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吧，没有人能抵抗零食的诱惑（逃离奶奶饼干漩涡）

疲惫了。

在手机外卖上叫一杯奶茶，再加份甜点，等待外卖员送上门。外卖到手，把烦心事暂时放下，心满意足地吃喝起来。由零食带来的愉悦，是大餐、大排档也未必能替换的。谁能抵抗零食这实惠的、快捷的诱惑呢？

除了外卖，实体店的零食货架上也总是处于琳琅满目的状态。一有缺货，立即补货。

《不求上进的玉子》（2013）剧照。

即便是深度的零食爱好者，或多或少也都认同多吃零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却还是在吃零食：喜欢随时打开冰箱都有零食，喜欢从桌子或书包随手就能掏出一包零食补充身体机能，填饱被“来不及吃饭”耽误的肚子，喜欢与信任之人、心爱之人交换可口的零食，还可能向往无忧无虑地独享零食。

为什么我们无法抵抗零食？是，让自己开心。

我们今天也漫谈一点零食。

《老友记》（Friends）第五季（1998）剧照。

零食，是令人着迷的。

前不久读到王金玲新书《零食里的中国：我的零食故事》，对零食与社会这个话题忽然产生了许多兴趣，这兴趣之一便是除了满足“我”的口腹之欲——这当然是第一要义！——零食有何种社会或历史意义。这本书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讲述了几代人的零食生活经验史，所列零食有数十种，大多都讲了具体做法。作者王金玲生于1955年，在浙江从事社会学研究。我从她回忆的零食之中随意挑选一些，棒棒糖、茯苓饼、口香糖、大白兔奶糖，诸位，无论你们生于哪个年代，大概对它们都熟悉吧？甚至还曾嘴馋过也未可知。

作者通过零食这件小东西回忆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种种动人联结，我们作为年轻读者从中也可感受到中国社会生活多个层次的变迁，或宏大的，或细小的。不过书的内容基本为故事叙述，与想象中的生活经验史不一样，让人“直呼不够”。不如以此作为引子说开去，再漫谈一点我们与零食。

《零食里的中国：我的零食故事》，王金玲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0月。

那么，你此刻能想起的最早吃零食的经历是什么？当时是如何得到它的？

恐怕和某种奖励有关。你坐在地上哭闹，大人赶紧取块甜食，轻言细语地念叨着“不哭不哭”。终于没有了哭闹声，作为对你听话不哭的肯定，他们把那块零食给了你。溺爱我们的大人呀，当初可能还不厌其烦地喂到了我们嘴里。这是一种积极性的奖励机制，它与“棍棒”共同组成了大人训练我们的基本方法。再如考了好分数、洗了碗，或者做了大人交代的某件家务事，都可能获取此种奖励。我们被假定必然会喜欢零食，甘愿接受零食的诱惑和审视，以某种改变或坚持来换取更多零食。没有哪个小孩能过这一关。当然了，即便调皮捣蛋，若是逢年过节也还是少不了零食的。在吉祥喜庆的日子里，热情的亲戚叫你摊开手，让你别客气，快接过糖果包、巧克力盒。这个时候的零食大概与鼓励无关。它（后来被手机红包替代）是一种讲究礼尚往来的礼物，在我们看不见或偶尔看得见的地方，爸妈也备好了零食或压岁钱送给对方的孩子。两个家庭就此形成惯例，维系着良好的关系。

一九九几年，在我上幼儿园时，下午最后一节课有十余分钟是发零食的环节，或者叫它仪式。从靠近教室前门的第一列起，孩子们分别站起来，排着队走到老师面前，摊开手让老师检查手心手背是否干净。老师会一并点评今天课上课下是否乖巧。一个孩子在这两点上的表现决定了能否拿到零食，能拿多少，是零块、一块还是两块。那是形状各异的油炸小饼干，接近胡豆瓣大小，有星星，有猴子，有葫芦，凡此种种。

有一天下午，我拿到两块，捏着它们，用食指把它们隔开，以防手心的汗会融化掉留有油香的表层。跑过一段一段的田坎和乡村公路，在家门口拐弯处的竹林下面站住，听到爷爷奶奶在喊，“幺孙（四川方言）回来啦”。

他们正在摇着风车（一种筛选粮食的农具），这高大威猛的木制器械，尾部尘土飞杨，那是经过风吹之后，被淘汰出来的残渣、废壳和土粒。我忘记是如何跑到爷爷奶奶跟前的了，在脑子里能完整重现的是他们站在那叫我的画面，竹林、风车、灰尘、谷子。我把两块小饼干送给爷爷和奶奶，让他们一人吃一块。其实他们接过也不舍得吃，笑着，一直夸我懂事。我哪抗拒得了表扬，暗自高兴，红着脸跑开，去舔手上的饼干油迹。

风车。绘图来自《瓦檐下的旧器物》，黄孝纪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

去年搬家，我在京郊的一家连锁超市无意间发现炒货区有一种油炸小饼干，颜色和大小与当年在四川乡头（乡下）吃的好像一样，揭开塑料盖，闻起它的味道，在那瞬间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下午。是它！连其造型也有记忆中的葫芦状。当天买了一斤拎回去。

盯着这些形态各异的饼干，倒是想起段义孚的《制造宠物》这本书来。他议的是宠物，与零食本来毫无关联，但标题中“制造”两个字，却是在以解构的手段揭示人类某些行为的本质起源。

《制造宠物》，段义孚著，赵世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在本世纪，“制造”算得上时髦词，一旦给某个词语加个“制造”的前缀，便是试图向读者介绍“本文”“本书”将如何看穿某个描述对象的虚假与真实、修饰与原真。既然是一种流行话术，那么自然不必多解释，可偏偏段义孚在论述宠物的时候指出了人的一种冲动，简单来说，人总是希望发展力量去改变植物的颜色和味道，或是“将巨大变得矮小”，比如他说，通过修建术改变植物的形状，将草木视为雕塑材料。这种*由来已久，如他举例的，在古埃及，园艺师们禁不住诱惑，将树木修剪成球形和圆柱形，“古代罗马人在嬉戏方面毫无节制，树篱修剪成为一种艺术，最终以树木造型术为人所知”，到了工业社会，这种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展。当我们在街道和公园见到新奇的花草树木外形，也就是在见证这修改自然的力量。

《剪刀手爱德华》（Edward Scissorhands，1990）剧照。

在饮食上，人不也在展现这种力量吗？把某样东西如西瓜切成“吃不起的样子”，表扬的是这种力量。到高档餐厅点上若干盘精雕细琢的美食，寄托的还是这种力量。而这力量是昂贵的。比来比去，人们会很快发现，单论外形，零食绝对是众多饮食中修改自然最方便的，也是最经济的一种。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2005）剧照。

我们拿着饼干无法知道它原料的模样，无法想象一日三餐吃到厌倦的麦子，加上白砂糖、植物油等配料，经过一番加工，竟然变成可爱的、怪异的小动物造型。这些谷物的自然状态被修改得越干净，人的技艺展示得越多，由它制作的饮食仿佛也就越高级。同样的食材，假如是在厨房和面下油锅，煎成饼，孩子大概是不好意思拿到学校去吃的。他们宁愿到小卖部买上一包糖果或辣条。

一部模具、一条流水线、几页操作手册，使现代零食的批量生产轻而易举。加之它可快速复制，可运输，也可储存。我们走进一家超市，可能在某个时段发现肉类卖完了，剩下的蔬菜不怎么新鲜，卤、炖或凉拌的熟食也所剩无几了，什么都可能没有，唯独货架上的零食总是琳琅满目。哪怕忽然被顾客抢光，店家也能迅速补货。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扩展市场份额，这就考验招数了。在我印象中，曾经吃过的最离奇的一款零食叫“唐僧肉”，一小袋，棕色的，两三片为一份。虽然不会认为它是某种吃了可长寿的东西，更不会傻到以为这与《西游记》、唐三藏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把它当成肉来吃。不是“唐僧肉”，至少是鸡肉或鸭肉。当年吃过这款零食的人，多年后不会不知道，那不过是一些面粉罢了。我有时会在新闻上看到各种“恶搞零食”，若是和“唐僧肉”比起来，想象力还是逊色。

《西游记》（1986）剧照。

我还吃过未经加工的零食。

这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纵然是家人做的简单煎饼，也耗费了技艺和时间，怎么可能“未经加工”。在农村是有一些的。比如上小学时，在每个学年下学期的期末，我都会和同学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半山腰，趴在地上，跟着一股清香到草丛里扒一种叫“地瓜儿”的东西，葡萄般大小，一半露在地面，一半藏在泥土，运气好一扒有一把，运气差可能也就那么一颗尚且能吃。熟透的地瓜儿，往往爬满了蚂蚁。前两年偶然和一位在云南的山东朋友聊起地瓜儿，她发现云南也有同样的叫法，不知是否其他地方的乡村都有此野果。哪怕没有此种野果，也是有其他果子的。

《作茧自缚》，[美] 詹姆斯 C.斯科特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

与谷物不同，这些未经驯化的植物果实，算不得是粮食，也不是餐食。而它们可能才是原初的零食。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作茧自缚》大胆地推测人类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活动发端于湿地，种植、驯养与采猎等多种谋生之道共存，物质并不短缺，直到初民们转向单一的谷物种植。谷物的季节性、可侵占性等特征使其成为捐税的基本单元，它由此召唤了早期国家（state）。过去初民们吃的杂食，被剔除了一部分，谷物成为农耕社会唯一的主要粮食。那么，人们还在食用的其他植物果实，要么是水果，要么是无法归类的野果，也就是零食。也可据此猜想，谷物其实从未彻底统一过农耕人的生活。

《最早的农人》，[澳]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0月。

按照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最早的农人》的说法，谷类作物被人类驯化后，形状全都趋向成熟时籽粒不脱落的习性，谷粒被脆弱的颖壳松散地包裹着，所有植株发生同步成熟，种子的休眠期缩短。它们已经不能回到野生环境，必须依靠人类的栽培。只不过人在驯化谷物的过程中也驯化了其本身，尤其是农耕人不得不扎根，守着一块土地，陷入一套年复一年的常规。斯科特如下这段话，是对谷物劳作的描述：“必须要收割、捆绑、打谷、拾穗、分离秸秆、簸除谷壳、筛分、干燥、分类。”单一的谷物结构改变劳动，也改变了人的骨骼、体形和牙齿。这是斯科特的看法。必须得说，他摒弃线性的时间观，修补了有关初民究竟是怎样放弃原初生活形式而进入早期国家生活的历史。

但是，散布在山野的零食，是否是一种例外？

没有人把小孩子摘取野果子当回事。

《念书的孩子》（2012）剧照。

有意思的是，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有一套关于地瓜儿的知识，比如这果子有雌雄之分，雌者皮厚，果子内孕着许多小颗粒，再如它的成熟周期有“六月六地瓜儿熟，六月半地瓜儿烂”的说法，按这去找准没错。除了地瓜儿，还有野山楂，以及一些无法拼写名字的果子。有一种像石榴一样的红色果子，颗粒状，芝麻大小，一团团地结在枝干上，也是我尝过的，可惜不知其名。我生活的乡村是丘陵，如果是平原或山地，想必有其他果子。一个孩子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会听取许多何为成熟的意见，会被告知不要爬山爬树，不要再像孩子一样趴在地上，不要手粘泥土，也不要吃野果子。若是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是有道理的，毕竟经过人类驯化的生活方式才消灭了风险。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忘记了野果子的意义，忘掉了它们是人类进入单一谷物种植的某种原初抗拒、是对找回饮食多样性的某种原初记忆，唯有个体回忆童年趣事时才可能提及这段经历。它被认为只是童年故事，不是人类故事。

野果子零食在谷物叙事里是次等的、零碎的，也是不重要的。然而也就是在这里，传统的商品市场得到生长。

南宋李嵩《货郎图》。

以冰糖葫芦为例，山楂这种非谷物果实原本被认为野生的，不在正餐烹饪和加工之列，充满智慧的古人却发明了加工方法，加糖在铁锅里熬，最终将去核的山楂串成串出售，成为一道经典小吃零食。清代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有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当商人在城市角落摆上摊，叫卖着冰糖葫芦，过往的人被吸引过来，拿着一串糖葫芦心满意足地继续逛街。这种画面是市井生活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武林外传》（2006），实现“糖葫芦自由”的莫小贝。

酸梅汤、桑葚，也属此类。

这绝不是说谷物与零食没有关系，实际上大多数零食都有谷物成分。比如上世纪初梁实秋的《北平的零食小贩》所说的面茶、豆腐丝、扒糕、切糕，数十种，多少都有点谷物淀粉。在社会大分工和机械流水线加工年代，零食的成分更多了，也更复杂了，一些安全性未知的添加剂也在其中，使人难以辨别。形状的塑造也是空前绝后的。零食就像塑料一样，可以被批量地、低成本地加工成孩子喜欢的任何一款样式，这是正餐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