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破晓篇》在豆瓣评分高达8.5分，有读者评价：“读起来十分顺畅，就好像身临其境。”显然，还是一贯的马伯庸的风格，不但擅长讲故事，而且故事有立意。
出品 | 博客天下大文娱报道组
作者 | 屈露露
编辑 | 孤 鸽
熟悉的马伯庸回来了。
2022年9月，马伯庸的新书《大医·破晓篇》出版，立刻在文学界和影视圈掀起了一番波动。
他是当下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甚至有人说，影视公司和他一起创造了一个“马伯庸宇宙”。
在这座宇宙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车辙轨迹上的人物们，为了信仰、道义、爱以及活着，拼命奔走。上到庙堂官吏，下至底层百姓，在他的笔下展开千百样态，繁花万重。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里，雷佳音、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引爆了2019年暑期档，拉动西安旅游上涨22%。2021年，黄轩、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建造了一个波云诡谲的神都；今年，白宇、陈坤主演的《风起陇西》，又展现了三国时代的谍影传奇。
他的作品极具美剧质感，结构精巧，人物鲜明，语言凝练，而华丽磅礴的历史卷轴之下，他最终想表达的是人与时代机遇碰撞时爆发出的生命力。
新书《大医·破晓篇》（以下简称《大医》）是他少有的近现代题材，这个新故事又有什么独特的创意，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博客天下》专访了马伯庸，听他讲述写作的缘起和经历。
马伯庸喜欢在“特别吵”的地方写作，为此他专门找了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做写作工作室。隔音不太好，他总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公司里传出的打电话声、开会声以及吵架声。而他的工作室又在入口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嚷嚷着喊人来拿东西。
但马伯庸一点不觉得吵，“周围的噪声是足够我用的，我听到这些声音特别开心。”
工作室还连着一所学校，每隔40分钟下课铃声响起，过10分后上课铃如约而至。每次听到铃声，马伯庸就会停下笔，和学生们一起休息，他通常会活动活动腰和颈椎，等学生们去上课了，他也坐下来接着写。
他喜欢规律的生活，创作《大医》期间，他每天早上7点30送孩子去坐校车，然后走到工作室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晚上5点30，走到校车站点把孩子接回家，一天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新作《大医》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的是一批红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这本书花费了马伯庸将近5年的时间，他“穿越”到民国救亡图存的乱世之中，去观察和感受中国最早一批医学生们的迷茫与不甘。
灵感萌发于2017年。马伯庸有个朋友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邀请他过去参加职工文化讲座。他恰好在上海，于是就过去了。到了医院后，比约定的时间早了1个小时，负责讲座的医生便带他到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参观，那是医院的院史馆。
老照片中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
马伯庸后来回忆，他第一眼看到这栋小楼，便感觉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得知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处。华山医院原名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于1907年筑造，1910年落成，1911年投入使用。
知道这座哈佛楼的历史渊源后，马伯庸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座故事富矿。他发现里面的每一件展物，都勾连到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最早一批中国红会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联系紧密，这让马伯庸十分兴奋。
讲座结束后，他把院史馆拍下的照片存进电脑，创作《大医》的念头在当时就有了苗头。后来他跟华山医院的很多医生聊天，总能听到一鳞半爪的细节和线索。院史馆的工作人员掌握着很多细致的档案与照片，他们把这些历史老照片扫描成高清版发给马伯庸。
其中有一张老照片让他印象深刻。照片上是一个小木船，两个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人在运送伤员。照片本身没什么，旁边的注脚引起了马伯庸的注意——那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武昌。
当时革命党和北洋军打仗，战乱不休，红十字会的人舍生忘死的拯救两边的伤员，还要负责掩埋尸体。“仗打完之后，两边人都跑了，战场上剩下一地尸体，一方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一方面也容易引起传染病，所以这些人又拼命地掩埋尸体。”马伯庸介绍说。
这些泛着时代底色的老照片，穿透时光来到马伯庸的面前，就像一个线头。马伯庸把线头扯出来，循着线索越挖越深，资料越找越多。
这些老照片穿透时光，于今人面前静静诉说，那段动荡年代中的历史故事
然而，新鲜的创作题材，带来的挑战也难以想象，涉及到文化、科技、思想、医学、军事等诸多领域。阅读庞杂的资料需要太多时间，马伯庸只好将这个选题搁置，但创作的火苗总是隐隐燃烧。
2019年12月30日，马伯庸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第二天，他马上打开了新文档，《大医》的创作正式开始。
故事并不好讲，清末民初的大时代背景下，医疗工作者的故事千头万绪，不知该如何入手。光是开头，马伯庸就推翻重写了7、8个。原本第一个开头是医院成立了，3个医学生走进医院，发生了一些小冲突。马伯庸总觉得这个开头太普通了，它可以放在任何时代，《大医》的气质显然不该是这样的开头。
“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任何时代都一定有它最独特的感觉，是它的气质也罢，还是它的社会规则，说不上来，但每个时代都一定有独特的情节。这个情节只有放在这个时代才能成立，放在其他时间，改到其他的时代背景，这个故事逻辑就不成立了。我一定要追求到这么一个风格，才能够达到我要的效果。”马伯庸说。
创作《大医》期间，他做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上网、翻资料、购买，利用一切可以用的途径，找到大量民国旧报纸，每天都要阅读几份，特别是《申报》，它保留着自己从创刊起的所有电子版，还有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因为报纸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他看当时的广告怎么讲，读者来信说了哪些话题，头版头条讨论什么社会热点，文艺版写的是什么诗、唱的什么歌……
他还买了一堆民国的老书、旧书，尤其是民国的医学书，着重阅读，包括网上能找到的研究民国医学领域的论文，也全都集中看了一边。
随着资料的掌握，中国早期医学生的群体画像和民国初期的时代卷轴，一点一点地展开在马伯庸面前。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在寻求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每一个行业当时都在找这个东西，不管是军人、政治家，还是医学人士、农业学者。”马伯庸从这些资料中看见，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迷茫的，但心境又是不甘心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找出路。
这种时代气质被他带到了《大医》中，影响了方三响、姚英子和孙希等人物的命运。
历史由谁而写初中时代，马伯庸就喜欢写东西，他偷偷写，不敢叫老师发现。但这份喜欢还是朦胧的，未加训练和培养的，一直到他读大学，写作才开始占据他的生活。最初是在论坛上写杂文，文风大胆，脑洞大开，之后又开始写小说。
他尤其爱研究历史，喜欢从里面咂摸出人物形象，构思传奇故事。他的第一本历史长篇小说《风起陇西》于2005年问世，写的是一个关于三国间谍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真正能打动读者的，“永远不是古代的人和事，而是这些人身上和‘我’的共同之处，我的困境、我的困惑、我的生活经验……越现实力量越大，历史小说的现代性是最重要的。”
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写作原则：第一，不要任何超自然的因素；第二，不改变历史人物，在历史大事的缝隙中去找空间。
写《大医》的时候，他对历史题材小说的思考是，“英雄引领历史，还是人民引领历史？”单独的小人物对历史没有任何影响，也微不足道，但“当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同时萌生了一个心愿，同时产生了一种意愿，想去做什么事情，那么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像浪潮的扑击，英雄人物也只是顺应这种趋势而已。”
《大医》面临的是一个于混乱中求取生机的时代。故事开篇，一份清朝加入《日来弗公约》（即《日内瓦公约》）、成为万国红十字会成员的电报，展开了几位人物的“生死时速”。
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
1904年7月3日，远在中国关东沟窝村的方三响，跟随父亲和一行村民，中了日本人的阴谋，陷入日俄战役的关东战场。村里一半的男人被乱枪打死，他被路过的带有红十字会袖章的人所救。寒风彻骨中，方三响在等待承认清政府加入红十字会的电报，这样他就可以带着父亲和村民离开被围困的地方。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大清驻英使馆孙希，路过海德公园，看完一场巴浦洛夫实验后，捡起了印有“生理学与医学”的传单，回去之后把补签的《日来弗红十字会公约》电报拍发回国。
同一时间的上海，上海滩烟草大亨的独生女姚英子，驾驶中国第一辆“Oldsmobile”四轮敞篷汽车，飙向东唐家弄的路口，结果撞到公共租界的一根电报总杆，被一位年轻医生所救。
三个不同时空的人因为7月3日这天的各自命运，产生奇妙的联系，在内心深处种下对医学的朦胧情结。6年之后，方三响、孙希、姚英子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相遇。
之后，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推搡、拖拽，共同经历了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南北议和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在一次次的相互扶持和救死扶伤中，他们明白了何为“大医”——医学先是社会学。
马伯庸刻画的这三个人物，代表当时中国第一批医护人员的三个来源。孙希代表的是接受海外教育的精英，早早开眼看世界；姚英子身上则是中国第一批女医生的影子，家庭出身相对较好，追求男女平权，勇于接受当时的社会新思潮；第三类医生来源于社会底层，方三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出身贫寒，和医院签订契约，通过培训之后成为医生。
《大医》将故事发生的主体设置成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真实现状的一面镜子，既映照着清末政权的跌宕变化，又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死百态。这所医院不仅仅是治病的场所，还提供社会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参与处理上海鼠疫、安徽洪灾等历史事件。
老照片之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医院医疗队合照
在马伯庸看来，“红十字医院和医生的职能就是参与，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历史事件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物的一次成长，“他们会舍弃一些东西，否定一些东西，同时也会发现一些东西，并去坚持一些东西。”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
一个普遍的误会马伯庸的文字如同机关一样精巧，没有多余的字，画面引人入胜，等回转过神来，已经被他拽入到历史时空，耳边是丝竹鼓乐和来往的马蹄人声，眼前是盛世的繁华和活在缝隙里的百姓。他深入浅出地描摹一个王朝的血肉骨架，将每一根毛细血管，如实地展露在读者面前。
有人评论他的作品有“美剧质感”，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改编价值。从《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风起洛阳》到尚未播出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敦煌英雄》，一部部都是恢弘巨制。五百、曹盾、路阳……这些导演喜欢他书中的人物，着迷于他笔下荡气回肠的历史传奇。
《风起洛阳》剧照
马伯庸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看着这些改编后的影视剧，看到兴起还会在微博上认真写点评。2022年，《风起陇西》播出后，他追看得很开心，觉得路阳拍出了“肃*、压迫而略带忧郁的间谍气质”。
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痛苦，“看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都是这个毛病，我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单纯沉浸进去，总会想它塑造人物是用了什么技法，这个情节是不是设置了翻转的伏笔。”就好像厨师看到一道大菜，会无法控制地去分析、推演其中使用的食材搭配和烹饪技巧，无法单纯地享受美食。
很多人曾说他写的小说“感觉好像不用改，直接就是一个剧本。”“你写的这个画面、情感故事，是不是为了以后影视剧改编方便？”他把这些视为“普遍的误会”。电影发明之后，海明威写了《*手》，小说家们开始有了镜头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画面感强不代表就是一个好剧本，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他2019年出版的一本历史散文集，他在这本书里讲述了六个明代的真实案件。制作方是合作多次的老朋友，强烈邀请他来做第一稿剧本，接手时他的心态还是比较轻松，“做点售后”，体验一下“新人编剧”的生活，但写下来感觉好累。
影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首次尝试编剧身份
“电视剧有它遵循的规则，你既然是通过视觉形式讲述给观众，那么本身就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性和前后的关联。还有很多我自己都注意不到的一些电视剧剧本特点。这个转换过程很痛苦。”马伯庸说道，写剧本是一个“累活，规矩人手脚的活儿”，他还是喜欢自由点，还是写小说更自如。
他爱看书、听故事，和朋友聊天，写作的灵感或许便在其中生发出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问“倘若让你穿越成一位中国末代君主，哪一位是最难翻盘的？”马伯庸想到了登基就是“hard模式”的汉献帝刘协，于是就写下了《三国机密》。逛知乎时，他看到有人问，“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长安十二时辰》。先锁定人物，然后铺平一个时代切面，坐在电脑前面去搭建骨架，填充血肉，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故事。
《大医·破晓篇》在豆瓣评分高达8.5分，有读者评价：“读起来十分顺畅，就好像身临其境。”显然，还是一贯的马伯庸的风格，不但擅长讲故事，而且故事有立意。这本书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年底还会出版第二部，讲述医生们下半程的人生。相信不久的将来，“马伯庸宇宙”会又添一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