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该是普天下父母的心愿。要实现这一愿望，唯一途径便是读书。我是娘的希望所在，她虽一字不识，可读书的好处她是极明白的。所以，在我还不到五岁，她就把我送到郭元镇上的小学去读书了。
娘曾告诉我说，当时，我这一辈的杨家叔伯兄弟就有五六个，还有叔子辈的都在郭元小学读书，这些人中数我年龄最小，人也长得瘦小。他们都有一块用方布把书、本子、笔等包起来的所谓书包，而我只有一本识字课本，对折后往上衣口袋里一放，既不易丢失还方便简单。可还不到一个月，新书便折成两截了。唉，我哪里是在读书啊，纯粹是鬼混，跟在大小孩儿后头耍子、赶热嘈。
在我刚读书的那年月，正是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肆虐猖獗之时。三天两头地“闹情况”（即鬼子下来扫荡）。一次，正上着课，忽然外边有人喊了声“情况来了——”这一下全校乱成一锅粥，到处是孩子们的叫嚷声，大家都没命地往家里跑。
我家离学校足有二里来路。我虽小，只是莫名其妙跟在大孩子后面往家使劲跑。从那以后，娘就没再让我去上书坊了，说等长大点再说。没想到，第二年父亲便将我带到了他身边。这一年的秋天（即一九四四年）便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
一开始父亲让我读《百家姓》，每天教四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魏，蒋沈韩杨”。要做到“三会”：即会读、会写、会背。这三会最难的是会写。那时是繁体字，如“郑”繁体是（鄭），简直不知从哪里下笔。再一个是认字。小孩念书，有口无心，多念几遍，便可上口，但具体到某个字，不一定认得。大人很懂得这一点，所以，父亲常常把上下字一隔，让你读中间这个字，我常常就傻眼了，结果是多数认不得，即使认得，也往往是快速地将上面的字联想起之后，才能读出来。为了让我真正能认识字，父亲将《百家姓》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写在裁好的小方纸块上，然后将这些字打乱。他先教你两遍、三遍，然后你自己去认去读，一天认十个字。一个字不认得，就用戒尺打一板子手心或屁股。我不是一个多聪明的孩子，每天读认那抽象，枯燥的姓氏，感到十二分地困苦。远不像认“人、口、手、牛、马、羊”来得有趣、易记。所以，几乎每天都遭到戒尺的惩罚。而且还不能哭出声来，否则打得更凶。有时，连店里的同事、小老板他们都看不下去，说杨先生下手太重了，伢儿毕竟还小啊，又是刚学。
一个字不认得，就用戒尺打一板子手心或屁股
这是认字读书，再说写字（毛笔字），也让我尝尽了苦头。
我每天的任务，除了吃饭睡觉外，其他所有时间就是读书、背书和自己拿着写有姓氏的方块纸，来回地翻来复去地认读，而且是滚动式的认，每天都要把以前所教过的、认过字从头来一遍。第二项任务就是练写毛笔字。一开始是描红，描一段时间过后，就是临帖。父亲先握住我的手写，教你如何握笔，让你先找到写某个字感觉：点如何写，横、竖、撇、捺，如何写，勾、拐等，又如何按字的笔顺怎样写。我当时感到写字真难哪。我生来就没有父亲想象的那么聪明、灵巧。这使他很丢面子，因为在五总镇上，父亲的好几个朋友的儿子都比我强。为了不次于朋友的小孩，自然要对我的读、写，加大力度。皮肉之苦自不必说了，重则打手心、打屁股、罚跪；轻则揪耳朵、掀耳光、吃毛栗子（用弯曲的中指第二关节敲击头）。这些惩罚几乎天天免不了。至于揪耳朵之类更是来得出奇不意，有时念错一个字，读音末落，耳光便搧上来了；有时一个字的笔顺倒了，你还没有察觉呢，头上就像敲木鱼似的给敲上了。唉，那年月，我的眼泪不知淌了多少，除了为疼而饮泣，其中还有委屈，尤其听到外人同情、怜悯的话语，更是失声大哭。可是不论怎么哭，字还得不停顿地认，手还得不停顿地写。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为写一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一个“远”字，那时“远”的繁体字是“遠”。我不知从何下手，就是不会写，照着字画也不会，无论你怎么教就是不会写。不知是硬犟着不写呢，还是真的不会写？耳边只听见怒不可遏的父亲在狮吼，没见过这么犟的死伢儿，我今天就要治治你这个犟劲儿！这还了得！父亲一气之下，他搬来了一张高方凳，往天井里一放，还拿来一块竖着放的砖，然后让我跪在那窄棱上。这还不算，还得将裤管捋到膝盖上面。方凳上放着纸和笔，吼道，你今天什么时候写不出来，你就一直跪着！从半中午开始跪，我就哭，头顶上太阳暴晒着，汗水和泪水流在一起，纸上一直不见“遠”字的笔迹，只有斑斑泪水迹。中午饭也不让吃，店里所有的人都说情，也不顶用。一直跪到半下午，店里小老板的妻子实在看不过去了，竟不顾父亲允许不允许，抹着泪去把我搀了起来。边扶我边说，杨先生也太狠了，哪有这样教伢儿的！太过分了！此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个膝盖上各有一道被砖棱子轧出的深深的血印。不知咋搞的，第二天，谁也没教，“遠”字我便轻而易举地写了出来。而且，从此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一个不会写的字。也许是应了那句俗语：“开窍了”吧。
这样的日子，我艰难地过了有一年左右，把《百家姓》和《三字经》读完了，也会背了。《千字文》读到一半的时候，听说五总办了所私人小学堂，父亲便把我送到那里去读书。从此，我终于跳出了父教的苦海。
这哪里是什么学堂？别说桌子、板凳没有，连教室都没有。简单得只有一块挂在一棵大树上的小黑板，小凳子由学生自带。
记得第一天上课时，一位年轻的女先生（当时不叫老师）让学生依次上黑板写出自己的名字，有几个什么也不会，站在黑板前面吓得哭了起来。我的“楊慶春”三个字是全班二十几个学生中写得最好的一个，受到先生的表扬。认字也比别的小孩多。可没想到算术却把我难倒了。一个是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代替了我原先学的汉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一变，我这缺少数学细胞的脑子一下给搞糊涂了，怎么一个数字两种写法？脑子里总拐不过这个弯儿来。第二是加号“＋”、减号“－”和等号“=”，与数字“十”、“一”和“二”形状差不多，怎么成了个“加”号和“减”号？怎么“二”成了个“等于”呢？我犯糊涂了。如果将算式写成“一加二等于三”我还理解，而写成1＋2=3我就不知怎么回事了。在这件事上，还是那句老话，“没开窍”。说句实话，在数学上真正“开窍”，我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四年级以前唯算术这一门从未考过高分。就这么笨，老父干着急。这是后话了。
五总的露天小学只上了个把月，因为当时（1945年前后）时局不稳。五总经常出现今天国军来了，过几天又撤了。过不了多久，国军又开进了五总镇。所谓“拉锯式”的局势。别说学没法上，就连商店也很难做生意，三天两头地开不了门。这段时间父亲对我的学习也顾不上过问了。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全用在写大楷上，开始临柳公权的字帖，因为父亲能写一手比较像样的柳体，后来让我改临陆仁庠的字帖，一直坚持到小学五年级。自小学六年级以后就再没练写毛笔字了。
在三到五年级期间，在同年级的学生里，我的毛笔字一直名列前茅。大楷本上都被红笔批上“甲”、“甲上”,有时甚至是“超”。
大概在1946年秋天，一天，布店的小老板宋嘉宾突然从南通回到五总，并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五总要解放了，店开不成了。小老板吩咐要把店关掉。他说要到南通避避风头。后来才知道，他在南通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在新四军到来之前，他必须尽快逃离五总去南通！
时局的稳定还是混乱，对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并无任何异常感觉。
那些天，我看着大人们汗流满面地忙里忙外，火急火燎，乱着一团。又是打行李，又是把布匹打成捆装进麻袋。人手不够，连我娘都被请来帮忙。父亲早把我给忘了，这于我却乐得清闲自在，既不读书，也不写字，自然是无比轻松。
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旱路没有汽车，只有走水路。五总连水路也没有，必须将所有的行装用人力车先送到离五总将近有20里的石港去，然后从那里装船去南通。记得走的那天，因为要走的不只是宋家一家，几乎当地有点名气的店铺都在同一天离开五总，所以，人力车也奇缺，只见店老板用手枪逼着当地的穷人帮他搬运货物。其中有一大捆绸缎，不知是找不到人搬运，还是对外人不放心，竟由我父亲和娘两个人硬是从五总两抬到石港。当时父与娘都是三十来岁的人。俗话说，远路没轻担。两人抬一百多斤的绸缎，走一二十里路，其累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娘说，她与父亲身上穿的棉衣都湿透了。娘幸好苦活、重活干惯了，父亲可是十多年没这么累过，到了石港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可父亲一根丝也没要人家的，那么多绸缎全给了店老板。娘说当时父身上还有两根金条，也交还了店主人。当时老板非常感动。为此给了父亲好几十匹布，作为父亲在他店里十多年的最后酬谢。父亲也就凭这点本钱在南通街上摆起了布摊，养活三口之家。这大约是1946年的光景——我8岁。也就在这一年的春学期，我被送进了南通东门“儒学小学”直接读小学二年级，读到小学五年级春学期结束，1950年离开南通，回到老家——郭元乡冯家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