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袁家方：历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系副主任、《学报》主编、《首都经济瞭望》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北京旅游地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并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专家顾问组成员。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2022年11月刊
原标题：吟社雅集斗诗钟
聚居城南依会馆大凡会馆附近，总有同乡京官聚居。湖南宝庆会馆，位于前门外草厂五条，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少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有同郡乡人依傍会馆而居。每逢周末或假日，宝庆会馆里就成了同乡聚会之地。福州老馆、新馆的左近，也是其同乡的聚居地了。
湖南宝庆会馆
《闽中会馆志》中郑孝柽(1863-1946，福州人，清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举人)所作的“序”中说，“同治丙寅（1866），先母林太夫人挈（qiè）兄姊及余乘泰西颿（fān，同“帆”）船航海来京，时先君官水部，假寓粉房琉璃街蒲阳会馆。丁卯（同治六年，1867）秋，母夫人见背，余年六岁，移居椿树头条龙溪会馆之对门（今西城椿树园小区内）。王氏伯姊亦赁宅东邻。”
薛肇基（1866-1955，福州东冶人，清光绪戊子科即1888年举人）在1942年为《闽中会馆志》所作“序”中也明确说明，福州同乡京官几十家，大多在宣南一带胡同居住，而且，还以福州新馆为中心，以靠近南下洼的老馆为便利。
郭曾炘先生（1855-1929，福建侯官人，光绪六年即1880年进士）在《邴庐日记》则记录了这样的景象：福州的京官们，下班后，总要到福州新馆的燕誉堂休息。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品茶闲谈，或以击钵折枝为乐。
这“燕誉堂”的名字，也是有讲究的。“燕誉”二字出自《诗经·大雅·韩奕篇》中的“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句，意思是说“得所居止而欢宴可以豫（娱）乐也”。因此，福州新馆就将其用来命名同乡聚会的大厅。据《闽中会馆志》记载，燕誉堂的匾额，是白地墨书，只书写“燕誉”二字，没有年月款识。
抗声朗唱击钵吟福州乡人的聚会，最为诸位京官津津乐道的，是每月数次的“击钵之集”。为《闽中会馆志》作序的几位先生，大多都讲述到会馆里的“吟社”聚会。
薛肇基所作“序”中说，“于时击钵吟社榕荫堂中，月凡数集，余亦得参其盛。”
郭则沄(1882—1946年，郭曾炘之子，清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进士)的“序”中说，他父亲每个月要带他去新馆三次，在榕荫堂参加“击钵雅集”。诗社赛诗之会都要评奖。奖品是蜡烛，由升官、生子或者有喜庆事的人家提供。小郭先生得到的最多。
另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榕荫堂旧有击钵吟集……盖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迄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五年间京宦在都门所吟咏者，月三四会，会三四题，题数十首，与会者有……二十六人。”各地的吟集，有数十人甚至过百人，民国年间还有数百人参与的超大型雅集。在地域上，则有涉及十几个省地的人们参与的“击钵之集”。
《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藩先生（字莼衷，祖籍金陵，福建省福州市生人。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进士）也出现在《闽中会馆志》里。他在为该书提到的《松乔堂律集》所作“序”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折枝击钵”的“现场实况”——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都是福建人所创。每当岁末或闲暇时，京官们常常聚会在会馆或同乡家，以吟诗为娱乐赛事。估摸那时候赶上会馆雅集，穿行胡同间，能影影绰绰听到院落里传出击钵吟咏之声。大型的诗社集会，与会者沿着长桌围坐，更迭递唱中选的作品，这就是大唱，或者说是连环唱。陈先生来北京晚，没赶上击钵诗会的极盛时候，但听先辈老人讲过，每当郡馆里集唱，点起蜡烛计时，常常到夜深才结束。叶铎人、周熙民两位，善唱，每唱愈高，唱至佳作，来了情绪，声音高朗，真的有金声玉振的味道。现场的人们为之振奋，忘记了疲倦。就在那个时候，真能体会到所谓律吕的魅力所在。
可惜当年还没有录音机、摄像机。倘有，今天还能听到、看到他们吟唱的情景。
绵延民国概有因会馆里人们时常有“击钵折枝”的雅集，即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即所谓“诗钟”。还有组织成定期举行的诗社、吟社。今天说来，这是当年有特定形式与内容的赛诗“俱乐部”。
典故里有“刻烛限诗”“击钵催诗”，都是和古人赛诗为娱有关。“刻烛限诗”，是指在蜡烛上作出记号，以为作诗的时间限定。嫌蜡烛燃烧的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又有了“击钵催诗”，敲击铜钵为始，余音结束为止，这时间可是短得苛刻了。
有说法称大约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福建的文人，就把这两种计时方法都借来，首创了“诗钟”雅集，至清同光年间便流传各地，尤盛于京城。也有说诗钟始于清初，由闽中生发，而流行于各省的。
“诗钟”赛事的计时方法，即“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
“诗钟”又称为“折枝”。简单、粗略地说，就是折取七律中的颔联（第二联）、颈联（第三联）做对偶句。
诗钟的规则在命题、限字和限时。既然是赛诗，就要有共同的题目。命题，往往随机选取几个不相*字或事物作为题目，就像出“试题”一样。对于作品，要求对偶的上下句，既要表现各自独立的含义，又要有彼此的相互照应；词语的应用讲究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严整巧思者为上。十四个字中，不容一字稍有差池，换言之，诗钟作品在格律上，比之律诗对颔、颈联的要求更为严格。显然，这样的“文字游戏”集竞技、趣味于一身，对创作者的诗词修养及诸多方面的知识学养，有着高而严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虽是娱人自娱性质的吟社雅集，但诗钟的创作者们无不全身心投入，较量学识的广博、思路的奇巧，以至创作的敏捷迅速。
除了“诗钟”，还有“击钵吟”。击钵吟是“命题限韵”的“赋诗”。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赋诗为七言绝句，渐次发展出赋诗为七律的，则称为“律集”。
改朝换代了，诗钟也跟着文人士大夫进入了民国，而且还兴盛于民国。《民国诗学》中的《诗钟小识》一文称：“钟钵者，道咸而下，代有名家。暨乎易代，作者弥夥。”“逊国故老，于钟钵连蜷不能休者，所以自伤、自怜、自娱、自乐、自遣、自放耳。当是时，寒山社、潇鸣社相继兴于京门，此二社著籍者均数百人，即见于《寒山社诗钟选》甲乙丙三集、《潇鸣社诗钟选甲集》者，已足骇目。”“好斯戏者，遂亦不限于逊国故老。一九四九年以还，港、台一隅之地，流人所萃，其风犹未沫也。”（《民国诗学》，潘静如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第1版，第193—195页）参与诗钟创作的成员，大都是清末民国负有盛名的文人，并不局限于晚清的遗老遗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诗钟创作成了一时的风气。福建是诗钟的发源地，几十年间涌现了大量的诗钟社，连台湾一省也诗钟社林立。北京、福建、台湾而外，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常州、常熟、济南等城市，都有诗社吟集，他们还刻印有诗钟集存世，可见其时盛况。
当时的北京，诗社众多，寒山、稊园和蛰园是其中“三大名社”。三家的区别在于：寒山社是诗钟为主，蛰园社是击钵吟，稊园社则兼有钟钵。
寒山社的吟集，规模最大，参加的人士达四五百人之多，云集了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书画名家等。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十六年间，寒山社的诗钟吟集举办了六百数十次。秭园诗社在1915至1923年间，也曾大会都中士人二百余次。蛰园1920年创立，至1928年，从《郭曾炘日记》一书的记载看，也有九十余次集会。
寒山、秭园的创始人关赓麟(1880-1962)，是广东南海县吉利乡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先后任职兵部、邮传部、铁道管理局；入民国后，先后任京汉铁路局局长、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等；1956年6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关先生曾于1902年赴日留学并考察一年，著有《东游考察学校记》。此外，他还有《京汉铁路之现在及将来》《中国铁路史讲义》《稊园诗集》等著述。
关赓麟
蛰园的创始人是福建侯官的郭曾炘、郭则沄父子。郭曾炘(1855-1929)，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清宣统元年(1909)，充实录馆副总裁，修《德宗本纪》。清宣统三年(1911)，改典礼院副掌院学士。辛亥后，蛰居都下。谥文安。著有《匏庐诗存》《匏庐腾草》《读杜札记》《邴庐日记》等。郭则沄(1882—1946)，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庶吉士、武英殿协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二等秘书官。清宣统元年（1909），任浙江金华知府，署浙江提学使。不久，任浙江温处道道台。入民国，先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铨叙局局长等职。
诗社中的名家如：樊增祥(1846-1931)，湖北省恩施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书法家、藏书家。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幕僚，后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等职务；傅增湘，四川江安县人，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版本学名家，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樊增祥（左）傅增湘（右）
这三个诗社聚集了当时诸多文化名人。由此看来，无论是诗钟、击钵吟还是律集，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体现。它们由闽人首创，在会馆或宅第中聚唱，穿过清末，兴盛于民国。甚至，绵延至上世纪60年代，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清末民初文人生活史的见证。
作者丨袁家方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