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摄影君发出了老照片和老故事的征集邀请，很快便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一张张老照片和娓娓道来的故事，让往昔的一幕幕变得具象、清晰而生动。
今天，摄影君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丁春林的故事。
“
我的工厂 我的青春
——献给曾经为国家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产业工人
文/丁春林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是一座老工业城市，工业文化沧桑厚重。而博山区的山头镇，则是一个以陶瓷为支柱的工业重镇。我生在山头，上学在山头，参加工作也在山头。
1979 年 6 月的一天，博山建筑陶瓷厂劳资科的韦会兴师傅来到我居住的河北东村矾沟街 111 号于家大院，给我送来了入厂通知书。三天后我去该厂劳资科报到，从此，结束了悠闲的学生生活，成为一名工人，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工厂一角
那时的工人，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可以享受退休、福利分房、发粮票吃供应、看病不花钱。
一个人参加工作，对家庭来说是一件庆幸的事，这意味着增加了家庭收入。对一个人来说，一生有了依靠。可以说，只要进了工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工厂负责。所以工人的身份还是令人羡慕的。
车间一角
我们博山建筑陶瓷厂创建于 1951 年，时称山东省淄博新建瓦厂，是博山区第一个地方国营生产砖瓦的工厂。1961 年改为博山神头瓦厂， 1977 年改为博山建筑陶瓷厂。砖瓦厂全是力气活，劳动强度高，厂房破旧。尤其缸瓦车间，工作环境极差。
我知道自己瘦弱的身体根本适应不了那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接到入厂通知那天开始，我几乎天天无精打采，心情十分沉重。那时社会上统一招工，没有关系很难分配到工作轻松的企业。
你如果不服从分配，呆在家里，就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而这样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即便是个体户挣钱多，在社会上也是没有地位的，年轻人到工厂参加工作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硬着头皮走进工厂，在刚建成的职工大会议室里，我们 20 多人一起学习厂规厂纪，并参观了工厂。只见缸瓦车间，黑通通的，到处粉尘飞扬。每个员工带着口罩和手套不停的工作着。看着一片片的缸瓦挤压出来，再装到晾晒车上。
一位老工人说，最早的时候，要用脚踩着黄土和泥，然后把泥重重地朝瓦模子摔去。全是手工，劳动强度极大。听着这些，我的内心更加煎熬难忍。
缸瓦工序
缸瓦工序
缸瓦工序
还好，我被分配到锦砖车间，这是工厂的新产品，正在试验阶段，这算是好工作了。生产锦砖的原料中含有石英，长期吸入就有可能得矽肺病，所以我们夏天也要带口罩、戴手套干活。
当时我们这种有粉尘的工种，每天都有两角钱的粉尘保健费。别小看这二角钱的粉尘补助，在当时就是一个人一天的菜钱。许多人都愿意干这种有粉尘的特殊工种，希望增加一点收入。
试验阶段的工作很零碎，好多工序都要干，每天*活儿都不一样。第一道工序是把大块的原料用大碾压碎，然后装入球磨机，研成泥浆，再把泥浆放到地炉炕上干燥成块，然后我们再用塑料管子压成粉状的坯料，最后用压砖机压成锦砖，装入匣钵，用隧道窑烧成。
机修工序
机修工序
球磨工序
粉料工序
成型工序
成型工序
成型工序
成型工序
成型工序
记得有一次，我们翻修原料干燥房的地炉炕，正直酷暑，地炉炕的煤灰漫天飞扬，半天下来，我们整个人都成了黑的，脸上只有一道道汗水流下的地方才露出皮肤，那劳动环境、那劳动强度，是不可想象的苦。
这对刚从学校出来的我来说，真是难以接受。第一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干活，真正尝到人生的艰辛。
在车间干活，上班要更衣，下班要洗澡，上下班要穿不同的衣服。我们的更衣室是潮湿狭窄的土坯房，七八个人挤在一起换衣服。
更衣箱是自己找几块木板钉起来的箱子，专门存放自己上下班穿的干净衣服。只要看看我们满身污秽的工作服，就知道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多么恶劣了。
转眼到了冬天，我们车间也从实验阶段转为小批量生产阶段，工作正常了，开始上“三八班”，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有一次，我们从球磨机里往外放泥浆，由于管子很细，在冬天的室外很容易冻住，需要不断地往管子上浇热水。
我和秦师傅两个人来来回回去二百多米远的锅炉房提热水，本来半小时的活儿干了两个多小时。外面穿着棉袄，内衣却被汗水湿透，冷风吹来，全身冰凉。放完泥浆，再冲洗吸铁槽。五米长的吸铁槽，这边倒上热水，那边就结冰了，真是冰冻三尺。
我的衣袖、裤脚全部湿透，双手冻得麻木，主任还嫌我们干得慢。忽冷忽热的干了一天活，回家后我就发起了高烧，不能起床上班。但平时只要不是大病，都要坚持上班，以免影响年终奖金。
1980 年春节，车间安排我到釉面砖车间喷釉工序去替班，大年初一上中班。正好，这天下午三点三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共同举办“听众喜爱的十五首歌曲”评选活动公布结果。
这次评选活动，在全国听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和很多朋友也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为了第一时间知道评选结果，我就带着一台上海生产的凯歌牌便携式收音机上班。
正当我听的带劲的时候，车间主任过来大声嚷嚷“上班还听收音机，这是违反劳动纪律”。说完，就没收了我的收音机。我很胆小，主动承认错误，班长孙兆生再三向主任讲情，车间主任才把收音机还给我。
我的“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价格40多元，是一个多月的工资。四个波段，收音效果和音质都非常好。我和弟弟天天抱着它听音乐、听刘兰芳评书，那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们博山地区有正月初二看望丈母娘的习俗，大年初二，烧成班几个小伙都要去看望丈母娘，车间人员紧张。领导让我去烧成工序替班。我们厂烧成工序是有技术的工种，有高温保健费，冬天在窑炉旁工作，穿着单衣照样出汗。
煤炭燃烧变成炉渣，三四小时就要从炉坑里挖一次，再用独轮车推到垃圾厂，我就是负责这个工作。交接班后，一开始没事干，与师傅们也不熟悉，他们就让我到外面玩一会儿。不一会，炉渣要外运，他们却找不到我了。
这时，碰巧车间的梁主任来查岗，大家正着急的时候，我回来了，连忙装车往外推。我从没推过这样的独轮车，平路上就晃晃悠悠，推了大约200米，快到垃圾场的时候要上一个陡坡，我一用力，车轮碰到一块碎石，“哗啦”一声车子歪倒了，炉灰撒了一地。
夜晚，整个厂子不见一人，没有人给我帮忙，只好自己回去拿一张掀，把炉渣灰重新装到车子里，再让一位工友帮着我拉上陡坡。由于这次脱岗的问题，我的入团申请就没有批下来。
烧成工序
烧成工序
拣选工序
拣选工序
拣选工序
研究产品质量
那个时候，刚刚兴起发奖金，而且我们厂效益好，每年要两次评选先进，总结表彰。我们厂除了有月奖外，还有半年奖、年终奖等等。
厂里下达评选条件后，各车间、科室、班组开始评选。一般奖项有先进个人、先进班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分一、二、三等奖。奖金分别是 15 元、10 元、5 元，大家都不愿意要三等奖。
所以，每当评选的时候，就难为了大家。其实，人们不是在乎 5 元钱的事，主要是“面子”的问题。先进班组虽然只是发一个相框，但人们还是很在乎荣誉的，身在先进班组，不仅有一种自豪感，还会受到大家的尊敬。
通过评比的确能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努力工作，当然也会有人计较奖金的。
先进集体 面砖车间
先进集体 缸瓦车间
先进班组 砖机一班
先进集体 缸瓦车间
先进班组 喷油班
学雷锋先进小组
“一个精神空虚的民族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一个没有荣誉感的民族是一个堕落的民族”。可以说，荣耀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奋进，呼唤我们拼搏。
当年，大家都把奖状张贴在家里的墙上，十分光荣。如今，人们的荣誉感淡化了，更看重的是物质奖励。
那个时候国家重视教育，不承认我们以前的初中、高中学历，要求我们重新考。因此，各种夜校总是挤满了人。
不仅如此，我们年轻人更是积极要求进步，按时参加党团员活动。学雷锋，做好事。我们几个人下了班，跑到神头小学为学生理发。
车间团支部也组织我们为工厂清扫垃圾，修旧利废，搜集废钢材。急生产所急，想生产所想。从不不计较报酬，感到义务劳动光荣。工会还经常为工人提供各种免费的学习机会，鼓励职工学技术、学业务。
学雷锋做好事，职工李慧琴照顾孤寡老人
釉面砖车间原料班在学习
每到重大节日，厂里都非常重视，举办各种文艺演出、职工运动会以及黑板报比赛等等，工厂充满了勃勃生机，也充满了凝聚力。
人人都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自豪感，都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的劲头。那时，人们没有太多的*，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1984 年我厂庆祝建国 35 周年文艺演出
1985 年在职工餐厅举办舞会
1986 年职工在工厂会议室观看文艺节目
1987 年工厂乐队在厂会议室演奏《学习雷锋好榜样》
食堂技术练兵
食堂技术练兵
拔河比赛
接力赛，山头中学
篮球比赛
长跑比赛
自行车慢赛
女子乒乓球比赛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家用电器大量进口，让我无限向往。对于我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来说，盒式录音机最令我痴迷，不仅能够播放清晰的声音，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声音录制进去，真是让我们惊叹。
原来只有专业团体才能办到的事情，如今我们个人也有能力享受到这种待遇。特别是邓丽君、徐小凤等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我们的大脑一下子被这些新鲜的精神食粮充满，无时无刻都对新生事物充满了憧憬与渴求。港台地区不再遥远，外国的精神与物质也不再神秘。
1984 年我购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真的有一种进入了新时代的感觉，我们小时候憧憬的美好生活如期到来。
所以，“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能够买到进口的家用电器。那时候，年轻人中谁有一台录音机会让人艳羡不已，太阳镜，喇叭裤是青年人的追求。
我们青年人虽然喜欢新鲜事物，可是老工人、老干部，却看不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我为广播室录制了一些港台轻音乐，在厂里播放，遭到他们的不满，说是靡靡之音。不久，国家也开始反对精神污染。
厂领导认为邓丽君的歌曲就是精神污染，而且，不让穿“鸡腿裤”、喇叭裤、高跟鞋，不让留长发等等。曾经有一阵厂领导每天在厂门口，拿着剪子、理发刀和钢锯，只要发现喇叭裤就剪开，给长发者剪成小平头，把高跟鞋锯成坡跟鞋。现在想起来感觉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可笑。
1983年，南京电影制片厂来我们山东博山区拍摄《一路顺风》电影，需要群众演员。淄博市工人文化宫的邹光华老师让我召集5、6个文艺骨干。那天快下班时，供应科值班的李同和师傅匆忙跑来要我接电话。
当时，我们厂的供销科只有一部电话。接到这个电话，我异常高兴，别说当演员，就是见识一下拍电影的场面，也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个时候，家庭没有电话，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到处找人。厂里文艺宣传队的几位朋友听说要拍电影，非常愿意参加，可是还要上班，没有时间，有几个人宁可旷工也要去拍电影。
次日清晨，我们随剧组人员乘坐一辆豪华中巴来到北博山的西高村。导演安排我们在中景位置搬运玉米，远景是村民从山下往村里搬运玉米，前景就是影片主角的表演，整个场面反映的是秋天的丰收景象。
我们站在茅草房前与导演拍了一张合影，我们大都脚穿“压底鞋”，就是那种布帮的塑料底鞋，一派“城镇气”。而导演的鸭舌帽、变色太阳镜、军大衣、皮鞋则彰显着大城市人的派头。
那时，我们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拍电影每人每天却有5元补助，几乎是我们一个月的奖金，大家高兴极了。
我们光顾了高兴，却忘记有的人没有请假，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最后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这下可麻烦了，旷工在那个时候是要处罚的。
为了这事，党委*在厂全体管理人员会议上批评我，令我狼狈不堪。这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啊。
八十年代，我们工厂被国家列为国内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其中三砖（釉面砖、外墙砖、铺地砖）产量2400万平方米，居全国第三位，被誉为“南有佛山、北有唐山，中有博山（淄博）”的三山之一，成为全国三大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之一。
我们厂的釉面砖产品异常畅销，为了扩大生产，厂里年年招收新工人。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机构也越来越庞大，人浮于事，都在做表面文章。效率低，费用大，辅助人员越来越多，一线工人越来越少。
而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了分配不公等现象，并没有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反而造成了部分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消极怠工，浪费现象十分严重，成吨的原料从下水道流出。烧成温度达不到标准，造成产、质量下降，以此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而这时，许多乡镇企业突飞猛进，迅速崛起，凭借他们灵活的经营方式，开始冲击国营企业。就这样，由于我们工厂产品老化、管理混乱、决策失误等原因，出现了连年亏损，以至于银行不再贷款，工人发不出工资，生产停工，工人下岗。最终于1997年9月2日宣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突然就消失了。
我们工厂一千多人下岗失业，我与妻子都在其中，生活没有来源，精神压力难以承受。好多人以泪洗面，一下子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可以说我们是体制改革的受害者，20余年的下岗压力给职工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接踵而来的是英年早逝，或仍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些不幸和苦难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们到处找工作，受到歧视，忍辱负重，失去了曾有的工人阶级骄傲和尊严。
先不说工人的处境，就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也都是走投无路。因此，组织科长在公园门口卖儿童玩具；宣传科长推着自行车在街头上卖煎饼；还有卖粽子的等等。
特别是有一位副厂长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只好哀求到我们厂下岗职工自己办的陶瓷厂去打工，被下属管理，想必心里一定五味杂陈。试想，这些领导级别的人在街头上摆设小摊，或给人家打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这是外人所体会不到的。
身为下岗职工，深深感受到了失业的悲痛，同时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优越。我的几位同事，也凭借自己的才能事业有成，经营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像大多数工人一样，我的全部青春岁月都是在工厂度过的，回首这段岁月，感慨万千。作为产业工人中的一员，我为能够为振兴淄博工业贡献一己之力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在历史变革中被时代淘汰感到忧伤。
我们这一代工人，大都普普通通，默默无闻，但是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工人，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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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张丹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