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动荡时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武人可能起到较大的作用，拥有较多的资源。但是在当时仍然流行文人轻视武人的风气，从刘巴不愿与张飞交谈一事就可见一斑。袁绍、崔钧等人虽然为武人，但也追求一种儒将风范。那么作为汉末三国时期的文人，有哪些学习上升的途径呢？下面小编就来针对这一点进行一些浅显的介绍。
在汉朝时期，准确来说是始于汉武帝时期，儒家经学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学说。儒家的这种主流地位正是因为官方的大力推动，也就是汉武帝的支持，而后被历代汉朝皇帝所推崇。在汉朝经学的造诣与仕途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正所谓经学取士，一个士人在《诗》、《书》、《礼》、《易》、《春秋》上有研究，从而获得被举荐的机会；再通过经学内容方面的考试，就能够出仕为官。
汉朝官方大力推动儒家经学，包括建立专门"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被称为官学。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官学莫过于太学。太学设立在京师，以博士作为老师，教育各地而来的学子。由于太学的特殊性，让它具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的时候太学生可以影响到朝廷政令，比如太学生刘陶上疏劝止汉桓帝铸造虚币大钱；太学生群体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多次群体请愿的经历。
太学是位于汉朝京师的学院，而在地方郡县上也有官学的设立，不过影响力要远远逊于太学。按《汉书·循吏传》中记载，地方官学始于汉景帝末期的蜀郡，蜀郡太守文翁有感于蜀地文风不兴，于是派遣官吏到京师向博士求学，甚至节俭开支贿赂博士；又在成都兴办学校，给学生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和入仕的机会。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更是推行地方官学的兴办，"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到汉末三国时期，或许地方官学的规模有些衰弱，但是仍然存在。三国时期著名方士管辂，就曾经在地方官学上学习《诗》、《易》、《论语》，学校规模有四百学生；另外有些军阀也非常重视文学教育，比如荆州牧刘表在平定张羡叛乱之后，就开始兴办学校、招揽儒生。所以荆州的文化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除了这种主流的官学以外，还有一些"非主流"官学，比如汉灵帝组建的鸿都门学，专门招收擅长书画、音乐的人才，被评价为最早的专科高等学院。鸿都门学中的学生不学习儒家经典，也有入仕的机会。不过鸿都门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有技傍身，与其说是官方学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交流中心更加贴切。
在汉末三国时期，很多官居要津的人物都出身世家子弟。世代为官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这样的家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缔结一定的人脉关系，在地方有影响力，入仕的机会大于寒门子弟；另一方面有些世家有渊博的家学，这让家族子弟在掌握知识的方面上拥有一定的优势。
就像现代人读古代的史料，可能有些地方难免感到费解；同样古代人读更加遥远的资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一种文体叫做注疏、章句，专门用来解释古代资料包括儒家经典。另外其他必要的资料，比如法律经过长期的演变后，也变得繁杂冗长，难以明断。
儒家经学的内容晦涩难解，而在当时知识的传播并不广泛，一个拥有家学的世家子弟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毕竟用前人的铺路。在汉末三国时期，很多著名人物都出自文化世家。小编稍微在《三国志》中查找一下：
袁绍、袁术的家族汝南袁氏，高祖父袁安学习《孟氏易》（《易经》的一个学派）；荀彧、荀攸的颍川荀氏的荀淑，以博学著称，成为王畅、李膺的老师。李膺是名士领袖，王畅正是刘表的老师；钟繇的祖父钟皓，"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馀人"；杜畿的祖先杜延年精通法律，值得一提的是阳翟郭氏学习《小杜律》（杜延年的律法），而郭嘉很有可能出身阳翟郭氏。
小编仅仅是极为粗略地查询了《三国志》中《魏书》的前二十卷，就有这么多家学渊源的世家子弟出仕为官，还有遗漏的情况。如果查询《后汉书》，这种情况只会更多。小编在上文也提到了，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乱世，在乱世中武人成为主导的力量，刘备、孙坚均为武人出身，曹操也是以武人方式起家。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拥有家学的世家子弟仍然具备相当的优势，在政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家学其实也算是私学的一种，不过它的门槛很高，需要有家族前人的积累，相比之下个人私学的门槛就要低很多。在东汉时期，有很多名家大儒或者仕途不顺，或者无心入仕，而是在家乡或者其他地区招收学生，开办私学。这些名家大儒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在文学领域上则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一个名儒开办私学，他的学生往往是从千里之遥赶来求学。可见有些私学的影响力可能还要高于地方的官学。
比较有名的私学的是卢植，因为他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生——刘备和公孙瓒。可惜这两个人都是武人的形象，都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强大军阀。关于卢植最著名的事迹恐怕也是镇压黄巾军而不是《熹平石经》。这足以说明在三国时期军事上的作用确实比文化更加重要和明显。
除了卢植以外，还有管宁、刘淑、司马徽等名士都有开办私学的经历。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些不见名字记载的人物开办私学，比如徐庶在弃武从文后求学于精舍，就是在个人私学中学习。除了这种大规模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私学，其他的私学也存在。管辂曾经向郭恩学习《易》与星象，郭恩的文学造诣并不高，很快就被管辂超过，反而向管辂求学。
总的来说，在东汉末年学习的途径还是有很多的。家学当然是需要一些家族积累，不过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对门第的要求都不是太高，一些寒门子弟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还有为人抄书求学的情况，比如东吴名臣阚泽。但是即便是不要求门第，求学的道路上也是需要一些成本。刘备向卢植求学，是通过同宗的支持；公孙瓒向卢植求学，则是太守的投入。加上动荡的社会环境，可能任侠尚武的风气更甚于文化经学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