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公学（EtonCollege）首次提到“足球”是在1747年和1766年。尽管足球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伊顿公学，但直至19世纪后半叶之前，学校档案中都未曾明确提到足球。19世纪20年代，曲棍球和足球开始成为伊顿公学的冬季运动，而板球和划船则是夏季娱乐项目。
伊顿公学的足球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野地足球比赛（FieldGame)，参赛队伍由每方11名球员组成，包括8名前锋和3名后卫，共同在一个长120码、宽80码的球场上进行比赛，比赛的目的是到达对手球门线的任何部分。
进球得3分（即把球踢进门柱之间，门柱由12英尺乘6英尺的细长横杆构成），点球得1分（在球越过对手门柱两侧的球门线后触球得分，或在被冲撞时把球踢过门线）。
另外一种则是墙球比赛（WallGame）即对着墙壁踢球。墙球是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的野外游戏。4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区域似乎有所缩小。到了19世纪30年代，墙球比赛的场地已经急剧减小。
比赛场地只有5至6码宽，一侧由延伸了一百米的墙围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直角。球门很小，比赛区域的封闭性意味着球员必须穿上特殊的防护装备，同时由于比赛非常耗费体力，因此时间通常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尽管还有另外类型的足球比赛形式，但都是其他公学所特有的，在伊顿公学仅为小范围进行。多元的足球比赛形式也造成了相应的比赛规则层出不穷，一位毕业生曾抱怨道：“暗地里的规则似乎无穷无尽，例如接球、掷球、直接传球等在不同比赛都有不同规定。”
而在此之前，野地足球赛相较之下被认为不如墙球比赛，主要在公学内部的小型俱乐部开展，墙球比赛形式则作为伊顿的代表性赛事在公学内部盛行一时。直到1840年11月27日，《贝尔的伦敦生活》（Bell’sLifeinLondon）报纸首次报道了伊顿的足球运动，自此伊顿公学足球才开始在大众视野中崭露头角。
据悉该报道可能来源于一名伊顿毕业生的来信，信中提到从1848年起，墙球赛和野地赛中的足球活动大幅增加，足球已经成为学校的主要运动，吸引了大量人群参与。虽然大多数比赛仍然只是纯粹的在伊顿学生之间进行，但从1851年开始出现一些客队，特别是来自牛津大学的伊顿毕业生们，以及从1852年开始出现的毕业生官员代表团。
1857年，伊顿举办了一场极具声望的足球比赛，球队由伊顿毕业生组成，分别代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行校际比赛，当时威尔士王子也在观众席上观看比赛。截至19世纪40年代，足球在伊顿公学几乎都未得到官方鼓励，尽管学校确实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足球比赛的场地，但也仅此而已。
直到1841-1842赛季，足球才首次得到官方支持，因为发现足球在约束学生们的行为规范方面大有裨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848年开始，伊顿公学的足球比赛数量大幅增加。随着比赛频率递增，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涉及规则的争端次数增加，这可能也是1849年伊顿首次尝试正式编纂足球规则的原因。
同时，伊顿公学作为最早提及足球的公学，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由的校园环境共同营造了足球因地制宜、就地发展的良好氛围，并且1847年伊顿公学的足球规则被认为可能是第一个类似于现代足球的规则，因而其规则中的场地规定、人员限制、得分细则等条约对1856年剑桥规则的制定甚至现代足球诞生后英足总规则的拟定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19世纪20年代，哈罗公学的校长曾鼓励学生进行板球、网球、足球等体育运动。但在对外宣传方面，哈罗公学关于足球的报道是从1842年起才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哈罗体育运动的全面推广起始于托马斯·阿诺德（ThomasArnold）的学生沃恩（C.J.Vaughan）担任校长的期间（1845-59年），沃恩采用级长管理制度而非单一的教师管理体制，用以激发学生们的自主运动热情，并鼓励哈罗五、六年级的学生成立体育俱乐部，管理和组织他们的日常比赛。
同时沃恩在体育运动促进智力基础发展方面也很有影响力，他强调了体育运动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据报纸报道显示，至少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哈罗公学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足球锦标赛，以确定冠军球队。
通常比赛双方各具差异，其中1848年的一场比赛较为激烈，而1853年的另一场比赛则充满了绅士体育精神，那次比赛中，虽然没有正式裁判，但其中一支球队以极强的体育精神否决了己方的一个进球，尽管这个进球看起来很公平。
这一行为可能与1853年哈罗成立的慈善足球俱乐部有关，该俱乐部也是哈罗足球的主要规则制定机构。虽然俱乐部组织的多数比赛皆为室内比赛，但在19世纪50年代，由哈罗毕业生组成的足球队伍开始于1857年和1859年分别从牛津和剑桥回校访问。
此外，自1859年起，由哈罗毕业生组成的各种临时队伍也开始返回公学内部进行比赛，自1860年起，哈罗公学足球队与来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哈罗毕业生球队之间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比赛。
而哈罗公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比赛发生在1862年，当时哈罗公学球队与戴尔丁利俱乐部（DinglyDellClub）进行比赛，使用的是哈罗足球规则。5哈罗规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双方球队各由11名球员组成，包括2名后卫，5名中场，2名右边锋，2名左边锋，没有守门员。2.球比协会的球大，形状类似于教堂的跪垫，两端和侧面都是圆形的。3.在哈罗球场比赛时，球门被称为“垒”，并用高杆当标志，当球以任何高度穿过杆时，即为得分。
哈罗公学与其他许多公学的足球比赛一样，越位法非常严格，如果球员在球的前面，就不能触碰球。此外虽然规定禁止抱住、绊倒或推倒对手，但冲撞是合法的。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没有惩罚，但裁判员有权将犯规球员罚下，并将给予对方球队一次额外进球作为惩罚。
虽然哈罗在与外界的接触中表现的并非特别积极，但公学俱乐部至少在1863年与英足总取得了联系。作为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举行足球比赛最多的公学，哈罗足球的发展离不开官方的全力支持，在校长及教职人员的大力倡扬下得以有序开展。
因此其有组织、规范化的赛事机制才能为现代足球的竞赛体系提供参考样本，其比赛中所展现的崇高体育精神和高尚绅士精神也无一不是榜样之师，促进着竞技体育精神的形成。
拉格比公学管理秩序萌芽19世纪初，拉格比公学（RugbySchool）最受欢迎的两项运动是钓鱼和跑步。足球似乎是后来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或许是因为直到1816年，学校当局才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块八英亩的场地，以供其玩耍和运动。
但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关于足球的时事记录，已存可查的唯一记载出现于1876年，由布洛克斯姆（Bloxham）所撰写，他在19世纪上半叶曾是拉格比公学的学生。
据洛克斯姆所言，直到19世纪20年代，拉格比的足球形式都非常简单，除禁止以手触球和手持球跑向对方球门外尚未明确其他规则。而也正是因为威廉·韦伯·艾利斯（WilliamWebEllis）的犯规行为，导致了拉格比版足球（即橄榄球）中引入了以手持球的规则，足球和橄榄球自此产生明确界定。
此外，拉格比公学足球的第一个清晰概念来自于托马斯·阿诺德担任校长的时期，即1828-1841年。但此类说法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各类修正主义观点亦是层出不穷。但无可否认的是，作为拉格比公学校长，阿诺德致力于公学改革，强调学生秩序意识和个人道德的培养。
阿诺德认为，童年是一个自私、无知的状态，需要教育学生抑制他们的自我主义，因此他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
致使此后多数研究者认为，阿诺德改革拉格比公学学生行为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体育，他们认为是阿诺德将秩序引进了公学教育，他创造了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校园环境，有助于促进团队运动的开展，从而使学生们能够探索独特的足球形式。
邓宁和谢尔德甚至称：“在阿诺德的改革之后，拉格比公学的足球运动开始变得更加复杂、独特和‘文明’，即足球开始经历现代化的过程。”
虽然关于阿诺德的改革对拉格比有组织运动的开展功不可没这一观点普遍较为认同，但其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证据背道而驰。首先，尽管阿诺德写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文章，但他从未提到过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事实上，虽然阿诺德赞同健康、合法的娱乐活动，但他却没有对其进行扶持。
其次，也没有迹象证明阿诺德曾认为体育运动在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他的信件可能提到了拉格比的娱乐活动，但并没有证明他对这些活动持拥护推崇态度，且恰恰相反，男孩们旺盛的动物精神让他感觉充满了一种悲哀。
体育运动也只是阿诺德作为消除偷猎或与当地男孩打架的一种替代方式，直到1850年才成为拉格比课程的一部分。相较之下，阿诺德的继任者——泰特（1842-1852年）担任校长期间，拉格比公学的足球得到了蓬勃发展。
先是于1845年首次在公学内部印刷足球规则，并在1846年和1847年增加修订版本，数次规则增订多半源于公学足球比赛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纠纷同在增加，这也与1846年出版的规则序言相一致。
其次这一时期足球运动员们与专门的运动制服，并且经常举行非正式会议来讨论足球比赛相关问题。然而，尽管拉格比公学内部足球开展的如火如荼，但其却从未试图宣传自己的足球比赛或相关规则。
事实上，拉格比是最后一批开始向媒体提交足球报告的主要学校之一，他们似乎对其公众形象并不在意，也从未企图借助公众媒体立身扬名。但拉格比公学设立的级长制度，即通过学生自主管理，实现竞技运动自治，进而强化比赛的秩序意识和规则意识，却是影响深远，不仅为各类学校所吸纳，也对竞技足球的秩序化管理辅以了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