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你的信箱或者银行账户每个月都出现一张支票。
这笔钱足够维持生活,但只能勉强度日。它也许可供负担合租公寓的一个房间、食物和公共汽车费用。如果你刚从监狱出来,或者需要离开施暴的配偶,又或者无法找到工作,这笔钱能够让你不至于一无所有,但是远不足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假设你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这笔钱不附带任何条件。你可以用它来付账单,可以用它去上大学,或者把它存起来付房子的首付。你可以把它花在酒和香烟上,也可以用来支撑你在妈妈的地下室度过一生,每天玩糖果粉碎传奇(Candy Crush)一款微策略消除类手游。——译者注,在网络上打发时间。或者你可以辞去工作进行艺术创作,投身慈善事业,或者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让我们同时假设,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这笔钱。只要你活着,这笔钱每个月都会出现,月月如此,你不需要处于某个特定的年龄,也不需要有孩子或者有住所,或者保持无犯罪行为的记录。你就是自然而然会得到它,其他人也是如此。
这个简单、激进、巧妙的方案称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它是覆盖全民的,因为社会或国家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得到这笔收入。它只够维持基本生存,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个想法非常古老,它源自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论著。在过去500多年,这个想法像一个奇怪的思想漂浮物,一次次被海浪冲上岸,而且往往发生在经济革命的浪潮之中。在过去的几年,中产阶级遭到压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越来越“共享”(Uberized),还出现了日益增多的金钱在消除贫困方面作用的研究。这些变化使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得到了令人惊讶的显著地位,甚至在有些地方从不切实际的假设几乎成了现实。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都曾提到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并且热衷和支持这个概念。德国、荷兰、芬兰、加拿大和肯尼亚等国家正在启动或者已经开始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印度也正在考虑当中。一些政客试图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瑞士也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全民公决,尽管最终并未通过,但民众对这个提案的认可度超出了活动人士的预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契约、安全网络以及工作的性质?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们给出了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论点,从女权主义到环境政策,从政治理念到工作激励以及种族主义。
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最突出的观点是技术性失业,这种观点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将很快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工作,包括数百万个白领的岗位,都很容易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分析人士警告说,卡车司机、仓库打包工人、药剂师、会计师、法律助理、出纳、翻译、诊断医生、股票经纪人、房屋估价师等众多职业都将面临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哈米吉多顿是基督教《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译者注般的世界末日。这种观点认为,在对人力工作的需求不大的世界,必须要有全民基本收入确保人的生存。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曾担任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他说道,“我不是说我了解未来,或者将来一定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海啸即将来临,也许我们当中该有人看看周围是否有可以抵挡暴风雨的防风舷窗”。
第二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没有那么投机,更关注于当下而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强调了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缓解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增长停滞的问题。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是富人的经纪账户,而不是穷人的钱包。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声称,对于顶端的20%以外的家庭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直接的收入支持。它也将极大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迫使雇主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改善条件以便留住人才。如果你每个月都有1000美元确定的收入,为什么还需要时薪725美元的差劲工作呢?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新成立的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智库认为,“在一个财富充溢的时代,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困当中,中产阶级也不应该面临停滞和焦虑的未来”。
此外,在美国,在全世界甚至全民基本收入都可以成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截至2016年底,约有4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月1000美元的资金足够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摆脱贫困,并将确保美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国度,没有人会因为施暴的伴侣、疾病、自然灾害或者突然失去工作而陷入贫困。这一观点在低收入国家更有说服力,许多政府已经开始提供部分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ash transfer),以此降低贫困率。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党对这种举措的结果非常满意,正在考虑推出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在肯尼亚,一个名为“直接捐助”(GiveDirectly)的美国慈善机构正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计划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数千名成年人每月发放约20美元,以此来探索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以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终结贫困。“直接捐助”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消除极端贫困”。
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支持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有力而且高效地终结贫困。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目前美国的国家福利体系将消除官僚主义、减少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扰:你好,全民基本收入!拜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s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住房及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社会保障事务管理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数不清的国家和地方办公室、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绝大部分!中右派(right-of-center)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说:“直接给人钱是一种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像切断戈尔迪乌姆之结(Gordian knot)出自于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译者注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不需要更复杂的解决方案。”
防止机器人带来世界末日,为工人提供讨价还价的筹码,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消除贫穷,使政府更加精简,听起来非常不错,对吧?但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政府每个月会给每个公民一笔钱,而且不管什么情况都始终如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关于公平、政府支出和工作性质的问题。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时,我担心它会对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每月收到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可能会刺激数百万人退出劳动力队伍,获得应税收入的美国劳动人员越来越少,而政府却要将税收所得分配给越来越多的不参加有偿劳动的人。美国最大的资产——美国人民——将丧失大部分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来防止技术性失业,相当于放弃了美国劳动人员,只给他们钱,而不努力探索如何让他们融入活跃的技术型经济。不同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而且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将会带来沉重的代价。假设我们希望每个月给每个美国人1000美元现金。粗略计算表明,这将每年需要大约39万亿美元,加上政府已经负担着的其他支出,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增加一倍多,这也许就要求税收也相应增加一倍。这可能会使经济放缓,并导致富裕的家庭和大公司出走海外。即使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其他许多消除贫困的项目,政府的支出仍然必须每年增加数千亿美元。
再退一步讲:全民基本收入真的是稀缺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吗?增加税收,给像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同时还有所有工薪阶层家庭、退休人员、孩子、失业人员等每月1000美元,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意义?向富人征税,再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美国政府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或贫困家庭和个人提供医疗补助的制度。——译者注和食品券(food stamp)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发放的用于换取食物的凭证。——译者注等基于受助对象经济情况的措施给穷人提供帮助,这样会不会更有效率?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政府的支持一般也有一些具体情况的要求。此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每人每月从政府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了1000美元。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取代了食品券和住房券(housing vouchers)等项目,是否能够保证全民基本收入比当前的系统更加公平有效?
还有一些对全民基本收入更富哲学性的反对意见。在世界上,除了王子、公主和像阿拉斯加(Alaska)这样盛产石油的地区的居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居民拥有自动获得某种东西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地给人钱呢?为什么不要求获得这些钱的人提供社区服务或者至少尝试去工作呢?美国人难道不是相信自力更生的吗?难道要靠施舍生活吗?
作为一名在华盛顿报道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记者,我听到了所有这些支持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意见,看着一个模糊的、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想法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社会政策构想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谷歌的数据显示,从2011—2016年间,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搜索兴趣增加了超过一倍。在2005年左右,新闻报道中极少提及全民基本收入,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概念出现在书籍里、会议上,与政治家的会谈、与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讨论中,还出现在了餐桌上。
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我报道了瑞士那次失败的全民公投,以及加拿大的一项基本收入实验,这个实验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提供了证据;我采访了硅谷的投资者,他们对没有工作的未来、对乘坐无人驾驶汽车感到恐惧。我不禁好奇,不知道多久以后人工智能会开始威胁我的工作;我与国会两党成员讨论了美国衰败中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宏大的再分配政策来扭转这种衰败;我和欧洲痴迷全民基本收入的知识分子喝了啤酒;跟国会助手们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点;我还与倡导者们展开了讨论,他们坚信,在未来十年,全世界数百万人每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痛苦不堪的不稳定型无产者(Precariat);我还了解了哲学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对工作和社会契约的理解以及我们经济的基础将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对全民基本收入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痴迷于这个想法,因为它引发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方面十分有趣的问题。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抗议者、硅谷的科技大佬们,这些人想要的东西真的一样吗?对每天生活费用只有60美分的肯尼亚村民和瑞士最富有的州的居民实施相同的政策,这样做是否正确?全民基本收入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谈?我也有几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给家庭主妇等无偿照料他人的人发工资吗?美国如此富裕,我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儿童贫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络是否有种族主义倾向?机器夺走人类工作的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样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摘自中信出版社《贫穷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