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尧
张希尧（1905—1950），辽宁省西丰县人。是东北大学理工学院的学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东北学生军总负责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任中共东北大学特别支部负责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中共东北特委负责人之一；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党的派遣返回东北。因长期身患肺病，救治无效，于1950年11月在沈阳逝世。
张希尧，原名张德厚，1905年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房木（村）镇。他家开一爿当时镇上有名的日升祥铁匠炉，其父靠手工打造铁制小农工具，维持一家的生活。张希尧排行第二，上有兄长，下有弟弟张金辉。张希尧在1913年时，上了西丰县立房木镇模范小学堂。这所小学堂创办于1906年，是西丰县境最早办起的新式学堂之一。新学堂教授的是现代知识，课程包括国文、算术、修身、读经及体、音、美，高小还多了历史、地理、格致（自然常识）等科。
张希尧从上小学开始就十分刻苦用功，加之天资聪明，始终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19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丰县立中学。这所中学是当时西丰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因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因此西丰县立中学办得很好。张希尧刚考入西丰县立中学不久，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了西丰县城，张希尧马上组织在校的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希尧通过这一次活动，增强了反帝爱国的自觉性，立志长大成人后要成为尧、舜那样的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所以他毅然将自己原名张德厚改为张希尧。
1922年，张希尧在西丰县立中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发现了当时的校长有贪占学生伙食费的行为，张希尧挺身而出，组织全校6个班300多名学生罢课，要求县里对贪污行为做处理。由于学生们行动一致，致使县教育局不得不将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撤职，但是张希尧也因组织学生罢课而被学校除名。张希尧爱憎分明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深深感动了当时的同学，当他被迫离开西丰县立中学校园时，全校的同学含着热泪为他送行。张希尧不得不到开原县立中学继续读中学。
张希尧（右一）及胞弟张金辉与父亲在北
1923年，张希尧考入奉天省沈阳第二工科高级中学，1927年毕业。他毕业后回到西丰县立中学任教，担任数、理科（博物、物理、化学）教员，是当时西丰县立中学最年轻的教员。他教学认真，少年老成，衣着朴实，为人谦虚谨慎。在教学中，除给学生讲授文化知识外，常常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谦虚谨慎，深得西丰县立中学师生的好评和欢迎。
在一篇西丰县立中学《同学录》的序言中，张希尧写道：“丁卯（1927年）夏，余自奉省立二工商卒业归，欲升学不果，而醌主教理讲习于母校，得与诸君共晨夕，同研摩，甚幸事也。瞥眼流光，于兹半载，扪心自问启发毫无，矧闻见陋狭，知识浅鄙，合污之讥，知不能免，而载籍杂陈，学理奥行，尤非学值日落者所能阐道，而诸君犹能躬自淬励，不厌厥学，比与始业，其相去有不能以千里计者。在诸君固足以自慰，而余实自惭也。朔余来斯校于诸君处，虽较暂，然相知当深。讲画之余，质辩之暇，辄肆意讨论，肺腑虽隔，融融济济，一若忘其为师弟也者。弗知其若何也。今也毕业期迩，诸君刊同学录，而问序于余，用资纪念。余虽倦于言，又焉得已于言哉。他日者，鸿轩凤翥各自雄飞，祖鞭先著，余亦愿喜而不寐也。”可以看出他与全校师生的关系也是十分融洽和睦的。
张希尧在西丰县立中学教书期间，还在西丰县城的日本驻西丰的领事分馆兼教汉语。当时有些师生不理解，认为他说做不一。他知道此种议论后，公开地讲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到日本分领事馆兼教汉语，可以直接接触日本人，能直接了解掌握他们的情况，只有了解情况才能更有力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经过他的说明，师生对他的误解消除了。
1928年，张希尧考入东北大学理工学院，继续读书深造。他来到东北大学后，一面在校学习，一面更广泛地参加社会活动。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非常热心新文化运动。1928年2月，张希尧积极参加车向忱在沈阳组织的平民教育活动。车向忱是辽宁省法库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平的中国大学法科班，毕业后回家乡致力于平民教育，后又来到沈阳，决心为唤起民众挽救国家危亡大干一番。车向忱与阎宝航合作，以青年会为据点，着手开展平民教育活动。1928年初，车向忱联合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张希尧、宋黎、王洁尘等人，发起成立“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以团结各大、中学校热心平民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不但在城里讲演，推动平民教育，还下乡宣传，兴办平民学校。此举得到了张学良的赞扬和资助。
1928年6月，发生了日本军警强行拆除北宁铁路北陵支线事件。该支线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农场，日驻奉领事馆以铁路影响农场管理为由，不与东北地方当局协商即令拆除。东北当局向日本驻奉总领事交涉，却遭到无理拒绝和蛮横威胁。阎宝航了解到事件的原委后，极为气愤，认为只有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抵制侵略，捍卫主权。于是他邀集当时在沈阳的爱国人士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等人发起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不久，阎宝航、张希尧又在沈阳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由阎宝航任总干事。他们发动沈阳城里的大中学校的千余名学生在暑假期间赴各地宣传反日爱国，在城市主要交通道口设立阅报处，以号召民众拒阅日人报纸；还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每周到本市各茶馆、剧院、学校、监狱、工厂、福音堂进行时事报告演讲，并创办发行了《常识半月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行⑥。张希尧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车站、公园、街头等公共场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爱国主张。张希尧讲演时口齿伶俐，语言生动，感染力强，很能打动人，每当他演讲时，群众就越聚越多，同学们称赞他是“东北大学最出色的演说家”。一次他在春日町（今太原街）这个繁华的商业区演讲，警察闻讯赶到，将各道口封闭，严加搜查，张希尧从人群中挤出，跑到一家日本人住家的院子里，迅速换上随身携带的日本和服，然后走出院子，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向道口外走去，搜捕的中国警察还向他敬礼，并将他护送出戒严区。
1928年的暑假期间，他回到家乡房木镇组织平民学习文化，还到县城组织中小学的教师在西丰城乡宣讲不识字的苦处，积极配合县劝学所办民众学校，并在西丰县城北泰小学组织了甲、乙两个夜校识字班。之后，全县各学校都建起了民众夜校，开展平民识字运动。西丰县当时的民众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受到了省教育厅的表扬，这其中也有张希尧的作用。
为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在奉天中街广生行百货商店隔壁开了个“大众国货商店”，销售国产文具、纸张、瓷器、棉纱、布匹等国货。1929年暑假，张希尧回到县城帮助王牺忱在县城也建立了“国货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由城内各界爱国人士集资，仅7天就集资4000多元，在县城J顷城路南原万和祥商号西侧的5间房内营业。王牺忱任经理，经销国产日用生活品，一直坚持办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被迫停业。“国货消费合作社”的存在，不仅有力地抵制了日货在西丰县的倾销，而且还扩大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
1929年的暑假，张希尧从沈阳的拒毒组织借了130多张拒毒的宣传画稿，回到西丰后组织县城里的有绘画基础的中小学生进行复制，然后贴在县城孔庙的墙上，让群众观看。宣传吸毒的危害和忌戒的方法，大力宣传“一不种，二不买卖，三不抽不扎毒品”等口号。
张希尧不但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宣传活动，而且还身体力行。他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虽然东大学生多是西装革履，但是张希尧却始终坚持穿戴民族服装，土布衣帽。他在寒暑假从沈阳回西丰，或是从西丰回沈阳，从来不坐南满路上日本人经营的“票车”，坚持步行，沿途还可以体察民情。
1930年的暑假，西丰的寇河泛滥成灾，县城大南门外的房屋被洪水淹没，不少群众被洪水围困在高处，时刻都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张希尧与一些见义勇为的青年一起，奋不顾身地泅水抢救灾民，给当时的城南百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0年底，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东北的野心暴露无遗。日本关东军要在辽河上游的铁岭城西马蓬沟码头建筑兵营，企图控制辽河上游以便进攻沈阳。这一消息被身为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下设的爱国科学小组组长的张希尧和董学理、黄宇宙等人获悉之后，张希尧、黄宇宙化装潜入当地百姓中了解情况，说服当地百姓拒绝为日军出工。他们还以当地百姓的名义写信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示抗议。他们回到沈阳后又和车向忱一道为此事奔走呼号，并于1930年12月4日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名义向新闻界如实披露了此事，指出日军此举意在震慑开原、铁岭，威胁辽沈地区。沈阳、铁岭等地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日本关东军的这座兵营始终未能建成。
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接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下，朝鲜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排华浪潮，许多华侨遭到迫害。为了弄清事件真相，张希尧和车向忱等人化装前往长春县的万宝山一带进行实地查访，回到沈阳后向各界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制造中朝人民之间仇恨的阴谋，并动员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员募捐救济旅朝受难的华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地区不断地进行军事演习，“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大肆叫嚣对华采取强硬政策，鼓吹实行武力交涉。日本关东军及铁路守备队连续进行军事演习，在北大营中国驻军附近横冲直撞，甚至在北大营围墙外进行挑衅。日本帝国主义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觉。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长王以哲是张希尧在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成立后结识的军界朋友之一。车向忱和张希尧经常到北大营，对日军挑衅情形知之甚详。有一次张希尧和车向忱到北大营见到王以哲时，希望王以哲做好应付突然发生变故的准备。王以哲说：南京政府来电要求东北军政当局“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处理这类事件，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但又表示会见机行事。
左起：宋黎、张希尧、车向忱、张金辉、黄宇宙
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大学部分同学看电影，为武汉赈灾募捐，忽然炮声隆隆，接着北大营附近枪声四起，同学们大惊。张希尧、宋黎、张金辉等人因事先对沈阳的时局特别是日军近期的活动有所了解，使他们很快做出是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的判断，并向同学们说明情况，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维护学校秩序和安全。张希尧、宋黎、张金辉等几名同学一口气跑到刘馥教授家中，只见这位老教授正在门外仰天长叹。刘教授为张希尧他们分析了形势，说这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的侵略行动，战事一起，就不能再安心教学了。刘教授还教导他们说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当奋起抵抗，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当时张希尧等同学激愤地流下了热泪。
19日晨，陆续传来消息，说日军已占北大营。东北军在日军攻击时不战而溃，军政要人弃职逃散，沈阳城已在日军控制之下。这时悲愤交集的东北大学的师生群龙无首，学生们义愤填膺，自动聚集在理工大楼前，许多人痛哭流涕地登台讲演，有的主张学生们组织起来，参加军队进行抵抗，有的提出向张学良请愿，要张学良出面抵抗。张希尧走上台阶发表了演说，他主张青年学生在此国难当头之秋，不应该动摇彷徨，而应以“投笔从戎”的毅然态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张希尧的意见得到了不少进步同学的拥护，但许多学生认为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就是读书。当传来日军要武装接收学校的消息时，谁也不愿留在校内束手待擒，就四处流散了。张希尧、张金辉、宋黎等同学集中起来，离校向北走去。大家虽然惶惶然不知如何行动，但都不甘心当亡国奴，要以铁血去保卫国家和民族。当晚他们在沈阳北郊三台子的一个小学校里住下，向小学校的教师宣传抗日救国，向老乡们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沈阳，屠*中国军民的罪行。9月20日，他们又潜回沈阳，趁着黄昏，偷偷回到东北大学。这时日本人还没来到学校，校内的教职员大都逃散，少数学生组织起“学生护校团”，手持棍棒守护学校。张希尧、宋黎、张金辉、苗可秀等人一商议，认为在校内坚持已无意义，决定先离校，再见机行事。为了不使学校的贵重物品落入日军之手，张希尧把学校做化学试验的白金锅带走（到北平后，交给了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他同宋黎、张金辉一起来到沈阳北站，坐上北宁铁路的列车，向北平驶去，开始了抗日救亡新战斗。张希尧、宋黎、张金辉等人来到北平，先投奔“奉天会馆”落脚。这个会馆原是奉天辽宁人在北京的同乡会会址，也是一些奉天出身的官僚政客聚会的场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在奉天会馆组织的。张希尧、苗可秀、宋黎、赵桐、高鹏、纪庭榭、张金辉等都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救国会成立后，许多东北青年学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参加。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请车向忱、张希尧、苗可秀等在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组成东北学生军，对青年学生进行训练，准备将他们派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这支东北学生军就由张希尧负责。学生军共有二三百名东北青年学生组成，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地板。每天清早起床后就跑步，白天出军事操，上武术课，学习射击、投弹，刺*等；还学习制作炸弹和爆破技术。张希尧经常请一些救国会的负责人和社会名流为学生军作政治报告，宣传爱国主义。张希尧还亲自组织小型宣传队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学生军的宣传队员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控诉日军在东北烧*抢掠的罪行，宣传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英雄事迹。尽管环境艰苦，生活困难，可是学生军的队员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他们如此坚定的表现与张希尧等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希尧过去患有肺病，到北平以后，由于条件艰苦，加上工作繁重，肺病又发作了。经友人帮助他到香山慈幼院内一个较安静的地方疗养，短期不能外出，学生军的工作由苗可秀负责。张希尧虽然因病暂时疗养，但抗日救国大事时时萦绕在心头。到北平流亡的东北各界民众组成救国请愿团赴宁、沪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终以无果而归。日本帝国主义更将侵略矛头指向关内，在天津、上海一再发生日本军人、日本浪人的挑衅事件。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又发生“一·二八”战事，日本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这一切都使张希尧无比悲愤。一次张希尧的胞弟张金辉去看他，两个人彻夜长谈，激动得相对流泪，所谈所想仍是国破家亡，救国无路。张希尧感叹说：“多少青年人一腔热血，请缨报国，当权者却醉生梦死，丧权辱国。‘一·二八’战事之初，全国沸腾，激言抗日，时过不久，又销声匿迹，眼看日寇鲸吞蚕食，步步深入，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如此下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怎能不让人忧愤!”谈到此，张氏兄弟相互鼓励，一定要奋发图强，不惜以身殉救亡之事业。
张希尧之弟张金辉于1932年2月底，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遣出关组织抗日义勇军。临行前，张希尧抱病从香山来到北平城里为弟弟送行，兄弟俩互相鼓励，再三相嘱珍重，并表示一定要胜利后重聚。张希尧的病稍有好转，即回到救国会工作。这时东北大学及沈阳的其他大中学校已先后从东北迁到北平，张希尧以东北大学为基地，组织联络北平的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张希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负责中共北方局领导的东北大学特别支部。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住处当成地下联络站。他每天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四处奔忙，筹集救济款，发送救济物资，十分忙碌。张希尧由一名朴实的爱国热血青年学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深有感触地说：那几年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光阴，现在总算找到了党，走上了光明大道。
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塘沽协定》，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为摆脱困境，迫使张学良下野出国。国民政府也开始对东北抗日救国会施加压力，迫其解散。为此阎宝航曾亲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表示抗议，何坚持取消救国会，并设置重重障碍，救国会已无法继续活动，被迫宣告解散，但张希尧仍坚持斗争。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以后，张希尧随同车向忱曾前往张北前线慰问同盟军。1933年夏，张希尧和宁匡烈受党组织的指派，负责组织和训练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失学青年，培养抗日骨干。在阎宝航支持下，他们筹办了“西山训练班”，由阎宝航任训练班主任。宋星池、张希尧讲授政治课，徐靖远讲游击战术；宁匡烈教授爆破技术，内容包括配制炸药，安装定时器，秘密投放的方法等，让学生能在公开或秘密、城市或农村各种条件下，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宋黎在解放后回忆说：“在北平，我曾去西山卧佛寺看望张希尧同学。他和阎宝航、宁匡烈等正在办‘西山训练班’，我在那里跟着学习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配制炸药就是跟宁匡烈学的。”
1934年初冬的一天，宁匡烈到鼓楼鸦儿胡同张希尧的住处，准备商量去武昌与阎宝航见面的事。岂料张希尧已被特务抓走，宁匡烈也被潜伏在张住处的特务发现。宁匡烈身上还带着记有上级和机关地址的纸条，他当即心生一计，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里屋走去，很随便地坐在水缸沿上，暗地将纸条丢进缸里。宁匡烈虽也被特务抓走，但他却保护了党组织的机密。张希尧、宁匡烈等人以政治嫌疑犯被捕后，先是被押到宣武门内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第二天又被转到北平市警察局。在警察局他们受到严刑拷打，敌人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但他们表现坚贞，只承认自己是东北青年参加了抗日爱国运动，其他拒不承认。他们不算是北平警察局的犯人，而是国民党北平党部“寄押”在那里的“留监”，敌人又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所以经阎宝航等多方营救于1935年初被释放了。
张希尧与夫人及大儿子在东北时的合影
张希尧出狱后，于1935年4月间，应车向忱之邀前往西安，帮助车向忱在西安市东关索罗巷43号创办竞存小学，收容在西安失学的东北儿童。在西安期间，张希尧与陕西地下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使竞存小学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培养了抗日的后备力量，同时也使竞存小学成了党组织在西安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在竞存小学工作很短一段以后，1935年五六月张希尧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北平，主持领导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北方局为加强对东北流亡学生的组织和领导，于1936年2月在北平组建了中共东北特别支部，由李向之任*，赵濯华作组织委员，张希尧任群运委员。同年5月，李向之被捕之后，赵濯华和张希尧即担起了领导特别支部的重任。特别支部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风险极大。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希尧将具有城市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邀来北平，请他协助开展群运工作。张希尧筹办了一个秘密培训班，抽调进步青年分期加以培训，由孙达生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方针政策，还传授地下工作经验。经过张希尧等人的努力，东北特别支部的群运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一批进步青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其中由张希尧介绍入党的有刘蓬、王牺忱、李仕廉、粟又文等。张希尧在东北特别支部任职期间，曾于1935年7月间由北平赴上海，向在上海的东北社会名流杜重远、高崇民反映东北军及其上层的思想状况，以便深入进行对东北军思想转化工作。
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决定将东北特别支部改为中共东北特别委员会，苏梅任*，赵濯华任副*兼组织部长，张希尧任群运部长，下设社会、东北大学、东北中学3个支部。还设有东北特委上层工作委员会。张希尧作为中共东北特委负责人之一，也是北平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主管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这期间，张希尧通过孙达生，于1936年2月开始，分3批将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派遣到西安；孙达生通过王以哲的关系将他们安插在东北军中，共5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其中还有少数的中共党员。他们加入东北军后，加强了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力量，实践了学生救亡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的结合。
1936年7月底，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东北人民抗日会等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先后成立，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多是东北特委及其下属支部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这些团体的成员也多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中山中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这些团体的成立，改变了过去东北流亡到北平学生缺乏组织领导的混乱状态，加强了党对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并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1936年12月20日，在中共东北特别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以上述3个救亡团体骨干组成，成立了“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从此“东联”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北平各界各阶层，对各界群众团结一致抗日救亡起到了推动作用。“东联”通过创办《东北知识》杂志，广泛宣传抗日救亡，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在创办“东联”和开展群运工作中，张希尧的威望越来越高了，被称为“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时被扣押，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形成的红军、东北军、17路军联合抗战的局面遭到破坏，东北军也被调往安徽一带。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也进行了调整，成立于1936年4月份，以刘澜波为*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于1937年4月初在西安召开会议，宣布东工委改组。原东工委组织部长苗勃然随军东调，原宣传部长宋黎去北平参加由中共北方局领导的东北特委；刘澜波也去北平担任东北特委上层工作委员会（简称上委）*。这时，张希尧在党内仍担任东北特委群运部长，为东特委主要*之一；在社会方面则通过“东联”等群众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平津一带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很多，迫切需要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使其真正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救亡组织。1937年4月中旬，东工委的刘澜波以及东北各界名流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人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聚会，发起筹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经讨论决定于1937年6月20日，在北平东北大学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张希尧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北方局还批准了以刘澜波为*的党组，张希尧与赵濯华、宋黎、粟又文、王一夫、于毅夫等为党组成员。“东总”成立后，重要事项由刘澜波向中共中央和*汇报，得到批准后实施，保证了东总从建立之时起即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张希尧为东总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总”总会迁到上海。上海抗战爆发，又迁到南京。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危急，“东总”按照*的指示，随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在武昌明目桥顺直会馆办公。这时“东总”党组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党组*为刘澜波，张希尧仍然是党组成员。当时张希尧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生活是由李杜将军每月提供三四百元来维持的，尽管如此，张希尧还是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时也在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
1938年秋武汉撤退前，“东总”党组奉命将总部迁往重庆，刘澜波去延安组织延安分会；阎宝航随总会去重庆，张希尧随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等前往西安主持西安分会。
张希尧到西安后，武汉的三四百名东北青年学生也来到了西安，当时由高崇民、卢广绩负责收容和救济工作。张希尧负责培训工作，他向青年学生讲解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他们大半数被输送到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东总”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和*的重视，*曾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和董必武也曾多次指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难出卖东北，要以“东总”这样的团体跟蒋介石作斗争⒆。遵照中共中央和*、*等领导同志的指示，重庆、西安、延安“东总”分会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坚持斗争。
1939年6月，“东总”西安分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东总”的工作转入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张希尧去延安，协助刘澜波做“东总”延安分会的工作。张希尧到延安不久，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但因张希尧的肺病再次复发，身体极度虚弱，未能入学，而是住进医院治疗。1945年4月，党的七大前夕，*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杨家岭主持召开党的东北工作会议，张希尧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张希尧万分高兴，并向党组织提出回东北工作的要求。经党组织批准，他带病从延安抵达哈尔滨，但因病情严重，不能工作，仍然住院接受治疗。东北全境解放后，又到沈阳接受治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张希尧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激动万分，想早日投入工作，但是病情越来越恶化，已无力再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而奋斗了。
1950年11月，张希尧久病医治无效，在沈阳逝世，终年45岁。他病逝后葬于沈阳北陵革命烈士陵园。在陵园北部一座水泥陵墓前，竖立着“张希尧同志之墓”的花岗岩石碑，碑的后面镌刻着东北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希尧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干部，他的病逝是党和人民的损失。希尧同志为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精神，永垂不朽!”
张希尧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东北青年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正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黄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