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生命旅程,都有结束的一刻。此时,你鲜活地呼吸着、生活着、感受着,但在某一瞬间,你可曾思考过,当生命画上句号,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或者说,回归这个世界……
几千年来,中国的殡葬文化以个体不能全然感知的方式演变。从土葬到火葬,大众的接受过程经历了漫长更迭;但站在今天回望,又仿佛一蹴而就。也许你不曾发现,今天的我们,正在迎来一场新的殡葬变革。
01
父与子的“海上旅行”
有人说,死亡才是等待着每个人的真实未来。虽说如此,但死亡有时会不按常理出牌。
2008年,我们依然能悉数讲出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而对侯海燕来说,那一年,她心爱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因病永远离开了她。
即便一家人全力以赴,也早有心理准备,但那一刻来临,侯海燕和爱人还是垮掉了。第二年,侯海燕的爱人又因突发脑溢血离世。仿佛一夜之间,世界在她眼中蒙上了一层灰暗的纱,她无力拨开。“我儿子走那年才26岁,白发人送黑发人,一直放不下,走不出来,就天天哭、总是在流泪。”
侯海燕原本是一名首饰工匠,越老越吃香的那种,可自从儿子、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都没法集中精力再操持起工具,继续干了一辈子的事业。她自己也不知道,浑浑噩噩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她又是如何熬过了那段时间。
每年清明,她都是一个人到殡仪馆祭扫,“走在骨灰存放室里,我每次都感觉特别荒凉,”侯海燕坦言,自己很不喜欢那个地方,“冷冷冰冰的,从本心讲,我觉得不能让他们父子俩在这里面待着”。
随着年龄增长,侯海燕的这个心思越来越重:“我也60多岁了,家里亲戚也不多,我不在了或者我动不了了,就算买墓地了,谁给你扫墓去?想到这儿我心特寒。”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那听说了海葬,就到网上去搜,到殡仪服务单位反复去问,一度很是纠结。
直到2014年清明节前,她终于做出决定,把父子俩的骨灰撒向大海。
正式骨灰撒海的那一天,互不相识的家属们一起聚在船上。殡仪服务总站的工作人员组织了庄重的仪式,播放哀乐、诵读追思词、依次有序地将骨灰撒海。“当时那种气氛我自己控制不了,大家都哭了,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共鸣。氛围很好,能感受到对逝者的安慰、尊重,把他们送到这儿没有送错,就这种感觉。”
自此,侯海燕终于找到一种释怀的感觉,“很安心,回归大自然了,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就只当去旅游了。”后来,她被邀请到一家公司继续发挥手艺,日子也慢慢有了生气。
每年清明节,侯海燕都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一年一度的海上共祭活动。她发自内心觉得,“国家倡导确实挺好的,现在的人的思想要比以前更开放,以后会有更多人理解、接受,我觉得走这步行得通。”
02
“如果他活着,一定支持我们的选择”
今年3月20日清晨,刘玲老两口在东疆国际邮轮母港码头登上了国宾9号的甲板。这是他们第一次坐船出海,早春的海风还有些清冷,海鸥在空中婉转盘旋,浪花不停拍打在船身上。很快,船只便驶进了特定海域,在这里,一场意义非同寻常的告别仪式开始了。
这是天津举办的第381期骨灰撒海活动,刘玲与同船的120多位家属一起,追思默哀,满怀敬意地将怀抱中公公婆婆的骨灰撒向大海,对逝者做最后的告别。
“跟我想象的特别不一样,给我们发的白手套、帽子、湿巾,把骨灰放到一个可以降解的袋子里。仪式很庄重,主持人全程在引导,鞠躬、说说告别话。撒的时候我就怕太快,会让人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实际上他们是有个类似传送带,一点一点奔着大海就移过去了。还可以撒鲜花,写追思卡,这都是可以降解的。你就觉得全程特别有序,心里头挺心安、挺安慰的。”刘玲说。
刘玲和老伴在1979年结婚,婚后一直跟公公婆婆共同生活,就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公公是老殡葬人,退休前一直在火葬场当一把手。在刘玲的印象里,那个年代正是普及从土葬到火葬的时期,公公忙得根本顾不上家。
“(上世纪)80年代,有的人家还接受不了火化,我赶上过,人家来找我公公,问这个事,他特别开明,劝人家别接受不了,他也跟周围人总宣传火化好。他到临终时候,家里亲戚还说送回老家(土葬)也可以,他就嘱咐儿子,说千万不能那样,现在社会怎么办的,我就怎么办。”刘玲回忆。
1997年,老人过世,刘玲两口子就遵照公公的遗愿,火化后把父母的骨灰一直保留在市第二殡仪馆内。直到前几年,刘玲的老伴两次脑梗留下了后遗症,每年祭扫出行都越来越艰难。老两口商量着,应该尽快找一个解决办法。
“我老伴就一个姐姐,大他12岁,都是7、80岁的人了。听人说海葬挺好,在电视上也看过,我们两口子就去问问。当场我老伴就拍板了,周总理都把骨灰撒海里了,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人就是自然地来,自然地走,要是我公公还活着,他肯定也支持。”
在海葬活动现场,刘玲和家人还收到一份定制的纪念品——生命晶石,它是从逝者骨灰里提取一部分,采用特殊技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稳定纯净的结晶体。“对我们家属来说,也是个念想,以后逢年过节拿出来看看。我从心底里特别感谢政府,不花一分钱,还给奖励1000块钱,替我们考虑的这么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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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晶石
03
海葬的演变
大海的胸膛容纳了逝者,也慰藉了家属。从1990年以来,市殡仪服务总站已撒放骨灰超2万具,参与家属4.5万余人,接待咨询群众二十余万人次,“海之眠”天津骨灰撒海的活动品牌也历经三十年的演变,渐渐深入人心,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每年报名的人数都在递增,我2014年刚接手海葬工作那阵,每年也就八九百具(骨灰),到现在能达到1200具左右,还得排队。毕竟每年就春秋两季可以出海,批次也比较有限,去年因为疫情就撒了两批,今年我们压力挺大的。”市殡仪服务总站业务科负责人马涛介绍着目前的情况,他告诉记者,海葬服务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期的骨灰撒海
“原来最早的时候去海上,条件特别恶劣,船也小,承载能力只有150人左右,而且还分两层,我们就想办法在一层装摄像头,二层的家属只能看仪式的直播。撒灰时候有一个像桶似的管道,每个家属发一双手套,抓骨灰往那桶里头撒,比较简陋。”
“后期我们又弄的降解袋,把骨灰整个都包在一起,做的滑梯,但是控制不了它滑行的速度,非常快就落到水里了。有的家属能接受,但是有一小部分家属还是接受不了。”
21世纪初,开始使用降解袋
21世纪初使用的滑道
如今,国宾9号上配备了新设计的骨灰撒海设施
面对新的课题,海葬的工作人员又开始想办法:“去年,我们找了一家公司,研制出来一个电动的传送带,把带着骨灰的降解袋放在上面,测算好时间,缓缓地给它送到海面,管道做成透明的,家属全程都可以看见,包括最后设置了一个按钮,家属自己去操作,决定什么时候让骨灰落入大海。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地想办法满足家属的心情需要。”
海葬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理行为,它更多承载着情感的寄托和释放。在平时服务当中,马涛和同事们都在尽力收集家属提出来的建议,再用心细化改进到每一个地方。
为了满足市民群众的需要,今年,市殡葬事业管理处推出暖心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家属提供了代撒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对仪式进行拍摄留影和视频保存,回来后发送给家属,方便大家留念和回忆珍藏。
“这肯定也不是工作的终点,现在因为国家推行政策,肯定后面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干了16年殡葬了,殡葬人做事都是换位思考,切身去理解家属的心情,真正把海葬做成老百姓认可的殡葬方式之一。”
2020年疫情期间,市殡仪服务总站工作人员代替亲属举行海上代祭活动
04
走了20多年后,爷爷奶奶终于“入土为安”
始建于1988年的天津寝园,是天津市最早建成的骨灰公墓。在寝园东侧的思息园,位于树葬区和深葬区之间,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草坪,在形形色色、高矮不一的墓碑丛林之中显得格外特别。这是天津市最早开展节地生态安葬骨灰草坪葬的地方。从2010年开展至今,这片草坪下面共安葬了1500多位逝者的骨灰。
杨丽今年34岁,家住河西区,去年十月份,她帮去世二十多年的爷爷奶奶办理了节地生态安葬。
杨丽的爷爷去世早,早到杨丽都想不起那年她几岁。但是奶奶去世的那一年,杨丽却记得十分清楚,那年她13岁,上初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杨丽的父母是双职工,平时杨丽就由奶奶照顾。生前,奶奶和杨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人。
奶奶去世后,爷爷奶奶的骨灰一直没能安葬。因为杨丽的父亲、伯伯、姑姑对于安葬方式想法不一,加上姑姑住在很远的外地,很难得回来。这些年,杨丽爷爷奶奶的骨灰一直寄存在天津市第二殡仪馆。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这几年,几位长辈岁数也大了,我爸是最小的,都70多了,他们也想把我爷爷奶奶的骨灰赶紧安葬好了。”杨丽说,刚开始,几位长辈打算为爷爷奶奶买一块墓地,可是看了一圈之后发现,离市区近的墓地费用太高,价格稍微合适些的墓地又太远,“都快到河北了”。
几番选择和纠结时,杨丽从社区工作人员那儿听说,寝园正在开展节地生态安葬,“详细了解之后,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不仅能让祖辈回归自然,还能为后人造福。并且寝园离市区比较近,祭扫很方便。家里的几位长辈也都赞成”。当时正巧赶上天津市出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工作实施办法(详情)” 。杨丽意外地成为第一批领取这奖励的逝者家属之一。
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原定在4月份举行的节地生态安葬仪式推迟到了11月份举行。杨丽至今仍记得那天的情景,“场面布置的很温馨,有礼宾人员献花篮,还有小提琴专业伴奏,整场仪式庄重,却不哀伤。主持人致追思词的时候,有一句是:假如有来生,我还愿意承欢您的膝下……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想起了小时候奶奶对我的百般疼爱和照顾,我真的好想念她……”
05
三十年后,姥爷的遗愿实现了
关于节地生态安葬,许多人在认识上存在这样一种误区: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都是没钱买墓地的人。毕竟节地生态葬不用花钱。去年,天津市出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后,不仅不用花钱,还能领钱。于是一些人更把节地生态安葬当作是经济匮乏所导致的无奈之举。
“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这儿报名节地生态安葬的市民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家庭。”天津市殡仪墓地事业服务中心业务一科负责人张铮告诉记者。
在张铮的帮助下,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了一位在节地生态安葬开展后不久,就为家人报名办理的逝者家属李女士。李女士今年45岁,来自一个高干家庭。几年前,她为自己的姥爷办理了节地生态安葬。
“我姥爷其实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李女士说。李女士的姥爷是位共产党员,生前十分崇敬周总理。“他总说:周总理那么大的人物,逝世之后都不留骨灰,我们对国家也没有那么大的贡献。姥爷就希望自己走了以后骨灰能撒到地里,作为土地的肥料。但是过去的风俗不允许这样,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子女如果不把老人的后事办的风风光光的,就是不孝。作为女儿,我母亲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姥爷去世的时候,没有遵从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墓地。”
“但是随着我母亲岁数也越来越大,以及身边一些故友的离世,她对于丧葬的这些形式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女士说,有两件事对母亲触动很深。
“第一件事是她的一位老伙伴,前些年去世了。孩子们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在老人特别孤独的时候,这些孩子都不出现,却老人走了之后一掷千金,说是一定要让老人风风光光地走。我母亲当时就觉得很讽刺。”
“第二件事是我们原来住的小区里,有一个邻居去世了,去世之后,她的孩子连孝都没戴,只穿着素服,很简单地把丧事给办了。当时住的小区里,老邻居很多,大家都指指点点的,我母亲当时看到那个场景,也觉得这家孩子太冷漠了。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家孩子们非常孝顺,把老人照顾得特别好,只是观念不同罢了。亲眼目睹这两件事之后,她总是忍不住去对比,渐渐地,她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大概七八年前,李女士一家人从外地迁到天津定居,便想把姥爷的骨灰一起迁过来,方便随时祭扫。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女士了解到寝园正在推广一种新型安葬方式,不仅节约土地,而且绿色环保。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之后,她马上就同意了。当时也有亲戚不赞成这种安葬方式,他们觉得:家里又不是没条件,不要对老人太吝啬,还是应该给老人买块墓地。但是我的母亲很坚定,她也能做了这个主,所以最后我们帮姥爷报名参加了节地生态安葬,也算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
06
三块方碑
为了最大程度节约土地,节地生态安葬一般不留骨灰,也不立碑留名。但是在天津寝园开展节地生态安葬的草坪前,却卧着三块长方形的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逝者的名字。
“这三块碑上刻的都是第一批先行者的名字。”天津寝园一名叫高峰的老职工告诉记者,“实际上咱们一直和逝者家属宣传的都是不保留骨灰盒、不保留任何标志。但是在2010年,咱们第一年组织报名的时候,大家对于节地生态安葬的认可度比较低,一百多个安葬名额,花了两三周才报满。为了感谢这第一批先行者为天津殡葬改革事业所作的努力,我们立了这三块碑,以作纪念。”
“这些年,随着绿色环保的殡葬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逝者家属报名节地生态安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寝园开放报名后,才两三天,一百多个名额就报满了。还有许多逝者家属想报报不上。”天津市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业务一科年轻的负责人张铮说。
为了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需求,2019年,天津市民政局下属的憩园拿出1.7亩土地,开展节地生态安葬。并且全年开放报名。据统计,仅2019年,天津憩园就安葬了600多具逝者的骨灰。
“今年,寝园计划再拿出近两亩土地,用作节地生态安葬。”张铮说。作为天津最早建成的骨灰公墓,寝园的土地使用率已经达到了94%,剩余的土地非常有限。“像近几年,寝园一年可供销售的墓地只有三四百块,可谓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能拿出这么一大片土地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
在寝园采访时,记者特地在节地生态安葬的那块草坪前驻足了一会儿。记者看到,前来祭奠的人们络绎不绝。虽然不知道埋葬在这儿的1500多位逝者姓甚名谁,但从他们深深的鞠躬、轻声的诉说、眼角的泪水,记者不由地想:他们仍是那样深深地思念着你们,仿佛你们不曾离开。
据统计,目前,全市殡仪馆每年火化遗体在7万具左右,按照我国殡葬法规定,近年来,天津墓穴都控制在1平方米(0.0015 亩)以下的节地型规格,如果每年火化的7万具左右骨灰中,有三成选择骨灰安葬,算上墓穴周边绿植、间距、道路等公共区域,那么,每年消耗土地将在60亩左右……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更多年以后,这将是不可小觑的数字。”天津市殡葬处处长张悦东告诉记者,“推开窗户就会看到对面山坡上一片墓碑林立的公墓——现在在别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公墓与居民生活区越来越近的情况,如果再不管控现有的安葬方式,‘逝者与生者争地’可就不是玩笑话了。”
“今后,殡葬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不留骨灰’。”张悦东说,受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部门积极作为,营造环境、制定政策来引导公众。“我们出台奖励政策就是让节地生态安葬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采访时,一位年轻的殡葬职工告诉记者:“周总理曾提出,从保留遗体到不保留遗体是殡葬习俗的‘第一次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是‘第二次革命’。”据他讲,干殡葬的人都知道这句话。
他们不但知道,他们也在为此持续不断地付出努力。在天津,这份努力已经结出了果实。
注:文中侯海燕、刘玲、杨丽、李女士为化名。
记者 |万福念顾颖
来源: 天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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