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经济凋敝，物资短缺，加之国民政府腐败，高管显宦大发国难财，投机奸商钻营牟利，无辜小民的生活渐渐堕入谷底，国民党的失败已现端倪。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越，也算高薪一族，生活安定，颇堪艳羡。烽火乍起，北平大学纷纷南迁，西南联大应运而生。
不曾想，国力唯艰的年代，教授的薪水也日日缩水，赶不上物价飞涨的幅度，不但貂裘日敝，连糊口维生都成了问题。教授们除了脑中学问，身无长物，可惜脑子也要稻粱为继，于是只有八仙过海各逞手段。无奈的要典当家私填补口腹，有商业头脑的去做小贩上街兜售，有一技之长当然更好，据记载，擅长篆刻的闻一多，就做了业余刻印镌章的匠人。当然，文人最好的出路还是鬻文为生，不妨为财主富商写写寿文，换些润笔，也可在报纸副刊杂志专栏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
王力
这期间散落报刊的文章，后来纂集成册的，其中就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连研究语言学的王力教授，一贯高头讲章，此时也以《龙虫并雕斋琐语》名世。
王教授写小品，是玩票的性质，也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了一先生说，抗战前，大学教授是清高的，抗战后，由清高而化为清苦，一字之差，却天壤有别。清高是表示物质享受虽不奢华，而所用的钱没有一文是肮脏的，清苦却意味大学教授是无用的可怜虫。诚意真心要守节做书呆子的人，在那个时代生存维艰，衣食住行都成了困扰。于是了一先生自称“卖文章”，“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
这仍是书呆子的思路，卖文收入菲薄，如果不是书呆子谁还会费心耗神做这种事情。凭着教授身份，社会关系，攀附钻营，利润来得丰厚，生活过得安逸，何苦青灯寒夜，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几乎呕出心来。
了一先生诗中道“雕龙余事是雕虫”，阳春白雪的艰涩学术研究之余，也不妨以随笔小品示人。《龙虫并雕斋琐语》的话题，不过平平凡凡的烦恼，普普通通的世相，琐琐碎碎的身边事，有《辣椒》、有《西餐》、有《劝菜》、有《骑马》、有《寄信》、有《诅咒》、有《失眠》，无论如何够不到煌煌巨著的边，只好算雕虫之作。雕虫小技总含点轻慢的意味，但题材有大有小，笔力却不能以此辨别高下，丈二高的猛虎若画的像猫，倒不如白石老人一只寸许的秋虫来得活灵活现。
抗战期间的昆明
物价涨幅之快，薪水待遇之微，仆佣之难驭，公交车之混乱，都一一进入龙虫并雕斋的视域。背后，是了一先生无奈的笑脸。世事艰难，只好文字为米，生活为水，熬一份薄粥，暖一暖寒腹。妙在虽然困窘，笔端仍不失一派学者风范，寻常事中征古驱今，处处见学养与功力。时不时冒出些骈四俪六，掉书袋也掉的雅致，掉的机智。不比今日某些专栏作者，情绪像水龙头乍开乍闭，文字也是自来水寡然无味四处泛滥，文化涵泳出来的风致，哪是东施效颦能仿拟出来的。
不过，非常时期，不做呐喊呼号状，却谈些风花雪月闲情琐事，难免引来批评，有消磨意志逃避现实的嫌疑，更有甚至，要上升到政治立场民族大义的高度上加以挞伐。了一先生后来回忆，时任西南联大文学系主任的闻一多就曾提出过批评。然而，过了这些年回头再看，了一先生为生计而写的小品，却称得上抗战期间不多的佳构。
抗战中，发檄文布宣言固然能起到激励民众，同仇敌忾的作用，奈何吼口号只在一时，天天挂在嘴边，就成了空谈八股。除了精神，战争毕竟更靠实力，况且精神的鼓励也未必倚仗天天慷慨陈词。国家有难，文人以汗水劳作文章乃至一腔热血尽匹夫之责，日日三餐柴米油盐却还是永恒的主题，好好活着何尝不是对敌人的一份宣言，我们仍然自由，不愿做奴隶，轰炸封锁占领*戮，没有击垮中国人生活的勇气与情趣。
了一先生说：“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它的伤心是假的；倒反而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
文以载道还是文以言志，这问题怕要不停的争论下去，但这两种东西真的可以在文章中判然可分吗？调侃琐语里的那一丝酸楚，婆娑泪影中的那一缕微笑，你说得清是载道还是言志？了一先生引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里的话，说那不过是“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的心情，这不禁让我想起蒲松龄的下一句话“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