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经典故事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跟随着主角的经历和由此展开的情节。这种阅读方式往往只能以一种“单线程”和“中心化”的叙事结构展开。如果我们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从其他角色的视角出发，或打乱、扭曲情节进而重构叙事，那么故事是否会变得更丰富？
近来，就有相当一部分经典文学作品开启了女性主义视角“重述”计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就是其中知名的代表。此外，纳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千船》（A Thousand Ships）中以女性视角重写了特洛伊战争，派特·巴克(Pat Barker)在《女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Girls）中以布里塞伊斯的视角重写了《伊利亚特》，玛姬·欧法瑞尔(Maggie O’Farrell)的《哈姆雷特》（Hamnet）聚焦于莎士比亚的妻子，吉特·塔依尔(Jeet Thayil)的《女人之名》（Names of the Women）写了和耶稣同时代的15个女人的故事......
在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文本重述”并不是新鲜事物：广义而言，网络小说的“番外”，粉丝创作的“同人”，乃至影视剧对小说的改编，都属“重述”之列——它们或更改叙事的视角，或调整情节发展。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重述也引人注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特洛伊战争的重述，以及安吉拉·卡特对童话故事的女性主义改写；若将“图像”也视为广义上的“文本”，那么女性主义对《大宫女》《最后的晚餐》等经典画作的挪用亦属此列。
经过了重述的文本已然环绕在我们身边，但这一话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人们愿意进行重述，并阅读经过“重述”的文本？重述后的文本和被重述的文本之间有何关系？对经典文本的重述为何必要？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邀请读者一同探讨。
01
对文本的重述何以可能？
对经典文本的重述，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件高大上的事情。然而，即便在最平常的大众文化中，重述也并不少见。例如，许多漫画和网络小说都拥有“番外”，作者往往会基于某一配角甚至反派的视角再现“正剧”内容；而在知乎上也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讲述一个反套路的武侠故事”“可以写一个崩坏的童话故事吗”……这些问题旨在基于特定视角，重构人们所熟知的武侠和童话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被“重述文本”所“包围”的意义世界之中。
然而，对文本的“重述”究竟何以可能？“作者已死”“文本并非封闭”等表述早已为人所熟知，每个人也都被默认可以对文本做出不同解读。但人们很少思考，究其根本，文本开放性的依据究竟何在？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开放性或可用意向的“充实”和“空虚”来解释。对此，现象学家常用一个关于立方体的例子来说明：当我们面对某个立方体时，我们“直接看到”的只是立方体的部分侧面，对于这些侧面，我们的意向性是“充实”的。然而，我们实际“意向”的则是整个立方体——这个意向包含了被直接看到的、没有被直接看到的侧面。对那些没有被看到的侧面，我们的意向性是“空虚”的，它们以一种“缺席”的方式被给予。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同时看到立方体的所有侧面，但人们依然可以意向作为整体的“立方体”。因此，观看活动是由充实的意向和空虚的意向共同构成的。随着我们调整观看的角度，我们会获得不同角度的意向。
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也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充实”和“空虚”的意向活动：例如，当我们阅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鲁提辖和金翠莲父女的相关情节是被“直接给予”的，因而我们对他们的意向是“充实”的。然而，对作者较少直接着墨的“镇关西”，我们的意向则是“空虚”的。基于这种“空虚”和“充实”的混合，我们获得了关于情节的整体印象和观感。同样，在分析和评价文本的主旨时，人们也离不开“空虚”和“充实”的混合：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其中直接被给予的只是情节本身，而当缺席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构，不同的评价也就由此得出。
《现象学导论》，[美]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张建华/高秉江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
因此，对文本的重述也就是对“缺席”事物的重构。
如现象学家弗朗索瓦丝·达斯图尔指出的：“意向性必然涉及直接被给予之物以外事物的一种期待，因此现象学必然对惊奇保持开放……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蕴含着一些现象学家只能间接通达、必须在其缺席中被重构的’现象’。”因此，对文本的“重述”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象学活动”，无论是对于“重述者”还是对于重述文本的“阅读者”，这一活动都伴随着“期待”和“惊奇”——这构成了“文本重述”的可能性所在，也构成了重述行为的原初动力。很多时候，出版方之所以希望对其进行重述，便是因为原作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因“缺席”，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读者也才会怀有期待。
重述的必要性还体现在“问题型”的改变上。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问题型是一个概念体系，它决定着人们所能追问的问题以及获得的答案。在莎士比亚时代，作者和读者都不具有系统而完整的、女性主义的“概念体系”，因而无法在文本中以相关方式展开“追问”。然而，在当下，女性主义也已成为人们看待社会不可或缺的“概念滤镜”，由此，对莎翁作品提出女性主义“问题”并期待其解答也就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换言之，在今天，许多经典作品的意向可以以一种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显出了更加丰富的意义空间。
而在大众文化领域，同人等“重述”行为往往与读者的“自我赋权”有关。通过重述，“读者”不再以一种匍匐于文本的姿态服从于作者的权威，而是以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之中。这一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也伴随着自我满足和快感的再生产。同时，在一定的读者社群之内，优秀的重述者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己在读者社群中的地位。
《粉丝文化读本》，陶东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02
重述对“被重述者”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读者和重述者可以从重述中获得“惊奇”和“期待”，那么对被重述的作品本身而言，重述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经由女性主义视角重述后的作品，与原著间保持着何种关系？
在笔者看来，可以粗略地认为，重述后的作品与原著间的关系可被分为三种。首先，经过重述的作品可能颠覆和解构原著的意义。在安吉拉·卡特对童话故事的重述中，这种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卡特的传记作者认为，她对《小红帽》的重述就完全颠覆了原有版本中带有道德说教意味的故事内涵：
“故事以一系列关于狼邪恶天性的不祥说法（“它们和饥荒一样灰，和瘟疫一样邪恶”）和短小警世的变狼传说开头，用一个古代乡村说书人的声音叙述。它勾勒出原始原色的自然风光（全部是洁白和血红），浸没在危险的气氛之中。于是，小红帽在狼面前大笑，扯下他的衬衫’丢进火里，就像先前烧光自己的衣服’，这就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时刻，用一幅狂暴而欢乐的画面替代了佩罗原先道德说教的结尾。”
经过卡特重述的故事“大多讲述年轻女孩发现自己性征的过程，不乏色情和月经的意象”。在风格上，她的故事也时而洋溢着“轻浮下流的谐歌剧气氛”。虽然卡特本人明确反对将她的作品“锢死”在性别政治的框架之中来解释其意义，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书写已经是在颠覆渗透在童话故事中的父权意识。
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女性最常以三种典型形象出现：有待拯救的无助公主；恶毒的妇人（如继母、女巫）；缺席的生母。在这里，女性的*被压制，其身份也依赖于男性的承认。因此，卡特的“重述”可被视为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文本”：狂欢文本立足于时代，在戏仿经典作品的过程中颠覆文本的原有结构，使之从既有的秩序中解放出来，让受到压抑的“声部”发出声音，在卡特的作品中，父权秩序下“男性-道德-崇高”与“女性-*-依赖”这一明确的二分经由“*的狂欢”被打破，被压制的话语在重述下得到揭示。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 埃德蒙·戈登，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其次，对作品的“重述”可能并不对“原作”构成直接的颠覆，而是通过挪用其中的部分元素来获得一种鲜明的风格。这一方式在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他们创作的许多图像“文本”都具有此种特征。
例如，由玛丽·贝丝·埃德尔森（Mary Beth Edelson）创作的画作：《一些活着的美国女画家／最后的晚餐》（Some Living American Women Artists / Last Supper）挪用了《最后的晚餐》，将耶稣基督及其门徒的形象换成了女艺术家的形象。这幅作品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艺术运动中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图像”。
《一些活着的美国女画家／最后的晚餐》
埃德尔森的另一作品《父权制之死》（Death of Patriarchy A.I.R. Anatomy Lesson）则挪用了伦勃朗的画作——《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它描画的是女艺术家们对已成尸体的“父权制”进行解剖。对经典的挪用和戏仿使得这些重述后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风格化特征。
《父权制之死》
最后，经过重述的作品也可能与原著“相辅相成”，在差异化地表达中更加充分和完整地凸显原文的意指。
03
女性视角的文本重述何以必要？
事实上，近来有相当一部分经典文学作品都在女性主义的“重述”之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就是其中知名的著作。此外，《卫报》也在相关的书讯中列举了一系列此类书籍。纳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千船》（A Thousand Ships）中以女性视角重写了特洛伊战争，派特·巴克(Pat Barker)在《女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Girls）中以布里塞伊斯的视角重写了《伊利亚特》，玛姬·欧法瑞尔(Maggie O’Farrell)的《哈姆雷特》（Hamnet）聚焦于莎士比亚的妻子，吉特·塔依尔(Jeet Thayil)的《女人之名》（Names of the Women）写了和耶稣同时代的15个女人的故事。
《珀涅罗珀记》，[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韦清琦译，重庆出版社，2020年8月
在这一“经典重述计划”背后，支撑该计划之合法性的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在这一运动中可以看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关于文学的问题上，新历史主义主张取消文学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试图“将文学放入文化之中，改变文学的纯然之状，回到文化的本然状态。”之所以文学并非纯然，是因为它也是某一时代文化网络中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和权力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既然“经典”无非是历史中的建构，那么站在当代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建构也就是寻常之举。
其次，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总是随历史而流变的。即便保持文本的原有样态，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评价也不可能维持不变。这一点在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笔下，《奥德赛》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性的隐喻；在黑格尔眼中，《安提戈涅》揭示了古希腊“伦理实体”解体的缘由；而在当下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阐释中，《安提戈涅》更彰显了性别差异、亲缘关系和伦理义务的新问题。很显然，这些解读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超出了经典作品的原有意指。
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
最后，更加直接的诉求则在于，旧有文本中的许多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同当下的文化氛围与教育需求格格不入。阅读这些新的、经过重述的文本可施“社会教化”之功，促进性别平等氛围的形成。作家约翰尼·桑普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来评价对经典作品的重述：
“文学为我们所了解的过去奠定了规则，但它们也为未来可以表现的事物奠定了基础。书籍让我们有能力以超出我们所知的方式来构想世界……我认为，孩子们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学也应该如此。从女性的角度来看，经典作品重述版本将展示当女性处在叙事中心时，情况会发生何种变化。因而我们更需要性别中立的文学。这将在未来保障每个声音都被听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
马歇尔·伯曼曾说，马克思那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道出了现代性体验的核心。和其他一切“烟消云散”的事物一样，曾经神圣而纯洁的经典文本，在当下也需要经受拷问和重述。也正是在这种文本的再生产中，当代文化生活的意义空间得以形成。由此，人们必须习惯于在不断绵延和流变的意义之流中塑造自己的意识，并形成自身的认同。
作者｜谢廷玉
编辑｜走走
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