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操作套路深，留得青山才是真

叔孙通在秦朝时因精通儒学被征为待诏博士。几年后，陈胜、吴广在山东造反，地方派使者向朝廷汇报此事，秦二世召集博士和儒生们问道：“楚地的戍卒攻下了蕲县和陈县，你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三十多个博士诸生纷纷表示：“臣子不能无故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胡亥听完很生气，脸色很不好看。

叔孙通见此情景，上前说到：“他们这些人都是在胡说八道。当今天下归于一统，推到各郡县的城池，销毁了所有的兵器，向天下宣告再也不用这些东西了。

况且我们上有英明的皇帝，下有完备具体的法令，所有的官吏都尽忠职守，四面八方都心归朝廷，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人敢‘造反’呢！楚地那些人不过是一群蟊贼，根本不值一提！郡守县尉们很快就能将他们逮捕问治罪，没什么可担忧的！

秦二世听了很受用，笑着说：“说的好”。然后又挨着问那些博士儒生，他们有的仍说是造反，有的说是盗贼。于是秦二世下令御史将说造反的人以说了不该说的话的罪名打入大牢。说是盗贼的那部分人都被罢免回家了。

同时赏赐给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升级为博士。叔孙通出宫回到住处，那些儒生愤愤地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拍马屁呢？”叔孙通回答道：“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 说完便收拾好东西逃亡而去。

以上内容选自《史记·七十列传》

为什么叔孙通在受赏转正之后反而要逃跑呢？

从表面上看，叔孙通发现秦二世听完博士儒生们的建议后很生气，为了保命才反向操作了一番。不过通过观察叔孙通后续的种种举动，会发现他这样做其实有深刻的原因暗藏其中。

一、学以致用要找对平台

叔孙通出生于薛县，地处鲁国，师从孔子八世孙孔鲋，这说明叔孙通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和素养，后“以文学征”入秦担任待诏博士。

从《孔丛子》的一段师徒对话中可以看出叔孙通的这次“学而优则仕”是受老师指点，“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

大意是说孔鲋认为叔孙通已经学有所成，可以出山了。叔孙通表示跟老师学的东西在当世用不上，当官根本施展不了才能。

孔鲋很了解叔孙通，知道他最大的优点便是因时而变，会变通，不迂腐。并且学术也很精湛，至于所谓“不用之学”将来总有机会能用上的。于是叔孙通前往秦朝。

而且，秦始皇的焚书之时，孔鲋将所藏儒家经典藏于墙壁之内，然后隐居嵩山教授弟子。陈胜起义后，孔鲋投身义军，最终战死。

看得出来，孔鲋很看好叔孙通，学习好，脑子灵，有潜力，是继承衣钵和发扬光大儒学的合适人选。孔鲋建议叔孙通入仕，似乎有保护之意，最危险的地方常常是最安全的地方。

以叔孙通所学，已然是一个儒学移动书库，懂得变通的性格，不会贸然做出头脑发热的事情，又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这些仿佛是孔鲋一种有意的“后事”安排。

叔孙通听完老师的话，立马就明白了意思下山去了，他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

所谓的学以致用，最大的前提是有地方让你施展，环境允许你施展。眼下秦朝不适合儒学，但看似强大的秦王朝已经显露出崩盘的预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相机行事。

陈胜吴广的勃然而起，让叔孙通眼前一亮，看出了端倪，他内心清楚天下大乱即将来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而来。

学以致用要在合适的平台上才能实现，叔孙通先后投靠项梁、楚怀王、项羽、刘邦，在评估了各平台的优劣后，他最终选择了汉高祖。

二、懂得审时度势

劝谏已经于事无补，何必冒死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既然秦二世执迷不悟，临深渊而不顾，那就再推他一把，让新天加速来临。

审时度势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叔孙通身上肩负着老师对他的厚望，献谀也好，没有原则也罢，这些都是他为实现理想和使命的识时务和隐忍。

秦二世不高兴，自己如果不想办法求生，而是和博士儒生们一样刚直坚持，那或许在道义上得到了满足，但这与老师的初衷大相径庭，对于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也于事无补。这是叔孙通的审时。

持续的高压下矛盾总要爆发。大泽乡的起义预示着秦朝进入了倒计时，继续待在咸阳秦宫中已经不是正确的选择了，想办法跑到外面的广阔天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才是当务之急，“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破旧迎新的大势已经形成，静待顺势而为。这是叔孙通的度势。

把握住了时和势，接下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叔孙通用唱赞歌的方式给胡亥写挽联，竟然换来了感谢和赏赐，果真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清楚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那坚决果断的告别便是明智之举：叔孙通走出宫门，面对质疑不多作解释头也不回地抽身而去。嘴上说着害怕，内心其实早已欢喜起来。

在时势面前，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早已未雨绸缪。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认知不同以及由此触发的行动力造成的。叔孙通是个优秀课代表。

三、事不密则失身

当时墨守成规，坚持原则的儒生很多，懂权变，知进退的却很少。叔孙通心中装着事，他已经为等待这个机会潜伏了很多年，在这个关键节点，他不能疏忽大意，功败垂成。

别人的不认可，怨怒，嘲笑都请随意，在“为往圣继绝学”这件事上，叔孙通肯定在一众博士儒生中寻找筛查过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但从结果来看，他还是只能孤军奋战。

博士儒生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更偏向于“守”，坚守，保守，据守儒学道义，而这种“守”也不完全是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的，要不然也不会在秦二世的再次逼问下，有人改口成盗贼。

他们和叔孙通内心的想法不足相谋，要实现儒学的真正光大，在当下的秦朝绝无可能，跟秦二世讲仁义礼智信无异于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大变革的出现，但这种想法对秦朝统治者来说等同于谋逆，是要被族灭的。

基于事情重大，叔孙通不得不谨言慎行，但凡有点儿苗头表露出来，人多嘴杂，覆水难收，那可真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毕竟博士儒生中并非全部是儒学本宗之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里边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竞争，防人之心不可无。

面对诸生的质问，叔孙通仍然守口如瓶，一句“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既像是模棱两可的揶揄，也像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告别。各位告辞了，秦二世总有知道真相的一天，你们说得很对，只是大秦王朝早已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机。

留得青山在，才会有柴烧。叔孙通后来针对汉高祖的痛点，学以致用，和一班儒生参古法秦制定出了一套简明易行的朝仪礼制，让刘邦发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的感叹。

这一切都源于那次堪称经典的逆向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