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群体不断壮大，“北漂”一族也逐渐成为社会的关注点，讲述“北漂”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
《上车，走吧》是较早涉及“北漂”题材的电视电影。
我国的电视电影至今已发展十余年，由于其传播方式和作品质量等问题，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几乎已销声匿迹，但《上车，走吧》却仍具有研究意义。
管虎的独特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开始显露，喜剧性的氛围与情绪化的叙述方式交织在一起，将残酷的现实包裹其中，极富趣味性与思想性。
该作品对当下“北漂”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创作仍有借鉴意义。
充满喜剧性的故事氛围《上车，走吧》开头，两位土里土气的青年背着大包小包奔跑在乡间路上，脸上挂着滑稽的笑容，这为故事奠定了喜剧性的基调。
影片将来自农村的主人公放置在北京这个繁华时尚的都市中，利用人物与社会的不协调制造笑料，将粗糙的现实用喜剧性的方式呈现，让残酷现实深入人心。
主人公来自农村，他们来到北京，衣着、语言、性格都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导演利用这种差异性，将心酸转化为笑点。
人物的喜剧性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方言的加入给观众带来了语言上的陌生感，强化了喜剧性。高明、刘承强来自山东农村，张口便是山东话，呈现在电视上极为搞笑。
二人初到北京时，站在人来车往的北京站前，高明激动地环视四周感叹：“啊呦，北京，真大哈！”
方言的使用加上接地气的人物造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性。反之，如果人物使用普通话说，则会使喜剧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方言也成为故事的重要推动力，家乡话给他们贴上“老帽”的标签，导致两人张口说话战战兢兢，这使他们生意惨淡。
就在他俩心灰意冷时，一名乘客提议他们用方言招揽客人，形成特色。
于是，两人生意渐渐红火，画面中多次出现两人用家乡话吆喝的场景，车水马龙的北京市里充斥着山东话，喜剧效果再次产生。
其次，人物性格也是喜剧性的重要来源。高明出生在农村，木讷老实，当他来到繁华的北京时，会由内而外地感到不自然、害羞。
刚到北京时跟别人说话都扭扭捏捏，当他第一次在小巴上收钱时，满脸窘态，支支吾吾，令人哭笑不得。由于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协调，造成了一种丑态或者过失，从而产生喜剧效果。
与高明形成对比的是其同行大英子，她是北京当地人，性格蛮横、泼辣，当她看到外地人来抢生意时，便心生怨气，想尽办法破坏他们的生意，由于人物夸张的表演及破坏的程度很小，喜剧性也随之产生。
其实无论是外来的高明、刘承强还是当地的大英子、大头，他们归根结底同属于北京的底层人物，他们产生的喜剧性更接近黑色幽默，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欢笑，还有心理上的同情与认同。
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地域歧视非常严重，因此，外来人与本地人相遇必然会碰撞出各种火花；
而小巴是那个年代北京人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且是私营，因此同行之间必然会存在冲突。高明、刘承强与大英子等人的摩擦便是建立在这种前提下。
大英子看不惯外地人抢生意，便总是张牙舞爪地讥笑他们，高明、刘承强的生意红火后，大英子又因嫉妒而给他们制造小型车祸。
高、刘二人无法忍受被别人欺负，却又没有合法途径解决，便只能靠打架出气。他们之间一来一回的打击报复的过程，就是喜剧性产生的最好契机。
情境也是人物性格的催化剂，在特定的喜剧情境中，人物的弱点或性格缺陷被放大，促进喜剧效果的产生。
在初次面对生意惨淡、同行排挤的时候，高、刘二人并没有及时反思自己的不足，而是模仿北京话，并嘲讽它难听，人物骨子里的麻木、愚昧便在环境的作用下表露无遗，即使在欢笑中观众也能感受到人物的焦虑。
刘承强和高明一样来自农村，但他比高明多了几分成熟与大气，言行中少一些腼腆。
但是当他面对自己暗恋的女生时，他骨子里的自卑便暴露出来，一开始只敢靠后视镜偷偷看对方，一旦两人对视他就会紧张地抓耳挠腮，表情不自然，喜剧效果也随之产生。
纵观管虎导演的诸多作品，闪回、拼贴、非线性叙事是其影片的重要特点，这种镜头语言上充满浓郁情绪色彩的“管式风格”在他早期的《上车，走吧》中便开始显露。
《上车，走吧》主要以手持与跟拍的方式拍摄，摇晃的镜头是人物内心情感外化的工具。主人公一出北京站，画面便随着人物的脚步开始摇晃，二人环视北京时，镜头也在转动，将人物内心的躁动与志芯展现了出来。
两人从农村来到梦想的城市，满腔热血，摇晃的镜头一方面是他们内心欣喜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后来动荡生活的一种暗示。
镜头之间的切换全部使用了最简单的叠化，双重影像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影像的混乱与哺杂。
当刘承强与自己暗恋的女生一起游玩时，画面颜色变成了近似红色的暖色调，给人梦幻暧昧的感觉。这种色调将人物内心的愉悦呈现在电视上，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
此外，构图也承载着意义的表达。构图是导演对人物的位置与关系的安排，不同的位置效果不同。
倾斜构图在该作品中最为常见，主人公总是倾斜地出现在画面中，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失衡，这种失衡暗示了主人公与环境的不平衡，视觉化地表现出这座城市带给人物的压迫与震惊性体验，他们隐忍打拼，却始终难以站稳脚跟。
只有在接受采访的那一段，人物才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只有在虚幻中才会真正融入北京。
正如影片中所说：“即使你挣再多的钱，穿再好的衣服，你也还是那层人，真正的城里人，好像永远离我们那么遥远。”
在《上车，走吧》中，导演采用了其钟爱的“非线性叙事”，大概由于播放平台的不同，《上车，走吧》的影像风格相比于其他作品来说比较常规化，没有过于混乱、复杂的画面，也没有明显的拼贴和时间跳脱，但依旧流露出一种情绪化、意识流的倾向。
该电视电影以第一人称旁白来辅助叙事，故事完全是随着刘承强的回忆展开，碎片化而不失顺序。
每当一件事情结束时，便会出现主人公夹叙夹议的旁白，使观众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人物的无奈和对过往的深情回望。
影片常在北京的全景中切换，叠化镜头的加入，增添了梦幻缚纱的色彩。
结尾段落重复了开头的画面，两人背着行李跑着，奔向梦想的城市，就像一个无限的循环，还会有无数的青年像他们一样走在去往北京的路上。
环形结构营造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与伤感，即使结尾内容和开头一样，带给观众的感受却截然相反，在片尾处，观众从人物的笑容中看到的不是滑稽，而是一种历经磨难后的悲凉与心酸。
《上车，走吧》取材于现实，以主人公“北漂”打工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北京底层芸芸众生的生活，既有富有年代感的城市景象，又有对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描写，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性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气息。
繁华耀眼的市中心、脏乱拥挤的郊区、随处可见的小巴，几个镜头就将观众拉回至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导演将镜头深入底层，展现小人物的命运。
以高明、刘承强为代表的外来打工者，他们满腔热血来到北京，内心的热情却在一次次磨难中被浇灭。他们不被当地人接纳，始终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可北京当地的打工者，大英子、大头虽然是当地人，但也是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残酷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蛮横无理，欺软怕硬，他们的坏心眼归根结底是迫于生活的无奈。
还有在*的驱使下违背内心的人，小辫子原本是一个单纯的打工妹，由于对金钱的渴望而留在夜总会，在爱情与金钱面前选择了后者；丽娟为了前途婉言拒绝刘承强，最终得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刚刚经过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个性张扬、勇于追梦的思想呼唤着每一个人，无数的年轻人来到北京留下足迹，导演将镜头对准这些人，展现为生存而在底层挣扎的人物群像，极具人文关怀气息。
影片最后，刘承强继续留在北京打拼，为观众留下了一个开放又充满希望的结局。
一部作品如果仅停留在对现实表面的刻画，那是远远不够的，纵观国内外优秀的影视作品，无一不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简言之就是要深入洞察生活，聚焦人民大众所关注的问题，暴露现实问题，引发思考。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北京越来越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经济吸引着年轻人，《上车，走吧》中的小人物实际上都是“北漂”一族。
北京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每个人也为了自己的梦在这座城市隐忍地生活。
人们怀揣梦想来到北京，却发现现实世界与内心憧憬的大相径庭，地域歧视、同行竞争、人性沉沦等问题冲击着人物内心。
导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将这些问题展现在电视上，极具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同时，导演也将镜头深入人物内心，探讨人性的诸多可能。
同样来自农村的高明和刘承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因现实的残酷做出了去与留的截然不同的选择。白领丽娟在事业前途与爱情中选择前者，活泼俏皮的小辫子在金钱的诱惑下堕落为风尘女子。
面对诸多的选择，导演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无论何种选择都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无所谓对错。不同的选择对应着现实中不同的人生，极易引发观众共鸣。
结语不可否认，该作品在镜头语言、人物思想转变、画面质感等方面存在不足，但也许就是这些瑕疵，使故事更具生活的质感。
作为一部电视电影，《上车，走吧》以其喜剧元素满足了电视机前观众的娱乐需求，同时又不失深意，运用情绪化的表达方法将现实问题、人性探讨融入其中，寓庄于谐，引发人的思考。
《上车，走吧》虽然是一部电视电影，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不输一些大荧幕电影，如今涉及“北漂”题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广大影视创作者完全可以吸取《上车，走吧》的经验与教训，创造出更多娱乐性、艺术性、思想性兼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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