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笛/口述
韩瑞雪/撰文
我叫小笛（），1996年出生在甘肃玉门，是一名铁路职工子女。
从小到大，我的生活几乎没离开过铁路——家里绝大多数亲戚都是铁路职工，我从幼儿园到高中都读的是铁路学校，住的是铁建家属大院，看病就去铁路医院，甚至连家都跟着铁路的修建多次搬迁。
不出意外的话，我也会子承父业，成为家族第四代铁路职工。但我早早地厌倦了铁路系统一成不变的生活，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于是我拼命读书，高考报志愿专门选了4000公里外的广州大学。然而毕业之后，我却阴差阳错去了非洲。
我3岁半在铁路公园的照片，当时爷爷是火车站站长，手头宽裕买了相机。
我们家和铁路结缘应当从太爷爷算起，60多年前，他带着我爷爷从河南出发，随着铁路修建一路向西，修到陕西时，爷爷结婚，生下我爸爸；修到甘肃时，爸爸结婚，生下了我。
1994年，爸妈参与建设的兰新铁路复线提前通车。铁路局关停了沿线小站，职工们在四五年间陆续被分流到其他地方。我们家颠沛的命运暂时画上句号，一大家子人定居到了新疆哈密。按照家族传统，我也会延续父辈的使命，成为一名光荣的铁路工人。
1994年兰新铁路复线通车，妈妈（前排左二）和同事们的合影。
但我志不在此，眼看着父辈一遍遍重复的人生，我对一眼望到底的生活感到恐惧，想要逃离大西北，感受外面的世界。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因为这是他想做却没能做成的事。
其实说叛逆，我爸早就有苗头了。但是他的叛逆与我不同，他能一晚上琢磨电子琴，愣是靠自学学会了，却无法安心读完高中。工作几年后又回炉再造，去齐齐哈尔铁路运输职工大学进修了三年，学习通信专业技术。
1999年，父亲大学毕业后不想再回铁路系统，无奈已经结婚生子，生活压力加上爷爷的敲打，让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老老实实回西北做了一名铁路通信工。
2004年，爸爸（右一）和同事们在哈密的铁路通信办公室。
通信工对于我爸爸来说，完全是大材小用，他经常要背着一捆电线骑上摩托车给人家装网络。千禧年之后，大批员工从甘肃搬到新疆，很多宿舍需要装网络。
我爸通常一个电话就被叫走，很晚才能回来。新疆夏天奇热，每次回到家，他总是满身线圈勒痕，闻起来一身汗臭。
妈结婚时的照片，他们是在站台上卖货认识的，都是铁路世家。
看着他这么辛苦，我妈总是劝他要不找关系换份工作。但能换到哪里去呢？铁路上的工作绝大部分很辛苦，工资也不高，通信工至少多劳多得。
他不是没有怨恨，有时候会偷偷掉眼泪，为了家人只好坚持下去。所以我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肯吃苦，以后才能走出大西北。
我似懂非懂，但信念坚定，告诉自己一定要争口气。从小到大，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人问读书为什么时，我总会自信地说：“为了走出大西北。”
我读铁路幼儿园时的班级合影，后来又陆续上了铁路小学、铁路中学。
高考那年，我拿着548分的成绩天南海北地选学校。临门一脚时，爸爸却犹豫了，他觉得留在家乡也不是不好，至少这里安稳，还离家近。
可我的心早已经飞出去了，嘴上说着考虑考虑，手上却不管不顾地填了距离新疆快4000公里的广州大学。
电视上说那里四季如春、繁华似锦。我填报了财务专业，梦想着毕业后能在大公司里游刃有余，过上出入高级写字楼、经手资金“分分钟上亿”的光鲜生活。
一家人送我去上大学，我在车厢隔着玻璃拍摄站台上的他们。
由于哈密没有直飞广州的航班，我上大学只能坐火车，44个小时下来，我在卧铺上都躺蒙了。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后，才发现自己和东部的学生竟然差距那么大。
虽然我从小到大都是铁路大院里的“好学生”，但无论眼界、心智还是胆识都不如东部的同学，一对比就自惭形愧。尤其是我带着方言的英语，土味十足，一度成为笑柄。
巨大的落差让我变得自卑、胆小、不敢说话，英语课上都不敢张嘴。
爸爸一直叮嘱我“要吃苦”，我才没有因此堕落，放平心态努力追赶后，终于缩小了和同学的差距。大一还没结束，我已经开始跃跃欲试：跟同学一起创业做app、疯狂考证、学英语、做项目、穷游·······
在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这张图片是我在广西支教时拍的。
第二年，我便蜕去了稚气，已经能和本地同学一起谈笑风生。不出意外的话，我很快就能追赶上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我开始凝视自己。
2016年，我突然得了肺炎住进医院，怕家人担心，只好瞒着他们说得了一场小感冒。我一个人在医院戴着呼吸阀躺了两礼拜，每天跑上跑下、自己化验缴费。
体会到人间悲苦，我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一辈子就这么短暂，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我回到新疆，父母肯定特别开心，但我的未来似乎一眼就能望到头。留在广州虽然孤独，但说不定还能拼出更精彩的人生，我想，这大概也是爸爸期待看到的吧。
2019年6月，临毕业的我还在纠结回新疆还是留广州，毕业照也显得忧心忡忡。
可能还是放不下家里唯一的孩子，毕业前我爸又彻底变了口气：大学四年玩儿也玩儿够了，不考研就尽快回新疆。趁我这一届还有铁路子弟的名额，如果放弃，以后想回也回不来了。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之前实习认识的一位公司领导找到我，推荐我去一家国企背景的投资公司。他说这是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在做跟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入职就有外派的可能。
我心动了，但后来才知道，原来外派指的是去非洲参与援建开发，地点在东非的肯尼亚，那里正招揽中资企业进入，想建设一个类似深圳的经济特区。
去之前，我在广州办好了各类入职手续，到非洲直接上岗。
听着不太懂，但十五万的年薪加上各种补贴还是让我心动了。毕竟刚毕业，同学们还在为生计发愁，公司能直接给我开这么高的工资，还安了“前方财务负责人”的头衔，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没多想，瞒着父母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服务协议。
6月份毕业，7月底就要出发，留给我的时间很短。面对父母接二连三的催促，我推诿几次后实在忍不住交代了实情。两人知道后忧愁满面，气我的自作主张，更气我要去离家上万公里远的非洲肯尼亚。
“你知道当地多危险吗？”、“说是三年，去了就不让你走了，你留在非洲和当地人结婚了怎么办？”、“爷爷奶奶也都老了，就你一个孙女，你要是有三长两短我们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我频繁接到父母亲戚的阻挠电话。妈妈还说实在不行就毁约，多少钱家里都给你赔，她的委曲求全听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与此同时，非洲那边也来电话，催促我尽快收拾行李，说已经给我买好了机票。
公司发给我的机票行程单，7月去，第二年5月回来探亲。
几番纠结之下我给爸爸打了电话，说出了心里藏了很久的话，“爸，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看看世界。你不也从小教育我要离开老家追逐梦想吗……”
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忍不住哽咽了，电话那头也传来隐隐绰绰的抽泣声，父女俩哭作一团。
情绪平稳下来后，爸爸清了下嗓子作为转折，我知道他有很多话想说，但是都止住了，只对我说：“去吧，不管你去哪里，只要过得开心就是好的。”带着这句祝福，我坐上了从广州飞往内罗毕的飞机。
看着飞行图，我突然觉得世界原来这么“小”。
临行前我也得到了母亲的谅解，其实是事已至此，她不得不接受。走的时候，妈妈特地从新疆给我寄来了好几箱的特产。
她怕非洲条件艰苦，买不到卫生巾或者买到的不干净，就连卫生巾也给我准备了一年的用量。
妈妈给我准备的一大箱卫生巾。
去肯尼亚是我第一次出国，全程11个小时，激动和兴奋让我把家乡抛在脑后。但当我落地之后，才发现电视里的广袤大草原和风情的原始部落统统看不到。肉眼可见的，只有荒凉落后的街景。
前往公司园区要路过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我坐在车上，看到路边有很多衣着破烂的人，道路坑坑洼洼，房子都是烂铁皮做的，垃圾遍地、苍蝇成群。到非洲的第一天，我就后悔了。
贫民窟里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看得我触目惊心。
来接我的同事胡哥见我没什么兴致，大概猜到了缘由。一路上，他想着法子和我搭讪，但我的心情随着路边越来越荒凉的街景也降到了谷底，一点都不想说话。
“实在是太穷了”，当我看到一个妇女在垃圾堆里捡香蕉给襁褓中的婴儿吃时忍不住发出感慨。
“没事，到了咱们园区就好了！”他安慰我说。
我们园区的航拍图，红色是后勤处，蓝色是办公的地方。
好在胡哥没有骗我。项目上的一切相比外面强多了。这是一个900多英亩的大园区，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几排简易三合板搭建的活动房。胡哥给我介绍，目前项目上一共6个人，两个保安队长、一个厨师、一个搞工程的、一个行政、一个翻译还有我这个财务。
我环顾了一圈傻了眼，原来我这个“前方财务负责人”也是光杆司令！我自觉好笑。也是，人家怎么可能让我这个毫无经验的黄毛丫头一进来就负责大项目呢？要怪只能怪自己天真，不过能实打实拿到工资也是蛮好的。
当天晚上为了欢迎我，项目经理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一些硬菜。
大家见来了新人，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当晚我们大吃了一顿，相谈甚欢。我的非洲生活也伴随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开始了。
公司的项目刚刚立项，前期事情很少。每天我只需要处理一些简单的税务报账信息，可以剩下大把时间。周围同事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虽然工作交集不多，但相处起来非常融洽。周末，我们就一起煮火锅、在园区打牌，这让从来没有上过班的我觉得上班的感觉好极了。
我给园区的厨娘和保安拍了照，用手机给他们看效果。
有时候肯尼亚政府的官员还会来我们园区视察，我作为财务负责人经常和其他同事去介绍情况，也有幸接触到了一些肯尼亚高官。他们平常出入都是专车接送，底下办公室的文员也对我们很恭敬，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更加庆幸自己没有选择回到老家。
有一次，公司受当地首富邀请参观他的庄园，我也一同前往。这人身家十几亿，有上百头牛羊和成片的别墅，我第一次见识到非洲的富人原来这么奢华，简直大开眼界。
我在当地富豪家的留影，身后是成群的奶牛。
来非洲的头半年，我都在这样的新鲜感和憧憬中度过，工作的事忙得不亦乐乎，妈妈打来视频电话，我也总是不耐烦地挂掉。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对这一切提不起兴趣了。财务工作琐碎又繁杂，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事情，让人的热情大幅下降。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公司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不允许擅自离开园区。
园子里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张脸，早已经相看两厌；身边的本地保安和厨娘，也因为屡次被抓到偷东西，让我对他们的感情从同情变成了厌倦。
下雨过后的园区，空旷的大地也放大了我的孤独，有时候一个人特别想家。
在新疆，我起码还有亲人，在肯尼亚我什么都没有，每天还要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下班以后对着900多英亩地的广袤草原发呆成了我的日常。我忍不住感叹，“生活在哪里都有牢笼”。
看到同事小陈提着行李回国休假，我也盘算起了自己探亲的假期，那时国内正要过年，可我还需要半年才能回国。就在这时，国内突然传来了暴发新冠疫情的消息。我每天都会浏览国内的新闻，之后没多久家乡也出现了确诊病例。我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整天坐立不安。
那时我妈还没有告诉我爸爸生病的事情。在我离开之后，爸爸就开始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200多斤的大男人一度掉了80斤肉，他们四处求医问药无果。原本定了大年初三去北京看病的车票，也因为疫情不得不放弃。时隔半个月我才知道这件事，整个人一下子蒙了。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瘦成了一半呢？视频电话里，我爸疲态尽显，眼窝深陷，完全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我忍不住大哭。
做完手术的爸爸，看到他插着管子我很心疼。
后来探亲结束的同事小陈要回来，大家都很担心她会携带新冠病毒。 “工作可以替你做、工资还照发、不行就再缓一缓，”大家千言万语想阻挡她回肯尼亚，但她还是回来了。
我们表面上装着没事，实际上非常害怕。说来也怪，小陈回来第二天我就开始发高烧，高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
埃尔多雷特医疗资源紧缺，方圆三百公里内只有一个中国医生。我把自己的症状告诉医生时，他大手一挥，“没有到39度都不算事！”
我心凉了半截，害怕自己会死在非洲。想到爸爸身体情况还不明朗，我万一客死他乡该怎么办？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我眼里全是绝望。
两天后，一个更糟糕的消息传来：“中国医生竟然回国了！”园区里的人心情跌到谷底，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一样。“这下得了病，我们只能死在这里了！”
大家相互调侃，经验丰富的李叔听了我的症状，说不像是新冠，看起来更像疟疾。
非洲疟疾常见，公司以防万一，给我们常备青蒿素。
疟疾也不好治，以前听说过驻尼日利亚的同事得了疟疾死亡的。我赶紧服了一些青蒿素忍着头痛继续工作。
不知是副作用还是怎么，青蒿素服用不到3个小时，我就开始疯狂腹泻，把吃过的全部拉了出来，扶在厕所门上虚脱到走不出来。
第二天情况还是一样糟糕。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东西，但还是一趟趟跑厕所。就在这时，妈妈来了电话，告诉我有医院接收爸爸了，检查出他心脏二叶瓣弧膜闭合不紧密导致供血不足，与此同时肾脏出了问题。我听不懂专业名字，但意识到这不是小病。
我身体越来越虚，完全没有精力应付我妈，只好有气无力地挂过了电话。正好赶上那天公司发工资，我忍着肚子里的狂轰滥炸和满脑子的虚汗，一沓一沓地给当地保安们算钱。
我们雇了27个当地保安，他们每人月薪合人民币650元，在当地属于高薪。
我本想发完工资再回去休息，没想到竟然身体控制不住地拉在了裤兜。那一瞬间，我的脸通红，整个人被尴尬和难为情填满。有人察觉出异常，我只好摆摆手糊弄过去，强忍着不适做完工作，一进厕所，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活了24年，我从来没有这么窘迫过，加上爸爸的病情，整个人心情糟糕到谷底。
但也奇怪，拉了两天肚子后，我竟然奇迹般地退烧了，稀里糊涂地捡回一条小命。这时，我才理解在非洲前辈经常说的“有什么别有病”，这句话可谓真理。
2020年3月，我被领导派去首都内罗毕出差。第二天准备见一个项目负责人时，内罗毕突然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电视上轮番滚动新闻，整个国家一下子慌了。
我在手机上看到的新闻，宣布肯尼亚第一例新冠出现在首都。
我走出大街，看到人们在疯狂地抢购生活物资，开始谨慎人与人的距离。虽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但我对肯尼亚的卫生防疫还是不太有信心，慌乱中赶紧坐上了回园区的飞机。
果然，肯尼亚的疫情病例从第一例出现后就开始直线飙升。很快，我们所在的埃尔多雷特市也有了病例。
公司为了保护员工安全，开始加强园区的疫情防控，平常节假日我们能坐保安车采购物资，如今也停了，彻底被关进了园区这个大笼子里。
园区内部很重视疫情，这是轮班的安保队长在登记人员名单。
那时国内疫情已经稳定，欧美非洲则不断升温，我们还幻想过会不会有专机来接我们回国。爸爸可能要住院了，我想陪在他身边，但迟迟不见让回国的动静。
我的好几个同事坐不住了，到处搜索回国攻略，一位翻译和行政索性准备辞职了。
他们在层层隔离后买了中转迪拜的飞机回国。但就在上飞机时，我的一个同事王哥被查出是无症状感染者。得知消息后，我们都吓了一跳，全员做核酸检测，好在最后都没有确诊。
我仔细研究了限航政策，想顺着王哥的线路回国，这时却突然传来肯尼亚封闭国境的消息——“所有飞机全部停航！通航时间另行通知！”
我在公众号里看到肯尼亚封闭国境的消息，非常震惊。
我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园区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只有我行动迟缓被傻傻留在了当地，直后悔自己没有听他们的话早做打算。没过几日，领导又给我带来了新的工作任务。
因为行政和翻译的离开，园区内人少事多，公司需要我暂时顶替一阵子。我心灰意冷，一边盯着新闻看通航消息、一边努力熟悉另外两个人的工作，每天过得又苦又闷。
我留下来兼当行政，和当地同事一起核算建材料，不然一些人会监守自盗。
工作强度变大和爸爸的身体以及疫情，让我变得格外焦虑，情绪也极不稳定。有时候工作做得好好的，就突然跑出去园子里对着半人高的杂草发泄。一日，看到我的鞋子脚后跟断了，我竟沮丧地号啕大哭。
想我以前是多么爱穿搭、爱漂亮的姑娘啊，到了非洲已经快10个月没有买过衣服。带来的蓝色牛仔裤都洗成了白色；唯一的运动鞋愣是被穿得磨平了脚后跟；就连我最精心养护的头发，也早没空打理，枯得和草一样。我开始后悔，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非洲历劫？
已经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裤腰也磨损严重。
同事阿青见我心情萎靡，变着法子逗我开心。经常给我从后厨做一点好吃的送进来，或者是讲一些笑话。让我苦大仇深的脸上偶尔能多几朵笑意。慢慢地，我们越走越近，渐渐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有了阿青后，我把他当作情感的全部依托，对着他撒娇耍赖，提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想吃新疆的炒粉了，我就泪眼汪汪让他给我变出来，可我们条件有限，只能啃着干面包继续工作。好多次得不到满足后，我也就渐渐不想那些美食了。
男朋友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这是圣诞节假期，我们一起去附近的景点游玩。
本以为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但最让我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天妈妈来了消息，说我爸早上9点多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紧紧守着手机，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一个电话也不敢打，怕听到她的语气更加确定父亲的危险状况，只好哆嗦着手打字给她。随着妈妈回复信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心就越不安。
真后悔自己离家这么远，如果父亲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胡思乱想着，阿青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一天。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爸爸被推进了ICU观察。情况好的话，会在10天左右的昏迷之后醒过来。
我专门给爸爸订了束鲜花，家人嘴上说我乱花钱，但偷偷告诉爸爸很开心。
我告诉男朋友，想当初自己一个人在医院时，觉得生命短暂要为自己而活。而现在，如果爸爸真的没了，我一定立马回到新疆，不再追求任何自己的梦想，余生就为母亲而活。
走出院子时，我看见一只亮灿灿的沙漠蝗，猜测肯尼亚的蝗灾又要来一轮了。想到外面卖的米又要涨价，做账得重算，我一时欲哭无泪。
趴在纱窗上的沙漠蝗，当时非洲正在经历六七十年来最大的蝗灾。
三天之后，爸爸很争气地有了意识，我长舒一口气，告诉他等通航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到新疆，再也不离开他和妈妈。妈妈却说，既然已经签了合同，就要信守承诺，等到探亲假期到来再团聚也不迟。
我点了点头，含泪答应。当初只是想过精彩人生，却阴差阳错地到了非洲，才待一年，我就已经经历了种种起落。
如今，我终于明白平凡的可贵，相比生命，工作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好商量，一家人齐齐整整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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