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女星在国外代孕、弃养的新闻，引起全网对于非法代孕的讨论和关注。将女性子宫和出生婴儿作为商品，不仅物化女性和幼儿，更可能引发代孕女胎被打胎、有缺陷婴儿被弃养等严重后果，因此，“代孕”在中国国内一直没有合法化。然而在每一个人满为患的生殖医学中心，代孕机构的小广告依然源源不绝。民间的灰色代孕产业链如暗潮涌动。
由代孕而引起的种种荒诞怪事，曝露的种种人性丑陋，早已被小说家们捕捉，进而引申为关于女性身体权利、生育权利的思考。大约在2014年，一则关于非法代孕公司被查封的新闻激起作家盛可以的遐想：在集中营似的封闭空间，一群有着各种背景的妇女共同度过漫长的孕期，面对专断的“基地”管理者，她们撒泼、勾逗、嘲弄、挑衅，同时又不得不忍受作为“工具人”的无尽痛苦。
2016年，这篇具有反乌托邦气质的小说被收入同名小说集《福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泼辣犀利的文字背后，由资本操控的代孕产业的残忍冷酷，以及代孕者的无法逃避、不可言说之痛，读之令人心惊肉跳。
作家盛可以
延续女性生育的话题，2018年1月至3月间，盛可以再次写下了16万字的小说《息壤》。故事发生在湖南益阳的小村庄，初家四代八个女人，随着岁月迁移，个个面临不同的生育难题和人生困窘。子宫，是福祚绵延的息壤，但也不无幽暗。
这是一个女作家鲜少触及、男作家几乎无力触及的题材。盛可以说：“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如果2016年的小说《福地》来源于关于代孕的新闻报道，两年后的《息壤》，则意在“彻底探索女性身体权利”。
学者张莉认为，《息壤》写出了与每个中国家庭相关的、由生育带来的习焉不察的疼痛。“身体里的疼痛如果真正表达出来，是一个作家最能给予写作的一个贡献。”
身体感受疼痛、弥合创伤，身体同样丰沛厚实、蓬勃舒展。《息壤》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不仅大胆呼唤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还通过对爱情、婚姻、亲情关系的入木三分的刻画，体现作者对人性的透彻洞察，在凌厉当中蕴藏巨大的悲悯。
南都专访盛可以：
关于《福地》：
南都：《福地》隐约给人一种《1984》的感觉，但相对《1984》更轻盈、泼辣、荒诞。这种寓言式的书写，带有反讽意味地对“福地”的塑造，是否与你以前的写作拉开了距离？
盛可以：2007年出版《道德颂》之后，我对书写两性战争充满厌倦。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题材吸引我，如果不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我将彻底丧失写作兴趣。我的写作一直是“随心所欲”，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内心的自由，在写作之初，我便挣脱了各种束缚，尤其是打碎了语言和思想的囚笼，在写了一些年之后，我想我必须打开眼界与心域，探寻更辽阔深远的地方。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着迷富有寓言色彩的小说，我喜欢历史的丰富性与真假莫辨的诡异，我喜欢寓言的机智含蓄。此前我的小说人物大都有一个平和的外部生活环境，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逼压与毁灭的危险，后来我尝试将人物置身特殊处境，抛到风口浪尖，将人物的情感放到风雨飘摇当中，写他们浮草一样，既要生长，又要抵御风浪，他们与生活搏击的样子难免滑稽，这滑稽是辛酸的，一点也不可笑。
一个人要与自己拉开距离，并非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我一直在离开自己。早些年离开故土，渐渐抛弃乡音，在每一次生活安稳之后，又断然离开自己。我无法忍受看见一个重复与枯燥的自己。写作也一样。我总是试图抛弃原有的部分，寻找新颖的方式。对我来说，这便是写作乐趣所在。
《福地》就是一种尝试。我想做一个寓言小说，把更复杂的人性或者制度，融入到一个小社会里面，发挥我最擅长的讽刺、幽默，窥探人性里面阴暗的、邪恶的，或者真实的层面，把在一个幽闭、漆黑的漩涡里，在集中营式的管理背后，利益驱动人性冲突，母性如何安置？在封闭的环境里推进情节，难度超出预料。写到十二万字时，难以为继，最终层层砍下来，成为一个四万字的中篇。原先里面的代孕女性都有生活背景交代，可能有助于对人物有更形象的掌握，但我嫌啰嗦，这些枝蔓全砍掉了。
南都：小说《福地》选择从“智障儿”桃子的视角进行叙述，出于什么考虑？你怎样驾驭这样一种原始的、未开化、非理性的精神世界？
盛可以：确实，用弱智少女的视角来讲故事，难度超乎想像，就像我在创作谈里说的，几乎是将自己逼上绝路，我甚至像《喧哗与*动》中的班吉那样，抓着铁栏杆，闻它的铁锈味。这篇小说无疑会抑制了我于小说中所擅长的，尤其是心理描写，还要割舍对比喻、修辞的迷恋等等。早前我读孩童视角叙述的作品时感到会心与愉悦，我了解其实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孩，在《喜盈门》、《捕鱼者》，我用这个小孩的眼睛描述世界，这种视角必然会要求叙述上有所节制，这正是我需要调和的地方。在《福地》中我连孩子的智识也彻底放弃了，我乐于这样做，这同样给我自己也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哑默的弱智少女象征无能为力的大多数，她命运叵测，对她来说，不会有比活着更糟糕的事情。她是孤独的，靠对母亲的温馨回忆取暖，当相依为命的黑狗失踪，最后一点爱被剥夺，对不幸毫无感知的心灵也因此尝到了痛苦。在另一个层面上，她又是彻头彻尾的纯真善良，相信一切，甚至那些心怀歹意的人。结尾她貌似恢复自由，大门敞开，而她仍然抓着铁栏栅望着外面的世界———自由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这道门对她来说，有和没有都一样———生育集中营是个小牢笼，而外面则是一座大监狱。这似乎也是很多正常人，很多正常女性的困境。这个弱智少女没有原型，她纯粹来自于我的内心，像一株柔软的植物一直默默生长在某个角落，你可以称之为孤独，或者某种无能为力的绝望。里面的众多水果女性也没有什么来历，大抵都是些荒野里生长的杂草，风将草籽吹落我的院子，便开始了她们的生活。
关于《息壤》：
南都：你2016年的小说《福地》写的是代孕的故事，最新的长篇小说《息壤》，则直接以几代女性的人生遭际和不同的生育观为主题。为什么近年来对女性的生育问题投入特别多的关注？写这些给你个人带来什么收获？
盛可以：迈入多事之秋的中年，又几次历经亲人的离世，对人生无常，尤其是生命个体的渐进与荣衰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原本遥不可及的死亡与衰老，忽然一下子走到了自己面前，像凉水当头浇下。写什么不是我刻意寻找的，而是这个题材跳到我脑海里，或者说某件事情撞击了心灵，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我的小说几乎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从真实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事件，一则新闻，或者一个不相*人的死亡。我的写作并没有系列规划，特别安心于书一本只卖几万册的状态。
《福地》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写代孕。我感觉对女性生育这一部分有点意犹未尽，因此可以看作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新的主题，于是有了《息壤》———彻底探索女性身体权利与子宫负担。正待出版的新长篇小说《女佣》又是《息壤》分裂出来的———我以保姆为主题，写了女佣的*与苦涩：经济上当、感情受骗、被歧视、被剥削。
南都：谈及生育观，涉及到女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问题。女性一定得生孩子？或者生养必然使一个现代女性丧失自我？如果失去了子宫，一个女人就不完整了？在《息壤》里，存在着各种女性观、生育观和价值观的交锋。很好奇，对于生育和女性价值，作者自己抱持哪一种态度？
盛可以：我认为现代女性的标准可以用几个解放来衡量，否则就称不上现代女性。一是思想观念解放，从社会或传统糟粕观念的束缚压抑中解放———这个已经说了一百年了；二是经济解放，从对男性的依赖，尤其是经济依赖中解放，建立女性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三是生育解放，生与不生，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这就是我的观点。只要把自己拎清了，外部的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南都：《息壤》里没有正面描写孕育过程本身的切肤之痛。这是作者有意回避吗？为什么？
盛可以：没有刻意回避，我根本没想过要去写孕育本身和生产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女性生产的辛苦人人皆知，如果我写生产，势必要写哺乳，写完哺乳，也许还得写育儿经、田里劳作的辛苦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很艰难的。但孕育和生产本身是一个普通与正常的人类行为，我想过花点笔墨描写初来宝即将生产的妻子在大雪夜躲进山中临死前的痛苦，但我觉得这种痛苦不写比写更有力量，所以只简单描写，人们在雪融化后看见，“脑袋冲着家的方向，手伸向前抠进泥里，地上一片红。人们分析她可能是当晚生产发作出了事”。
南都：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和你的《福地》在对未来的想象方面有些许相似之处。但阿特伍德可能更极端、更酷烈。能否谈谈你对《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理解，它作为文学作品带给你什么启示？
盛可以：2017年《福地》准备翻译成法语的时候，我的译者提到了《使女的故事》，出版后又有专业读者提到了阿特伍德，我这才去看了这部写于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以及火热的同名美剧。《使女的故事》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反抗力量。如果之前读过，我可能不会写《福地》，或者写出来是另一番景象。比较基列国的残酷与变态，《福地》真的算得上天堂———我的意思是，同为巫，却是小巫见大巫。
南都：你的小说里大多描写底层的小人物，这是否与你自身经验有关？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有明确的性别意识？
盛可以：我在故乡的成长生活，决定了我的语言底色以及情感倾注。我们那些人都像野草一样生长，风来齐齐折腰，默默枯荣，无声无息。但归根结底，都是人，同样具有属于人类的情感与精神。我写他们像野草的部分，也写他们所具有的人类属性，我熟悉他们，同情他们，同时也会揶揄、嘲讽他们。小人物是真实的，大人物是塑造的，也许小人物身上才蕴藏着真正伟大的品质。对我来说，我写不同作品时，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种腔调，不是同一种性别，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株植物，一个动物。写作时基本是忘掉自己的。
（以上访谈摘编自《盛可以：我首先必须得到自己的欣赏》，以及《盛可以：<息壤>写的是女性观念的交锋》，均首发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