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寺，贾敏
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情正在全世界发生
Cas Mudde在《卫报》评论了国会山的动乱——白人男子在华盛顿特区对国会这一民主象征的攻击。
这场攻击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第一次攻击实际上是从内部发动的，由一群共和党国会议员发动，他们试图挑战乔·拜登的选举胜利。第二次袭击从外面开始，是支持特朗普的“停止偷窃”的集会，最后在内部结束，一群极右翼抗议者冲破了非常薄弱的警察警戒线，非法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
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支持者在街头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察在国会大厦前发生冲突。
作者称自己研究国际极右近30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像最近几年这样有恃无恐。要说明的是，这不仅仅是唐纳德·特朗普或美国的问题。就在去年，反疫苗的极右翼抗议者试图冲进德国国会大厦，也遭到了警察的极弱抵抗。而在荷兰，自2019年以来，愤怒的农民在极右翼的“农民保卫力量”（Farmers Defence Force）的带领下，破坏政府办公室，威胁政客。在更久之前的2006年，极右翼暴徒冲进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总部，并在布达佩斯街头与警察交战数周——在很多方面，这是现任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激进化和重返权力的开始。
极右是如何和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的？首先，一个因素是主流右翼长期以来的懦弱、失败和短视的机会主义。早在2012年，在威斯康星州一座锡克教寺庙遭到著名的新纳粹分子的致命恐怖袭击之后，作者就写道：“来自所谓守法爱国者的极端主义言论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并建议共和党*在选择同伴时要更加小心。然而，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极右的思想和人被纳入主流，而不是被排斥。
与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唐纳德·特朗普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催化剂，但不是其发起者。美国右翼的激进化比特朗普早了几十年。它甚至比茶党更早，茶党主要帮助了将极右翼带入共和党的核心。显然，自从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推出臭名昭著的“南方战略”（通过呼吁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来增加南方白人选民的政治支持），将南方白人带入共和党以来，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狗哨一直是该党的关键，但远不止于此。激进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反系统的（anti-systemic）。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右翼政治家和评论家机会主义地迎合极右翼选民，将他们定义为 “真正的人民”，并宣称这个吵闹的少数派是所谓的受害的沉默的大多数。虽然这是一个在全球广泛发生的过程，但它在美国表现得非常强烈。在美国，它被蓬勃发展的“保守”媒体网络（从脱口秀电台到福克斯新闻）以及仍然强大的宗教右翼基础设施所放大。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之前，已经有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教徒认为：“现在对白人的歧视和对非白人的歧视一样关键”。一年后，一项民调发现，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教徒认为他们在美国比穆斯林更受歧视。
不过，“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已不再是纯粹的右翼现象。每当极右翼的成功让主流媒体和政界措手不及时，他们就会过度补偿，从谴责或无视“种族主义者”，转而为其辩护甚至推崇。多年来，记者和政客们一直在尽量降低种族主义的重要性，推崇“经济焦虑”的说法。种族主义者成了“被落在后面的人”，或者干脆成了“人民”——即使是在一个极右在全国选票中的投票率几乎没有超过10%的国家。
毫无疑问，一些右翼政客和专家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但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极右翼选民只占人口的少数，白人——无论是否福音派——面临的歧视远不如穆斯林或其他非白人和非基督教群体。如果他们不相信，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真的认为，如果这些抗议者是非洲裔美国人或穆斯林，他们会进入国会大厦吗？
大多数政客和专家可能最初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迎合这些群体，希望赢得极右翼的支持。但随着极右翼越来越有恃无恐，越来越暴力，主流右翼越来越害怕。许多主流政治家和其他精英不再敢于对极右发声，害怕受到他们来自暴徒的人身和政治威胁。
极右帮派和暴徒越来越大胆和公开的政治暴力，应该给所有极右的支持者和兜售者敲响警钟。你不能控制他们。他们控制了你。虽然这些帮派并不代表持有极右观点或支持极右候选人和政党的更广泛人群，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有着相似的世界观。而在这个观点中，没有细微差别和妥协的空间。按照他们的条件，你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对敌人没有任何怜悯，甚至对前盟友也没有。
作者呼吁自由民主派记者、政客和专家们停止机会主义的联盟和懦弱的不回应，明确和公开拒绝白人受害者的有毒叙事。当然，应该承认部分白人人口，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斗争，但不能以牺牲非白人人口或自由民主为代价。
国会山动乱的两个镜像
近日，德国媒体人Anna Sauerbrey 在《纽约时报》撰文详细比较了极右抗议者冲击德国国会大厦事件和国会山动乱的异同。
2020年8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反对政府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颁布的限制令的游行中，数百名抗议者翻越德国国家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周围的围墙奔向其入口。尽管与美国国会山的情况不同，德国抗议者没能进入建筑内部，但针对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的袭击所带来的震惊是相似的。这些德国抗议者中有一些是极右翼活动分子，有人挥舞着黑白红三色的“德意志帝国国旗”（这一配色后来被纳粹采用）。
2020年8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反对政府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颁布的限制令的游行中，数百名抗议者到国会大厦前抗议。
事件发生后，德国人开始反思：这次“冲击国会大厦”是不是在召唤1933年导致魏玛宪法被悬置的国会纵火案的暗黑记忆？这是不是民主遭到威胁的表征？抑或只是一群极端主义暴徒利用了警察部署中的盲点？
德国国会大厦事件和美国国会山动乱有很多不同点，参与的人数少得多，没有进入建筑内部，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目标是推翻一些政府政策而不是大选结果，最重要的是，尽管有一些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支持柏林游行，但他们显然没有国家领袖的支持。但在Sauerbrey看来，两者的相似性非但大到不可忽视，更预示着一种可能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的新现象：抗议与真实世界的分离。
将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联系起来的是对政府官员的高度不信任和对阴谋论的采信。声称特朗普将与由一个撒旦主义者和恋童癖组成的广泛网络对抗从而保护世界的“匿名者Q”阴谋论在德国的反封锁运动中和在美国的特朗普拥趸中同样流行。此外，在柏林和华盛顿，暴徒们在目标达成后的茫然若失也如出一辙。在美国国会山，一些人破坏办公室或是坐在不属于自己的椅子里，同样的，在柏林，愤怒和不服从的自发性姿态后面并没有计划，很多人爬到最高一级的阶梯上之后就拿出了手机开始自拍。大洋两岸的抗议者似乎想要某种控制权，展现凌驾于立法机关总部——他们将其视为自己所受压迫的代表——之上的权力，但最后得到的却仅仅是廉价的社交媒体代理。他们的自拍或许会在电子世界中引起共振，最终回流到现实世界制造更多破坏，但实质影响是很有限的。
政治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极端主义者？目前为止，很多政治家试图通过对其选民实施怀柔政策从而削弱极右翼。从德国另类选择党自2015年兴起以来，德国主流舆论的共识是不把他们的投票人视作极端主义者，而是把他们看作可以被争取的、愤怒的人民。尤其是在另类选择党风头更盛的东德地区，很多人的愤怒是有现实不满作为依据的，比如去工业化、失业以及统一带来的其他文化经济创伤。在一些地方，这种做法成功地将一些投票给极右翼的选民带回了主流。
但是，极右翼领袖和阴谋论家现在开始将愤怒导向与很大程度上现实不满分离的编造出来的事由上面：与美国极右翼相信特朗普的总统之位被偷走了相类似，德国的很多极右翼认为默克尔总理想要创造一个“病毒独裁政权”，而疫苗将被用于改变人们的基因。
Sauerbrey指出，政治妥协和最终的政治和解都始于认同。但现实政治不可能跟着信徒们进入他们的另类现实，因此需要针对这一人群采用不同的策略。德国的情报机构决定将另类选择党的一些不断激进化的分支机构纳入“监察”，这一行政措施意味着收集个人信息和在该党内招募线人将被允许。8月新冠抗议的组织者也成为了焦点。内政部在2020年废除了一些右翼极端组织。在争取选民的同时，为了保护民主，需要对邪教信徒进行监察、控制和解除武装。
Giles Tremlett则在《卫报》撰文称，记得1981年发生之事的西班牙人，会发现冲击国会山事件怪诞的熟悉。1981年2月23日，独裁者佛朗哥已经去世六年，他的反动追随者（也带着滑稽的帽子，不过是国民警卫队的特制三角皮帽而不是一对水牛角）在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Antonio Tejero）的率领下袭击了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众议院，挟持了正在开会辩论的众议员和内阁成员，约200名士兵和警卫队员对辩论室的天花板进行了扫射。
这是一次正式的政变，而不是某个自大狂阴谋论者身着奇装异服的追随者组成的人潮的随意涌动。在东部城市巴伦西亚，坦克开上街道支持政变，一些人准备出逃，还有人担心佛朗哥时代的行刑队会卷土重来。辩论室里人们的反应也有所不同，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和负责国防事务的副首相曼努埃尔·古铁雷斯·梅利亚（General Manuel Gutiérrez Mellado）拒绝趴到地板上，后者愤怒地命令攻击者停止袭击，但遭到了无视。左翼党派领袖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则懒散地坐在座位上不停地抽烟。
西班牙的国家元首也无需被催促着发表电视声明谴责袭击，国王胡安·卡洛斯穿上总司令制服，谴责“任何想要暴力中断西班牙人民选举出的……民主程序的人的行动和态度”。尽管他没有像特朗普一样说“我们爱你们。你们是特别的。”但卡洛斯可能不经意地鼓励了策划者，很多袭击者认为国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高喊着“以国王之名”的口号。
袭击者当时认为一个军政府将会接管政权，由代号为白象（White Elephant）的神秘人物（可能是现在已经去世的军官阿方索·阿尔马达）领导。最终没有人在这场政变中受伤，白象没有表明身份，在将议员们扣为人质18小时后，袭击者投降，政变失败。
Tremlett提及，他曾遇到一名音乐家，声称在服役期间参加了这场政变。他记得被塞进一辆卡车送到议会大楼外，在等候命令时他偷溜去买烟，回来的时候同伴不见了。一名警察告诉他他们进入了大楼，他跑进去加入了他们。对西班牙人而言，周三看华盛顿的电视直播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似曾相识之感，不仅仅是因为两次事件都将真实的危险和滑稽闹剧混在了一起。
好消息是，政变失败后，人们意识到已经不需要再惧怕这支曾经是佛朗哥政权支柱的军队，民主及其机制的韧性得到了证明，就像在美国一样。袭击者进了监狱，尽管幕后支持者大多数逃脱了指认和惩罚。事实上，除了1980年代的一些惊吓之外，西班牙几乎没有再见证后佛朗哥时代的军事混乱，直到上个月。2020年12月6日，34名上了年纪的老军官和几百名其他前任官员发表了一封“爱国者”信件，声称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与左翼政党“我们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试图实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1981年政变的策划者Ricardo Pardo和佛朗哥的其中一个孙子也签署了一份公开信，随后退休官员的一份whatsapp聊天记录流出，一名参与者说“除了开始处决2600万王八蛋之外别无选择。”
这些反动的西班牙老军官显然受到了极右翼和反民主叙事的全球正常化的鼓舞，但他们的威胁是空洞的。1981年政变后的一年，西班牙人民选出了1930年代以来的首任左翼政府。工人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 (Felipe González)在位十四年，见证了西班牙社会显著而坚实的变革。因此，对于西班牙而言，1981年政变标示了暴力的限度和溃烂的佛朗哥主义的决定性终结。希望华盛顿1月6日的时间能够带来相同的结果。
非洲的绿色革命是怎么回事？
近日，Jan Urhahn在《雅各宾》杂志撰文剖析非洲所谓的“绿色革命”。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向非洲承诺进行绿色革命，以消除饥饿和贫困。它没有奏效，只提高了农业企业的利润。当地农民两手空空，饥饿加剧。
AGRA网站截屏
过去五年来，全世界遭受饥饿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辩论仍在继续，关于怎样搞农业可以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健康食品。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自全球北方国家的政府（包括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只要国际农业企业有办法，通过使用*虫剂、杂交种子和其他外部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就能结束全球饥饿。
农业企业的说法很有影响力，它对政策的决定作用远远超过小农及其倡导者提出的要求。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政府，经常受到压力，不得不通过有利于国际农业企业的新法律或项目来改变其农业部门。而在非洲，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倡议在推动企业农业议程——比尔·盖茨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
AGRA是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6年设立的，它以高产商业种子、合成肥料和*虫剂为主要武器，旨在帮助非洲发动自己的农业绿色革命，以对抗饥饿和贫困。至少，这是一个承诺。
AGRA成立之初，就立志要让三千万小农户的农业产量和收入翻番，从而在2020年之前将20个非洲国家的饥饿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资助各种项目，并游说非洲各国政府实施结构性改革，为其“绿色革命”奠定基础。自成立以来，AGRA已收到约10亿美元的捐款，主要来自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也提供了大量赠款。
非洲各国政府通过所谓的农业投入补贴计划以公共资金支持AGRA的目标，希望农民用这些资金购买AGRA推广的种子——大部分是杂交种——和合成肥料。在AGRA的13个“重点国家”中的10个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卢旺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已经大规模地采用了农业投入补贴计划。
但在AGRA成立14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在AGRA重点关注的国家中，饥饿不仅没有消除饥饿和贫困，实际上还增加了30%，这意味着比AGRA开始时多了3000万人。
AGRA的结果对小规模农民来说是毁灭性的。AGRA的大多数项目主要是通过农用化学品公司向他们出售昂贵的投入，如杂交种子和合成肥料。这些投入成本极高，因此大大增加了农民负债的风险。坦桑尼亚的例子表明，小规模农户在收获后无法直接偿还种子和化肥债务，甚至迫使一些农户出售牲畜。
“产量翻番等于收入翻番”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在AGRA模式中，任何短期的增产都必须花大价钱购买种子、化肥，而且往往是农药，这种安排只会增加种子和化肥公司的收入。
此外，选择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在肯尼亚的AGRA项目中，小规模的农民不允许自己决定种植哪种玉米种子，在田地里使用哪种化肥和农药。AGRA项目的管理者认为，参与项目的农化公司会为农民做出最好的决定。AGRA的重点是玉米或大豆等少数粮食作物，导致传统的营养丰富的食物被忽视甚至被取代。
AGRA13个重点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自该计划启动以来，谷物的产量下降了21%。根茎类和块茎类作物的产量下降了7%。总而言之，AGRA减少了农民田地的多样性，从而也减少了种子的种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农业更容易受到气候危机的影响。游说团体在非洲各国政府和捐助组织面前代表化肥工业的利益。例如，在加纳、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游说团体希望将化肥使用量提高100%。它的合作伙伴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贸易商之一Louis Dreyfus公司和美国主要的化肥经销商国际原材料公司（IRM）。
在AGRA的政治议程中，最重要的一直是压制当地农民的种子—以及重新配置国家和地区的法规，以适应商业种子公司的需要。
非洲的种子改革使非洲国家加入了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这一公约保障了育种者对新种子品种的权利，并确立了对种子的知识产权。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植物遗传资源私有化，从而产生利润。在最坏的情况下，农民自己的种子被定为刑事犯罪——尽管它们仍然是整个非洲种子的主要来源。
这并非没人反对。保护非洲遗传遗产联盟等许多运动从一开始就反对非洲农业改革，认为非洲农业改革和其他绿色革命倡议忽视了生产全球大部分粮食的小规模生产者的需求和权利。非洲各地的农业运动正在呼吁逐步取消AGRA，而更多地支持农业生态学，这是一种起源于全球南方的农业实践，是全世界数百万农民所追求的。但是，从现状中获利的农业企业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是巨大的，他们对AGRA的任何替代方案都设置了巨大的阻力。
作者呼吁更多反对绿色革命的努力。如许多社会运动、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认为的，饥饿不是一个生产的问题，而是源于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对土地、种子等农业投入的控制。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