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多地曝出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例，让儿童性教育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网络平台上，一个名为“北师大儿童性教育”的微博账号持续发布“如何预防和避免儿童受到性侵”的文章。账号的认证信息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文章作者刘文利是该课题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
刘文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受访者供图
2007年起，刘文利带领团队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开展儿童性教育实验探索，相继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这是全世界第一套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性教育材料。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系统的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但只在性侵儿童事件发生后才注意到儿童性教育的重要性，实在让人痛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刘文利不断重复这句话。
谈课程
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更安全
新京报：目前儿童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情况如何？
刘文利：2007年，我们开始在北京联系学校、开设教学试点。大兴行知学校是第一所确认合作的学校，到2017年试点学校增加到了18所。原先，我们的试点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展，随着这类学校合并精简，试点学校缩减到了目前的11所。目前还有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等公立学校、一土学校等国际学校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教学和研究。
放眼全国，目前有十几家公益机构与我们开展合作，为农村地区学校留守儿童服务。主要方式是机构招募志愿者，由我们提供专业支持。
新京报：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
刘文利：在试点学校中，性教育课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固定在课表中。国际上有研究表明，每学年至少12个课时、连续多年的性教育课程，能达到明显效果。所以，我们与试点学校协商，每学期安排6个课时，每学年12个课时。
不同年级学生接受的性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第一年试点从一年级开始，随着孩子们年级升高，不同年级的课程内容也一步步开发编制。每册读本出版都至少经过三轮教学实验，直到2017年，涵盖1—6年级12册读本全部出版完成。
已有研究表明，参与式教学在性教育当中效果明显。因此从第一个试点学校开始，我们就培训老师在性教育中使用参与式教学方法，如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故事分享、小组讨论、小调查等，增强与孩子们的交流互动。
新京报：性教育课能帮助孩子免遭性侵害吗？
刘文利：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性教育能推迟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伴侣、增加使用安全套几率、降低性传播感染的风险，能在性行为方面做出更加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鼓励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能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感受、懂得保护身体隐私部位、表达自我意愿和权利。现实中，性侵实施者往往是具有一定“权威”的成年人，孩子面临侵犯时，懂得反抗“权威”是避免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求老师讲课中，讲到生殖器官时，必须使用科学名称，如阴茎、阴道、阴囊等，不用俗称和代词，要传递给孩子的观念是，这些器官跟其他器官一样是人体的一部分，值得尊重和爱护。
5月23日，刘文利在通州区永乐店中学做青春期心理健康讲座。讲座包含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情绪发展、关系发展、刻板印象以及如何与青少年谈“性”等多个方面。受访者供图
谈争议
性教育≠讲性行为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展性教育最合适？
刘文利：实际上，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就开始了。父母对性的态度，会反映在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我建议，当孩子问出有关性的问题时，父母可以正式开启性教育旅程，鼓励孩子形成自己对性的看法。父母必须意识到，如果孩子关于性的问题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正确解答，那他们一定会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父母若不关注这些，反而是更大的隐患。
我们主张在青春期发育前的两年，就尽量把青春期将发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知识教给孩子。比如，我们在小学三年级讲“青春期来了”，告诉孩子青春期来临人的身体和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现月经和遗精应该怎么做，认识到这件事是自然美好的，引导他们以积极美好的心态迎接青春期到来。
性教育要做在先，不能等问题发生或者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时再弥补。
新京报：很多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疑虑，你怎么看？
刘文利：有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这么小接受性教育。出现这样的观点正是源于对性教育的不了解，认为性教育就是讲性行为。其实，性教育是客观地告诉孩子，性是什么，让孩子了解性的积极意义，也让孩子知道性潜在的危险。通过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性知识，让学生意识到，性并非不可提及，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讨论，与同学讨论，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近代中国文化中，性是不洁的、羞耻的、低级的、下流的、丑陋的、恶心的、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更不用说在学校这样一个“神圣”的教育场所。连说出“阴茎”“阴道”这样科学的生殖器官名称都会被认为“大逆不道”。
性侵事件远比我们看到的多。孩子被打，爸爸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甚至公开曝光，但孩子遭性侵时，不论父母还是校方却都不愿意让事情被更多人知道，甚至私下解决，最终牺牲的是孩子。
新京报：除了防范性侵风险，性教育还有什么作用？
刘文利：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仅停留在性交话题，认为性教育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但其实我们的读本内容十分广泛。小学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6个相同的单元，分别为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有些主题，会从一年级一直讲到六年级，内容不断深化，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系统。比如在讲家庭关系时，一年级讲热爱家庭，二年级讲家庭是爱的港湾，三年级就会讲到结婚、离婚（很多孩子生长在单亲或离异家庭），四年级讲家庭成员的责任，五年级讲消除歧视，六年级便是认识婚姻（包括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养育子女，让孩子认识到家庭的责任。
不像数学、语文等科目，完成题目就能体现出教育成效，性教育是一个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显著效果。
4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156中学的初中性教育课堂上，八年级学生正在学习四单元“暴力与安全保障”主题一“保护隐私与身体完整性”。受访者供图
谈未来：
希望推动性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京报：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会有什么变化？
刘文利：我们每年都会访谈行知学校的学生。两周前，我们跟几位接受性教育课程的六年级孩子聊了聊。我们问，现在有些成年人觉得小学生不应该学性教育，不应该直白地讲生殖器官名称，你怎么看？孩子回答，“如果连生殖器官的科学词汇都不能说，那我们的医学要怎么发展和进步呀？科学知识为什么不能说呢，成年人没接受过性教育不知道，但不能不让我们学习啊。”我们欣然发现，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孩子，已经开始挑战成年人了。
一个上了六年性教育课的女孩对我们说，比她大三岁的朋友来月经了特别焦虑。她就告诉朋友，月经是正常现象，应该怎么应对。女孩特别自豪，尽管年龄比朋友小，但她学习的知识可以帮到对方。
我们已经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经过一年12个课时的系统学习后，儿童性健康知识得分提高，在结婚与离婚，宽容、接纳与尊重，认识自我与他人，学习协商，性别角色，电脑、网络与成长6个主题上的得分均比教育前有所提高，对青春期的身体发育、青春期性心理、生命周期与性、传染病的认识与预防等知识的了解也有所增加。
新京报：对于我国性教育的未来，你有何展望？
刘文利：2014年起，我们每年都会通过两会提案向政府建言献策，倡导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此外，我们也注重加大性教育宣传和普及，开设了微信、微博，组建新媒体运营团队，不断澄清儿童性教育的各种误区，同时解答网友疑问。
比较遗憾的是，从我们性教育实验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性教育了。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习性教育是断裂的。我特别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孩子能系统地完成性教育课。现在，我们正在初中进行试验，教学材料也已初步编制，计划未来五年，完成到高中阶段的所有性教育课程。
孩子们每天都要从环境中接受各种信息和刺激。性教育要利用好学校的阵地，学校正规渠道提供的信息更加系统、科学、有结构性，一定好过在性方面“自学成才”。性是一个人能够感知到自己存在的标志之一，人们对性的探索热情向来很高，如果执意抹*、阻碍，人很难树立自尊自信，也难接纳和满意自己的身体和人际关系，进而难以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系统的性教育，这对于当代青少年健康，对于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张畅
见习编辑 丁天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