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
下午2点35分。塞缪尔·诺姆·瓦伦丁纳。
探视病人：亨利·M.斯金纳。
这些同样的字我已经写了14遍，但每天还是要重新登记。每天，沃克太太都把黑色的写字板推到我面前，上面有一张表格，必须用大写字母填写时间、我的名字以及我要看望的病人的名字。
我的名字上面是埃德·汤姆林。埃德·汤姆林也是去看望我父亲的，他每次总是比我早几个小时，在我还在上课的时候来。他是谁？
“我昨天也来了。”我告诉沃克太太。
“哦，我知道，亲爱的。”
惠灵顿医院接待处的这个女人在撒谎，她根本就没认出我来。谎言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它们比一般人的正常声音更白。她的名字用大写字母写在左胸的牌子上：希拉·沃克。她叫我“亲爱的”，因为她不记得我的名字。英国人就是这样，他们讨厌说实话——那样不礼貌。
希拉·沃克的身体背负着岁月的阴影，我能看出来，就像我能看穿大多数人一样。有些人有很多阴影，另一些人则很少，孩子们几乎没有阴影，如果确实有，那是因为他们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那样的国家，而随着他们长大，阴影也会越来越长。
沃克太太有很多悲伤的经历，她太沉溺于过去而忽略了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对她来说，我只是个穿着校服的男孩，我的声音是刺耳的——带有令人尴尬的效果。也许当她看着我的时候，她看到了一片海滩和她空空的手，多年来没人握过的手。
然而，我昨天和前天都在这里，还有之前的一天，以及之前的十一天。我这次逃这位老师的课，下次逃另外一位的，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今天是卢平夫人的法语课。斯科特说，我应该把要逃的课分散到所有科目上，并再三确认，这样老师们就不会很快发现。
在旷课、使用搜索引擎和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上，斯科特·麦克米伦是一位专家。他还擅长下棋、画画和在学校拿低分。实际上，他擅长所有事。他13岁，智商148，可以伪造任何人的笔迹，还有个讨厌他的有钱父亲。
我的智商只有144，这显得他“很有天赋”，而我只是“有天赋”，或用斯科特的话说，“我是聪明先生，你是我自作聪明的伙伴，我的朋友。”这位聪明先生正脱口而出一个法语短语，他还学会了中文和一种非洲方言，那方言的特点是听起来有很多咔嗒咔嗒的音节。
我也是13岁。我是一个联觉者[1]（或者，就像学校里某些男孩说的，联觉怪胎），我父亲还处在诱导性昏迷中。那就跟长期麻醉差不多，除了他的大脑里有一个用来缓解压力的小吸盘，有一台机器负责维持他的呼吸，另一台用来保持血液温度，还有一台用来帮他进食和小便。他们打算今天叫醒他。
除了斯科特，学校里没人知道我父亲处在昏迷中，部分原因是没人知道我母亲的丈夫史蒂夫不是我的亲生父亲，除了斯科特。他曾经对我说：“兄弟，你可以一举成为学校里最有意思的男生——唔，至少能持续超棒的一周。仔细想想，你未必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的。成为一个神秘的孩子，也许是你一生中最棒的事情之一呢。这对女孩们也会有神奇的效果。”但我们学校没有女生。
斯科特和我是科利特克特预备学校里仅有的两个被邀请加入门萨俱乐部的13岁学生，斯科特称这个高智商团体为“懦夫俱乐部”。我妈妈说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是英国门萨俱乐部大约九百名年轻会员中仅有的两名八年级学生之一，但被要求“感到骄傲”，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如果她知道我在这里，可能会把我送人寄养，不再跟我说话，送我去寄宿学校。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
“谢谢你，亲爱的。”希拉·沃克从柜台上拿起签到板，把我的名字输入电脑，这时她的声音恢复到了正常的颜色。她长长的指甲在键盘上发出明亮的绿色咔嗒声。
“你得上二楼，塞缪尔·诺姆·瓦伦丁纳。”她强调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二楼的重症监护室是为那些陷入寂静和孤独的病人准备的，这就是他们被送到惠灵顿医院神经科的原因。伦敦脑科中心——脑科界的NASA[2]。
希拉·沃克递给我一张A4纸大小的医院地图，与我昨天和前天收到的那两张一样。她的红色签字笔尖发出有力的嗖嗖声，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在这儿”）以及我要去的地...
沃克夫人肯定非常适合在地铁的问询台工作。“向右转到肯辛顿楼，直走到疝气科，太平间就在自动售货机的左边。”
“祝你愉快，瓦伦丁纳先生。”她说。
“你也是，沃克太太。”我回答说，但她已不再注意我了。
第一天，妈妈和我一起来到医院。等电梯时，她说：“你知道的，我们不欠你父亲什么，什么都不欠。我们来这里唯一的原因是——”
“我知道，”我打断她，“你不想见他。你答应过自己不见的。”
她愣了一下，生气地反驳道：“山姆，你为什么总是什么都知道？你还这么小！”她给了我一张医院地图。“对不起。只是你父亲让我非常恼火。哦，山姆。”
她很不高兴，因为我偷偷邀请了父亲参加科利特克特预备学校的父子节。“反正他也不会来。”她当时说。她的声音像香水一样弥漫在我周围，像雨中的迷迭香味道，忧伤而柔和。就在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爱我。突然，我可以顺畅地呼吸了，好像站在世界之巅。经常堵在我胸口的那团痰也消失了。
有时候，我对妈妈的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希望我能死去，好让她终于能再快乐起来，那样她会和她的丈夫史蒂夫，还有我的弟弟马尔科姆在一起，组成一个正常的家庭——只有父亲、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父亲、母亲、孩子和我，一个从不直视任何人、读了太多科幻小说、永远会让她想起一个难以忍受的男人的孩子。
“听着，”我建议，“我会自己进去，但前提是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在自助餐厅等我吧。”
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我能感觉到她是多么想说“好”，而这又让她感到多么羞愧。
我妈妈并不总是这样。曾经，她是一名摄影师，经常进入战区。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谁都不怕，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我，一场意外，一切都变了。现在，她苟且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像是始终在试图躲避伤害。
“求你了，妈妈，”我说，“我都快14岁了，不是小孩子了。”
最后我妈妈去了自助餐厅，我独自上二楼看望那个成了我爸爸的男人，就因为妈妈跟他发生过一次关系，她说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事情发生的地点和原因。
当我准备走向电梯前往二楼时，希拉·沃克早已把我忘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校服外面套上一件罩衫，给手和前臂消毒，再用一个白色的椭圆形口罩遮住口鼻。
脑科中心的重症监护室就像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仓库。三面长长的墙边都架着床——这是A区、B区和C区。滑轨就在天花板上，可以把蓝色的帘子拉过来围住每张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隔间。在大厅中央一个架高的平台上，有几个装有电脑显示器和控制器的柜台。医生坐在那里看着屏幕或者打电话，每个病人都有私人护士专门照顾。
这里看起来像一个难民营，因为人们叫的不是昏迷病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字母和数字的组合。“A3，血糖下降。”“B9，情绪不稳定。”他们都不再真实。我父亲是C7，是“僵尸”之一。
我第一次探视的时候，他右侧的头发被剃掉了，被涂上了橘黄色的碘酊。他脸上粘着长长的白色胶带以固定呼吸管，他的皮肤是蓝色、绿色和紫色的——这是夜晚、力量和梦想的颜色。走进病房时，我觉得液态混凝土好像正渗进胃里，每一次呼吸都会使它变硬。从那时起，那块混凝土就一直在我体内。
我说过，我是一个“联觉怪胎”。我对世界的体验跟别人不一样。在我眼中，声音、语音和音乐都有颜色。伦敦地铁听起来是钢铁灰，就像一袋刀具。母亲声音轻柔，像结冰湖面上的薄雾，是紫色的。我的声音现在是无色的，但当我害怕的时候，它会变成明亮的黄色。当我说话时，它是浅蓝色的，就像婴儿的连体衫。它正在破碎分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破裂消失之前，我都不会发一言。
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能做什么的人，他们的声音是绿色的。深绿色的声音，平静而庄严，像一片古老而智慧的森林。
对我而言，数字也是有颜色的，8是绿色的，4是黄色的，5是蓝色的。字母是有性格的：R是咄咄逼人的，S是狡猾的，K是个隐秘的种族主义者，Z是合作的，F是女神，G是正直而坚强的。
走进一个房间时，我能分辨出这里哪种情绪最常被感受到。和沃克夫人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能从她周围密集的阴影中感觉到她的心情有多沉重。
我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那里有太多的东西，并且很多我都不理解。有时，我很害怕他们的眼神会告诉我他们就要死了，科利特克特预备学校的舍监和我的邻居洛根太太最终都印证了这个事实。
有联觉的人过去常被认为是病态的，病态地害羞，病态地过度敏感，是家庭的真正负担。这样的孩子经常尖叫，容易流泪，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当他们长大后，往往会变成边缘人、不折不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或是很容易患上抑郁症。许多人自*，是因为他们与这个世界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法协调。极度敏感的爱哭鬼。如果有什么药可以治疗这种病的话，我一定会像吃巧克力豆一样将它狼吞虎咽下去。
我第一次走进这间“僵尸病房”时，感觉病人们的灵魂像是流血的颜色——我能察觉出来，虽然我并不情愿。然后我看到了C7那个人，所有感觉都消失了。
这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只有这一次。那个陌生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张铝架床上，他周围的阴影很浓，是月亮的颜色。他的眼睛闭着，没发出任何声音。这种无声让我担心，却是以一种奇怪、冷淡的方式让我担心。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床边。还是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我没有任何感觉，那就没必要一直想念我的父亲，一直想着他。我可以不再四处寻找他，我也不需要再来这里了。我母亲也终于可以和自己和解了。
然后我看到了编织手环，这只编织手环改变了一切。我父亲光秃秃的右手腕上戴了一个塑料手环，它是深蓝色、浅蓝色和橙色的，这是我两年前编了寄给他的。我母亲说他才不会戴呢，他会把它扔进垃圾箱。
我一如既往地相信她，虽然我希望她是错的，但她还是让我相信了我父亲就是她一直以来描绘的那种人：铁石心肠、自私自利、不顾及他人。
但是他戴着它。他戴着我编的那只样子笨拙幼稚的塑料手环，用的是我最心爱的三种颜色——午夜之蓝、大海之蓝，还有夏日朝阳的橘黄色。
我不知道在那儿坐了多长时间，盯着那块编织的塑料——一种廉价的魅力却改变了一切。我只知道在不久之后，重症监护室的主任福斯医生（“叫我福兹[3]，小伙子”）向我走来，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用带鼻音的话语告诉我，我父亲是幸运的，他的头骨断裂了，但是肿胀没有再挤压大脑，大脑皮层也几乎没受到影响。
真正幸运的是，“上帝”走过来大声叫道：“塞缪尔，福兹的话一句也别信。我们还得给你父亲做几次手术，然后才能看出是哪儿出了问题。”
“上帝”的真名是约翰·索尔医生。这位伦敦脑科中心的主管一头金发，有着赛艇运动员般的宽阔肩膀，鬓角浓密，看起来就像个维京海盗。每当他走进“僵尸”们居住的重症监护室，身上就会带有一种银光闪闪的凉爽气息，像穿着隐形斗篷一样，护士和医生们都屏住了呼吸。他们都祈盼他能上演奇迹。他们背后都叫他“上帝”，因为他无所不知——包括别人叫他“上帝”这件事。而福斯医生穿着绿色的灯芯绒长裤、咖喱色袜子、精心打理过的紫色衬衫，系着背带，就是上帝的圣灵。他模仿约翰·克里斯[4]的发型，每天喝半个小时下午茶，边喝边拿着一台套着方格手机壳的智能手机玩问答游戏。
第一次去医院探视的那个晚上，我和斯科特用网络电话聊天，我的母亲正和她丈夫史蒂夫安静地做爱。弟弟马尔科姆害怕再次做噩梦，不顾一切地想睡在我房间里。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灵魂仿佛正从一段长长的石阶上走下来，步入黑暗。我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但不像我父亲，他离地面很近很近，我仍然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告诉斯科特我父亲“走了”，斯科特正在蹲马桶。他家那幢麦克米兰式大宅里的洗手间，比我妈妈——玛丽—弗朗斯连栋屋里的房间还多。我家住在帕特尼，斯科特家在西敏寺。如果说帕特尼是斯沃琪手表的话，那么西敏寺就是劳力士。
我们在谷歌上搜索“创伤性脑损伤”、“人工昏迷”和“大脑皮层”，或者说是斯科特在搜索，而我在盯着黑暗，听着他手指打字的声音和马尔科姆深沉的呼吸声。我想起了编织手环，想起了隔着那层羽绒被般厚重蓬松的麻醉剂，我无法感知到我父亲。
“哇哦，迈克尔·舒马赫[5]就是创伤性脑损伤后被实施的人工昏迷，”斯科特大讲特讲，“如果当事人没有直接死掉，那么——”
“闭嘴。”如果他没有大声说出来，那事情就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不是现在，也不是像这样子。
“当然你不想听，但是你必须得听。还是说你想听他们撒谎？他们总是跟我们撒谎——起初因为我们还是孩子，后来又因为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斯科特深吸一口气，“现在呢，听我聪明先生说，大脑皮层是我们的人格所在，如果它损伤了，你要么变成植物人，要么变得极具攻击性。有一天，你爸爸可能会醒过来，变得会攻击人、横冲直撞。要么自*，要么*了你，要么把自己当成别的人。有些人醒来以后会做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你知道的，看到光环、开口说藏语，或者感知到某些思想。”
我没有告诉他，我有时能做到这三件事中的两件。
他继续敲字，喃喃地说：“啊哈，你得握住他的手。如果他捏你的手，他就还在那里。”
马尔科姆叹了口气，在我床上翻了个身。即使他在睡梦中，我也能很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存在。可另一边，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梦之外的地方。
“那他还可能在哪儿？”我问斯科特。
“太疯狂了，”他没有回答我，而是低声说着，“我不小心发现了一个自助论坛，人们都说自己在昏迷中遇见了上帝或其他人。”
“你说的‘或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其他人是谁？猫王吗？”
我们笑起来，然后斯科特厕所里的灯亮了。他叫道：“哦，糟了，是我爸爸！”然后挂断了网络电话，剩下我坐在黑暗中的书桌前。
如果他捏你的手，他就还在那里。我要搞清楚，我父亲是否还在那里。
妈妈和丈夫做完爱后，像往常一样走进马尔科姆的房间说晚安。没找到他，她于是敲了敲我的门，把我睡着的弟弟抱回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回来看我。
“山姆，我是不会给你签那张无限期探视许可证的，我不希望你总去医院。你需要集中精力在考试上，你知道吗？那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几周之后还想去看他，没问题——我们可以谈谈。”
在科利特克特预备学校，母亲每年要为我支付将近一万九千英镑的学费，所以都是我的错，让她入不敷出且不开心，但我的心思全在那只编织手环上，所以我只说了句：“好吧。”
“你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你，所以现在你也没有理由去照顾他。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无情，山姆，但都是为了你好，听到了吗？否则，你只会更加失望。”
我又说：“好吧。”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在哪里了。就在C7。我知道他戴着我编的手环。她对他的看法是错的，还是我错了？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会再去那儿捏他的手，直到有一天，他也会捏我的手。
但我把这些想法都藏在了心里——这是我第一次向母亲隐瞒如此重要的事情，然而这绝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上学时，斯科特给我带来了一大摞关于大脑损伤的打印资料。
“几乎每个从诱导性昏迷中苏醒过来的人，都会表现出精神错乱。”他在午餐休息时告诉我，我们坐在礼堂后面圣保罗公学护理良好的曲棍球场地上，而不是在餐厅里。一旦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我们也会成为所谓的“圣保罗一员”。圣保罗公学的每位毕业生都会拥有辉煌的事业（至少他们的母亲是这么说的），16岁的时候，他们就全都知道将来要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度过这一生。
此刻，没什么比这更让我提不起兴趣了。
“精神错乱——多么可怕的想法！幻觉和噩梦。你不再知道你是谁，也不再认识任何人。你爸爸可能会把你当成半兽人或是联觉怪胎。”
“哦，去*的。”
“去找我妈？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我的朋友。”
我没回应他。这是头一次，斯科特的笑话让我笑不出来。他凑到我面前，透过镜片盯着我看。为了看起来像个极客，他最近戴上了一副镜片极厚的方框眼镜，完全出于自愿。“知道为什么要戴它吗？就是为了那些女生。”可科利特克特预备学校没有女生。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去看他，瓦伦丁纳？”
我耸了耸肩：“我妈妈不让我去。”
斯科特捋了捋下巴上的三根汗毛，他想蓄起胡须，结果失败了。“她接受不了你喜欢他这个事实，我的伙伴。嫉妒，就像我爸一样——我妈爱我，他心里就不舒服。所有生下第一个儿子的父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自负地说着。自从9岁开始在徽章上印着独角兽的圣约翰教堂附近看心理医生，斯科特就知道自己想学心理学，他打算专攻精神错乱和妄想症。
而现在，他正在观察一群圣保罗公学的高年级学生，他们不用再穿校服，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只要包括一件夹克、一件熨烫过的衬衫，还有一条领带、一条及踝长裤。进出门时，他们都互相为彼此扶住门。
“交通事故到底是在哪儿发生的，瓦伦丁纳？”
“在哈默史密斯桥上，”我回答道，“昨天早上。”看着对方的眼睛时，我们那聪慧却愚蠢的大脑才终于恍然大悟。天才总是要花更长的时间理解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完完全全、令人难堪地不适应普通生活。
“去他的，瓦伦丁纳！就在离这儿不远的转角处！你爸爸被撞，是因为他——”斯科特突然停了下来。
是的，看来我父亲……是在来看我的路上出事的。他本来是要来的！我的喜悦之情燃烧了明亮的一秒钟，但随后负罪感全面向我袭来。如果我没有给他发邮件，他就不会出现在那座桥上；如果我没有邀请他来，他现在就不会躺在医院的床上，奄奄一息；如果我没有……
“瓦伦丁纳？”斯科特问。
我答不上来。
“瓦伦丁纳，不管你现在正在想什么，先来看看这个，再去想！”
他正拿着他的智能手机，它大约比我的手机贵53倍，那上面是斯科特在YouTube上找到的一个镜头摇摇晃晃的视频。不止他一个人在看，这段视频有250万的点击量。视频短片的标题是《真正的英雄》，画面中，一名男子正在泰晤士河里游着。镜头拉近，模糊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潜到水中，几秒钟后带着一捆湿漉漉的东西又浮出了水面。直到他好不容易游到了岸边，我才看清楚，那捆东西是个女孩。男子把女孩带到了哈默史密斯大桥上，当他大步走向镜头时，画面晃动了一下，他说道：“你刚才只是在拍摄，还是想找人帮忙？”4秒钟后，汽车撞上了他。视频突然中断了。那个人就是我父亲。
“你爸爸是个很酷的人，”斯科特冷冷地说，“有机会你应该告诉他这话。”
看到短片中的父亲时，我心里涌起一阵喜悦和力量，现在却又被斯科特的话蒙上了阴影。我想要告诉父亲一切事情（我想的一切、关于我的一切）的渴望，都在我想起他如今一动不动的身影时，化作了绝望。他毫无动静，与世界隔绝。
我缓缓拿出那张母亲拒绝签名的探视许可证，给斯科特看了一张她信用卡背面签名的照片，那是我当天早上偷偷用手机拍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其实我并不想用到它，直到现在，直到看到这个视频。
“你能做这个吗？”
“小菜一碟。”斯科特说着，接过了我的手机和那张纸，拔开了自来水笔的笔帽。
于是，今天中午我把沙子揉进眼睛里，对法语老师卢平夫人说我过敏了。然后我出发去惠灵顿医院，一双鲜红的眼睛还在发痒流泪。
地铁里没人注意我。从来没人在地铁上说话，或者看别人。即使你的脸被挤到了旁边人的腋窝里，对方还是会表现得好像世界上只有他自己。那里的空气污染程度是地面上的73倍。
希拉·沃克也没对我的眼睛说什么，尽管我双眼都在刺痛。
我走进去时，索尔医生正在把一张纸贴在候诊室的墙上，上面写着：“这里是神经科专家诊所，不是俱乐部，所以不要出声喝茶，不要聊天。”我试图偷偷从“上帝”身边溜过而不被发现。
“站住，塞缪尔！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厉声问道，并没有转身。他小心地把纸的最后一角粘上去，那双前臂很有力量，手指从不颤抖。
“我……我过敏了，先生。”
“哦，是吗？嗯，我也过敏，塞缪尔，我对撒谎的人过敏。”
“我可能把一些沙子弄进眼睛里了。”我试探着回答，加上了一句恭敬的“先生”，以防万一。
“上帝”转身面向我，他的眼睛一只蓝色、一只绿色。右眼是蓝色的、冷酷的，而绿色的那只是温暖的——从那张留着略带金黄的红色鬓角的维京人长相的脸上，仿佛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看着我。
“一些沙子，嗯？你看起来像是面朝下趴在沙滩上睡的。想把自己弄瞎吗？没听说过神经导航？”
“没……没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那就跟我来。”他嘟囔着，带我上了另一层楼，来到了核磁共振成像室。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怪物，”索尔医生说，“这是一台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它能测量大脑的活动。这鬼玩意儿花了我们200万英镑，被当作是英国的首台读心器。它太厉害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搞不懂它是怎么运转的。”他指着一把椅子说，“坐下，仰起头，睁大眼睛！”他往我的眼球上滴了几滴东西，立刻缓解了刺痛。
我忽然意识到，“上帝”经常都是独来独往。索尔医生关掉灯，打开了投影仪。整面墙一下子被大脑切片的图像覆盖。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感觉好多了。
他的手指缓慢地、几乎是充满爱意地滑过墙上的投影。“这是个漂亮的动脉瘤。我们把它从大腿上部穿进去，沿着静脉走。哦，这个怎么样！这是一个血管母细胞瘤的绝好例子，就像豆荚里的豌豆一样严丝合缝。”当他描摹不同大脑的轮廓时，他的声音从黑色变成浅绿色，又变成了粉色。“上帝”热爱大脑。
“你曾经窥探过别人的灵魂吗，塞缪尔？”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大脑的微观图像投映到墙上，“这是大脑的两个部分，就像从颈部底端的脊髓中看到的。这就像是你沿着脖子爬上了一条隧道，顺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了脑*末端，然后从小脑走到大脑的中心。这个密室，就是我们人类的基地。”
他把这幅图放大，直到它占满整面墙。它看起来像一座大教堂，扶壁是静脉组成的，细胞像挑高的拱形天花板。非常壮观——壮观，而且非常奇异。
“一座由思想构筑的教堂。”我低声说。
“上帝”用他那两种颜色的眼睛盯着我，仿佛在此之前，对他来说我是不真实的，只是C7的一个简单分支，现在才发生了转变。他冷酷的眼睛变得更温暖了，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正是如此，塞缪尔，”他轻声说，“大脑是一座由思想构筑的教堂。”
他突然把灯打开，又变回了那个一头金发的维京人，前额和肩膀看起来像公牛一样强壮。“好吧，你想知道你父亲会不会死，是吧？”没有什么能让“上帝”畏惧，即使是最棘手的问题。
他拿起一支记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很大的黑点。“这是‘清醒’，好吧？”他在黑点旁边写下“清醒”，然后围着黑点画了5个同心圆。在最大圆圈外侧的上下左右，他都写下了“死亡”这个词。而在这些圆圈的内部，从中心到最外层，从黑点开始，他依次写下了“麻木”“睡着或做梦”“无意识”“昏迷或脑死亡”，记号笔在白板上吱吱作响。
“在死亡的边缘，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上帝”解释说。他敲了敲标记着“昏迷”的地方，换了一支笔，这次是红色的，然后画了三条线。“深度、中度、轻度昏迷，但正是这些地方，山姆，离核心更近，”索尔一边说着，一边把标有“睡着或做梦”和“无意识”的圆环涂上阴影，“你父亲现在是在离清醒更近的地方。看到没有？跟死亡相比，更接近活着。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上帝”有没有注意到，他把“无意识”和“昏迷”描述为地方而不是状态？
索尔医生随手把记号笔扔到桌上。
“给你个建议，”他一边走出房间，一边突然大声说道，“下次用牙膏代替沙子。”
在乘电梯回二楼的路上，我把今天想对父亲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也许我会提到索尔的模型，那个圆环世界。
我想知道你是否梦到过睡眠区域以外的地方，药物引起的昏迷是否与真正的昏迷相同？你是否知道自己正处于昏迷状态？我做梦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昏迷就像活着一样吗，只是你并不知道自己还活着？就像在《黑客帝国》里一样？
最近几天，我偶尔会有这种念头：我能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身上有一种躁动不安的东西，就像是（这些想法我是永远不会告诉斯科特的）他正在黑暗和恐惧的迷宫中寻找着重回现实的路。现在我知道了，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如果“清醒”、“睡着”和“昏迷”都不是状态，而是地方，那么我父亲现在正在这些地方穿行，或者说正在这些世界里穿行。或者说区域，越来越暗、越来越接近死亡的区域。
等电梯的时候，我想象着这些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它们就像圆盘一样，彼此叠在一起，随着你离清醒的点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深不可测。没有人知道最外层的边缘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会很不一样，也许昏迷不是一个黑暗地带，也许昏迷和清醒状态下的生活是一样的，就像现在我坐在这里，希望父亲能对我的按压做出反应，捏我的手；希望一旦他走向清醒地带，穿过不同层次、区域、程度的黑暗，走过在药物和梦的迷雾之间忽然出现的楼梯和走廊时，能给他一点时间去找到一条路，通过介于清醒和死亡之间所有的中间地带。
如果他捏我的手，他就还在那里。“我在这儿，山姆，我就在这儿，即便我身在别处。我马上就回来了。”
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捏过我的手。第一次手术后没有，第二次手术后也没有，在他们修复了他破裂的脾脏、固定住了他断裂的胳膊之后仍没有，又过了10天还是没有。
也许今天会有？
埃迪
“你今天看起来有点不高兴，汤姆林女士。”
“我不是不高兴，福斯医生。”
“好吧，抱歉。”
“我是很生气！这不是一码事，不是吗？”
“当然，汤姆林女士。”福斯医生依旧客气得像个端茶倒水的管家，而我却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越变越大。恐惧像头受伤的野兽，在我心底嘶吼。
“你真的用尽全力了吗，还是为了省钱就由着他衰弱下去？”我吼道。
福斯医生站在我背后，但我能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脸。过去14天，在这间明亮的、贴满瓷砖的屋子里，我每天穿上防护罩衣又脱下，消毒双手和前臂，戴上白色的椭圆形口罩遮住口鼻。福斯医生轻轻撇了下嘴，盯着地板，我的话伤到他了。哈利路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庆幸英国的医院里还有人能被话伤到。你得先有感情，才会受伤，而如果你有感情，就能够同情别人。
“对不起，我并不总是这么失礼。总之，我也不想这样。”
福斯医生脸上闪过一丝迷人的笑容。“当然。”他边说边帮我在身后系好青绿色防护罩衣的带子。他站立、走路以及工作的样子，都让我想起训练有素的皇家侍从，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间谍。
他是那种世间罕有的谦谦君子，即便在一艘将沉的船上，也肯定会等每位妇女和儿童脱离危险后自己才下船。他甚至贴心到帮我把脑后的口罩松紧带拉高了一点儿，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我随时会爆炸。
我用手肘挤了点装在瓷砖墙上器皿里的消毒液，揉搓时两只手都在发抖。晒黑的手上沾着墨渍，颤抖得像羸弱的羽翼。
“对自己耐心一点儿。”他轻声说道。
呵，所有人当中，我从未耐心对待过的只有自己。很多时候，我甚至讨厌自己。我又按了一下消毒液器皿，免得碰到福斯医生的眼神。
“每位病人都需要有人相信他们。你要相信斯金纳先生，汤姆林女士。如果他有充分的理由清醒过来的话，那么……”
我很想问问福斯医生，他这是在引用哪本鸡汤书上的言论。我想朝他大吼，说我才不是亨利·斯金纳醒来的“充分理由”——无论如何，我都不够“充分”。在那诡异的三年里，我们的感情断断续续，有时一连几个月都看不见亨利的人影。两年前他终于跟我摊牌，说我不是那个他想与之共度余生的女人。
那是我第一次对亨利说：“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永永远远，今生来世。”
他回答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随后，整个世界都黯淡了。
我才刚刚觉得没那么屈辱了，才刚刚觉得没那么想他了，才刚刚抑制住了那些无以言表又毫无逻辑的思念，才刚刚开始考虑和另一个男人重启生活的可能——这时，亨利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重新点燃了我的想念。
当我听见警察念出他的名字时（“你认识亨利·马洛·斯金纳吗”），三段回忆涌现出来：他沉重、滚烫的身体压在我身上；那晚在海滩，满天绿色的流星下，我们各自讲述小时候的故事；还有他离开时的表情。
亨利把我的名字存进了手机，而在一张夹进他护照的小纸条上，他把我写成了紧急联系人，甚至还把我写进了遗嘱。15天前警察打来电话时，一切都让我十分震惊。当我告诉那个笨拙肥胖的男警察和坐立不安的红发女警察，自己既不是亨利的配偶，也不是他的未婚妻或者表亲，而且从2014年10月2日早上8点45分起已经差不多有两年没见过他了，他们都显得很烦躁。
“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永永远远，今生来世。”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耳光，把他推出门外。
“滚开！”我大喊，然而心里真正想说的却是：“别走！”
“滚远点！”我咆哮道，心里却在乞求着：“爱我吧！”
“滚吧，看在老天的分儿上！”真正的意思是：“快走吧，免得我继续羞辱自己。”
他走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在门口最后一次回头时的样子，好像他无法探知这次分手的虚实，试图回想过去感情中的种种过失，想弄明白他怎么就越了界。他的眼神如此绝望。
我几乎喊出了口：“留下来吧！”还有：“没关系，你不用勉强自己爱我。”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所付出的爱，比我想要得到爱的*更加浓烈，但可恶的是他并不想要这不求回报的爱。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两年来，我没日没夜地想念亨利，直到我遇见了怀尔德·格拉斯，他想要我，想跟我在一起。我不再是那个深爱亨利、想要跟他共度今生和来世的女人，原来的我只剩一具空壳，一想起来都会感到阵阵羞耻。
然而，我还是来了。一个他并不想与之共度余生，却又把名字写进了遗嘱的女人。我是他危急时刻的紧急联系人——活着无关，临死才想起。搞什么鬼？
怀尔德并不知道我这两周里每天都来惠灵顿医院。有时他以为我在参加读书会，或是跟经纪人在一起，有时又以为我是在跟极具潜力的作者、各个流派的作家或是空想家会面。作为出版人，我忙得很，所以怀尔德对此并不过问，也从不吃醋。怀尔德·大卫·斯蒂芬·托勒密·格拉斯，够有品位，够有教养，够理性，在文学圈里拥有足够令人羡慕的名声，他从不会妒忌任何人。
我讨厌撒谎，现在谎言却脱口而出，仿佛根本没想过要说实话。而实话又是什么？这是一个要仔细想想的问题。你要怎么告诉你的另一半，你突然要去照顾一个你从来都没提过的前男友？光是“从未提过”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怀尔德·格拉斯之外任何男人的猜疑。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但忍不住要来。与其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劝阻自己，我宁愿忍受这样的折磨，就这么继续下去吧。
这地方到处都是指示牌和张贴单，更衣室里还有一些该死的规定——好像没有这些规定，多数探视者就会朝他们的亲人又打又喊，只为了得到一些回应。
1.在病人面前举止要轻缓、体贴、尊重。
2.避免行事匆忙，请轻声行走。
3.我们不谈论病人，而是与病人交谈。
4.慢慢靠近病人，以避免突然触碰或讲话时吓到他们。
即便是夫妻也做不到如此相敬如宾吧？亨利两周来没动过一下，没眨过眼，也没*过。什么都没有，仿佛被冻在一块由麻醉剂和镇痛剂做成的隐形冰块里，靠机器维持着体温。他的昏迷程度每8小时会被监测一次。在“里士满躁动镇静评分”中，-5意味着无法被唤醒，-3说明他会努力重回意识世界，-1则是他随时可能醒过来。我想他正从无尽的黑暗中，艰难而勇敢地走向-1吧。
“准备好了吗，汤姆林女士？”福斯医生的声音轻柔、恭敬。可能对他而言，每个人都是病人吧，身患这样或那样的疾病。
“准备好了。”我回答道，但其实并没有。我很害怕，恐惧就像肆意疯长的藤蔓，用触须紧紧缠上我的心脏、腹部和头，想要逼我逃到世界尽头，藏在深深的黑暗之中。
福斯医生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怜惜。他像一头大熊，布鲁熊[6]那种，而他的上司索尔医生则是个大浑蛋。他没有因为我想来这儿唤醒亨利而感到半点兴奋。
“你很害怕，汤姆林，”索尔医生叫我汤姆林，好像他是军训教官，而我是个小兵，“而你的恐惧会干扰我的工作，也会影响斯金纳先生。”
福斯医生接过话：“索尔医生不是那个意思，汤姆林女士。”
索尔医生转过身来：“不许你再说我的话‘不是那个意思’！绝不允许，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还有，我不像你那样到处奉承人。家属的担心对这些病人来说就是毒药。”
无论我是小兵，还是对亨利的苏醒瑟瑟发抖的障碍，我都来了。我吸气，争取每次呼气时都把我的焦虑吹得远远的。这是一位我曾经为他出过书的作家教我的，可能跟武术有关，是一种抑制回忆的方法。
呼出去。也许索尔医生说得对，我的恐惧的确有毒。当然，也可能不对，但我不想冒这个险，所以我决定不要显露出害怕，把我的恐惧呼得越远越好。
“你确定准备好了吗，汤姆林女士？”福斯医生又问。
我点了点头。又说谎了。呼出去，埃迪。我也不知道15天来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我就这么来了。
我们走过A区和B区，经过那些小隔间，每个隔间里都有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不同命运的人。手指颤抖，眼皮跳动，生命之战悄无声息地进行，深藏在表面之下。我在哪儿读到过，诱导性昏迷恰恰介于生死之间。
亨利想过死亡吗？他就躺在C7隔间。我走到他床前，握住他的手。福斯医生整理了一下领带，小心翼翼地把亨利的袖套解开：“大脑并不喜欢长时间休眠，就像汽车一样，如果只是停着不动，它的功能会慢慢退化。机器要动起来，才会运转良好。”
索尔医生站在亨利的床头，左手拿着一个脑部扫描仪，像一棵长着金发、矮小粗壮的树。他朝重症监护室主管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天哪，福兹，别在我面前瞎比喻。大脑又不是机器，不然的话我们早就知道它怎么运转了。大脑像发酵的面团，我们不停地揉它，直到揉不出新花样为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一点也不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明白吗？”
我知道索尔医生是对的，但又希望不是。
福斯医生冲我笑了一下，仿佛在说：嗯，好吧，这只是他的想法，不过毕竟，他才是老大。
那些可怕的藤蔓突然伸出触须，向我全身缠来。它们缠上我的肚子、肩膀和脖子，身体每处都紧绷如鼓面。我屏住呼吸，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以免发生最坏的事情。时间没有理会我，把我抛回到了10年前。
“不要让我死在医院里。”父亲朝我小声说，急救人员正抬着担架上的他从我面前经过。他独自在厨房餐桌边吃饭时，突发了心脏病。他吃的是一块牛排，三分熟，配了蘑菇和一份有新鲜西洋菜的沙拉。一块蓝纹奶酪，他打算就着橱柜里的樱桃酱当甜点。
大多数时候，我父亲都是一个人在厨房吃饭。母亲很早以前就不再爱他了，只是人到古稀，懒得再离婚。而父亲却在他们相处的50多年里，一直爱着母亲。他很喜欢家里的那些门和墙，尽管它们把同个屋檐下的他俩分隔开来，可他知道母亲就在隔壁，在壁纸和厚重黏腻的沉默的另一头，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眼含深情地望着那堵墙，她就坐在墙后面，每次想到这个都让我难受。
接到他惊慌失措的电话后（“埃迪，我的女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从出版社赶回家，几乎是和救护人员一起到的。从厨房餐桌到敞开的救护车门，我始终都握着他健壮、粗糙、越发干枯的手，他乞求我不要让他死在医院里，我答应他说不会的。
我骑上摩托车，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又跟着救护人员一路穿过铝质大门，走进贴满绿色瓷砖的急诊室。医生的职责就是用他的电击器和傲慢去连击心脏、挽救生命，他试图阻止我进入那条充满了苦难、疲惫和病痛的走廊，可我没理他。我也没理睬他解释病人临终时需要遵循另一套治疗方式，爱无能为力，只有肾上腺素和氧气才能救人，我只会给医生添麻烦。
我还是留下来了，即便很想大喊着跑掉。我陪着父亲，看着他们剪开他的裤子和衬衫，给他插上针头和导管，他们跟他讲话却越来越少看他。在周五晚上的任何一个急诊室里，你都能看到这些典型的、程式化的分类：被碎玻璃扎伤的醉鬼；遭受家暴的女人；矮小孤独的老奶奶；言语刻薄、出言不逊的警察；还有一些心烦意乱的家属，像弹珠一样来回走动，被各种愤世嫉俗和疯狂的举动裹挟着。我父亲就躺在里面，身下是青绿色的床单和硬板担架，他跟每位过来查看他的医生护士都说着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你们肯定有更要紧的事要忙”，说得好像心脏病是件让人难为情的小事一样。
每当医护人员全都离开了这间贴满绿色瓷砖的房间时，我就会想，要是这个时候他死了怎么办？我要怎样才能救他？
他费劲地冲我笑了一下，脸变得很陌生。一路从家里来到医院，他看上去老了许多。他抓住我的手，我把另一只手放在他手上，他又把他的另一只手放在我手上——四只手叠在一起，这时他的脉搏上下跳动，心跳在监视器上画出一幅锯齿状的电子图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已是最后的告别。
如今是同样的嘀响，亨利的屏幕上刷出了红色LED的山峰形状，就像我父亲的一样。他的心脏努力地跳动，说明他还活着。一台心跳监护器、一台呼吸机、一台血压测量仪、一台脉搏测量仪、一台氧浓度感应器、一台人工心肺机、一台像船舶引擎一样发出沉闷突突声的肺部体外循环机，还有一台脑电图仪。他断裂的头骨经过CT扫描后，被投映在墙上。
“假如在我们把气管插管从他喉咙里拔出来之前，他就停止了自主呼吸，你就可以去喝咖啡了，汤姆林。”
“你也可以放尊重点了。”
索尔医生扬了下眉毛，“我们开始吧。”他说。
山姆
我跟两位医生一起乘坐电梯。他们一个人按了三楼，另一个按了五楼，我没勇气从他们中间挤过去按二楼。这很尴尬，但我实在做不到。斯科特会说，我是那种宁愿故意走错路都不愿伤害指路人感情的人。他说得对。
“去植物人病房吗？”去三楼的人愉快地问去五楼的人。
“是，我有个病人，大脑活动像一罐豆子那么多。”
“今天晚上我们还打壁球吗？”
“可以。8点钟。”
三楼的出去了，但是去植物人那层的还在，他开始在牙齿间吹口哨。电梯到了植物人楼层——五楼，医生说：“你先请。”
“谢谢你，先生。”我喃喃地说。你真行，瓦伦丁纳，该死的。
一扇双开门在我们面前砰的一声轻轻打开。我正打算等看不见医生了就坐电梯回二楼，这时一个护士穿过门。
“你可以直接进去，亲爱的。”
“谢谢。”该死，该死，该死！
我已经完全没法承认自己来错了地方，所以我果断地沿着宽阔的走廊走着——她就跟在我后面！这个病区和楼下的“仓库间”完全不一样。走廊上铺着地毯，空气凉爽宜人，室内非常安静。这里没有重症监护室里那种紧张的感觉，没有那些用来抵挡死亡的明亮灯光和警报，不间断的监护、注射以及切割。这层楼就像是一座老房子里被遗忘的阁楼。
如果护士跟着我走到走廊尽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说？“哎呀，走错了。实际上，我是想去肛肠科的。”
这里的门上有照片。那些笑着的、友好的面孔，每张下面还都有名字。
第一扇门上写着“莱昂纳德”。照片中，一名身穿蓝色工装、戴着曼联围巾的男子坐在挖掘机上。我能听见门的里边有人低声抽泣。
第二扇门上是“伊丽莎白”，照片中的她端着馅饼。我听到门后有个男人的声音说：“现在呼气。我把你的手腕转到左边……是的，很好，放松，就像你在搅拌奶油……好……和烤饼一起吃。”
又过了两三扇门——“阿曼达”、“威廉”和“山城”，我明白其中的原理了：照片上的人都住在门里边，在植物人病房里。我敢打赌，他们现在看起来已经和照片上不一样了。
“再说一遍，冷冻蔬菜和包装上画的也不一样，我的朋友。”我听到斯科特在我脑海里说着一些我从来不会去想的话。
那个护士仍然在跟着我。我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心里盘算着，我大概只能撞到尽头的墙上，因为我想不出还能怎么办。我来到最后一扇门前，它半开着，上面写着“玛德琳”。
轻柔的钢琴乐声从房间里传来。柔和的声音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梦——一个漫长的噩梦，梦里我在学校外等父亲，他一直没出现，因为他死了。我停下来，闭上眼睛。这就是你醒来的方式：在梦里紧闭双眼。如果这样没用的话，我就会举起手来。做梦时盯着自己的手，你就会醒过来。还是没变化，这一定是现实了。当我再次把手放下时，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我、音乐和半开着的门。
然后，三件事同时发生了。尽管这两周我常感到冷，但突然间我不那么觉得了——音乐就像一阵微风，消融了我骨头里的寒意。另外，灯光在闪烁，时间开始变得淡薄。我有一种感觉，一个单独、细微的动作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我走到了走廊的尽头，过去的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我准备往回走，去坐电梯，下到二楼。就是这样，这才是我要做的，但是没有，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待在原地，一种感觉在我的内心形成，我要去找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没有回电梯，而是看着自己的手，仿佛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它握住了那个门把手，把走廊里最后这扇门推开了一点。
一个低矮的白色书架上放着一只蓝色茶壶，里面装满了红色郁金香。窗帘垂在窗边，墙上挂着画和照片——有风景、肖像、俯瞰的山脉和水下的景色。在床的最边上，是一双覆盖着齐踝睡衣的腿，一个被音乐环绕的金发女孩。那女孩看着我，没有眨眼。她只是盯着我，而我完全忘记了不去看她的眼睛。
站在她前面背对着我的，是一个矮小的女人，一头红色的卷发，穿着护士制服。她正在给那女孩梳头。“……到了晚上，当露珠悬在叶尖，我那两个胖乎乎的小孩就从他们舒适的洞穴里钻出来，舔着草，他们那猫一样的眼睛看着星星呼吸。”
我觉得她的睡衣上是独角兽，但也可能是鸭子，我不确定。那个女孩盯着我看，她蓝色的目光里有什么东西穿过我的皮肤，到达了也许只有会读心术的人才能看到的地方。音乐涌上四壁，汇集在天花板中间，然后洒在我头上。
“你知道星星会呼吸吗，玛蒂？”
刹那间，我能感觉到玛德琳停滞的目光中有什么在动，就像深深的湖底，一条鱼从一个藏身之处游到别的地方——不，那不是湖，那是她眼里的风、一阵音乐，这动静就像一只乌鸦飞腾而起，展开双翅。玛德琳的眼里有乌鸦，而我却误入了这满是乌鸦的天空。
“当你作为一颗星星向下俯视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世界如此美丽，”护士继续说，“看着草地上的猫，看着睁眼睡觉的女孩，看着那站在门口的、下巴掉到地上的男孩。”说完最后这句，护士转过身面向我。她长着一张爱尔兰小妖精般的脸，从眼角到嘴角都是笑纹。她深紫色的上衣上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写着她叫玛丽安。
玛丽安护士说：“你好，是来看玛蒂的吗？”
我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用力关上门，然后跑开了，虽然一部分的我还站在门口，因为在这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女孩能够透过我看到其他世界，就像我是水晶做的，而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有她浮在里面的玻璃气泡。
我的脚踩在地毯上。她的名字叫玛德琳，玛——德——琳。我一生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快乐又悲伤。
埃迪
他们像一群一级方程式赛车的修理工一样工作。福斯医生调高床头，用棉签轻轻擦了下亨利的眼皮，然后索尔医生敲了下他的膝盖，一位护士拉上了病床周围的蓝色帘子，麻醉师从亨利脖子的一侧拔下了镇静剂点滴导管。
我知道不会有电影里那样的“苏醒”发生。他不会睁开眼睛说：“嘿，埃迪，这儿有像样的威士忌吗？”
首先，他的反应会恢复，自主呼吸、眨眼、吞咽，然后是疼痛。疼痛会扩散到他身体的每个地方，然后汇集成一股恐惧的洪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会被笼罩在像浓烟一样的幻觉中，尽管福斯医生声称惠灵顿医院使用的只是轻度镇静剂和止痛剂，以减少病人神志不清的情况——就好像在安慰别人，只是两个噩梦而已，不是三个。
我相信索尔医生说的：“我们对月球表面的了解，比我们对自己大脑内部的了解还要多，这是事实。在严重发炎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大脑释放出大量白细胞介素—2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无害的感官知觉会让斯金纳先生感受到恐慌和噩梦，哪些又会把福斯医生变成能唱歌的南瓜。”
福斯医生愤慨地补充：“不过，我们确实认为斯金纳没有做梦，麻醉昏迷会完全抑制一个人做梦的能力。”
“我们？我不这么觉得。你那个隐形朋友还没走哪，福兹？”索尔医生问。
我那毛骨悚然的恐惧感越来越沉重。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自己的档案，恶魔开始从我记忆的抽屉、隔间和保险柜里爬出来。
10年前在那间急诊室，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那就是恶魔诞生的时刻。它像一株入侵的植物，在我体内迅速贪婪地滋长，缠绕着我的器官，并逐渐把它们碾碎。一想到正值壮年的父亲可能会这样死去，我就充满了惊恐。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像仲夏夜里即将迎来黎明的峡湾。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护士把他送到重症监护室，植入了三个支架中的第一个。手术后，没有医生像医疗电视剧里面那样过来找我，对我说：“别担心，汤姆林女士，我们会治好你父亲，四周后他就能出院，可以到外面修剪草坪。”这里没人负责——只有紧张兮兮、不耐烦的护士，没有医生，没有人管事。
我陪着父亲。有一刻他问：“*妈来吗？”我撒了个谎，说：“会的，明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里，她一次也没去看过他。
在那三天的最后时刻，父亲从厕所回来，死在了医院的地板上。据隔壁床的男人说，父亲的遗言是“我终于睡了个好觉”，接着就在“抽搐”中倒地。我母亲后来也这样说：“他在抽搐，埃德温娜。你知道，没有必要再把他救回来了。他的脑子里没有氧气了。他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只能像个孩子……或者更糟。”带着些许惊讶，我恨她语气里的轻松，我恨她的不耐烦，恨她在我放声大哭时表现出的极度的不耐烦。
他死的那天晚上，我正坐在我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出版社名叫“解构现实”，那天我溜回去拿正在编辑的书稿。那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它将成为我的下一本畅销书。我很想告诉爸爸这件事。
我出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不是奇幻故事：没有精灵，没有兽人，没有吸血鬼；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关于平行宇宙、其他星球、没有男人或成年人的世界——任何可能离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有三步之遥的故事。它代表的是一种科学上看似合理的超自然形式。
我只把父亲单独留在了那所医院几个小时，那所医院闻起来就像这里一样，充满了消毒水和焦虑的味道。从他的病房可以看到一条运河和伦敦的金色屋顶，我们一起看行人跟狗在河边小路上玩耍。
一位护士说我父亲预后良好，他的跌倒仅仅是身体发出的警告。这些医生都极其年轻，他们在走廊上匆匆走过，从不直视你的眼睛，也不会说一句话。白大褂在身后飘动，作为他们重要性的象征。
爸爸的身体显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两小时后他就去世了。我站在他的病房里，一手拿着稿子，另一只手拿着摩托车头盔，他的床空了。
突然有个管事的医生过来，把我带到父亲面前。他的眼睛不再像峡湾那样闪闪发亮，成了两个空洞的蓝色圆盘。他的身体还是温暖的，或者至少有点温暖。在空荡荡的告别室里，我坐在他旁边，握住他迅速冷却的手，除了给他读手中的书稿，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一位护士过来告诉我她要下班了，我继续给他读书。另一位护士过来告诉我轮到她上班了，后来她又过来说她现在也要下班了。我为逝去的父亲守候了一个昼夜。我低声说：“晚安，月亮。晚安，病房。晚安，爸爸。”刚开始的时候，他好像站在我身后，双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现在，你永远都知道我在哪里了。”
意料中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最好的朋友死了，我的童年死了，没有人再爱我了。
“不要抱太大希望，”索尔医生说，“一个人在如此严重的事故后醒来，还能有逻辑地思考，这种概率不到9%，机会非常渺茫，你明白吗？汤姆林女士？”
“不，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愚蠢的女人，医生。”
索尔医生审视着我，我回望他。我希望亨利能醒过来，恢复成我认识的样子，就像那个会在每天早晚或中午出现在我厨房里的男人，或是在我出版社的楼上，轻声说：“嗨，埃迪，我累了，你介意我躺会儿吗？”在我这儿，他可以睡觉，有时一连三天他都会来我这儿睡。即使是睡着了，他也是我每时每刻、我情感流转的中枢与支点，因为仅仅是他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我疯狂地爱着亨利，即使现在爱的火苗很微弱，微弱得像要熄灭，它虽然无法让我燃烧起来，却足以让我受伤。
心率监测器的哔哔声加速了。
“怎么回事？”我问皱着眉头的福斯医生，“这是正常的吗？”
没有回答。
他的心在狂跳，在加速……不，这轻快的节奏并非来自亨利那颗变幻莫测的心脏，它是……
蓝色的帘子分开，露出了一个男孩的脸，他长着雀斑，眼睛睁得大大的，接着钻出来的是他瘦长的身体，穿着深蓝色的校服外套和配套的裤子、浅蓝色Polo衫，外面套着青绿色的探视罩衣。
男孩冲到床边。看到他口罩上方的眼睛，以及每次心跳后他都仿佛长了几岁的脸，我觉得心里发紧。一声绝望的*从他的嘴里发出：“爸爸？”
等一下，爸爸？亨利·斯金纳还有个儿子？
山姆
大约有一千个人聚集在我父亲身边。他看上去睡得很沉，沉到心脏好像每小时只跳动一次。他们已经拿走了他身上那张蓝色的被单。父亲就好像穿着一件面粉颜色的人皮背心——只有他的手臂晒黑了。他的胸口贴着电极，它们看上去很像长着蓝色长睫毛的奇怪眼睛，把他和机器连接起来。
我想到了斯科特和迈克尔·舒马赫，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可能在生命中半途失踪，却并未死亡。
“爸爸？”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黄色的4，微弱而渺小，我讨厌它。
“山姆，你来了，你父亲会高兴的。”福斯医生说。
我本能地去拉父亲的手，过去两周我每天都这么做，但当我还没碰到他时，他的手臂突然抬了起来，我往后退了一步，撞上了“福兹熊”[7]。我父亲*着，手臂在空中挥舞，然后垂向一边。他的身体扭动着，然后弹了起来。这让我想起花园里的水管。
福斯医生把我推到一边，人们的后背在我面前组成了一堵墙。在墙的另一边，我能感觉到我的父亲，仿佛他正在穿越那些区域，在圆盘世界和生命圆环（昏迷、无意识、睡着或做梦、麻木）中奔跑，径直朝中心（清醒）跑去。与此同时，黑暗仿佛在追赶他，如此浓密、如此接近，把他环抱着，拉回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觉到了父亲的存在。
“爸爸！”
“脑电图，室性心动过速，没有脉搏。”有人说。
几只手相互传递着注射器、针头、探针和管子。
“除颤器，360。”
一只红色的“眼睛”连上了我父亲胸前的蓝色电极。
“索尔医生？心室纤维性颤动？”
“保持冷静，孩子，保持冷静。血糖水平呢？”
“三、二、一。”一阵嗡嗡声，然后是砰的一声，就像两辆车的保险杠相撞。黑暗像黑烟一样消散了。现在，父亲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彻底回来了！
灯塔、炸弹、牛奶搅拌器，这些都是我脑海中闪现的画面。我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不，那不是真的，我知道，但我不明白。我看到了父亲身上的阴影、勇敢和绝望，还有他内心的画面。
“心脏按压32次。”两拳相叠，压在我父亲的胸口上，声音像是在粉碎意大利面。
“心脏骤停。”
那里，从罩衫之间的空隙望进去，我父亲的眼睛是睁开的。
他能看到我，他在看我！
“爸爸！”我轻声说。
他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父亲的目光稳定下来，是的，看起来他好像醒了，他回来了。他盯着我，脸上带着问号。
“保持镇静，轻一点。轻微体温下降。时间之神啊，拜托了。”
“5秒钟，索尔医生。”
一阵刺耳的声音，高亢而尖锐。
“肾上腺素。”
“七。”
“把这孩子弄出去！”
“八、九……”
这里很安静，非常安静，除了尖叫。爸爸看着我，但他的存在正在消失、散去，他很悲伤，无尽地悲伤，以及……
“准备抗心律失常胺碘酮，动作快点。现在11秒钟了，关键时刻。我不希望他醒来后就死掉，听到没有？还有，请把这孩子带出去，他不停地叫！”
“出来吧！”
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一个平静、深沉、安全的声音响起，就像一个深绿色的8：“他没死，山姆，他不会死的。他很多年前就忘记如何死了。山姆？来吧，跟我来！”
尖锐的声音凝结成我的尖叫和只言片语：“不！不！不！”它变成了愤怒——对我父亲的愤怒和对所有医生的仇恨，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然后是那种不停跌落的下坠感。
突然，这个陌生人出现了。这个女人有着一双不可思议的灰绿色眼睛，像狼一样。她就在那里，在我崩溃之前，抓住了我。
亨利
我在往下坠，然后我看见自己的影子从柏油路上以极快的速度升起来冲向我，还听到了蛋壳在瓷杯边缘敲碎的声音。
我无数次地掉下去，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坠落。它似乎在密切地注视着我，向我敞开。一张嘴巴，一张巨大的、张开的嘴巴。现在湖底向我敞开，把我吸向那里，但我又被抛了起来。我飞快地穿过黑色的狭窄空间，就像被一个垂钓者的渔线钓到，他的鱼钩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现在正收线把我钓起来。我艰难地从湖里升起，进入到耀眼的光亮中……
“肾上腺素。”
“七。”
“把这孩子弄出去！”
我失去了平衡。我扬起手臂，但感觉自己好像没有手臂一样。我想要停止坠落，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男孩，他看着我，用他的眼神拥抱着我。
“八、九、十……”有个声音数着数，然后尖叫声淹没了它。
我看到了闪烁灯光后面的霓虹灯管。我看到了罩衫和导管，听到了机器的声音，感觉到了床的硬度。
我在这儿！拜托，我想说，我在这儿！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我儿子。
有人握着我的手，我认出了那手指的形状、那皮肤的质感，以及皮肤之下肌肉的紧实程度。我认识这只手，它属于……埃迪。
抓紧我，埃迪……我不想死。抓紧我，求你了！
然后我看到了自己。我看见自己映在一根金属杆上，上面悬挂着两只点滴瓶。我看到自己的脸，歪斜着，头也撞破了。我看到我的双眼仿佛蒙着一层玻璃，光滑而坚硬，在它们后面，我消失在自己身体的深处。
埃迪！抓紧我！
她紧紧地握着我，我试图拉着她的手回到房间里，回到生活中，但我没有力气。
然后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她松开了我的手。我掉进了一个无底洞，在我的上方，遥远的上方，有什么东西关闭了。随着我沉没和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像商店里有色玻璃橱窗似的巨大屏障关闭了。它关闭了，湖水封冻了。一层坚硬、黑暗、无法穿透的冰或是玻璃，将我与世界隔绝。当我越陷越深的时候，那层玻璃似乎在上升，色彩在褪去，所有的声音和气味也都在淡去。在这个“非世界”里，生命悄然消失。
埃迪不再爱我了，我的心在哭泣，虽然它已停止跳动。
埃迪
索尔医生把我们赶了出来。
“把她带到小教堂[8]去！”他说，于是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医院里最安静的地方，就像海底一样安静。
那个男孩蜷缩在我怀里，闭着眼睛，拇指揉搓着食指。他不停地摩擦手指，一直在喃喃自语。我抱着他，仿佛他的头和我的臂弯是天生一对。我想让他知道，在我松手去抓他之前，他父亲紧握着我的手。我要马上告诉他，马上。
他的名字叫山姆，他是亨利的儿子。
亨利有一个儿子。
我紧紧地抱着他——亨利的儿子，他的生活我一无所知。怀着敬畏之情，我像抱着每一位朋友或同事的新生儿一样抱着他，敬畏这样幼小而又充满活力的生命的存在。它总是让人觉得，生命，无论多么微小，都是完整地来到这个世界的。
山姆一遍遍地小声说着什么，最后我终于听懂了他的祷词：“回来吧！”
我也跟他一起，起初默念，后来小声说着：“回来吧！”我们喃喃自语，直到我们的话语重合在一起，共同向我们的父亲祈祷：“回来吧！回来吧！”
我闭上眼睛，把男孩拉近一些。
爸爸，救救我！我想着。这次，我没有抖落他放在我肩膀上的手，就像他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那晚，摸着我的肩膀时一样。
他死后……哦，照实说吧，埃德温娜，“死”才是恰当的字眼！那不是离开。离开意味着这个人还会回来，而死者是不会回来的。他走了，永远走了，从你的余生里消失了。不管你感觉到了什么，都不要指望那可能是真的！他永远地离开了。
刹那间，我感到了一种痛苦，因为我知道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只能在心里怀念。我对父亲的记忆——他的声音、他的气味、他的脚步在柏油路上的节奏——就像星星一样渐逝渐远。
山姆的身体在抽泣。
我感觉到爸爸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听到了黑暗中他的声音：“嘘，埃迪，嘘，我的小温妮。过来！过来听我说，你在听吗？”
从前，当我半夜醒来，害怕地喘气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爸爸会给我唱歌，想到什么唱什么。有时，他会给最近读到的一首诗谱曲，那首诗是他看管灯塔时在一本已经被人遗忘的书里读到的。或者他会凭直觉哼出来，即兴创作出没有歌词的旋律，哼过就忘。
他会轻轻抱着我，就像用一只温暖的手抱着一只受惊后石化般僵硬的小鸟，而我则靠在他的胸前，倾听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从他跳动的心脏旁，被释放到这个世界上。
“你不要去想，”有一次，我问他怎样才能唱出那些从未被记下，也永远不会被记下的没有歌词的摇篮曲时，他对我说，“别去想。跟随你内心看到的画面，用你的声音慢慢地重塑它。不要遣词造句来表达你的痛苦和安慰。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唱出来。”
亨利
“我们快到了。”父亲安慰我。他坐在我后面，就像我们往常那样，他正在划船。我的两脚之间放着龙虾笼。
常年汹涌澎湃的伊鲁瓦斯海此时很平静，呈现出金属般的蓝色，闪烁着近乎半透明的光芒。通常只有在日落前短暂的时刻，大西洋才会发出这种光。我感觉到背上的温暖阳光，就像刚才那个房间里一样温暖明亮……
刚才？怎么回事？哪个房间？
一座桥，一股沥青味，一种坠落的感觉，越坠越深，然后一道玻璃屏障把我盖住。当我被淹没的时候，一只手放开了我。这些可怕的记忆像烟雾一样消散了。我一定是打盹儿睡着了，还一直在做梦。每当我们坐着那艘蓝色小船出海时，就会这样。小船通常停靠在泰·科克庄园的花园墙边，那是马洛在梅隆的房子。在无风的冬天，爷爷马洛和我父亲伊凡会一起在那儿修船。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小船都在水中。
我能感觉到手上和腿上的温暖阳光，太阳照在全身皮肤上，让我昏昏欲睡，但也让我充满了巨大的幸福感，就像一个影子从我身边滑向水里，带着一声叹息，静静地漂向远方。整个场景是放松而又平静的，就像假期的第一天，不用上学的两个月摆在你面前，像蓝天一样无边无垠。
我半转过身，父亲对我笑，我再次望向前方。此刻非常安静，风在哪里？沙滩和岩石上的海浪拍打声在哪里？为什么天空如此宁静？一切都不对劲。
然后我注意到缺少了什么：熟悉的海岸和岛屿轮廓，灯塔也消失了。这不是真的。世界上没有哪片海像布列塔尼西端汹涌的伊鲁瓦斯海那样，拥有如此多的灯塔，被海浪、岛屿和巨大的花岗岩环绕着。在那里，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的浪涛和大西洋碰撞交汇。
但是那些名为“母马”、“黑石”和“火炉”的灯塔在哪里呢？莫林群岛和维桑岛在哪里？那边就是古老传说中提及的茫茫无垠之海了吗？
“我们快到了。”父亲重复道。
我回望了一眼。他正把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像往常一样抽着，但烟味出奇的淡。他面如大海——极其平静，他习惯双眼凝视远方，目光与浩瀚海水相接。大海夜里幽暗，漫无边际，白日里则是头吐着泡沫的凶猛巨兽。
我的父亲，伊凡，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渔夫毛衣，左肩上有三个扣子，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没穿袜子。伊凡·勒戈夫从4月到10月总是不穿袜子。他穿的衣服，同30多年前去世那天的一样。
我迅速一跃而起，船摇晃起来。我从父亲的身边跳到板条座位的另一边。
我13岁时，父亲去世了，终年42岁。他死了。
“你死了，”我低声说，“我在那里。”
我父亲没有回应，他继续划船，蓝色的小船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静静滑行。
我真的在那里。
我们沿着浮标划船，去检查龙虾笼。正值捕获龙虾的时节。
但后来我父亲转身背对大海，他通常不会这么做，这是布雷顿渔民的第一法则：“永远不要背对着她！”作为大海的“她”，是地球上最变幻莫测的女人。然而，我父亲正凝视着那片土地。我努力让船保持平稳，想着后来我向他和爷爷编的谎话。我会随口一说，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来，让他们相信。我以前从未对他们说过谎。
“这是个好地方，亨利。把船稳住！”父亲喊道，一边抓住钩在浮标上的湿滑绳子，浮标的另一端系在沿海底拖行的捕捉器上。
我打算告诉他们我要骑自行车去波尔斯波代的节日晚会[9]，而实际上是要去见西妮，她答应会亲我一下。
“这是什么？”父亲拉着绳子问道。船摇晃着，他仍然背对大海。
一只海鸥从头顶飞过，愤怒地嘎嘎叫着，但突然又默不作声了。海鸟的沉默，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兆头。我抬头瞥了一眼海鸥，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海浪。浪很大，太大了。
“爸爸！”我叫道，但一堵灰色、汹涌的水墙已经向我们冲来，它中心的一片暗黑正在爆炸开来。波浪像锤子一样砸在船上，接着……
一瞬间，我的头骨被疼痛撕裂——刺一般白色的痛。我坐到小船的板条凳上，双手抱头。我听到一声像锯子般尖锐的哀号，然后疼痛消失了。我立刻把手指抽开。这不可能发生。
“随它们去吧！”我父亲说。
它们？它们真的在这里吗？在海面下，静静地漂浮着，附着在海底看不见的绳索上？比我所知的伊鲁瓦斯海还要深？当然，在某个阶段，你总会触到海底，但我刚才看到的东西漂浮在没有尽头、无法穿透的深海上，云层在海底掠过。
“我们到了。”父亲宣布。
小船在一个岛上轻轻搁浅了。这座岛可能有100码[10]宽、200码长。它被小丘和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花岗岩覆盖着，还有一处美丽的沙滩一直延伸到水边。岸边立着一扇带框的蓝色木门，门半开着，和泰·科克庄园的前门一模一样。
泰·科克。爷爷的煎饼，露天煎烤，然后直接从热锅里拿出来，涂上布雷顿海盐黄油，撒上糖。秋天的晚上，在炉边愉快地打盹。踩在嘎吱作响的雪地和结霜的牧场上。星星挂在淡紫色的天空中。
泰·科克，唯一一个一切都很好的地方。
父亲的死，是我的错。
埃迪的笑容。我们读书时，她把手塞在我手里，一起放在桌上。我让我的埃迪心碎，把她充满爱意的心付之一炬。
山姆的拇指紧握在他手里。见了我的孩子一面，然后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父亲跳下船，把桨放在船底。“来吧！”他叫道，“我们快成功了，你快要回家了。”他走到门口，然后回头等我。我顺从地跟着他。他是要给我一个拥抱吗？终于又要拥抱我了？
我知道那扇门后面有个很棒的地方，在那里，世界永不停歇，我们将见识世界上所有的欢乐。现在我就要穿过那扇门，它会在我身后关上。终于，我又可以与父亲和祖父在一起了。两个极点把我的世界连在一起，从头到脚，我的呼吸、我的脉搏、我的月亮、我的大海。我的昼与夜。
回来吧！两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低声徘徊。我没理睬它们。
我加快脚步。那扇门后面是泰·科克，马洛家的房子就在星辰和大海之间。晚上，当狂暴的伊鲁瓦斯海的浪涛冲向悬崖，海浪越冲越高的时候，这座有200年历史的花岗岩老房子就会像一艘船一般，在汹涌的大海上发出嘎吱的喘息声，但它始终抵抗着。
父亲微笑着走进那扇门。
爷爷马洛会坐在壁炉边的小木桌旁，读着书，时不时引用几句诗歌或普鲁斯特。我的父亲伊凡肯定会在房间最远的角落里做些什么——浮木相框，或是一盏台灯，灯罩是布雷顿水碗做的，底座是一个长着疙瘩的胡桃树桩。父亲会嘲笑爷爷的引经据典，或者什么也不说，全神贯注地把一样事物变成另一样东西。我父亲能理解事物，但从未理解过人。
门开着，邀请我进去。一切都将被抛到过去——所有的艰辛，所有的磨难、恐惧、痛苦、悲伤、渴望，所有的耻辱和焦虑，所有的……
埃迪的微笑。当她觉得我还在睡觉，或是我没注意到她正在看我时，她就会那样笑着观察我。埃迪，我的余生之爱，我未出世孩子的母亲。
“亨利？”父亲从蓝色的门后探出头来，和蔼地问道，“你要来吗？”
“回来吧！”微风在耳边轻语，我突然感觉到它在轻抚我的肌肤。它来自某个地方，来自没有陆地的海洋，同样是这片海洋，灰色的玻璃表面下，人们睁着眼睛直立地漂浮着，仿佛他们睡着了，正在做梦，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回来——回到哪里？
我停下来，仔细听。
山姆。睡觉时，他小小的拇指攥在拳头里。
一阵风把门吹得更开，只需轻轻一碰。那不是壁炉吗？我难道没听见爷爷正在低声读着一本《马尔瓦伊霍》吗？那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布雷顿故事，关于“中间世界”。也许他只是在读我的故事。也许我们都是别人在读的故事，也许那会在我们最终离去前拯救我们？
一位永恒的读者的瞬间回忆，一个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处山区的僧侣，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阅读，因为他想让故事里的人继续活下去。
父亲担心地看了我一眼：“亨利，拜托，不要犹豫太久。大门不会永远敞开。”
是什么在拦着我？
“亨利，我求求你！这样不好，你不该在这之间徘徊太久。”
在这之间？什么意思？在什么之间？
父亲像往常一样盯着我，好像在说：“你从来不认真倾听吗？当马洛告诉你大海的特性时，你没听到吗？”
大海是个女人。她熟知每一片海岸，也保护着那些曾喧叫着乘船出海的死者——他们经过伊尔德桑，终于抵达了从未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岛屿。大海是时间的爱人。大海和时间一起孕育了死亡、梦想和人类——他们是海与时间的后代。
“在十字路口是很容易迷路的。来吧，亨利！我求你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他不想失去我？什么？是我失去了他。
出乎意料的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又轻轻地打开，再砰地关上，打开又关上。碰撞声如雷鸣一般。他们威胁着，有人在说：“你最好快点！”
每一次开门都是一个请求、一个诱惑、一个甜蜜的牵引、一个邀请，让我蜷缩在泰·科克温暖阳光中最舒适的角落里，享受安静的庇护和安稳，不时听见父亲断断续续的哼唱、马洛阅读时低声的笑、狗的喘息声、猫的呼噜声、火焰的噼啪声。一切都会永远好起来的。
但我没有动。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得来的勇气，以抵制这种诱惑。
我父亲说：“哦，亨利，一切都结束了。看！”他向我做了个手势，刹那间，我被一股强烈的情感击中，它渗透进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是如此强烈，它侵入了我，使我被图像、感觉和知识淹没。然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切。
当我们死去、最后的秒钟开始嘀嗒倒数时，我看到了我们最后悔的事情，此时已无能为力、于事无补。我看到了这一点，也觉得那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人类是多么愚蠢，竟忘记了它，忘了生死轮回！我也忘了。更糟的是：每当我有机会进入生命的核心，我都会后退一步。
“时间到了，亨利。放手吧！”
当然。这就是我在世时所作所为的报应——被抛弃，被遗忘，因为我过的算不上是真正的生活。在应该跳下去的时候，我不合时宜地犹豫了；在应该留下的时候，我逃跑了；在应该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沉默了！一部分的我，被自己吓呆了。
我慢慢地走回那条蓝色的小船。父亲静静地站在小岛的岸边，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他那宽阔、平静如海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悲伤。“亨利！要回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会在中间迷路的。在一切的中间，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一切的中间”是什么意思。我感觉不到脚下的沙子，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即使把船推入海中，我也感觉不到我在用肌肉的力量推它，就像是在用意志推它。
父亲跌倒在沙地上，眼睛盯着我。他搓着双手。
我犹豫地爬上船，拿起双桨。大海想把它们从我手中夺走，于是我抓得更紧了。
“小心！不要离开船，避开暴风雨！”父亲在我身后叫着，“如果你掉进水里，夜幕降临……”
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因为死亡之海抓住了船，正把它快速推离岸边。我靠在桨上。它们颤抖着、抗拒着，但还是服从了我的命令，我一遍遍地用力划着，穿过充满泡沫的翻卷海浪。
我不知道应该恳求谁让我回来，哪怕只是睁开眼睛看看埃迪也好。在永远闭眼之前，我最后想看到的就是她的脸庞。还有山姆，告诉他我已经在路上了。我正在路上。
开着门的小岛已经滑下了闪闪发光的蓝色海面。我扫视着大海，瞥见许多花岗岩礁石，像黑色的爪子一样从波浪中伸出来。我想我能在许多散落的岩石中看到一座鲸鱼形的小岛，上面是一个弓身的人影。那似乎是一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女孩，她只是坐在那里，凝望着大海。
“你好！”我喊道。
那女孩连看都没看我一下。
我看不到任何的海岸线。在我来的方向，天空是蓝色的、温和的，但在我身后，黑暗正汇集成高耸的云山。雷声轰隆，我看得越久，就越确信那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将海水撕开。
在那儿！我闭上眼睛。是的，就在那儿！隐形的悬崖，海浪拍打着它、撞击着它，变作乳白色的泡沫退去，渐渐平息下来，撞击着海底、岩石和一道隐形的屏障。大海在咆哮。一排无尽的悬崖，一幕玻璃墙，里面……是雾吗？
我坐在板条船凳上。我想，一定要去救那个女孩，但是当我看向她刚才坐着的鲸鱼形小岛时，女孩不见了。
我感到那股潮流正向蓝色小船的船头压过来。潮水正在转向，正要退去，咆哮声越来越大，好像大海变成了一帘巨大的瀑布，从几千英尺[11]高的地方倾泻而下，冲向发出雷鸣般声响的黑色峡谷。
我在蓝色的小船上转过身。波浪隐约浮现，像座座高山，像排排的房子高高耸立，在那道屏障上挤压、破裂、粉碎。我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根管子，正在猛烈撞击海浪。不是玻璃管，而是个充满了烟雾和黑夜的管子。我的恐惧里有血腥味。
冬天，伊鲁瓦斯海的海岸预示着那沉重、翻滚的灰蓝色大海决心要起跑，跳到陆地上，越过长满草的丘岗，把人们从床上拖起来。海浪猛烈地拍打着这管黑暗，每次猛烈的拍打都会掠起一片烟雾。我几乎确信，能看到星星被吸进去，树梢、山峰和城市的影子不时在其中闪现，但时间太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看清楚了。这条管道一直向左右延伸到没有陆地的地平线处，沿着它，波浪不断地冲击着这道屏障，然后在大片的沸腾泡沫中被反弹回来。天空也被剥离，黄得如脓液，灰得像烟雾，充满毒性。
小船飘摇起伏，向两边危险地倾斜着。水花在船缘四溅。
我身体前倾，凝视在屏障前形成的漩涡。死亡之海边缘的这道界线后方，是什么呢？屏障之后是什么？或者屏障里面是什么？漩涡在我身下像瀑布一样裂开。它开始把我的船拖到深水里，拖向那个管子。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是的，我想知道，我想知道那里有什么！船在水边摇晃了一会儿，然后颠倒着猛然坠落下去。我觉得我的头、手臂和脊柱都正在被撕裂。
拜托。拜托！拜托！
突然，一个巨大的、平坦的、冰冷的平面笼罩着我，然后如一只巨手般的阴影向我扑来，把我拍进海里，拍进管子里。我在坠落，在被冲走，灯光、色彩和声音簇拥环绕着我。我在下沉，在溶解，在越来越快地坠落。我在坠落，然后……
山姆
我听见她的心在我耳边跳动，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感觉到她的指尖轻轻落在我头发上，好像我的头骨是精致的玻璃做的。我能听到她的惊恐在破裂，希望在涌动，但在这之下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些温暖又美好的东西，让我能够呼吸。
我能听到她的呼吸，然后，我的灵魂依偎在她心上，我听到她的呼吸变成了一个音符。这音符变成了一支曲调、一阵微风，但它不像玛德琳的钢琴曲。这阵风已经在地面上刮了很长时间，现在正慢慢地升起，变得愈加明亮，好像它正在穿越那条冷酷结霜、银色冰冷、长而宽阔的冰冻河流，继续自己的寻找。它正在变成一缕温暖的日光，捕捉到闪闪发光的沉默，然后落在一尊静止的冰雕上，雕塑内有一颗心脏正在跳动。我的心脏。
她的歌声温暖了冰雪，直到这旋律包裹了我的心。和煦的微风带着我飞越千山万水和幽暗树林，回到一切都是光明和美好的地方。
两下心跳之后，教堂的门打开了。索尔医生走到我们身边，坐在地上，把头靠在墙上，闭上双眼。埃迪停止了歌唱。
“塞缪尔。”索尔医生说。我知道，当“上帝”直呼我名字时，一定没有好事。
[1] 联觉者：指拥有联觉能力的人，外界对他们的感官刺激，会自发地引起另一种或多种感官体验。——译者注
[2]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简称。——译者注
[3] 福兹：福斯的昵称。——编者注
[4] 约翰·克里斯：英国喜剧大师、编剧、电影制作人。——译者注
[5] 迈克尔·舒马赫：著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2013年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严重受伤，陷入昏迷，通过插管维持生命。2018年，他从昏迷中苏醒，但语言交流仍有困难。——译者注
[6] 布鲁熊：动画片《森林王子》中的一只熊。——译者注
[7] 福兹熊：《大青蛙布偶秀》中的角色，是一只喜欢说笑话的熊，这里指福斯医生。——译者注
[8] 一些国家的医院里设有小型教堂或祈祷室。——译者注
[9] 原文为fest-noz，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传统节日。——译者注
[10] 1码=0.9144米。——译者注
[1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