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天宇
编辑丨坚果
现如今的年轻人不光喜欢吃外卖，还选择送外卖了。
2022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公开呼吁，“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建议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鼓励支持更多年轻人成为产业工人。”
与此同时，张兴海也坦率地承认：“造成这种局面，与制造业收入不高有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61324元，换算下来，月平均工资仅为5110元。
作为对比，美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尽管有疫情影响，但仍有45.7%的骑手，月收入可达到4000-8000 元，甚至7.7%的骑手，月收入还超过了一万元。
考虑到市场经济已经全面铺开，“铁饭碗”的概念早已弱化，工厂工人和外卖员薪资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很容易让劳动力人才用脚投票。
美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初，平台新增的骑手来源中，工厂工人占比18.6%，排名第一。
劳动力市场从来都是“零和游戏”，外卖员多了，工厂自然招不到人。
2022年2月22日，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Q4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调研显示，43%属于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人社部还预测，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将面临3000万以上的劳动力人才缺口。
对此，有专家认为，“送外卖和快递技术含量低，主要是‘吃青春饭’”，一旦制造业企业提升工资，那么就能让劳动力人才回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01
工资不是唯一
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人才就业时，薪资是第一考量点，但绝不是唯一考量点。TalkingData发布的《2020年高校毕业生求职研究报告》显示，高校毕业生求职过程的重视因素中，薪资确实排名第一，为75.4%，但是个人发展空间、兴趣、行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同样达到了50%以上。
但是工厂很难照顾到劳动力人才的全面需求。毕竟连马克思老先生都曾表示：“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
以富士康为例，其作为著名的代工厂，往往员工需要超时加班、倒休工作、单调作业，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以分钟计，被调侃为“放风”。长期工作，极易影响心理健康。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富士康内部已发生14起跳楼自*事件。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就曾表示：“工厂收入难以吸引工人，这个收入不只是实际拿到多少钱，还包括工作自由度，福利待遇，工作舒心程度。相比于压抑的厂房，外卖小哥的空间更加开放。”
事实上，由于可以自由选择接单与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工人，外卖员对于劳动节奏的掌控力也更为自由。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在骑手对外卖骑手工作最看重的因素中，64.0%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排名第一，甚至超过了工资。
除了工作节奏更为自由，外卖行业也有明晰的晋升渠道。
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显示，2021年，共有1877位骑士晋升为站长、队长。此外，还有近一半的骑士将“晋升为站长、配送经理”作为自己接下来的目标，8%的骑士更是期待成为“成长为物流服务商总裁”。
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制造业有需求的“波峰与波谷”，因此，相较于为所有员工打造可期的晋升制度与保障，反倒不如通过阶段性的调薪换取高流动率，以保证利益最大化。
此种做法的杰出代表当属富士康，其在每年iPhone上市前夕，都会大张旗鼓地高薪招聘。比如，2021年7月，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就发布招聘信息，工人的综合薪资为4000-4500元/月。
如果足够努力，他们还将获得最高9500元的“旺季激励奖金”。但是一旦iPhone的需求下降并保持稳定，那么富士康就会取消“旺季激励奖金”，进而导致员工离职。
02
工厂也需转型
在市场经济下，制造业相较于外卖员行业，对劳动力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减弱，其实恰恰昭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业结构将出现大的变化。
诚然，工业革命以后，制造业企业凭借人口红利，迅速成长，逐渐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关键力量。但随着人口结构以及技术趋势的变化，未来人口红利很难再成为制造业的“驱动器”。
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不可持续。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总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净增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对此，国家统计局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与人口红利紧缩相同步的是，中国城市化以及人口密度在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显示，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作为对比，2000年时，这一数字还仅为36.09%。
这种相对的趋势，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服务业蓬勃发展。比如，疫情后，社区团购、药物网购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引导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行转变，因而也相应地增加了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包含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53977亿元，增长2.1%。作为对比，包含制造业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384255亿元。
事实上，制造业企业早就看到了此趋势，因而提出了智能制造转型，试图以机器取代人工。《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一书显示，新技术应用对中国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替代率可达19.6%。
以小康股份旗下新的赛力斯两江智慧工厂为例，其按照工业4.0标准建造，于2019年投入生产，有超过1000个机器人，可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
牛津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就会减少制造业1.6个工作岗位，到2030年，全球将会有2000万个制造业工作被机器人取代。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在自己所著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就表示：“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创造就业的能力会减弱，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所以大多数就业都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而后者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因此，制造业企业与其呼吁年轻人回归工厂，倒不如认清现实，加快变革，彻底转型成不依赖人口红利的智能制造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