎。说不准未来这个点子就能探索出小而美的经营模式。
五．混乱与秩序何解
当然，有人会说摊贩经济的热闹也带来了山寨商品的横行，以及城市卫生和管理秩序的问题。但假冒伪劣的锅不能完全让小贩背，这背后是一整套产业结构、消费能力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实体商铺和电商中也比较突出。而管理秩序方面，这就需要一个多方磨合的过程了。在传统集市中存在着各种自组织，他们能起到一个监督和约束市场行为的作用。但摊商自组织也需要孕育的过程和土壤。
日本世田谷ボロ市场里的饮食摊商。
当代最好的典型就是台北的士林夜市，学者余舜德曾记录了士林夜市摊贩与城市治理者从对抗到协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的夜市摊贩与警方的互动多是默契“配合”的猫鼠游戏。比如，摊贩参加“义警”等外围组织以取得与警方的联系，或者设立共同“基金”满足警队的每月的罚单任务。90年代后，随着政府对公权力的重申，警方加大了对夜市的查处，很多摊贩的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经过激烈的对抗，警方和摊贩双方都意识到正面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摊贩来说，持续的对抗对他们取得合法化的地位不利。而对警方来说，彻底禁绝摊贩，除了承受道德压力，还必须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处理本来可以约束摊贩自己去做的事。于是，在原本松散的夜市摊贩中，慢慢出现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订立内规，规整摊位，控制和管理新加入者，参与交通疏导和垃圾清运，甚至去找民代和议员陈情，希望通过自我约束而换来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如今，士林夜市相对成功地转型为台湾本土文化的象征与旅游观光的打卡胜地。
摊贩经济本身有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除了小贩自身需要改善的部分，当代城市治理者和设计者的思路也应当调整。小贩过去常常被污名化为城市文明的“顽疾”和“脏乱差”的始作俑者。可是，就我和商贩相处的感触是，其实他们是最渴望秩序和正规化的一群人，关键这种正规化是否是他们能承受的。
一位农贸市场卖药材的大叔，在收摊后给我描绘了他理想的市场图景：要种上几棵大青树，可以遮阳休憩；要有完整规划，可以停车，有人打扫卫生；不想被管理者*扰云云。这些对话虽是闲谈却也让我颇有感叹。所以这里就看我们怎么去理解“秩序”与“人性”的关系了。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位操办庙会的老手告诉我，如果要在一块新建的，不熟悉的场地上举办庙会。有经验的人不会一开始就画出精确的摊位，而是粗略规划后就开始赶会。经过人群的结聚退散，以及交通行走往来，人群会像水流一样走位出一个自然的空间形势。庙会操办者根据这个形势基础再去调整，就可以划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摊位规划图出来。
当代大理北岸渔潭会上儿童娱乐的场景。
这类野生集市上无意听来的知识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仅举其中几例。只想表达传统商业的经验常常让我们的常识大跌眼镜。你会不禁纳闷：到底热闹对讲求效率的现代商业造成了阻碍，还是说热闹本身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还没有被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如果热闹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现象，现代商业和城市发展应该怎样去顺应和利用它呢？
六．热闹的想象力
游逛于各地的人文历史博物馆，每次最博我眼球的一定是介绍城市兴起的展区。对某个地方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贩夫走卒的介绍常常给我很多鲜活的启示。在日本江户东京历史博物馆中，人们能亲自体验江户时代一个鱼贩的担子有几斤重，观看最早的寿司摊子是怎么陈列货品的。而在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装置式的展览和真实物件的摆放，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当代非洲或东南亚的某个喧嚣街头。
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非洲的小吃摊。
摊贩经济涉及民生和世间冷暖，这也是为什么城管与小贩的之间的张力备受瞩目。但本文不想局限在“社会福利”与“底层避难”的角度，笔者展示自己在城乡新老集市上的观察是想跳脱被“落后”和“无序”等现代性话语所掩盖下的业态进化论的偏颇，以求抛砖引玉，释放出摊贩的真正的魅力和能量。
前段时间，我家附近新建楼盘的广场上，年轻人的滑板场地和小铺被强制拆除改成停车场了。当初，房地产宣传这个地块正是利用这些潮流元素来吸引眼球的。同样的例子，常常见于各种虎头蛇尾的炒作行为上。这些事都反复指向了目前资本市场对热闹规律的不尊重。
也许在未来，我们会发现“热闹”仍然是一团有待探索的星云，对其耐心地解码将有助于贯通现代和传统商业，并让我们去大胆想象更人性化的商业形态和城市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摊商固然还有不断自我完善的空间，但至少他们是市井创造力的起点。繁荣的经济宇宙是否为处于不同位置的，怀揣大小梦想的人们连好了自由进退的轨道？
参考文献：
Buie, Sarah. "Market as mandala: the erotic space of commerce." Organization 3.2 (1996): 225-232.
Slater, Don. "Markets, crowds and consumption." Cultural reproduction (1993): 188-209.
Yu, Shuenn-der. "Meaning, disor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ight markets in Taiwan." (1997): 1205-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