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胡海岩出生于上海。后来随父母到山东济南，在济南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
1974年，胡海岩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成为了一名工人。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并将所学知识用于生产一线。考入大学后，原本在数学系学习的胡海岩选择转入力学专业，对振动力学存疑的他，在研究生毕业后选择攻读固体力学博士，这一次选择决定了他后来的事业。
上世纪80年代初攻读硕士时，胡海岩的数学入学成绩是全校第一名，数学课本可以免修，却在导师的引导下专修了数学专业的课程，将工程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硕士研究生期间，胡海岩院士还自学相关专业课程，查阅文献、自主学习锻炼英汉语写作能力、英汉语口译能力、快速归纳能力以及学术演讲能力。
艰苦的付出，得到的是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以及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硕士论文答辩时，国内许多著名学者表示，他的论文已经“不低于博士论文水平了”。
1988年，胡海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1992年5月，他携妻女到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力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两年的留学生活，使他大大开阔了学术眼界。1996年至1997年，胡海岩在美国杜克大学机械工程与材料科学系任客座教授。
回国后的胡海岩，开始担任起学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双重职责。1998年，胡海岩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2001年，胡海岩出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2007年，胡海岩接到了新的任命，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的校长。
胡海岩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监事长，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还担任科学出版社《非线性动力学丛书》的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anics》等6种SCI期刊的顾问、副主编。
长期从事飞行器结构动力学与控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胡海岩培养了4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6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振动控制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非局部弹性结构的波动力学、飞行器的非线性隔振技术、飞行器颤振主动控制技术、空间结构展开动力学计算等方面，取得同行公认的成就。2007年，胡海岩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2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15年获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
胡海岩院士手写的的寄语。
1977年12月9日上午，济南市第一中学的高考考场里，21岁的胡海岩面对着作文题目“难忘的一天”，认真地写下了高考当日的感受。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一天不仅是难忘的，还是足以改变人生的。
胡海岩的高考和入学经历颇有些曲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在家人的劝说下，踩着截止时间报了名。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看到不是自己所填报的专业，心情不畅，竟把通知书弄丢了。如今已经成为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胡海岩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那个没有选择的时代，胡海岩认为，自己的两次选择改变了人生，一是参加了高考，二是大三时选择转到力学专业。那一年，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到山东工业大学讲学后，学校决定恢复力学专业。胡海岩申请转入该专业，从此开启了40余年与力学相伴的生涯。
从济南到南京再到北京，从力学到航空再到航天，从学者到校长再回归学者，胡海岩将自己“没有选择的选择”活出了“一天比一天好”的精彩。
截止日期前报名参加高考
新京报：你参加高考前的经历是怎样的？
胡海岩：我出生在上海，后来随父母到山东济南。我父母是山东医科大学的教师。“文革”开始后，他们都被打倒了。父亲去世以后，母亲被下放去了外地的“五七干校”。我还有个姐姐，她16岁就下乡了。我从12岁起，就独自一人生活。
“文革”期间，山东的中学教育不分初中和高中，是“五年一贯制”。1969年，我进入中学学习时，社会环境还比较混乱。1971年后，狂热的社会环境开始降温，学校教育稍微正规化了一些。我们的班主任徐丽英是数学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的成长，鼓励我们认真学习。有一次，她和教我们年级的其他数学老师商议，在布置作业时加了一道选做题，希望我们试试。几天后，徐老师上课宣布，“这次全年级有一个同学解出了这道选做题，他是我们班的胡海岩。”这件事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1974年我高中毕业，进入济南医药包装材料厂做机修工人。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可有一个子女留在城里，其他都下乡。由于姐姐已经下乡，我自然留城等待分配工作。
青年求学时代的胡海岩。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是如何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
胡海岩：1977年10月底，我正在连云港和苏州出差。母亲突发脑血栓病，她的同事发电报把我叫回到济南。几天后，母亲的同事来医院看望她，提起恢复高考的事儿，还说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
我在中学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母亲和姐姐都建议我报名参加高考。恰好厂领导来医院慰问我母亲，我就征得领导同意，去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局报了名。据说，十月中旬报纸上就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但我在外地出差时根本不看报纸。因此，是母亲生病才使我得知高考的消息，也是母亲动员我赶在截止日期前踩线报了名。
新京报：你是怎样进行考前复习的？
胡海岩：高考对我来讲不是耗费精力的事情，也不是有精力投入的事情。首先，我没有复习时间，白天正常上班，下班后去医院探望母亲，只能在晚上备考。其次，我没啥复习资料，甚至连自己的中学课本都找不到了。我记得，当时没时间复习数理化，那1个月的晚上主要是读报纸，为政治考试做准备。此外，有些中学同学来找我切磋复习，我翻阅他们的复习资料，但那时根本没法复印，抄也来不及。我通过帮他们解题，算是复习了若干知识点。我们那届中学同学有四百多个人，当年考上了大约有十人。
我母亲和姐姐建议我参加高考，是觉得我有能力考上。而我在工厂里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对上大学的期望不是太迫切，也就没有太大的考试压力。假如要提前一年得知高考的消息，要系统地复习，或许反而犯怵了。
求学时代的胡海岩。受访者供图
作文得了80分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你参加高考的情况？
胡海岩：我是1977年12月9日参加高考的，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那年的高考由各省份自行命题。山东省的考试总共四门，依次是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每门课100分，满分400分。
那时，济南的中学教室里都没有暖气，考试期间炉子也不点火，考场冷极了。我记得，考第一门课语文时，考场里大概有二三十个考生。考完第二门课数学后，考生就少了近一半。到考最后一门课理化时，只剩六七个人了。
当年的考题非常简单，理科生的语文试卷只有一道作文题，题目是“难忘的一天”。高考前，我没接受过任何培训，也没复习语文。严格意义上讲，我当时的作文是不符合要求的。“难忘的一天”应该是回顾往事的记叙文，结果我写成了“今天将很难忘”，批驳“读书无用论”，发表自己参加高考的感慨。从考场出来和他人交流，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两天的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工厂继续上班了。那次，我们厂有三个青年工人报考，但另外两位没能被录取。
新京报：你还记得当时填报志愿和录取的情景吗？
胡海岩：我们是报名高考时填报志愿，一共填四个志愿。当时，由于母亲还在住院治疗，我就全部填报了本市的院校。在四个志愿中，除去最后一个服从调剂，其他三个都是物理类专业，分别是压电压铁物理、半导体物理、理论物理。当时，大学生毕业还回原单位工作，而我正参与厂里新产品开发工作，研制压电晶体振荡器，自己感觉这几个专业比较对口。
1978年元旦后，我参加了过线考生的体检。又过了一段时间，历下区工业局来电话，通知我去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骑着自行车去工业局，拿到通知书后拆开信封看了一下，不是我填报的物理专业，而是数学专业。我自然无法兴奋，把通知书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就往回骑，回到厂里才发现通知书不见了。我只好又骑车返回，一路寻找。那条路是市区主干道，人来人往，自然找不到了。请工业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山东省招生办公室答复说录取通知不能补发，让我带着户口本去学校报到，学校有录取通知书的存根。
那会儿我母亲的病还没完全好，我犹豫要不要去上学。我向厂领导汇报被录取的消息，领导说别去了，还是留在厂里研制新产品吧。但我母亲和姐姐都认为，还是应该去大学读书。我硬着头皮去找厂领导，征得同意去大学报到。
那年的高考成绩没公布，我入学后才得知自己的成绩。山东省的重点大学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82分。别的科目成绩记不太清了，但记得那篇作文得了80分，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当时我父亲尚未平反，而自己还不知所填报的志愿都与国防科技有关，达不到政审条件，于是被调剂到了数学专业。真没想到，我后来转到力学专业，毕业后从事的就是国防科技研究。
新京报：能讲述一下你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吗？
胡海岩：在工厂的几年是我人生中很难忘的一段经历。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待业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分配到济南医药包装材料厂的制箱车间，车间的主要产品是药品纸箱。
我并不在制箱生产线上工作，而是在车间的维修组，负责生产线的维护和修理。在那个年代，男青年都期待能去机械、钢铁、电力等国营的重工业工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我被分配去的工厂不仅属于轻工业，而且还是区工业局下属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因此，我是抱着失落的心情去报到的。但工作后发现，这个厂的风气很好，带我的师傅也非常好。当时，*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秩序整顿，工厂复工复产，大家都很努力，而且经常义务加班。这些都给我一种“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向上感。
我从事的工作是钳工，需要具有机械工程的知识和经验，每天都需要动脑筋思考，这引起我极大的学习兴趣。虽然我们的制箱生产线整体运行良好，但单台设备的故障很频繁，各种小问题不断。我的工作需要不断琢磨，如何修复易损的零部件，如何让机器的寿命更长。
我刚工作没多久，有台印刷机的凸轮坏了。为了加工新凸轮，需要在钢板上绘制凸轮的外轮廓。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无从下手，让我试试。我思考后发现，虽然凸轮的外轮廓是一条复杂的曲线，但它本质上是由多个连心圆拼起来的，而连心圆则属于中学的平面几何知识。因此，我经过计算，成功画出了这条复杂曲线。我也由此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于是，我买了些机械工程的书，结合工作自学，技术水平提升很快。
1975年底，历下区工业局创办“721工人大学”并设立机械专业，分给我们厂一个脱产学习指标。厂领导认为我爱动脑，就送我去脱产学习。工人大学开设了为期一年的四门课，即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数学课先复习高中的数学，再学习大学的一元函数微积分。我参加高考时，数学试卷中有两道选做题，分别是求0/0型极限和椭圆面积，我就是用所学的微积分来完成的。此外，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机械加工实习，我主要在车床、铣床、磨床上从事金属切削加工。整个学习过程到1977年春天完成，大约达到了大学机械类专业二年级的水平。这一年多的学习，对我后来顺利考取大学有很大帮助。
青年时代的胡海岩。受访者供图
大三改学力学
新京报：大学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胡海岩：大学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父母是大学教师，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天天看到大学生的生活。济南的大部分高校都坐落在文化西路上，由西向东，依次是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等。我上大学，就是从文化西路的一个大门，进到另一个大门。
当然，我说的这种印象是在10岁之前。“文革”爆发后，大学就停课了。再后来大学搞开门办学，迁去了外地的生产和医疗一线。我们进入大学时，学校留有岁月的惯性。我们第一个学期学了三个月，然后就去离学校数百公里的校农场参加劳动，先是收割小麦，再是稻田插秧，整整一个月。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每顿饭能吃一斤多粮食，晚上倒头就睡。
刚进大学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坐不住。在工厂时，工作半个来小时就歇一歇，聊天。但是上课要一下子坐50分钟，有些不习惯，很怀念在工厂的时光。从农场劳动回来后，体会到学习机会宝贵，很快就静下心来。再后来，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忘我的勤奋学习中了。
新京报：你大三时从数学专业转到了力学专业，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转专业的选择？
胡海岩：大三那年，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先生到校讲学。学校的刘先志教授是全国鲜有的几位力学一级教授，还是钱老的学长。在钱老和刘老的建议下，学校决定恢复“文革”前创办的力学专业。虽然数学专业的老师极力挽留我，但我认为改学力学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在工厂期间所积累的机械工程知识和经验，就申请转到了力学专业。
1982年读硕士以来，我一直研究动力学问题。这是牛顿所开创的古老学科，对人类工业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且今天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比如，我过去在南京工作的时候，主要研究航空科技领域的动力学问题；到北京以后，则从事航天科技领域的动力学研究。
新京报：站在现在的节点上回头看，当时的高考对你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海岩：高考改变了我的职业和人生。我当工人的那几年，就同事们的认可程度来说，自己是个好工人。但是，国家强大需要年轻人掌握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读大学以后投身于科技界和教育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更具挑战性，对社会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能也更大一些。
人物简介
胡海岩，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胡海岩长期从事飞行器结构动力学与控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李照 实习生 汉雨棣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