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1927-）,德国作家。虽然他的作品中充满反英雄主义的倾向，但很多文学评论者依然认为他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瓦尔泽曾加入纳粹德国的防空部队，在战后，他又不合时宜地公开表达希望两德统一的观点。因此当新作《批评家之死》出版之后，读者对其中犹太人批评家的身份十分敏感，在阅读之前便纷纷抵制。瓦尔泽在小说中写下的矛盾，在无意中变为现实。
《批评家之死》
作者：（德）马丁·瓦尔泽
译者：黄燎宇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批评家之死》是一本出版后其话题性和事件性超过对其文本价值讨论的书。在德国，大量媒体指控瓦尔泽的这本小说具有反犹倾向，甚至在图书正式上市前便大加鞭挞。对这种重点偏移的本质的揭示——或者说，文学虚构与现实如何彼此卷入，这种双向卷入为何产生、如何进展，恰恰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小说出版前后，马丁·瓦尔泽本人的遭遇和德国文坛的轩然大波也如同巧合般精准复制了小说中的情节走向。正因如此，是否可以说，它在现实中遭受的“失败”反而是文学的一次微弱、暂时的胜利？
小说家、批评家与精神病人：
故事里的三类受害者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在德国文坛呼风唤雨的铁腕批评家埃尔-科尼希在其电视直播节目《门诊时间》中，对小说家汉斯·拉赫的长篇新作进行了毁灭性的评价，将其判定为“坏书”和赝品之作，汉斯·拉赫在激愤中“谋*”了埃尔-科尼希，遭到监禁和审讯，在精神崩溃状态下，汉斯·拉赫招供了谋*的罪行，清醒后又翻供，但在外界知道他翻供之前，批评家在“失踪”后以戏剧化的亮相回归文坛，获得更大的名誉，批评家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这起慕尼黑文学圈和大众同谋的丑闻事件。
当然，事件从来只是小说的表层叙述动机。随着两位当事人所在的文学圈子内的其他角色--包括著名出版人及其妻子尤莉亚、笔耕不辍却自认失败的作家和其养家的妻子、汉斯·拉赫的妻子与情人、埃尔-科尼希的幕后推手RRH兄妹等——开始谈论与埃尔-科尼希的交往历史和对汉斯·拉赫的看法，马丁·瓦尔泽真正想要讨论的主题——伪善的罪人与行恶的无辜者、暴力与自我的关系、人的虚构能力（思想、文学创作、信念、具有精神病症的幻觉）与现实行为的矛盾或重合——由不同人物吐露成大段自白，成为一份份“悔罪书”。这些“悔罪书”显然不能做天真的字面阅读，马丁·瓦尔泽以他老练狡黠的行文，通过并置这些不同人物对两位当事人的评价，让“悔罪书”实则成为不同角色的“表白书”，其中既有忏悔性的坦白，也有自我美化与遮掩。这些思想和文化精英人物在认知自我与现实时的叙述充满滑稽的错位和空白，同时，案件的真相愈加扑朔。当然，作者真正着力的真相，是埃尔-科尼希这个超级自大者如何对文学社交圈里的其他人执行精神暴刑，侵入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头脑。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有和汉斯·拉赫同等的犯罪动机。
其他人——多少都是埃尔-科尼希的受害者——之所以提供证词，是因为他们仍然不能够脱离批评家一手塑造的文学圈世界。他们的本我被这个世界操纵着，他们都认为汉斯·拉赫有罪，“轮船渐渐下沉，我们赶紧把别人推入大海。”汉斯·拉赫作为被推入大海的自认失败者，因此进行了唯一可能的反击：沉默，在沉默中逃离自我——这个自我早已无法免于批评家的毒害。汉斯·拉赫精神状态的突然混乱因此也是必然。似乎唯有分裂，才可能战胜自我内部的那个施暴者而继续生存。
小说中还有第三类暴力受害者，也是唯一一个思想-行动最终没有错位的悲剧人物。他是汉斯·拉赫短期精神崩溃后在疯人院里认识并产生同感的一个罪犯。马尼·马尼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无法分开现实与幻觉的精神病患者。马尼·马尼认为电视里的埃尔-科尼希的吼叫是对着他来的，他对电视女主播的幻想导致的针对女性的施暴最终把他送进了疯人院。他对文学的想象和对女性的幻想混为一谈，在这两个方面上，马尼·马尼都遭到失败。他既是性无能者，也是被阅读与写作压垮的天才病人。为了克服日常生活的这种暴力冲刷，他培育幻觉，最后为了冲破自我牢笼而只能实施自*。马尼·马尼同时也是一个文学殉道者，因此在小说结尾，汉斯·拉赫为马尼·马尼建造了一座文学纪念堂。这里马丁·瓦尔泽无疑埋藏了一道福柯式的讽刺：被世俗社会认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却保持了动机与行为的一致，而在理性社会中的正常人，却是另一种被高度正常化的病态社会中的疯人与罪犯。
而主人公汉斯·拉赫则流亡到海岛上。这个前现代的、远离文学批评圈的岛屿，成为与文学的溯流而上呼应的一个地理空间。这似乎意味着写作者对媒体和批评的逃离，在前现代的岛屿上，内省成为写作最本质的目的，“逃向自我”也成为写作者反抗现代媒体的方式。然而，在《批评家之死》中，这场逃离显得不得已而为之；娱乐化的现代世界像雷达电波一样搜索着“内省文学”的存在，欲对其施行摧毁。
写出上述主题之后，《批评家之死》针对当代文学圈的“战斗”还未结束。另一个贯穿全书的二元主题是象征忧郁、苦难和古老文学精神的萨图恩（以汉斯·拉赫和马尼·马尼为代表）与象征及时行乐的朱庇特（以埃尔-科尼希为代表）的对立与决裂。
“我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变矮了。这是一种让人难堪的体验。众目睽睽的时候最让人难堪。在饭馆里。或者——这个最糟糕——在电视演播室。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是我最新的体验——当别人以某种方式谈论我的时候，我也会矮一截。而且即便我不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知道他们正好在谈论我，这种情况照样会发生……夜里——我感觉这是最重要和最美妙的事情——我的身体将得以恢复……自从有了这种萎缩和重新长高的体验，我天天都给自己量身高。”
——《批评家之死》
萨图恩世界：
在媒体中伪善的文学批评
萨图恩（Saturn）是古罗马最古老的神祇之一，是大地丰饶之神，代表生育、死亡、丰盛、财富、农业、周期性的更新和解放，统治着以充裕与和平为象征的黄金时代。在后来的古希腊神话中，萨图恩即克洛诺斯，宙斯的父亲。萨图恩有“镰刀弑父”的故事，他的命运之上也有一道诅咒：他自己也将被子女*害，如同他的弑父。为了防止这一诅咒，他吞食后代，唯有儿子宙斯逃脱了。成为罗马神话中的王之后，宙斯将萨图恩投入地下，萨图恩成为带邪恶色彩的古神。在小说中，萨图恩作为一个黑暗弥赛亚被等待和呼唤，它是启蒙主义的后果——被娱乐化和媒体化的文学的对立面，也是以“善”的名义召唤的乌托邦的对立面。
马丁·瓦尔泽借此无情讽刺了文学如何被以娱乐和感官刺激所主宰的当代世俗社会所利用和扭曲。马丁·瓦尔泽用两种基调来写这两个对立世界：对埃尔-科尼希这个贩卖文学评论以博得世俗名望的狂妄自私者，马丁·瓦尔泽的漫画笔触幽默轻快，铸造了一个周身沉浸于人造光明中的巨人兼小丑；对汉斯·拉赫、马尼·马尼、失意作家伯恩特、萨图恩信徒尤莉亚等经历日常精神磨难但仍对超越性的虚构世界（不论是文学还是信仰或二者的结合）抱有希冀的人物，笔触转为充溢黑暗幽光的天真内省。
汉斯·拉赫也读出了他写下的这个宙斯新世界的模样：2048年，科技的发展带来性与生育的彻底分离，性成为高度可控的生命领域，提供性快感的文学变为马戏团一样的可视展览，批评家成为宗教权威，作家通过公开自慰获得文学荣誉，为不再阅读作品、只信任批评家决断的大众提供生理快感。这就是埃尔-科尼希领导的娱乐化的德国文学景象的未来，这也是世界性的文学图景，读者不再从书籍本身获得内省，而是从批评和媒体宣传中获取认知。
马丁·瓦尔泽作为老派人文主义者和文学传统的守护者，无疑站在后者--失败者这一边：
“失败之于失败人士，犹如一架观察世界的高倍放大镜。观察之细致，非成功人士所能比。成功需要一个前提，任何职业都如此：没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失败人士的满足，就在于他绝对认识了对他感到厌烦的世界。他由此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你宛若置身五彩缤纷、歌声袅绕的天堂。失败是获取任何一种认识的前提，所以，这个您可以想象，失败成为最宝贵的财富。”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听见马丁·瓦尔泽在这本写于75岁的晚年作品中，试图回归古典传统中寻找翻新德语的源泉的恳切之声，以及试图荡涤书中展露的被庸俗化、娱乐化的当代德语文学的浊气的孜孜之情。这也是他认可的不被劣质批评玷污的文学的真正源流。
撰文/童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