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时间没能洗澡的失能老人们而言,再次入水的时刻几乎是一次剧烈的冲击,如同久处黑暗之中的人适应突如其来的光。
助浴师唐博记得,有老人第一次躺进橡胶浴床,手“一直哆嗦”;有位老人直接落了眼泪。“我爸太激动了”,老人的女儿在一旁解释。
这位老人患脑梗后行动不便,老伴、女儿,谁也抬不动老人到卫生间淋浴,只能用毛巾帮他擦身。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临到擦身“就凉快那么10分钟、5分钟”,女儿知道父亲的感受——“水一干,身上照样黏糊糊的”。
老人洗澡之困,是一个庞大却隐秘、沉默的角落。在我国,数千万的家庭面临着相似的困境,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约4000万,生活照料需求迫切。而失能老人照料需求中紧要的一环,是洗澡。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公开数据显示,在2018年访问的13641名全国45岁以上中老年人中,7.01%的受访者无法独立完成洗澡活动,而他们之中又有10.87%无人协助洗澡。这意味着每十个洗澡需要协助的老人里,就可能有一个被困在“黏糊糊”的身体里。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以“擦身”解决洗澡难题的老人们。
“隐秘的角落”开始被助浴师们一点点走近。“上门助浴”从日本引进,近两年在国内逐渐兴起,通常由两到三人上门为老人洗澡,单次收费多在200-500元不等。唐博38岁,一年半以前他加入了北京一家助浴机构,一天要为两至三户老人洗澡。
同唐博一样,助浴师们拎着各式设备,穿梭在两种生活中,一种发生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嘈杂车流人流昭示着活力,另一种是推开老人的家门所触及的,安静的房间。他们逐渐发现,帮失能老人们身体重获洁净,却难洗去老人们的孤独。
“身上难过”
下午三点,简易的担架抬着陈耀娟,从卧室去往厨房,那里有组装好的浴缸和满满一浴缸配好的热水。助浴师金启峰一边抬着担架一边问:“紧张不?”陈耀娟躺着,能使力的右手在胸前紧紧抓住左手,大声说:“紧——张——”
这是63岁的陈耀娟第三次接受助浴。五年前的春节,她突发脑出血,抢救八天仍然不见转醒。医生对丈夫胡国权说人不行了,带回家吧。七天后,妻子醒了过来,胡国权记得医生护士都围在病床边鼓掌,“这个叫奇迹”,他感叹。
然而那次事故还是在陈耀娟身上留下了无法逆转的伤害,她整个左半身都陷入瘫痪。刚出院那阵,陈耀娟一个月两三次癫痫发作,全身抽搐、眼神失焦,眼球不由自主地朝上翻,常常把胡国权吓坏。
陈耀娟生病后,胡国权把卧室从楼上搬到了一楼。墙上挂着陈耀娟出门喜欢戴的帽子。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陈诗雨 图
后来,陈耀娟的病情逐渐好转,癫痫不再发作,起床、上厕由胡国权扶着完成,开始能用单手吃饭,但往日爱说爱笑的脾性却随着左半身的力量一同消失。胡国权学会了通过妻子的睡眠时间和起夜的次数猜测她的心情。偶尔傍晚他带陈耀娟出门玩一圈,陈耀娟心情好,便早早睡下。但要是时间长了不洗澡,陈耀娟心里焦躁无处安放,晚上在隔壁床上唤他,“隔两个小时要起来一次”。
胡国权觉得妻子生病已经太受苦,自己得把她照顾好。他用湿帕子帮陈耀娟擦身,天热时早晚各擦一次,天气凉了,就两天擦一次。隔一个星期,他要用轮椅推着陈耀娟到浴室里,再把她搬到坐便椅上淋浴一次。这是他感到最吃力的部分,胡国权得过小儿麻痹症,萎缩的右腿使不上劲。
直到去年,镇政府采购了一家企业提供的助浴服务,陈耀娟获得了一个免费名额。包括金启峰在内的两名助浴师和护士王玉笑组成团队,上门为她洗澡。
担架放在浴缸的升降布上,金启峰用缆绳调节,摇下升降布,水慢慢没了上来。下水一会儿,热水的魔力开始显现,陈耀娟的手脚在金启峰按揉下有了灰白色的“老坑”,放水里泡一泡,消失在浴缸里。另一边,一位助浴师拿着喷头帮她洗头。陈耀娟裹了一张能保温、又能遮住隐私部位的浴巾,为免她着凉,护士王玉笑拿着小盆反复朝她身上浇热水。
上半年上海疫情形势严重,与第一次间隔了五个月,到八月底陈耀娟才等来助浴团队第二次上门。胡国权打心底喜欢这项服务,他印象特别清晰,第一次上门洗完那天,除了凌晨十二点一次起夜,陈耀娟安稳地睡到了早上。
9月20日下午,助浴师们上门为陈耀娟洗澡。
镇子另一头,夏雪明也是金启峰团队的服务对象之一。每个接受助浴服务的老人都会有专门的档案,记录身体情况和注意事项。护士王玉笑笔记里留着上一次的助浴记录,夏雪明身后有褥疮,洗澡前,她专门检查了他背后的褥疮,确认疮疤已经愈合,可以正常助浴。金启峰说,由于失能老人长时间平躺,加上家里一般会给老人床上垫不透气的“隔尿垫”,尾椎附近是褥疮最普遍见到的位置。
9月24日,助浴师们为夏雪明洗澡。
夏雪明今年88岁,脊椎囊肿已经伴随他长达三十四年。那颗小小的良性肿瘤压住他的神经,下肢失去力量,知觉也渐渐消失了。对于几片缠绕在背上、已经结痂的褥疮,他几乎没有痛感,像“皮肤死掉了一样”。但褥疮的烦扰是摁不灭的,这一片还没好,没几天又生了新的,“一批一批”地出现在皮肤上。
不能经常洗澡的日子里,夏雪明觉得“身上难过”。皮肤痒,汗也黏黏的,但夏雪明说“没办法”。
夏雪明的儿子平日里上班忙,靠老伴擦擦身,“能清爽一点”。周末有空了,儿子把夏雪明背到卫生间,用花洒冲洗。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怕夏雪明感冒,儿子只敢一两个月帮他洗一次。即便如此,儿子近几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六十几岁,把父亲从客厅沙发背到卫生间的几米路渐渐变得艰难。
夏雪明家里的卫生间。洗澡由儿子背夏雪明到浴缸。
或许除了老人,助浴师是最深切体会“洗澡”意义的人。金启峰做助浴师快三年,每个月要为七十位左右老人洗澡。有老人一个月没洗,也有两三年没洗,见过最长时间没洗澡的老人,卧床的十一年里都是家人简单用帕子擦身。“洗澡和擦澡完全是两回事”,金启峰说,有老人太长时间没洗头,头发粘结在一起。四川的助浴师周娜见过十六年没能洗澡的老人,甚至不用洗,她一摸老人的身体,就落了一手的泥。
没能洗澡的痕迹也留在空气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里,周娜一进门就闻见浓烈的气味,那是汗液、尿液沉积的气息,混杂着久不更换床单的刺鼻味道。老人虽和丈夫居住在一起,但显然无人照料。
周娜心头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哀,她和搭档晏杨俊祺收拾了床单,扔掉屋里堆积的废品,帮老人洗澡之后,又给老人身体上溃烂的伤口消毒上药。最后,周娜给老人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儿子对母亲糟糕的状况一无所知,母亲一直和他讲,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周娜回忆起来,语气急促,“在繁华的城市里,还有这样的老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洗澡之困
上门助浴服务的出现,源于失能老人的家庭无力解决的种种难题。
想自己为家里的失能老人洗澡,往往会卡在第一步——搬不动。晏杨骏祺见过家属因为搬运手法不科学、力气不足,自己闪了腰,最后老人跌落回了床上,“老人如果摔倒了会非常严重”。
浴室里更潜伏着无数安全隐患,尤其是湿滑的地面易使人滑倒。唐博曾给一位患有脑梗、但还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助浴,老人膝盖上经常有磕磕碰碰的伤痕。老人的女儿无意间提起,一次晚上下班回家,没见着爸爸,到卫生间一看,才发现他躺在地上。老人只是去上厕所,不小心滑倒后爬不起来了,“可能一天就在地上躺着,肯定很难受”。晏杨俊祺说,有的家庭即使做过卫生间适老化改造,仍然承受不起老人摔跤的风险,不敢为老人洗澡。
居住条件有时也成了洗澡的阻碍。唐博在北京助浴,常碰见有老人住在老胡同、老小区里,他记得一位俄语翻译老人家里的浴室特别小,“第二个人都进不去”,而搬挪、擦洗这些动作需要相当的空间,狭小的卫生间里施展不开。事实上,蓝皮书《北京养老服务发展报告(2020-2021)》中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在2018年的北京,约有77.59%的老人居室没有安装扶手,甚至12.24%没有浴室。
风险也极有可能就埋在老人的身体里。接触热水后血液循环加速,给心脏增添了负担。晏杨俊祺深知这样的危险,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人,更可能在洗澡过程中出现突发的身体状况。
在一家助浴机构的负责人李民花看来,面对这些困境的解决方案,“一个是设备的问题,一个是(专业)人员的问题”。
助浴师们有一套特别的搬运方法和要诀。失能老人头颈常常无力支撑,助浴师单人抱起老人时,一手环绕搂起老人的膝盖,另一手从背部斜向上,托住老人的头颈部,“该护头时要护头”,晏杨俊祺强调。在李民花团队设计的培训体系中,新手助浴师除了掌握助浴流程,还需要补充学习急救和老年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知识。设备也极为重要,金启峰所在的机构有特制的简易担架、软托等器材来辅助搬运。另外,专业的助浴设备能相对避开老人居室环境的局限。李民花团队使用的充气浴槽,以及金启峰团队的拼装浴缸,只要室内有1*2米左右的平地,就能“见缝插针”地铺开。
助浴师们正在拼接浴缸。
专业之外,失能老人洗澡难的背后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周娜常去的一户人家,六十几岁的女儿坚持给九十几岁的母亲每月洗一次澡,但周娜形容,瘫软的老人身体像是“一摊泥”。在一次搬运时,女儿双腿韧带不慎拉断。手术后,女儿自己也半个多月没能洗上澡。
“要考虑家庭的情况,而不单单是洗澡这个动作”,周娜强调。在“老人照顾老人”的老龄化家庭结构下,看似简单的洗澡任务落在同样年长的子女身上,是难以承担的重量。
在家庭无力托举失能老人生活之处,助浴服务有了发展的空间。助浴并非新事,目前市场上的助浴服务,多数是养老机构所提供的。在企查查搜索经营范围包含关键词“助浴”的机构,有1344家相关企业,企业后缀多为“养老服务中心”,其中近一半成立于2012-2020年。李民花介绍,养老机构的助浴服务多是一人上门帮老人“擦浴”,或帮老人移动到浴室淋浴,他们所实践的“深度助浴”则是新近从日本引进的助浴方式,与传统助浴有所不同。深度助浴中,老人泡在浴槽中,有泡浴、搓澡等环节。
2021年3月,李民花和同事一起创立助浴公司时,市面上几乎找不到做深度助浴的机构,最终招募到包括她在内一共6名助浴师。而如今,全国各地都已有一些机构或公司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行业初有发展,但李民花心里明了,随着从业人员不断增加,风险也暗藏其中。目前国内没有“助浴师”相应资质证书,更别提统一的助浴标准,助浴师的专业性难有保障。她把目光投向了服务流程的标准化,到2022年10月,机构的助浴标准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
助浴师们在医院为老人洗澡。 受访者 供图
消失的“生活”,洗不去的孤独
助浴服务相对“小众”,和人们对其较低的接受度也有关联。李民花团队目前每月能接到上百订单,但在创业初期,推广进行得很艰难。晏杨俊祺第一次听到助浴时,想法也并不乐观。他眼中,洗澡是件私密的事,老人们恐怕难以接受。其实,无论是性别的界线、做父母的威严,还是曾经对生活的畅想,一切都在“失能”发生的转角处消失了。进入家门,洗澡之外,助浴师往往要在许多其他时刻“小心翼翼”。
为了保护老人的隐私,助浴过程中,助浴师会在老人身上裹上一层毛巾,将私密部位隔绝在视线外。晏杨俊祺记得一位失能老人的女儿,告诉他不用给妈妈盖毛巾,就像妈妈带着小男孩也可以进女厕所,老人也“跟小孩一样”。
但晏杨俊祺知道,这种对性别的顾忌并没有消除,仍然有老人不情愿地妥协着。晏杨俊祺的同事在一次助浴时,上门前,家属说老人对助浴师的性别没什么要求。等到为老人洗澡的时候,他发现了不对劲。老奶奶不说话,头却向一侧偏,身体也缩得很紧——一种无声的抗拒。同去的一位女助浴师见状,赶紧上前换下他,老人的身体“一下就放松了”。
不仅是女性,男性老人对异性助浴师也难免不好意思。助浴团队第一次到夏雪明家里时,听到女助浴师说要帮他“汰浴”(上海方言:洗澡),夏雪明忙喊:“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问他:“怎么不要了?”
“男的要,有女的不要。”
让老人们在意的,可能也是往日里高大的父母形象在儿女面前的坍塌。一次,唐博给一位老爷子洗澡,问老人是否需要女儿回避,女儿在一旁大大方方地说:“没事,我平常都给我爸洗”。但老人没说话,眼睛看着唐博,冲他点了点头,示意唐博让女儿回避。
唐博后来想,要是将来有一天他也光溜溜的让女儿给他洗澡,他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甭管到多大岁数,毕竟那是他的女儿”。
去老人家里助浴,唐博常常看到墙上、柜子上,摆着很多老人们从前四处旅游的照片,“一旦(失能)躺下之后,他/她整个状态都变了”。助浴师们进入家庭,要做的不仅是助浴,也试图弥合老人们的缺憾。
陪老人聊天是助浴过程中的“规定动作”。照金启峰的经验,特别是帮助第一次接受助浴服务的老人洗澡,助浴师要在短时间内通过聊天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抚平老人的不安,否则“(老人)一看,来这么多人洗澡,血压一下上来了”。通过沟通交流,助浴师也能及时地判断老人的身体情况。
对于一些还能讲话的老人们而言,助浴师成了一个难得可以说说话的人。晏杨俊祺帮一位奶奶洗澡,一进到老人家里,就感觉到房间里的安静。老奶奶和丈夫坐在沙发上,儿子在厨房里忙,没人讲话。到助浴师临走前,老人的话头“收不住了”,洪水一样“滔滔不绝”。
晏杨俊祺知道,下次老人还会重复同样一个故事:年轻下乡做知青教师,生活如何艰苦,带了多少学生,深夜埋头批改多少卷子,直到最后落下了驼背……那些丈夫和儿子听腻了的过往,她迫切地讲给助浴师,也是在她以客厅为边界的世界里唯一新出现的人。
老人的孙女第二次下单时告诉晏杨俊祺,他离开后,老人在家里提了好多次,“问他们(助浴师)下次什么时候来?”
助浴师正在为老人洗头。 受访者 供图
助浴师们的“烦恼”
入水后,陈耀娟开始喊烫,金启峰心里的弦立刻绷紧了——根据入水前量的血压,老人血压在正常范围内,但偏高。他一面安抚,一面观察陈耀娟的状态。信息全藏在面部和姿态的细节里,老人脸色变了,或是呼吸困难、开始喘息,都决定着助浴师下一步的应对。也因此,洗浴过程中,助浴师需要全程面朝老人。
陈耀娟脸色并没有变化,护士看了漂浮温度计,水温正好。金启峰心知没有危险,暗舒一口气。之后,他调慢了加热水的节奏,让老人的体感慢慢适应。半小时后,洗浴结束。
不同机构的助浴时间有差异,大多控制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然而,并非所有老人都能顺顺当当地洗下来。老人身体脆弱,中断或停止助浴是寻常事,金启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碰上。有老人“泡得有点晕”,洗着洗着,合上眼睛昏睡过去,无论助浴师怎么喊都不应,好在生命体征正常,洗浴才继续进行下去。也有老人躺在浴缸里,翻身吐了出来,或是失禁弄脏了浴缸里的水。
当受访的助浴师回忆第一次助浴的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生疏、慌乱的表现。周娜学护理出身,如今在公司里主管助浴师培训,她清楚新手助浴师们最先面临的难点,是心理上的恐惧。
“害怕老人的脆弱,害怕突然死亡”,周娜点出,“最大的恐惧来源于知识的缺口”。助浴所需的知识不仅是动作要诀,也涉及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心理特征。周娜说,当助浴师们学习专业技能、反复相互练习之后,原先的恐惧会逐渐消除。
做助浴师将近三年里,从未有过严重意外或纠纷,但金启峰感觉从业最初的那股恐惧感“始终存在”。有一次洗到一半,老人突然说,“你们别动了,不行了”,洗澡立即终止,助浴师们排掉热水,把老人身上的浴巾往下拉了拉,给身体降温,过了一会,老人终于说没事了。在那无比紧张的几分钟里,金启峰脑子里回旋的念头是“拨打120”。
另一层困扰则源于对老人生活状况的无能为力。进入的家庭多了,老人的生活和照料情况像“放电影一样”印在周娜的脑海里。见过太多的失能老人没日没夜地困在床上、沙发上,甚至无人关心,周娜甚至感觉有些抑郁了。她想:“人这一生到底在等什么?”但她不愿意被低落的情绪淹没,见得越多,她越想更快把助浴项目推广出去。
无力感也来自“生离死别”。去年冬天,唐博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老人离去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一个多月前还在逗老先生开心,劝人多吃点肉,“下次再来的时候,您这体重能增加点了”。他在给过世老人的儿子发去的信息里写:“非常感谢您之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给老人洗澡,甭管怎么样,最后一段时间,让他舒服一会儿,让他开心一下。”
陆陆续续也总有电话打到金启峰手机里,“金师傅,老人过世了”。今年还没结束,老人过世的消息已经收到十几个。“你看,你们多好。(能)跑,(能)做事,多好。”有老人和金启峰这样说。就这样简单两句话,他心里忍不住替老人难过。有时他由老人联想到自己,又觉得迷茫。将来自己肯定会回到东北老家养老,在那个三四线的小城里,四百一次的助浴服务费用太高了,“也许我老那天享受不到这种洗澡的待遇”。
金启峰45岁,三年前他放下在老家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来到上海学给老人助浴。每天至少开着车跑两户人家,早的时候,七点要从家里出发。有时市区堵车,又遇上家属几乎不近人情的责难,他默默忍下。
做老人陪护工作的妻子劝他,“先做着”。就这样,上门助浴做到了第三年,工作刚开始时的烦恼都还在。但他最喜欢看老人刚洗完澡的时刻,红润的脸颊,湿亮的眼神,有说有笑,“那时候从心底感觉到给老人洗澡很值得。”
金启峰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陈耀娟时的场景。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眼神呆呆的,好像周围世界都“和她没什么关系”。家里长期只有两个老人在一起,金启峰说,“她就是太长时间没人跟她聊天了”。但在胡国权的记忆里,妻子陈耀娟曾经是个爱说爱笑的、“自由”的人。生病前,她爱出门四处玩,和村庄里其他老人聊天时喜欢开开玩笑。
陈耀娟床头的墙壁上有孙子的涂鸦。
助浴师们第三次上门那天,陈耀娟还是默不作声地坐在轮椅上,不能动的左手搭在膝盖上,藏在一块布下面,眼神空空。护士王玉笑做助浴前的体征检查时,问她一句,她答一句。
护士用小盆往她身上浇热水保温,陈耀娟怕烫,一会说“打你啦”,一会又说要揪她的耳朵,一会作势举起右手要打,最后手温和地落在了她的背上。护士故作委屈,“阿姨你是不是欺负我”,她迅速回应道,“侬欺负我!”助浴师们笑,陈耀娟嘴角微微朝上扬,丈夫胡国权站在那,也一起笑。
洗完澡,这趟服务接近尾声了。陈耀娟躺在床上,王玉笑给她剪手指甲。陈耀娟突然发话了,“你这个弄得好叻。”
洗完澡,护士王玉笑为陈耀娟剪指甲。
王玉笑说:“弄得好吧,那我下次还来不?”
陈耀娟不说话,只用眼睛望向她。
助浴师们收拾好器材,和夫妻俩道别,开车离开。陈耀娟的房间里安静了,只剩下床对面那台小电视,嗡嗡地继续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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