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李保全，今年94岁了，他1949年参加解放军四野部队，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珍宝岛战斗。现离休生活在辽宁抚顺安度晚年。我自幼与舅舅的感情就非常深，前些年我每年过年都专门去看望他，他在我眼中和心中永远是一个英武的军人。2000年趁他到哈尔滨来的机会，我软磨硬泡地求着他讲了一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可是在那之后我忙忙乱乱的，一直到2018年才大致整理出来。
我与舅舅（2020年12月舅舅90岁）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我的父亲、母亲、叔叔、舅舅都亲身参加过那场战争，我就用我粗粗整理出来舅舅的回忆——一个志愿军老兵的回忆，来纪念我的先辈们。
以下就是舅舅的回忆。
一、 从参军到入朝
我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地区的鄢陵县，1949年4月我刚19岁，在战乱中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听说解放军到了许昌，正在办学校招收学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姐姐，我们俩瞒着父亲偷着去许昌参加了学校的考试，就这样我和姐姐都参加了解放军。那个学校是第四*军办的军政干校，专门招收青年学生，当时属炮二师代管，还记得师长是河南人，瘦瘦的，是国民党起义将领。
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后，学生兵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去，我姐姐被分配到医院，我被分配到炮兵第一师的文工团，当时我20岁，经常下部队演出，那时我在乐队吹笛子，还参加过表演《兄妹开荒》等小节目。部队管理很严，生活紧张也很俭朴，每天的伙食基本是高粱米饭萝卜汤，但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人人争先向上，感觉崭新的生活正展现在眼前。
部队离开河南家乡向南开拔了，因为河南籍的战士多，后勤部门怕到了南方饮食不习惯，在出发前买了很多木耳蘑菇黄花菜带着，还吃了顿饺子。记得队里有个河南人叫王X风的偏偏不吃饺子，我还很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竟然还有人不吃？炊事班只好单独给他做的面片汤。
部队一直开到湖南的衡阳。这时，部队里所有的朝鲜族干部战士全部集中，回朝鲜去了，听说朝鲜要进行祖国解放战争，他们就是回国去参加这场战争的。
1950年1月，部队停止了南下，转而向北开拔，一路火车到东北。路上发了两次冬装。到了辽宁省锦州之后，发了棉帽子，棉乌拉和乌拉草。
路过一个叫“沟帮子”的地方，车站上有很多小贩子叫卖烧鸡，听说这里民间以做烧鸡闻名。我看了也很馋，又舍不得花钱，买了只很小的烧鸡。拿到车上时，一个东北的老战士说：“小伙子，你买这个不是鸡，好象是乌鸦。”他说当地有些贩子就是用打来的乌鸦冒充鸡。我吃着也不像鸡的味道，肉很硬很粗，嚼不烂。当时又饿又馋就那么囫囵吞吃了。
我们沿途经过的大车站都有很多当地群众敲锣打鼓迎接，挂着大幅标语“欢迎解放军归来”，气氛非常热烈，因为四野就是从东北打到关内的，是东北的子弟兵。可是，因为部队南下时扩充了很多南方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去东北，一路北上又越来越冷，越来越荒凉，一些人就想办法逃跑。
部队最后到达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附近的福利屯（集贤）一带。在那里，我们把大炮入库，是过去的日本关东军仓库，乘骡马拉的大车继续向东北前进，老兵说，我们这是去北大荒啊。
我们进到一个村子驻扎，大概在福利屯与富锦之间，叫东兴村，距福利屯几十里路，上级下达了命令，我们就要长期在这里，开发荒原，建立农场，屯垦戍边。
我们在那里挖地窨子住，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大坑，在坑顶用木头棚上盖，上面苫上厚厚的草，坑边留出门，坑里搭上铺，砌上火炉，把烟囱从棚上通出去，这就是暖和的房子啦。还挖了猪圈养猪。
那时狍子非常多，当地的猎手用打到的狍子跟部队换子弹，一只狍子换我们5发子弹。后来子弹管理严格起来，他们就用一只狍子换3发子弹，后来一只狍子换2发子弹1发子弹他们都换。这些猎手枪法非常准，野兽在跑动中他们抬枪就打，瞄都不瞄，一枪一个。但是他们弄子弹很困难，从部队换去的子弹他们可以留着打熊和老虎这样的大家伙。我们换来狍子可以改善生活了，煮、炒，包饺子包子。后来上级有命令，不准子弹外流了，我们自己组织打，可是跟人家猎手就没法比了，往往几枪还打不到一只狍子。
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狼和熊的故事，我就碰上过狼。
有一天，我跟班长去福利屯办事，我们骑着马，背着枪，跑几十里路去福利屯，一路全是没有人烟的荒原。回来时，天色渐渐黑下来，班长在前我在后，马颠颠地小跑着。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只狗跟着我的马不紧不慢地跑着，开始没觉得怎么样，一会感觉不对，这大荒甸子里根本没有人烟，哪来的狗啊？再看那只狗，目露凶光，两只耳朵直立着，张着嘴露出尖利的牙齿，拖着一条大尾巴。当地的狗耳朵都是垂下来的，尾巴是弯上去的，“狼！”这个念头一闪，我的浑身立刻像过电一样打了个冷战，汗毛都立起来了！
我使劲打马，想快些甩掉它，可是我的马快它就快，马慢下来它也慢下来，就这样保持着一定距离紧紧跟着我。我心里更加紧张，就使劲喊班长：“班长班长，有狼跟着我呀。”班长回头看看，喊了一声：“你身上背的是烧火棍吗？”我猛地想起，身上背着枪哪！我放开马缰绳任马跑着，从背上摘下枪，再看那狼，就好象知道我想干什么似的，一溜烟跑掉了。
天渐渐暖和起来，我们出发去开荒了。荒地离这个村也有几十里路。那可真是一望无际的大荒原啊，长满了树条子，榛柴棵子，数不清的蚊虫扑天盖地。
当时还没有什么先进的农业机械，用马拉犁铧耕地。我们跟在后面刨扎子，踩垡片，点种。就这样边开荒边种地，种下了大面积的大豆。部队提出的口号是“生产万吨大豆”。
我们都以为今后就是这样的和平生产建设生活了。有些年龄大些的老战士写信给家乡，准备找对象结婚，有些已经结婚的也想把媳妇接来。
夏天刚刚来到，大豆已经长到两寸多高。有一天，我们在地里正在铲第一遍草。突然听到吹紧急集合号。连队的司务长孙X滨，是个解放战士，大声喊：“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把生产工具就地放下！”我们把锄头就地一放，集合整队。连长在队前大声说：“有战斗任务！立即跑步回驻地！”我们跑步赶回村子，立即整装向福利屯集结。
大炮被拉出库房，炮筒子里都住满了麻雀。
我们日夜兼程，赶到辽宁丹东，部队编入了东北边防军。
上级宣布，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发动了战争，已经侵入朝鲜北方，也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火已经烧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美国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炸死我国同胞。中央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军，保家卫国！
我们是第一批开赴朝鲜的部队，立即开始准备，并开展了集中的思想教育，主要解决部分干部战士中特别是一些小知识分子中恐美，崇美，媚美的思想问题。
入朝前部队开了誓师大会，过去的战斗英雄带着大红花，上台表决心。4连的指导员，文化不高，又很紧张激动，说错了好几个地方，把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说成“麦克撒其那”，说南朝鲜又说成“南朝鲜李承晚同志”，全场哄堂大笑。5连指导员麻扶摇，把连队指战员们写的决心书中一些内容综合起来，用一首诗表达出来：“雄赳赳，气昂昂，横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会后，团里和师里的小报都刊登了这首诗，还谱了曲在全师传唱。后来人民日报11月25日登在了第一版，被文化部的周巍峙发现，做了些改动并重新谱曲，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950年10月23日，我们部队跨过鸭绿江，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
二、 入朝参战
部队向中朝边境前进，感到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重，我们走过鸭绿江大桥，看到对岸大批退下来的朝鲜人，老百姓中多半是妇女小孩，也有很多政府官员，都往中国境内走。
今日鸭绿江大桥和当年被美军炸断的桥。
入朝之前，我想着这也是第一次出国啊，特意穿了一双新的红皮鞋。没想到第一夜就急行军130里！根本没有空换鞋，脚上磨的全是血泡，班长看我实在走不动了，把我的小马抢和背包都拿去扛在他肩上。
在朝鲜第一天吃饭，是在一个老乡家。家里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见我们围着吃一个炖土豆菜，就从里屋拿出一些辣白菜放在我们中间。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不能随便吃朝鲜老乡的东西，所以没人动。她以为我们吃不惯，又拿了另一种咸菜，还是没人动，她连着拿了几次各种各样的菜，我们一直没人动，最后她发火了。我们听不懂她说什么，赶紧找来联络员。她很激动地对联络员说了一通，联络员也用朝鲜话解释，然后联络员对我们说，这位妇女的儿子就在人民军，正在前方打仗，她看见我们就象看到了她的儿子，我们不吃她做的菜，就是嫌她做的不好吃，她非常生气。最后，到底吃了些她端来的菜，她才转怒为喜。
第二天晚上行军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家，部队只能就地宿野外露营。当时是零下20多度的严寒，我们每人只有一件皮大衣，一块雨布，没有被褥，怎么睡呢？后来发现山上有很多当地百姓打的柴禾，都捆成捆了。我们就把这些柴禾捆弄来铺在地下，把雨布一半盖在柴禾捆上，人躺上去，棉裤脱一半，脱鞋不脱袜子，大衣盖在身上，再把雨布的另一半盖在大衣上，头上戴帽子。早上起来，雨布和大衣之间，冰凌子都一寸长。
四野的38军是第一批入朝部队的主力之一，我们是38军的炮一师，紧跟着38军。听到前方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在云山前线附近看到有伤兵下来了，重伤员用担架抬下来，轻伤自己走，有的腿受了伤，一时没有拐仗，单腿跳着走。我们第一次感到了战争的真正残酷，看了心里很紧张，说实在的真有点害怕。
我们的入朝路线，在三八线以南是：丹东，新义州，云山，顺川。过了三八线是：铁原，金化，华川，春川。不到半年，打了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因为38军打的非常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在电报上写了“38军万岁！”从此，我们军被称为“万岁军”。我们都非常自豪。
过临津江突破三八线之前，部队隐蔽行动，不料有战马暴露了目标，飞来三架敌机“油挑子”，扔下大批燃烧弹，把两个村子全烧光了。敌人飞机除了轰炸外，还撒传单和小报等，进行瓦解涣散我军士气的宣传品，也打空爆弹散发这些东西。晚上飞机还常常飞来用中文进行反动宣传的高音喇叭广播。
打过三八线之后，部队开到铁原、金化地区。这里的地名都是对称的，有上甘里，下甘里，上所里，下所里等等。沿途见到大批敌方被缴获物资，有大批汽车，还有两架小通讯飞机，因为没人会驾驶，弄不回来，有些过去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解放战士会开车，把汽车开回一些来，大部后来都被敌飞机炸毁了。我们还吃到了美军的很多食品，像午餐肉罐头、果酱等，果酱像鞋油盒一样的包装。还有种大罐头，里面有牛肉、胡萝卜、葱头、大米饭，下面是个小汽油炉，点着可以加热。真是比我们的食品高级多少倍啊。
我们还看了一个战俘营，美国战俘吃的比我们好，经常能吃到肉，不过他们不会用筷子，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餐具给他们用，只能让他们别别扭扭地拿筷子当叉子用。进了战俘营的美国兵高兴的很，因为不用打仗了，不会战死了。我方对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也不担心什么。有些战俘把自己珍藏的照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是他老婆，那个是他妹妹，甚至还问我们哪个更漂亮，我们喜欢哪个。美国当时的种族歧视很厉害，白人欺负黑人，甚至动手打黑人，可是黑人只能忍气吞声，根本不敢反抗。
我虽然在文工团，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也经常被派出去执行任务，主要是跟汽车从后方向前方运送物资给养。我是车长，负责带一个车队。
敌人的飞机真是厉害，车队时时要防空，白天不能走，主要是夜间走。最怕的就是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挂在天上一颗，就象个小月亮，地上一根针都能看见。在重要的封锁线，一下子能挂10个20个的，是用很大的降落伞，是尼龙绸的，质量非常好。
我带车期间，翻了两次车。一次是一个司机路不熟，车掉到了桥下，跟车的一个文化教员胳膊、脚和肋骨都受伤了，拉的是一车高粱米。我下车喊前车停下，根本听不见，我就对前车的上空开了一枪，还惊动了防空哨，以为是敌机来了，后来把车吊出来，没有什么严重损坏，还能开。另一次我跟的车，因为司机太疲劳了，打瞌睡，瞪着眼冲进了路边的稻田地里，没翻。我一头撞到了驾驶室的顶棚上，撞得我眼冒金花，头上被撞起个大包。车上拉着的人和一些东西都摔了出去，所幸没有大的损伤。
有一次宿营，班长让我去找找家当地老百姓，我找到一家，在门外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走进门去，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伸手摸着走，一下子摸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这时候眼睛也适应了屋子里的昏暗，借着点光亮才发现是个死人！我吓得大叫一声跑了出来。回来后才知道，这一家是老两口，得传染病死了，都半个多月了，村里没人敢来掩埋。我回来后两只手什么都不敢摸呀，到炊事班烧开水反复地烫洗，把手恨不能都烫脱皮啦。半个月后，我终于还是发病了，医生诊断是斑疹伤寒，是美国飞机播撒的病菌，美国的细菌战。
我治疗出院后，被安置在一户朝鲜老乡家，这家有姐妹俩，对我照顾得非常好。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养，总算慢慢恢复起来。伤寒病后人非常虚弱，特别馋，需要补养。那时哪有条件，想打个鸟来吃都困难，残酷的战争期间，飞鸟都没有了。好容易打到一只鹰炖了吃，肉非常硬，像柴禾一样干巴巴地没有一点脂肪，根本咬不动，那看着也馋，就把煮出来的肉用刀切碎往肚子里吞。
有一次，团直单位派了一架马车回来拉粮，班长带着我和一个驭手一起赶着装满粮食的马车往前方走，路过一个山脚下的路口过不去，因为敌人用两门炮封锁了，看到一辆汽车被炮火打中正在燃烧，听说是一车送往前方的炒面。
过三八线之前，我抽空给家里写了封信。后来听说，父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拿给亲戚邻居们看。被村里干部知道了，说是抗美援朝前线的来信，把信借走了到处去宣传，父亲几个月后才把这封信给要回来。
三、回国整训 战友牺牲1951年春天，大约入朝半年后，我们部队开回祖国进行整训改装。一想到要回到祖国去，大家那个乐呀，都兴奋的睡不着觉。
归国途中，路过一个后方仓库，里面堆着大量猪肉、黄花菜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看了很吃惊，都说，前方那么艰苦，什么都吃不上，这里有这么多好东西怎么不送上去呀？仓库管理员说：“同志们啊，我真是没脸见你们哪，其实，我们也着急呀，可是敌人飞机轰炸封锁的太厉害，送不上去呀。这回你们来了就好了，你们是从前方下来的部队，是英雄，理当受优待！你们管够吃，什么好吃什么，还可以带了路上吃，能带多少带多少！”我们自然不客气，饱餐一顿，又带了很多。
途中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这天傍晚，部队经过一座大山，我们营部的一个管理员带队，正准备上山的时候，管理员发现这座山下有个大山洞，是个通铁路的火车隧道。这个管理员30多岁，是铁路工人出身，对铁路比较熟悉，他就决定从这个隧道通过，这样部队可以少绕很多山路。山洞前面有条河，河上架了一座铁路桥，桥长也就是100多米，要经过这座桥才能进入山洞。
部队上了桥，一部分已经过去了，还有很多人正在桥上，这时突然有火车从山洞里开了出来！桥上的部队立刻乱了套。因为桥很窄，只有一条铁路，两旁根本没有空间，一些人跳进河里，有几十个人躲闪不及被火车撞倒压上！现场非常惨，桥上这些人是营部的指挥排，有电话班、侦察班、通讯班......几十人都死了。跳进河里的多数都受了伤。是一个火车头，白天为躲避敌人空袭进了山洞，晚上要开出来。我当时在战勤工作队，走在队伍后面，躲过了这一劫。
死去的几十个战友在附近就地掩埋了。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入朝半年参加了三次残酷的战役，打过了三八线，吃尽了苦，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在回国途中在自己的后方这样死去，从此他们只能长眠在异国，永远不能回家乡了！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彻心扉啊！
管理员没有死，他两手搬着枕木吊在桥上躲过了火车，他被捕了，送上了军事法庭。
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地流下激动的眼泪，就像外出很久尝尽艰辛的孩子又见到了爹娘！
部队一直开到吉林省长春市驻扎下来，进行整训和装备改装。
长春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欢迎我们，给每人发了一个慰问袋，里面有很多食品和日用品，我记得有个手电筒，还套着个布套。市体委组织运动员给我们表演体操单双杠什么的。我们还发了过江费，还有屯垦时的生产费，总共1000多元。我自参军以来第一次领到这么多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很多老战士就买金戒指，我们是一个师，买金子的人多，把当地的金价都买起来了。
第一次入朝时，我们的炮兵还是日式装备，是日本关东军时期的山炮野炮，拉炮还用骡马呢。这回可是鸟枪换炮了，一色全新的苏式装备，122口径大炮，拉炮的都是10轮大卡车，还有轻型嘎斯卡车。
我们在市郊拉练，新配备的汽车需要司机来驾驶，新手上去学开车，有一次有人把车开翻了，还压死了人。
我被下派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没读过书，一个字都不识，所以连队都配有几个文化教员。我下去这个连队有3个文化教员，那两个文化都比我高，是高中文化，我才是初中毕业。不过那两个人后来情况都不大好，一个是反右时打成右派了，一个也是犯了什么错误转业了。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后方，生活条件好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基层干部追求享受犯了错误。当时城市的一些饭馆里的女招待，对我们部队里的干部都非常热情，她们多半是些风尘女子，有的是妓女，有的是过去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每天浓妆艳抹，服务周到。一些干部经不起诱惑，被拉下水。
有个连队指导员姓滕，入伍前是黑龙江威虎山夹皮沟火车站的电报员，伪满国高毕业的，被女招待勾引住了，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那里。后来部队开拔到海城，这个女招待还追了去，后来这个指导员被复员处理了。还有两个干部也有类似情况的，后来在“三反”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理。我们连的指导员也是因为腐化和经济不清楚出了问题，可是我们连长是个老同志，很有主意，他没有向上级报告，把指导员在连队关了禁闭教育一下，实际是保护了他一下。我去看指导员，他让我给找书看，我给他找了些政治书去，可是他不要，让我给找小说。
部队又开到辽宁海城北大营集训，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在驻地周围栽种了很多树。部队开展了思想整顿运动，清理了一些思想意志不坚定分子，其中很多是小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人因为害怕再上战场，故意说些不该说的，宁愿被部队清理复员回家。
经过三个月的改装整训，部队思想统一，伙食好身体棒，装备精良，斗志高昂。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再一次离开祖国，跨过鸭绿江大桥，开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四、 二次入朝 残酷战斗
第二次入朝后，部队直插顺川，防守281.2高地和394.8高地，高地的名称就是它的海拔高度。我们的左方就是上甘岭。我们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驻扎下来，挖坑道。100多米深的山洞，从山底掏洞，用木材支撑，木材都是从国内运去的。挖坑道修工事干了几个月，干得非常辛苦，山都是石头山，根本挖不动，全靠用炸药，每天能挖2、3米。我们就住在修好的防空洞里，睡的是空炮弹箱，洞里特别潮，地下都淌着水。吃饭好的时候能吃到大米，多半是高粱米，困难时候给养上不来，就只能吃压缩饼干，还吃一种鸡蛋粉，说是能补充蛋白质，非常难吃，一股鸡粪味令人作呕。吃不到青菜，到处找野菜，吃一种进口多种维生素丸，红色，豌豆大小。人们都得了夜盲症，夜里看不见东西。
我们一个营有6门榴弹炮，分布在几平方公里之内，有的炮架在山上，有的架在山脚下。
舅舅当年的英姿。
战斗打响后，非常激烈。天上敌人的飞机整天打着转转，发现目标就狂轰滥炸。地上敌人的坦克来回冲，我们的炮与敌人的炮对着打。
我是连队的文化教员，平时给战士们讲文化课，讲故事，教战士唱歌。打仗时擦炮弹运炮弹，有时候送炮弹到了炮位上，也帮着装弹，开上一炮。开炮就是装弹后使劲一拽炮绳，炮弹打出去时，一声巨响，整个大炮向后狠狠一坐。
我也遇到过几次非常危险的情况。
一次是半夜2点多，我和连部通讯员住在山腰上挖的洞里。敌人飞机来轰炸，是B——29重型轰炸机,扔下的大炸弹能炸开10几米深的大坑。一颗炸弹落在我们的掩体附近，把我们的山洞给削去了一半，塌下来的土几乎把我埋住。如果炸弹再落正一点，就把我俩活埋啦。
一次也是敌机轰炸，我在连部的坑道口站着，往外探了一下头，一块弹片横飞过来，在我的帽檐上划了一道沟，弹片只有花生米大小，滚热的还烫手呢。
一次战斗间隙，战士们都在休息，下棋的，打扑克的，看书的。突然敌机飞来，紧接着炸弹就落下来，连长一声喊：“快进洞！”，大伙来不及收摊就往防空洞里跑。我刚拔起脚，一块弹片“刷”地就钻进我脚下的土里了，晚抬脚半秒钟，我这下半截腿就算没了。
一次激烈的炮战，敌人一发炮弹正从我们连一个炮位掩体的炮口处钻进掩体爆炸，全班牺牲，连遗体都炸的找不到了。这个班的班长是个江苏人，年龄比较大了，在旧社会做过事，出身不好，文化水平很高。他对我特别好。我只读过初中，有些不懂的就去问他，每次他都很痛快地帮助我。他也当场牺牲。而我刚刚离开那个炮位只有几分钟！
还有一次炮战，我正在炮位之间奔跑，敌人一发炮弹尖叫着落在我附近，我听见声音不妙，赶紧就地趴下，心想这回可完蛋了。谁知这个炮弹没炸，只是引信在冒着蓝色的烟！我爬开很远还没炸。等我从炮位回来它还在那里冒烟，这个炮弹正落在连部与炮位之间的必经之路，我不得不冒险跑过去两次！指导员赶过来，冒险去排除引信，拔除引信后，从炮弹里掏出一面袋子炸药来。连长不让他去却劝不住他，就打电话给营部汇报，营长在电话里把指导员臭骂了一顿。
有一次敌人坦克冲过来，我们一发炮弹正中这辆坦克，“轰隆”一响它立刻停在那里。大家都以为它被击毁了，谁知几分钟后它又开跑啦，好结实的家伙，我们这发炮弹等于只给它弹了个“脑瓜崩”！
五、 驻守朝鲜西海岸
1953年初，部队转移到朝鲜西海岸，在那里挖坑道和工事，防御敌人的空降突袭和在朝鲜中部登陆企图。坑道里都是用木头支撑，修的非常好，里面分几层，有楼上楼下，有会议室，办公室，寝室等，可以存粮存水，每段坑道都是独立系统，又相互连通，可以与敌长期相持。
坑道修好后，部队换防，我们又转移到一个当地的居民区，那里有很大的苹果园，因为战争的缘故，果园没人管理，果树枝杈乱长，生了很多虫子，结的果也不大。部队有严格的纪律，谁也不准进去。
这时已经开始停战谈判。我们驻防的地区进入相对和平阶段。
1953年3月2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入团机关。开始在宣传股，每天听收音机记录广播新闻，给首长提供形势报告的内容，也有了工资，每月大约30——40元钱吧。在宣传股干了一个月，就正式担任保卫干事了。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定，部队又转移到城川郡的温井里石场，在这里驻的时间比较长。这里有温泉，条件也比较好了，团部住在石场的山上，盖了一些房子，团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都各住一个单间，家属可以从国内来探亲了。隔条大山沟就是师部，跟国内的通信大约10天8天的就能到。
停战后相对和平的生活，我们与当地的百姓打交道也多起来。
朝鲜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很有意思。比如，我住那个村子里，中间有个山包，石头多年已经风化，有的老乡把风化的石板上刻出个两米长一米多宽的石头槽子，底部的石板很平滑，夏天就躺在里面睡觉，据说非常凉快。
山上柞树很多，老乡们把柞树的叶子采来放在稻田里做肥料。
朝鲜人爱喝酒，也非常能喝。朝鲜人也能歌善舞，喝酒高兴了边喝边跳。有一次部队会餐，请来些当地老乡喝酒。我们都是用印着“最可爱的人”那种大号缸子盛酒，酒都是60度烈性白酒。我们说“干杯”，也就是喝一口，可是有个朝鲜老乡，一听说“干杯”，端起一满缸子白酒一饮而尽！要知道，这一大缸子白酒足有一斤半！我们都说，这个人也太能喝了，赶紧给再满上吧。谁知，再“干杯”时他又干了！如此有4、5缸。此人大醉，不省人事被抬走的。可是，第二天听说，他醉了就没醒，就这么死了。
我们住在朝鲜老乡家里，我的房东是个老太太，她的中国话非常好。一问才知道她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这个老头与我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曾经是战友呢，当年同在云南讲武堂一起学习，资格相当老啊。有一次，大家一起擦手枪，一个战士不小心走了火，所幸没有伤着人，老太太把我们好一通批评。
邻居是个40岁左右的妇女，在沈阳住过，说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据说可能被日本军队抓去做过“慰安妇”，那时朝鲜人很看不起做过“慰安妇”的女人，背地里都叫她“大破鞋”。她有个儿子，据说不是她亲生，是抱养的。
停战以后，没有了敌人的空袭，没有了地面战斗，但是对敌斗争没有停止，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敌方不断派遣特务过来*扰破坏，刺探情报，甚至小股游击，上级曾经通报我们某部驻地的哨兵被特务袭击抓走。因此，反敌特是我们部队的重要任务。
部队驻地附近，一到夜晚，就不断地有敌特打信号弹，或者用手电筒一明一闪地像在互相联络。我们的炮场四周都修了围墙，炮用苫布盖好，半夜就有人往里扔石头，派人去查又找不到人。
一天，我们营部与驻地的朝鲜老乡开联欢晚会。一个连队的通信员往营部送信，送到后在营部看了一会热闹就返回连队，营部距离那个连队也就几里路，都是一米宽的山间小路，两边是扬树槐树和一人多高的山松树。这个通信员正走着，后边就上来个人，冷不防把通信员的嘴堵住扑倒，用胳膊夹住脖子就往山上拖。这个连队还挺有警惕性的，见通信员没及时回来就往营部打电话问，营部回答早回去了。连队赶紧派人出去接，在小路上听到有动静，这时通信员已经被拖离小路几十米远，也在挣扎搏斗。连队的人对着影子开了枪，通信员被救，腿被枪打伤了。部队立即出动搜山，但敌特熟悉地形，利用夜色掩护很快逃脱了。
有一天夜晚，我们团部附近又有信号弹，政委叫我上山去看看，政委是老红军，山西人，平时很喜欢我。他叮嘱我：“小心点！”我拿着一个手电筒，提着手枪就出发了。从团部出来，向左拐是温井里，向右就是大山，我就向右奔山里走去。左手拿手电照亮，右手端着枪，子弹上了膛，大步朝前走。一个人黑夜走在这样的山路里，敌特活动这样频繁，心里是很紧张的。
走着走着，旁边的灌木丛中猛地窜出个黑影！我吓了一跳，刚要开枪，只见那黑影在我手电的光前一闪又钻入树丛中，好象是只小野兽，惊出我一身冷汗。我定了定神，又往山上走，已经没有了小路，地上都是没膝的积雪，前面有棵大树，我走到跟前，回头看看，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映着淡淡的月光，两边是黑色的树丛，死一般的寂静无声。又走了大约两里地，前面就进入阔叶林了，没有发现任何情况，也没有脚印。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按原路返回，往回走的时候，就没有去时那么紧张了。回到团部报告了政委。
一天，接到敌情通报，说汽车运输队附近的山里发现敌特活动，那里人烟稀少，部队准备围剿该地区。团政委召集了几个人开会布置任务，参加人有一个股长，两个干事，其中一个干事就是我，决定分成三个小组化装侦察，分头行动。我这个组有我还有个联络员，是个吉林的朝鲜族人，正连级，30多岁，大个子，胖胖的，说起话来笑咪咪的。我们换上从当地老乡那里借来的朝鲜衣服，里面穿绒衣绒裤，装扮成朝鲜老乡就出发了。
离开部队驻地不远，我们看到两个朝鲜人，一老一少。老的有50多岁，是个典型的朝鲜农民模样，少的有20岁上下，长的很精神，很干净。少的在前面走，老的跟在后面，背着一个麻袋，里面似乎装着点东西，也看不出是什么。要说这是父子俩吧，长的又不像。
我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很远，前面越来越荒凉，也没有什么人家，走着走着，发现地上有草灰，好象有人曾经在这里拢过火，摸着还温乎呢。联络员说咱们别往前走了，往回返吧。我们就往回走。路上，又看到了那两个朝鲜人，他们在我们部队附近转悠什么呢？我们开始怀疑，就借着树林隐蔽远远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走到一个山口停下来，左看右看的，互相说着什么，然后又折回来。联络员说：“这两个人有问题，你赶紧去运输连报告，让他们做好准备，我跟着他们。”我就赶去运输连报告了情况做了准备。那两个朝鲜人走到部队驻地附近时，我们的哨兵拦住了他们检查证件，这时联络员赶了过去，看到他们证件里有南朝鲜的东西，就把他们绑起来，我们把他们带回团部。
首长听了情况，仔细搜查了这两个人，他们身上什么证件都有，南朝鲜的证件也有，审问他们，却什么也不说。政委下令，先关起来。
到半夜，可能是把他们绑得太紧，受不了啦，老头喊叫起来。把老头带出来单独审问，老头说他是当地的里党支书，那个小伙子是上级派来的，老头只是配合工作，别的不知道。
政委让把小伙子松了绑。他揉着手，从身上衣服缝里掏出个三角形硬卡片，上面打印着一串数字，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他一边说，联络员一边翻译。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证件，我是奉我们上级命令前来侦察这个地区敌情的，你们误了我的大事，必须跟我的上级解释！”
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确实抓了两个特务，不过不是南朝鲜的特务，而是北朝鲜的特务。大水冲了龙王庙啦！
六、撤离朝鲜回到祖国
1955年，我的老部队开回国内，驻防广州了。我却被继续留在了朝鲜。
1954年舅舅有机会回国，与我母亲和姥爷在哈尔滨相聚。
当时我的表现还是很被上级肯定的。我能吃苦，也能写，能讲，工作算是比较出色的，曾在师里团里两次被通令嘉奖。在那时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中，是很突出的。炮兵司令部的保卫处和组织部几次下来考察我，后来我被抽调到志司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学习，当时是从炮兵、坦克兵、空军等几大军兵种选调了30人集中培训，炮兵8个师（后来整编为5个师）只选了我一人。
培训结束后我被调任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检察院任侦察员。当时是学习苏军，军以上设检察院，师一级设保卫科，团一级设保卫股，对部队进行政治监督和司法监督。检察院有一位院长一位检察员，人手很少，内勤、外勤、办案、写材料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干，每天文件无数，根本看不完。经常还要下部队，5个炮兵师，全北朝鲜到处走。每次下去都背着个侦察箱，处理各种案件有时还要取证化验什么的。
1957年6月，当时志愿军已经开始最后的撤离朝鲜。分为三批撤离，我是第二批回国的。
舅舅回国后与我母亲和姥爷再次相聚。
按当时政策，入朝三年以上的可以在全国范围挑选工作地点。我选择了辽宁省的大连市（当时叫旅大市）。到大连后我担任了团保卫干事，1961年提团宣传股副股长，后被送湖南长沙军政干校学习一年，回来在师宣传科任大尉干事，工作一年多后，1965年下来任营教导员。
1964年母亲与舅舅在大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抽调参加“三支两军”。1969年3月中苏在黑龙江省的边境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我被紧急调回原部队开赴黑龙江，参加了3月15日的战斗。
文革结束后我从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抚顺市，1985年离休至今。
（以上是舅舅回忆）
七、后记
2020年舅舅90寿辰，我专程从广东深圳赶到辽宁抚顺给他老人家祝寿，当时舅舅还是精神抖擞，身体硬朗。他每天还用钢笔练习写硬笔书法呢。
2023年9月，我到抚顺探望舅舅时，93岁的舅舅已经病卧在床，意识也已经不十分清醒了，我每天跟他聊天，看着他衰老的病状，我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他年轻时军人的英姿。
离开抚顺那天，舅舅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强忍泪水跑出房间，脑海中反复出现一句话：“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Old sold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是的，这句话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后，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引用的一句军歌里的歌词。麦克阿瑟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是浴血拼*的死敌，但在离开战场之后，作为退伍老兵，虽远隔时空，也许会有某种共情吧。
愿人类永远消除战争，和平之花永远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