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死在了苞米地中

只有我知道，我的大伯在那片苞米地里生了两回，死了两回。昨日传来的死讯，实是生的消息。而世上能孕育这神奇的，唯有那片苞米地。

那地横是三百步，纵是四百步。丈量出这一数字的解放鞋被野猪拱穿，最终与大伯的肉体一同烧掉。我一度猜想，那场燃烧会不会烧出满炉苞米香，如传说中英雄的火葬。然而忙碌的成年了无幻想的空间，面对咫尺距离的天花板，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场死亡知之甚少，一双破鞋与一把锈镰刀便是我仅有的了解。我曾尝试凭此想象一个暮年英雄斗兽时的怒号，可只看到一只只脚印裹着一点点泥扣上城市猪肝色的夜幕。荒芜的夜空，就此生出许多星子，星子下，还有许多鼓鼓囊囊的苞米。

越好的苞米，根须扎得越紧；越紧的根须，越要更多的汗血，鼓出这土地鲜红的肺叶。我记忆中遥远的夏夜，土地呼着白日的暑气，染遍月光的风在田野上穿梭出一片凉爽的织锦。我与伙伴便顺着这织锦滑进了苞米地。在旷野上自信呼号的风，只需几缕苞米叶子的擦磨，就只剩了一片彷徨的窸窣，而我，只因一个捉迷藏前的打赌，便英勇地躲进了苞米地的最深处。我等待，等寻人者的焦急与隐逸者的窃喜。可斗转星移，万籁俱寂，一只等不及的小鼠抬起头，天却已黑，如打翻在暑假作业上的墨。

这时候，遥遥传来伙伴懊丧的呼喊：“回来吧，咱们不玩啦！”我的心本已发怵，就要追过去，可又陡然想起赌约没结束。赢来的仨瓜俩枣，我不在乎，只要他们承认，我便舒服。这心思大概来自大伯赌赢的样子。几粒花生几块钱，几声挤牙膏似的称赞，就叫一堵高墙波浪似的涌动。在他们承认我赢之前，我可不能受他们骗！

我重整旗鼓，立志要在玉米地里坐定了。可毛丝丝的叶搔我的手，阴风卷来窸窸窣窣的抓挠声，我想起半夜里一只老鼠爬上手的触感。我渐渐支起身，慢慢拨开眼前的苞米。忽而一阵风掠过，苞米叶子纷纷舞如根根黑虫，钻我的眼我的耳我的心，凉、黏、乱。我似乎“啊”了一声，紧接着便是走、跑、逃！

我常分不清，记忆的图景与心情，哪个更加真实。当我看到苞米地外的一束光，我恍惚以为那便是“希望”。我在苞米地的边缘摔倒，又被一只大手提了起来。四围都是伙伴的嬉笑，我奋力地要收了眼泪，可苞米叶子是锯、是楼梯，我一下子滚下太多级，它便把我的尊严锯去了。

我把脸埋在大人的背上，那儿的毛孔还呼着汗与劣质白酒的味道——我大伯的味道。他救了我，我由衷感激。可下一刻，他忽然把手电向我的屁股上抡去，边打边骂：

“藏藏藏！地是老子种，衣服是*洗，你可劲藏，藏啊！”

我的屁股像个擂鼓捶出了闷响。四围的孩子们都笑了，那笑里还掺着对大伯的景仰。大伯的背仿佛更挺了些。他们与他站在一起，于我，他们都是大人，唯我是孩子，是一根被挑出的鱼刺：他们只要我瘫软的肉，用作“大厨”厨艺的证明。

孩子的心绪总如陀螺转动。我的大伯似乎是打累了，转而把手电挥向围观的孩子：

“都笑什么笑！”

孩子们一呼而散。我仿佛听到大伯打了一个饱嗝。扛我回家的路上，他没打我，也没说话，解放鞋的踏地声里，我好像靠着一尊英雄雕塑，一种奇异的喜悦竟与屈辱一同增长。离家门还有几十步时，他把我放下，用袖子帮我抹了脸，轻扇了我一个巴掌：

“见了*，别哭。丢人！”

为什么见了妈也不能哭呢？我呆呆地应了，便被牵到家门前。母亲见了我，就要冲来揪我耳朵，可大伯忽地挡在我身前，说孩子小，动一动最好。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那天夜里他在我家坐了许久，把母亲的火气都坐下了，才挑了半担作补偿的白菜回家去。我缩在被子里，听着母亲念叨他的宽大，只觉得这与那在赌桌上锱铢必较的男人相去甚远。记忆里一个清晰的人形渐成了空白，我还什么都不明白，却已生出了一种模糊的敬爱。我开始想象那夜他独自离去的巍峨背影，可一双瘦胳膊撑不起一个巨人的塑像，于是百无聊赖的夜里我不再同伙伴瞎疯，而总是窜到村人们闲聊的凉棚下，企图捡些被口齿搅拌得均匀的泥料。

然而他们一提到大伯，便只说他好赌，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眉目里一副秉笔直书的正气。我时时受不了，可我还太小，什么也说不了。我不经意间发觉，记忆的土地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脑子，而是许多人的舌头：它无时无刻不在搅动真假，舌苔上是尸横遍野，红，只因它沁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许多人的血。

所幸这无谓的拾荒并未持续太久。一个月后，我随父母回城上学。比起跟着一个老赌徒山呼海啸，我的父母似乎更愿我在案前静寂。我就这样走进一个学生的青春，一个好学生的青春。它完全服从过来人的定义：一张白纸。翠意最浓的夏季，校服、纸页、书案、台灯，都无一点颜色。日复一日，我渐渐怀疑这定义实是大人抛向孩子的马后炮，他们丧失了青春，便嫉妒着把我们也拖入空白。我痛恨，可我又热爱，因这空白里，有许多高大的舌头的称颂。我蜷在中间，又仿佛蜷在一片鲜红的玉米地里，风声不近，正好做梦。

然而有一天，那个巍峨的背影又走过我眼前。那时我已十七岁，正是还未成熟却已腻烦起“青春”的年纪，我时时自己走出书案去探听长辈的故事。我想与他们站在一起，便把多少家长里短都整合成惊天动地的事迹，而忘记这惊奇正显示出我与成人世界的无边距离。而在那夏夜，大伯的儿子打电话来，说想把苞米地流转出去，而母亲说，那是他的命，哪里转得出去。这话钓起我，而我带起一圈回忆的涟漪。母亲边整理着旧相片，边回应我的追问。她拿起一张我与大伯的合影问：

“以前在乡下，你捉迷藏迷了路，是大伯扛你回来的，记得吗？”

见我点头，她便述说起我回家时的情景，说我的模样就像只被大伯打来的獐子。我嗅到往日英雄的霉木头味，便抓紧地探听。母亲说，年轻时，他曾是打猎的好手，一声吼能吓死一林野鸡。每每出猎前，他都要拿猎获和人打赌。而在一个农村人最应吃苦耐劳成家立业的年纪，他却惦记上了人家的苞米地。一次醉酒中他与人家打赌，若他能打到那头常常下山的大野猪，便得人家的地。于是他进山，回来时身背野猪头，手拿大碗酒，在全村瞩目中成为苞米地的主人。村人都说，他何时会把这片地给输掉。可他们竟都输了。

“那后来呢？”

“后来，你大伯就种了一辈子地，他是个老实人啊。”

我深知这叙述并未完结，可我仍然为之狂喜。一个赌徒，向我的空白泼上了苞米的亮黄与野猪的血红，仅此一点我便愿称他为英雄。至于他将我当鱼肉捶打的记忆，这当然可隐去，因那时他应允我做英雄的配饰，本应感到荣幸之至。

可当我试图将这记忆与同学分享，却有种力量来堵我的嘴。我试着说了一些，得到的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淡笑。我渐知这言说并不彰显大伯的强大，亦不显示我的辉煌，它只是一段嘴上的记忆，一段独属于黑土地的真假未辨的传奇，我对讲述的渴望，不过在为自己的幼稚寻找一片肥沃的草场。

可讲述的与聆听的，都还在城市，还在空白的“青春”中央。

那以后，我便不再提起大伯，却时时想起大伯。他那英雄的形象，提携着一个孩子走过了高考考场。可我未想到，填完最后一份空白后，我迎来了一个空荡的暑假。于此，我只想到儿时那片丰实的苞米地。我便随父回到老家。盛夏，苞米青绿。汽车驶过田垄时，我看见大伯正蹲在田边吃西瓜，方惊觉我已多少年未实在地见他：一只老青蛙，蹲在黄尘里，红色的舌头、红色的瓜。这印象与童年时那个“大人”相差太大，与那个提野猪的英雄更相去甚远。我别过头去，戴上耳机，却听到苞米地在风中俯首祈愿。

活佛烧化了，将有舍利子，而我的大伯老了，身上或许也有些英雄的余烬？

火钳扫出炉膛的苍灰，团圆饭后的闲谈里，亲戚们谈起他的近况。孩子们要他进城养老，他不要，浑身的劳损，他不养，只是拗在那片地里。

“为啥呢？”

“倔呗。”

“不止！他是好面子，地给了人家，他不甘心。”

“横竖都是赌来的，倔啥？再说了，都啥年代咧……”

我抬眼看他，他倚着门，逆着光，一颈汗如出水鱼鳞。我心中暗自庆幸，竟主动地招呼他吃菜吃饭了。众亲戚都愣一下，连大伯也吃了一惊。可随即，他的惊讶便成了亲热，和我、和亲戚们都寒暄着，自顾自端起了碗筷。我看了高兴，便从包里弄了一瓶酒送他。这酒是经过农贸市场时，父亲想起回乡未带伴手礼，临时起意购买的。可大伯看了，喜欢极了。他边倒酒，边拍我的肩，说我比儿子还亲。可我只盯着他的动作：他竟倒了两杯酒。

“哦哟，怎么干了一辈子，要给小年轻倒酒了？”

他的脸凝了一下，接着又瞟我一眼，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什么小年轻，这是高材生！以后要干大事的！”

他把倒满的酒杯塞给我。兴许是盛了白酒，我觉得杯子有些烫。

“来，是男人就干！”

碰杯那刻，我望着他大笑的脸，觉得分外的英勇与亲切。而簇拥着我与他的温和的笑，更使我有与英雄一同被授勋的感觉。我一下子确信了我的想象：他仍是我的英雄，一个慷慨的、愿给我一个“成人”荣誉的英雄。

吃过饭后，大伯把我领到屋外。他眯着眼打量我，似乎觉得陌生，又努力做出亲和的模样，喃喃着“好，好”。接着他挥起手臂，说：

“上山，大伯送你个东西。”

我随他上了后山。他以矫健惊人的身手掏了一个鸟窝，从中捧出一只黑亮的小雀。他说这是八哥，养好了能说话，他自己也有一只。我郑重地接过。他嘿嘿一笑，又很自豪地絮叨起驯养八哥的门道。这絮叨正是衰老的前兆，大脑载不动的记忆，落到了舌头上。我听得心里发了怵，假装着把玩手里的小雀，左耳进、右耳出。

然而他还热心地请我到他家去看驯好的八哥。一个木鸟笼里，一只大八哥正吃着谷。大伯向它挥下手，不应，打个响指，它才昂起头，红眼里烁着冷光。大伯说：

“快，招呼客人！”

它似乎许久没说过这话，吐了一个“你”字便卡住了。大伯一拍大腿，一下子如哑了一般，胡乱地向它挥起手。我想说，要不改天吧。八哥却忽然分明地说道：

“算了吧。算了吧。”

屋子里静寂下来。大伯傻傻地盯了八哥好久。我挤着笑说：

“大伯，我下午还有事，要不改天吧。”

他的声音八哥似的扁了，“哦！哦……”

我逃出门去，紧接着便听到鸟笼被打到地上的声音。屋里的八哥乱叫。我护着手心里的小八哥，飞也似的跑了。

那八哥长得很快，长得很好。一个人的房间，我教它说话，一时兴奋过后，心房便闭合，像它的喙。我隐约意识到，真实的大伯大概也是这样，可遥远的距离给了我犹豫的空间，我不必相信，我不得相信。

如今我又是多年未归家，对于大伯，只听得只言片语。他依旧是种他的玉米，喝他的酒，儿子拿他无可奈何，便随他去了。这些消息是真是假，我一概不论，因我听到它们总在城市的深夜，和网络中漫无边际的他人的生活相比，母亲乡音中那三百步长、四百步宽的玉米地，更能给一个成人一片躲藏的圣地。

是的，我长大了，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青春”已是空“白”，而“成”人则是一片仓皇。我不知我怎样走入了这个境地，或许在目睹大伯与八哥的斗争时，我已被卷入其中，之后诸多舌头的规诫，只是“过来人”的精雕细刻。

然而我确信，我还远远未“成熟”。舌头们远去的黑夜，我宁愿躲在被窝里，躲在玉米地里，躲在回忆中一个英雄的怀里，那儿不论多黑，总会有人打着灯来将我救出。其实这与现实只有小小的差池。真正的白昼，总一成不变地钻过窗帘，可它不给人惊喜，唯余悲凉的发现：我仍在一片高耸、苍白的玉米地里，只是这次，我孤苦伶仃。

今年夏天，一位表姐要出嫁。我得空回到老家。线上会议的间隙，我望向车窗外大伯的苞米地，父亲说，现在他的地已是六百步长、八百步宽了。我惊奇地追问，他便道出另一段往事，于我，或是一段往事的覆写。

大伯的苞米地，来得并非一帆风顺。沉醉时许下的约定，于清醒后的许诺者不过是一个响亮的酒嗝，可于大伯却是咽不下的一口气。对主家的反悔，大伯一声不吭，只是把打来的野猪肉一块一块堆在主家门口，主家赶他，他便学着猪叫，村里人见了都捏着鼻子笑。

这笑声原只是同村的，可后来越传越大，几乎要把主家的墙给压垮。最后，经村里调解，大伯拿了一半的地。可主家还咬牙切齿地下了另一条约定：要是哪天地荒了，他就得还回来。大伯欣然接下，并回赠一条：要是他的地年年产得较另一半高，等对面死那年，剩下的一半也归他。

大伯舍了浪荡的习性来种地，终究是勉强。过几个月，他又日日打猎，地俨然有荒掉的态势。可有一天，警察上他的门，缴了他的猎枪。坊里都传，是那主家不解气，迎了禁枪令故意举报的。这次，大伯又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自己提了农具下地了。这一赌气，便赌了三十年。

我问父亲，到底是谁举报的。这时候，迎面走来送葬的队伍。我们把车停到一边。父亲下车去抽烟。唢呐吹过一轮又一轮，他弹掉长长的烟灰，说：

“我们几个兄弟，也就是想他做个老实农民。”

他把烟头踩灭了，叫我上车。我不上，只是说：

“可他就这么耕了一辈子的地。”

“那是他自己轴，要面子！人家都出去做生意了，他还想耕地耕出个名堂，不傻吗？”

“可他就这么一辈子……”

父亲有些不耐烦了：

“他现在不是赢大了吗？要我说，他还得感谢咱们呢。”

我缓缓点头，叫父亲先走。我想用力摔上车门，可领导点我的名，我的手终于扶到了蓝牙耳机上。我边发言，边走到家门口。黝黑的风，涌出高高的门槛。我不再说话，摘掉了耳机，静静听。送葬队伍过去了，可唢呐还遥遥地响。童年已过去了，可那场迷失又钻上我的皮肤。我停步，扭头向苞米地，走、跑、叫，叫一个英雄的名字。

他来了，从苞米地里钻出，肩上扛着锄头，又像扛着一把猎枪。他惊诧地看着我，我还未说话，他却已欢腾地上来握住我的手。我一下子呆住了。

“是，是京生啊？”

“对！京生来看你了。”

“来看我？”

他张大落了牙的嘴，我好像看到一个大大的句号。紧接着他一拍大腿，说：

“还是京生好！这几年，我儿子都不来看我啦！”

我讷讷地点头。他自顾自絮叨起许多话，而我竟打了岔：

“那八哥还好吗？”

“八哥？八哥……”

断了线的风筝飞回来，他一阵恍惚，拉长了音调说：

“死啦——”

他似乎忘了曾送我八哥的事，又说他没说完的话。可这话他在两分钟前已说过一遍。高耸的玉米地，把他困成八哥了。我忙问：

“听说，这苞米地大了一半？”

“地？是大了。大了又怎么样呢，人也大了嘛！”

“可你赢了。”

“赢？以前我赢了，他们说我浪荡子。我不甘心，就想方设法整来了地，可他们说地是赌来的。我不想种地了，可我的枪被缴了。他害得我除了地什么也没了，可他们还说我应该念他的好。至于现在……”

他哑然失笑：

“现在，谁还在乎谁有几亩地啊？”

“没人看了，还赢个什么……”

他的叹气把我紧紧包住了。我问：

“那您还在这做什么？”

他又一愣。那脸本是土夯的，可渐变成泥塑的，又成了纸包的，轻飘飘地到了曾经的地界上。我脚底还是青绿一片，一步之遥，便一无所有了。我听见他鼓出几个不明所以的字：

“农民，还是农民……”

我听不太清，便凑过去，他却猛地转过头来：

“京生，只要我还在耕田，我就还是个好农民吧？”

见我点头，他方露出被解救的神情。我的心里竟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忍不住地问：

“你……真想做农民？”

他点头。

他又摇头。

他张着嘴，似乎有好多话。可终于，他还是拄着他唯一的锄头，颤悠悠地向前走了。

我从未想过，儿时那个英雄的背影，会被如此地补完。他终究只是个怯懦的赌徒，和“他们”赌上了一生只换来一剂麻醉，可又不得不说服自己满盘皆赢，同时承着清醒的苦痛与沉醉的幸福。

可谁又不是这样呢？

苞米成熟的香味里，我忍不住地大哭。我知道，这一场眼泪流完，我便走完了成人的最后一步。幻想的脐带，的确要断了，多年前呼朋唤友走进这苞米地的孩子，走出去时已是个一无所有的婴孩。我哭着，高高的苞米摇曳着，天地里，一派丰收的祥和。

回城后，我仍旧吃饭、睡觉、工作。我不再怀念大伯，偶尔想起，也坚信那只是哈哈镜的投影，镜子里除了我，谁也没有。

只是在睡前，我刷起了短视频。亿万条舞蹈，亿万场嬉笑，愈发清浅的睡眠里，我看见人山人海，黄皮肤、黄面孔，如涌动的苞米。我挤进山海，和它们一同梦呓不断。可一个夜里，一个电话把我惊醒：

我的大伯死了。他拿着镰刀，和一只野猪死在一起，死在他的苞米地里。这不是英雄的斗兽，只是一个老人、一个孤苦的老农民，朝一头畜生挥动了生锈的镰刀。至于死亡，世上最不缺的便是死亡，这没什么大不了。

挂断电话那刻，床头的八哥见我醒了，便叫起“烧饭！烧饭”，叫得快了，便成了“烧，烧”。我不知怎的打开了鸟笼。我靠在床板上，心中仿佛期待着什么。渐渐地，我重新睡着。又是那片苞米的山海，可这次，我望见了火光。

那或许是大伯葬礼上将要被烧掉的纸房子，我大伯最后的寓所。它的火从极遥远处来，迎着山海，舞得狂乱。天幕仍一派深青，而苞米们仍静谧。我踮起脚尖，向着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