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墨西哥的暴风雨》和《流浪的石匠》，你会想到康拉德说过的那句话：冒险不会发生在冒险家的身上。
墨西哥革命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了解极度饥饿、危险和无家可归的滋味，如果可以的话，两人都是那种希望过上平静生活的人。金夫人是一个英国女人，生活在墨西哥，先是开了一间茶铺，然后在库埃瓦纳卡小镇开了一间生意很红火的旅馆。
1911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她的几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都依靠这间旅馆，虽然战斗一直在小镇周边和里面进行了六年，但她不愿意弃它而去。即使她躲到相对安全的墨西哥城，当库埃瓦纳卡就要被叛军切断联系并会面对长期围城的恐怖的时候，她仍执意要回去。当所有东西都被吃光后，每天都有几十人饿死，司令官决定将整个小镇的人口撤离。接着是穿越山区的惨绝人寰的撤退，他们几乎没有食物，没有水或驮重的动物，叛军日夜追击着队伍，*死掉队的人。
金夫人很幸运，没有吃枪子儿，但她被一头驮满了弹药的死骡子压在身上受了重伤，要不是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军官朋友用自己的马驮她，或许她就没命了。最后他们抵达安全地点，出发时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八千多人，最后只剩两千人。
当联邦军重新夺回库埃瓦纳卡时，金夫人回到她的旅馆，却发现它已经毁了。她没办法夺回旅馆，因为新政府将它转给了另一个业主。但是，她似乎并不怨恨任何人，甚至为那些最凶神恶煞的革命党说好话。即使叛军在追*她，她也会理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他们是反抗封建地主的被剥削的印地安人），觉得他们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换了我是他们，我也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憎恨的情绪。
弗雷德·鲍尔先生是一个石匠，在利物浦的贫民窟长大，但他去过很多国家，在美国呆得最久，一边操持他的行当，一边宣扬社会主义。你再一次看到对事业的献身会让最平和的人去从事冒险。鲍尔先生在工作之余就是经历一系列的街头争吵（不久前在美国宣传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和被警察找麻烦，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只能去扒火车或流落街头找活儿干，艰辛地横渡大西洋，有时候当消防员，有时候给农场免费打工，有一两次还持有假护照。
利物浦的贫民窟的一角
最后，在六十二岁的时候，他得了矽肺，病情因为营养不良而恶化，现在靠着国民健康保险基金一周十先令的收入生活。过去几年来，他一直住在大篷车里节省房租（有一回还住在一辆报废的囚车里），当地的卫生官员时不时会把他赶跑。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很开心。他觉得可以忍受每星期十先令的生活，而且死于街头的前景几乎不会让他感到难过。他的一生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当个好石匠，另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奋斗，正如他所说的，"我没有遗憾。"顺便提一下，他为自己奠定了不朽，把一本《号角》和一份自己写的革命宣言埋在利物浦大教堂的地基深处。
利物浦大教堂
普及教育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就是，从真正的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作品正开始时不时地出现。杰克·希尔顿的《卡利班的尖叫》就是一本这样的作品。弗兰克·理查德的《老兵阁下》是另一本，而这本书是第三本。或许终有一天，工人阶级作家将学会用自己的语言代替标准的南方英语进行创作，那时候我们将迎来新的文学，它将把大部分虚伪傻帽的内容一扫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