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在舞台上饰演的经典角色（部分）。 图/视觉中国
1992年7月16日，于是之《茶馆》告别演出后在首都剧场后台，最后一次为观众签名。童道明供图
于是之《茶馆》告别演出后，卸妆的他与好友童道明的后台合影。 童道明供图
“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上碰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
童道明供图
日前，北京人艺《茶馆》结束了本轮演出，从1958年诞生至今，演出已超700场，这部经典戏剧也已经在舞台上上演了整整六十年。作为第一代“掌柜”王利发的扮演者，于是之对于《茶馆》的意义不言而喻，曹禺曾说“《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于是之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即便后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再站在人艺的舞台上释放光芒，于是之依然以自己的能量，保护和支持着一众热爱戏剧、勇于创新的年轻人。
到今年于是之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新京报独家专访了于是之多年的老友、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还原“人民的演员”于是之的台前幕后。在童道明看来，于是之和他“亦师亦友”，两人因戏剧而相识，于是之对他的影响又远远超出了戏剧范畴。
老友记
于是之&童道明
大槐树和年初三的约定
于是之和童道明的相识，算得上情投意合、一见如故。
1979年，童道明发了一篇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其中的戏剧观念让于是之产生了共鸣，但童道明并不知情。自那以后，许多戏剧杂志都找童道明写文章，童道明很快就成为一名圈内活跃的戏剧评论人。1988年在南京的一个戏剧节，童道明才得知，于是之曾去过编辑部推荐他，“他说有一个叫童道明的，你们不妨去请他写些文章。”
八十年代末，于是之与童道明经常一早就去紫竹院公园散步。那时童道明住在官园桥，于是之住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要是想聊天就打个电话，相约第二天一早去紫竹院公园。有次聊天一直聊到将近中午，于是之说，“走！到我家吃涮羊肉！”两人走上紫竹桥，于是之停下脚步，指着桥下南侧的一棵大树说：“你看，这棵槐树该有两三百年的树龄了，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拉煤的工人，从门头沟往北京城里送煤，走到这里，他们一定会在这棵大树底下歇歇脚的。”说罢，还默默地面对大树站了一会儿。几年后于是之与童道明作了一次“戏剧对话”，虽然讨论的是戏剧问题，但于是之最终还是将话题落到了那棵老槐树上：“我家门前，有草坪，有树。我就经常去看它们，一天不去，仿佛丢了朋友。”从此，童道明向人们说起于是之，往往要说到他那棵树。“我常常遐想于是之与那棵大槐树‘相看两不厌’的景象，要知道，这也是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呀！”
于是之走了，童道明想着，那棵大槐树一定很寂寞，因为再也没有人每天像看望一个朋友那样地去看望它，亲近它。
二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每年年初三下午两点，是童道明和于是之相约一定要见面的日子，每年的这天童道明一定会准时出现在于是之旁边，于是之生病前后童道明都遵守着这个约定。于是之住院之后，童道明会坐在床边跟他聊聊天，跟于是之说，你的老朋友老童来了。于是之没有反应，但有时候，眼角会有眼泪流下来。“他说不了话”，童道明说。“但他能流泪。”
直到今天，童道明还一直珍藏着于是之赠他的“牛”字，每次见字，就犹如见到了老友于是之。
忆 演员于是之
他从未因《茶馆》得意，甚至不好意思提及
“王利发是什么时候想死的？”童道明记得到了80年代的时候，于是之还在跟人讨论这个问题。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谢幕，《茶馆》一共演了374场，于是之一直在想，却直到最后也没有答案。“这样一个问题他可以想这么久，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来对待角色的。”童道明说。
于是之对人物的揣摩都是从细节入手。戏中，王利发不断在茶馆的醒目地方粘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然而“国事”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茶馆。他作为掌柜，也一再谈论着国事。“粘纸条”在戏中有着对主题至关重要的烘托作用。考虑到粘贴纸条手上不可避免会沾上糨糊，于是之会让双手和身体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观众看到的就是，王利发与别人谈话时，那两只不大干净的手简直无处可放，只能举在胸前。这个姿势来源自于是之小时候的邻居，住在小学校里摇铃的老工友陈大爷。1957年排《茶馆》前，于是之特地去拜访他。除了听大爷回忆往事之外，陈大爷的某些性格侧面也启发了于是之：“虽然操劳却好干净的手”。王利发虽然生活在底层，但又是一个勤俭麻利讲究整洁的人。“手”的动作透露出很多细节。
《茶馆》中的王利发可以看做于是之最重要的一个舞台角色，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得意过，甚至还会有点不好意思提及。童道明说，于是之觉得自己因为王利发得到了太多的荣誉。“他的倔强就决定了，他本人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来谈论《茶馆》的意义。”
比起王利发，于是之反而更愿意谈及的、觉得自己演得好的角色是《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于是之跟童道明说，在“老马”身上，他把“假的演真了”。以于是之一贯谦虚低调的性格，他很难得讲出这样的一句话。
“老马”背后还有一个情义的故事。一般的演员都抢着演大角色。《骆驼祥子》一公布要开排，于是之就抢了演老马。老马剧中的戏份和台词量都不大，出场时间不过十多分钟，于是之交的申请报告字数甚至不比老马的台词少。童道明说，于是之之所以对老马情有独钟，因为在于是之少年时代住的一个大杂院里有这样的三轮车夫，于是之和车夫们非常熟悉。车夫们有个组织，大家把血汗钱集中起来，以解决穷哥儿们一时的急需之用，当要发个通知，记记账本的时候，就找于是之过去帮忙抄抄写写。
“他总觉得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对得起这些老邻居。”
忆 知识分子于是之
他能看穿庸俗，一辈子不会说漂亮话、搞关系
于是之爱读书，喜欢跟知识分子聊天，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令童道明至今记忆深刻。英若诚重病时，于是之去看望他，回来之后心情很不好，给童道明打电话聊天，“他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毕业的，两个已经去世了，一个又病成这样。”那时英若诚已经肝硬化，大口吐血。于是之感到很痛苦。
于是之有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天性，一辈子不会说漂亮话、搞关系。童道明回忆，某个领导写书法、搞画展，好多人去捧场、赞美他，但于是之不会这一套，“因为老于觉得他的字不行。”80年代初，《茶馆》到东京演出，那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电器趋之若鹜。演出前有些演员还在交流买了什么电器，于是之很生气，将茶杯往地上一摔，“我们干吗来了？”“他能看穿庸俗。他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气，。”
童道明问过于是之，表演艺术家跟演员，更喜欢哪个称呼？于是之说演员。在童道明看来，这不仅是谦虚，也是于是之对自己职业的思考。“为什么作家、诗人不会说自己是语言艺术家？为什么演员就觉得一个演员的称呼不过瘾，非得要加上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于是之对自己的职业有自豪感。
忆 师长于是之
挺林兆华，欣赏李保田和姜文
从1984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北京人艺副院长。童道明说于是之真不想当这个官，“但也好在他当了（官），成就了林兆华。”林兆华是一个不愿意开会的人。于是之追思会的时候，林兆华去了，说了一句话，“没有于是之就没有我”。说完站起身来就走了。在童道明看来，讲话最短的是林兆华，讲话最有分量的也是他。
1982年，林兆华的《绝对信号》在人艺一楼排练厅诞生，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剧场戏剧”。童道明说，“那个时候的观念是咱们不能学（西方），而小剧场又从西方来，所以林兆华完全有可能被扼*在摇篮里，剧院的领导和老一辈都反对《绝对信号》，有了曹禺和于是之的力挺，才使得这戏顺利上演。同时于是之支持林兆华在《绝对信号》里用不少诸如‘意识流’之类的现代主义手法来丰富戏剧的现实主义。”
十年之后的1992年，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为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庆典撰写《探索的足迹》一文，以《龙须沟》《虎符》《绝对信号》三个戏的串联来概括北京人艺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龙须沟》奠定了人艺现实主义的基础，《虎符》开始了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探索，而将《绝对信号》和前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外界看来这是给了林兆华相当高的肯定，等于视林兆华为焦菊隐之后北京人艺在导演艺术上的传承者。
于是之对林兆华的喜爱，还有一种说法是——“文革”时，林兆华工人家庭出身可以戴红卫兵袖章，但林兆华没有成为造反派，他从不对牛棚里的老领导、老艺术家冷目相向，人品经受住了考验，于是之尤为欣赏林兆华这一点。
于是之也是不少演员的“启蒙师长”，比如姜文。童道明说，有两个演员于是之很欣赏，一个是李保田，有一次于是之给童道明打电话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听说李保田谈自己有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自己。而于是之喜欢的另一个演员就是姜文，同时于是之之于姜文也是带有启蒙性的。
1997年姜文在排练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童道明问于是之是否想看姜文演的戏，于是之说想。姜文听说后很高兴，他说“于老师要来看戏是比领导看戏更重要的事”。童道明清楚记得，于是之去首都剧场看姜文演的《科诺克》是在1998年2月14日，那天正好是情人节，不少观众手里拿着玫瑰花向于是之致意，那也是于是之最后一次走进首都剧场。
据童道明回忆，1992年《茶馆》于是之最后一场演出那天姜文也去了，还找了于是之签名。“我问过姜文看过多少遍《茶馆》？他说记不清，他可以把台词都说出来。姜文非常想演《茶馆》，想演王掌柜的角色，于是之也觉得姜文合适。但最后这件事也没有成。”童道明回忆道。
忆 领导于是之
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
在很多人看来于是之晚年之所以会生病，是当副院长累坏的。自1984年他上任到1992年卸任，除了演出外，分房、涨工资这些事情都要管，繁重的行政工作也使得于是之压力很大。
于是之在人艺最开始主管的是创作组，人艺所有创作组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平时编剧们的生活非常自由，于是之每周都会组织六七个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在于是之的主管下，编剧组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同时于是之一直鼓励和帮助戏剧新人——编剧何冀平到人艺的时候刚毕业不久，起初她想写一个讲烤鸭的剧本，这让于是之很担心，但于是之还是同意了，并鼓励何冀平这个题材有前途，很新鲜。最终，何冀平写出了《天下第一楼》。包括于是之帮郭启宏一起完善《李白》的剧本，给了很多建议，童道明说，“连郭启宏自己都说过，如果在其他的单位，这样花心思改剧本，编剧的署名都要署于是之的。”
于是之在对待编剧剧本时，也有着自己的习惯。比如即便提意见，一定是要用铅笔写，这样可以随时擦掉。于是之对别人的劳动非常尊敬， 给别人的剧本提意见，都得事先提前读两遍，这让童道明非常佩服，坦言自己学不来。“他觉得人家辛辛苦苦花了好长时间写了个剧本给你看，你看完一遍就给人家提意见是不够的。但我觉得剧本读一遍以后，是可以提意见的。”
童道明从来没有把于是之仅仅看做演员，“他是中国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上碰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刘姝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