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感动亿万观众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原型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中央军委及时抽调了包括李白在内的一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工作。残酷的战斗，多变的军情，日益显示出通讯联络的重要性。这样，红军利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举办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被选派参加了训练班。他勤学好问，硬是凭着一股钻劲，很好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一名无线电通讯能手。从此，他便与红色无线电通讯事业结缘。

◆在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的李白。

1934年10月，李白随红军长征，其所在部队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李白带着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监护班100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以及笨重的收发报机、充电机、汽油、蓄电池等器械，边行军打仗，边进行紧张的收发报工作。上级给李白一匹马，他从来不骑，专用来驮机器或病号；还以一个普通报务员的身份参加守台值班。李白提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征途中，一次无线电队驻扎在贵州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中，正赶上敌机轰炸，李白突然发现草屋门口还竖着两根天线杆，为保护天线，他不顾生命安全，对准天线杆猛踢两脚，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了。李白随即端起一挺机关枪，冲着敌机狂扫，其中一架敌机被击中，这件事很快在红军队伍中传开。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他先后担任过电台台长、政委等职务，团结全台同志，圆满完成了通讯任务，保证了作战指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炮声震撼了中华大地，这时刚刚从红军改编过来的八路军枕戈待旦，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年方27岁的李白，也在做随师出征的各种准备。一天傍晚，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找上门来了。王诤带来中央领导的指示，准备要李白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抗战爆发后，情报工作已显得日趋重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因受到国民党的围困，相当一段时期与外界联系不畅。为了向敌占区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便于搜集敌伪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决定委派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好的同志到沦陷区或国统区，设置秘密电台。在研究人选时，大家首先想到了时任电台政委的李白。一开始，党中央计划在南京设立公开的通讯电台。王诤陪送李白乘卡车到达西安，当时博古即将从西安启程去南京，李白便与他一起乘火车抵南京。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这次在南京建台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李白根据党中央指示转向上海。

就这样，李白在约定的新闸旅社住下来。当时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各司其职。为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和秘书长刘少文指派田保洪、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闸旅社“会客”。李白紧握他们的手，悄声说：“我只盼望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哪！”然而，在军、警、特横行的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由于各电讯材料商店对器材的严格控制，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部分无法购买，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一点一点地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居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上海本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租界以外的地区屡遭日军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148号的一幢三层楼房。从此，李白在这里栖身下来。

◆李白当年使用的电台。

过惯了戎马生活的李白初居都市，恍如踏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与十里洋场上的灯红酒绿格格不入。为了李白和电台的安全，在建台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交给李白的任务就是熟悉并适应社会环境。学习当“大少爷”，过着吃饭、喝茶有人侍候的生活。李白对此感到很别扭。11月初，日军占领上海，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迁址转入地下，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随刘少文身边工作的译电员朱志良到李白住所待了10多天。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筹备建台。李白情绪激动地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啊！”他坚持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以熟练抄报技术，为电台的建立做准备。

1938年春，建台工作总算完成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止了喧闹。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通了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心情激动万分。

电台无疑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问题。即通报的时候，还会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电台功率越大，这种现象更严重。为减轻这种现象，曾去苏联受过训练的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的75瓦降低至30瓦。然而，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上海与延安相距2000多公里，经过多种障碍和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收不到了。为解决这个矛盾，李白和涂作潮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零点和四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却悄悄起床，轻轻安好机器，静静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改成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零点一刻，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报互相传递，把两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白色恐怖中的革命伴侣

1938年4月，李白身边多了一位女助手，叫裘慧英。裘慧英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组织上让她和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她始终牢记李白的叮咛：“一旦被捕，绝不能使党的利益有丝毫损害，不能连累任何同志。”最初裘慧英对这种秘密战线“凡俗简单”的生活表示不满，准备重新回到激烈的工运当中去，结果被李白狠狠教育了一番。随后的日子里，裘慧英亲眼目睹了李白披肝沥胆、不避寒暑的勤奋与艰辛，大受感动和鼓舞。1940年秋，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真正的伴侣。

李白和裘慧英的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亭子间内。这家公司是李白与涂作潮合开的，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他们的机警，使得福声公司在“运营”期间，暂时没有受到敌伪的怀疑。涂作潮曾回忆：“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他工作起来什么也顾不得。”但在军警横行、捕房林立的大上海，要想隐蔽得天衣无缝并不容易。

◆ 1946年1月，李白全家照，图中婴儿为出生刚刚35天的李恒胜，怀抱婴儿的是李白妻子裘慧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1942年9月23日夜，日本宪兵搜查早已盯住的李白住所，当时发报机还是热的，敌人立即给李白夫妇带上了手铐。当晚就被押往日本宪兵队队部，宪兵反复端详李白的双手，狞笑道：“你是老资格了。”李白受尽酷刑。日本鬼子也不放过裘慧英，拿了块大铁板，压在裘慧英的腿部，铁板两头站着两个特务，逼她招供，腿骨几乎被压碎了。她忍着剧痛说：“叫我死了吧，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女特务说：“这么年轻的姑娘，不用打她了，叫她看看她丈夫受的刑，她就说实话了！”于是裘慧英被拖到了李白的房间。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脚后跟加到第五块砖的时候，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一滴落到地上。敌人咆哮道：“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他担心裘慧英受不起毒打，悄声对她说：“爱护朋友，牺牲自己。”这时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李白从敌人的刑讯中判断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敌人再逼问时，李白便说：“我的朋友是专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气急败坏，又用老虎钳拔他的手指甲，血流如注。为了维护党的“空中桥梁”，李白夫妇将生死置之度外，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

一个月后，敌人因为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释放了，还派了特务跟踪她。这期间，党组织曾寄给她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来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令人钦佩，希望你发扬这种精神。党组织的关怀，给了裘慧英巨大的鼓舞。她一边回厂做工，一边常到宪兵司令部去打听李白的下落。此时党组织也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工作。中共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许彦飞利用其特殊关系，先是将李白引渡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便进一步利用关系营救。李白在魔窟仍然坚持“私人商业电台”的口供，而当时上海滩也确有各种私设的商用电台，这个案子一时成了“无头案”。按规定，“无头案”满6个月而没有其他的证据就应释放。这样，终于让李白在囚禁了8个月后获释。地下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曾征求李白的意见：“是要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李白义无反顾地选择仍留在上海。

1943年5月，李白出狱后，仍处于严密监视下，他无法恢复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白夫妇在威海路、慕尔明路口设了一个小小的铺面——良友糖果店，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敌特横行的沦陷区，李白不但身心高度紧张，而且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当时他们三口之家吃饭、睡觉就在房间狭小的铺面里。然而，李白夫妇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以这个公开的糖果店为掩护，又干起了秘密工作。这个毫不起眼的糖果店，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又运作起来了。

◆李白烈士故居。

对李白这样一个可疑的人物，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特务在他店铺斜对面的一幢楼里，架起了望远镜，布置人马轮番监视。所幸李白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敌人并未从他这里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但特务们分析，李白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眼线，他的电台可能是国民党的商业电台。为此，特务们又打起了李白的主意，想利用他的发报技术，架起上海与重庆的联系渠道。

一天，一个叫姚苇的特务悄悄地来到了良友糖果店，开宗明义要李白重操旧业，为他们从事发报工作。躺在货架后面破躺椅上的李白，态度冷淡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姚苇并未气馁，他随即摊出了优裕的条件：“咱们给你丰厚的美金。”但李白毫不动心：“什么钱我也不要，反正我不干！”姚苇狠毒地说：“哼，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呀！姓李的，别把话说绝了。”裘慧英来送水，正好听见姚苇这句话，她不安地走出去。当时，由于李白出狱后一直处境危险，党组织就给李白夫妇准备好了船票，让他们离开上海。联络员曾告诉他们船票近几天就到。在特务登门的情况下，妻子裘慧英劝李白立即出走。李白说：“慧英，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走。与其离开上海，倒不如利用特务给的身份为我所用。咱们既要拿他的情报，还要利用他的电台发咱们的报！”于是李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这样，李白有了“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一方面为国民党和汪伪“服务”，一方面采用特殊频率和呼号，红色电波再次传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李白的老战友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李白出来了！李白出来了！”另一个老战友说：“可等着了，咱们整整等了一年。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重庆、南京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的重要内容，在李白的手指下跳跃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十人投降日方”、“渝方高级将领五十八名先后投敌”……李白利用这座电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汇报党在上海*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传递上海党的秘密组织收集到的日、蒋、汪及英、美、法等各方面的机密情报。一部小小的电台，像一支无形的庞大军队，扰得敌人坐立不安，而我党我军又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然而，由于敌伪内部的勾心斗角，这种半公开的无线电通讯方式并没有维持多久。李白夫妇与延安的联系已很困难。

舍命保护“空中桥梁”

李白的关系转到潘汉年领导的华中局情报部，化名李静安。1945年春，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李白夫妇暂时转移到浙江场口。而场口一带也战事吃紧，李白奉命离开场口，西撤淳安。他带了一部电台乘一艘交通船，溯富春江而上。船刚抵淳安，一群国民党兵就上船搜查，电台立即被搜出。敌人把枪口对准李白的胸膛逼问，李白镇定自若，从口袋里掏出当时的证件，但敌人仍然连推带搡地把他扣押起来。这是李白夫妇第二次被捕。幸亏李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交涉，翌日，李白夫妇脱离了虎口。不久，李白和裘慧英又转道江西，仍然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直到当年10月，他们才重新回到日本投降后的上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一封封“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经过李白之手，飞向了延安。

随着国共交锋的日趋激烈，情报工作显得愈加重要。然而这时国民党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地下工作环境更为艰难。从安全考虑，李白特地把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局势进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华东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字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当时，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开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稍过几分钟，那只小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起来，可是灯泡又熄灭了——李白的心猛然一沉：分区域停电！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李白知道敌人通过开关电源的方法在搜索目标。然而，他没有惧怕。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军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驾机起义的消息等等，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党中央。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电台的*刘人寿郑重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表示赞同，李白当即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11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预备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人派遣来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又一场巨大的灾难朝发报员兼译电员李白袭来。

1948年12月29日深夜，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三楼的小房子里还透出隐约的亮光。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此刻，他不清楚，早已侦知电台方位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已有人埋伏在其住所周围，正在挨家挨户搜查。

在外面望风的裘慧英发现了这一险情，急忙进来报信：“快藏好机器，敌人开始大搜查了！”听到这个消息，李白怔了一下，但他不顾险情，马上又埋头工作起来。站在一旁的裘慧英焦虑万分，但她清楚丈夫的性格。在敌人魔爪下生活了十多年，经历多次风险、备受敌人折磨的李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直到她看着丈夫发完最后几组密码，把撕碎的电文底稿扔到厕所里，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这时，敌人的脚步声逼近了，李白镇静地拆除了发报机，裘慧英赶紧帮着整理天线，掩蔽完毕，将孩子送到楼下的房间。要想脱离虎口显然是不可能了，中统特务叶丹秋带着一帮鹰犬已破门而入。他们破壁翻箱，严密搜查。不幸的是，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翻了出来，刚刚发完报的一些零部件还有丝丝的热气。敌人厉声逼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人修修收音机。”李白镇静自若地回答。但敌人并不放过。当他们从那堆零件里发现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鲜血从他的鼻孔中涌流出来，李白第三次被捕。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抓到了李白，匪特们把目光对准了裘慧英，企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然而经过长期地下斗争考验的裘慧英坚贞不屈，敌人软硬兼施，无计可施。于是，凶残的敌人竟把她和年幼的孩子一起抓进了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敌人对她进行折磨，还把她的孩子带去看李白受刑。这时，李白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孩子看见了就叫“爸爸”。敌人接着对李白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啦！”李白回答。敌人诱惑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出实情，供出同伙，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敌人见李白软硬不吃，就要裘慧英劝他。裘慧英说：“我没有要劝的话，要劝也是劝他别管我们母子的事！”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裘慧英和孩子释放了。

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敌人得不到一点口供，就对李白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连续逼供30多个小时，但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任何情况，舍命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保护了预备电台的工作人员，使这座“空中桥梁”一直没有中断，在关键时刻与党中央顺利通报，为上海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报务英雄的最后时刻

1949年3月，裘慧英带着孩子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探监，看到了李白。他的双脚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锁链，由难友搀扶着出来。裘慧英看见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如刀绞，肝肠痛裂，竟讲不出一句话。这时，孩子叫了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5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他爸爸内心的巨痛？裘慧英听着父子俩的对话，犹如万箭穿心，她和李白没顾得上讲几句话，就被拉了出来。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南京与杭州，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城内可听见隆隆炮声。被囚禁的李白和难友们格外兴奋。4月22日，李白被押到蓬莱路警察局。当天晚上，李白在经历了连续刑讯之后，偷偷给裘慧英写了一封家书。信的内容是：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罗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另带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自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李白别名）

四月二十二日晚

◆1959年，裘慧英与儿子李恒胜在虹桥公墓李白烈士墓前。

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有的是受尽折磨的无畏战士，对妻儿的深情嘱托和对未来生活的坚定信念。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和物品前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仍由两个难友搀扶着才能站稳。但他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他依依不舍地亲吻着爱子，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李白把送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们吃，鼓励大家，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哪知这是李白与亲人的最后一面。

1949年5月5日，蒋介石下达了对李白等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密令。5月7日，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亲率特务，将李白等12名中共党员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害。20天后上海解放，军管会和裘慧英找到烈士李白的遗体。1951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直接逮捕李白的中统特务叶丹秋死刑，其他落网罪犯也得到应有的下场。如今，上海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故居已辟为纪念馆，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之一。

敌我分明的冲锋陷阵固然浩荡无比，而隐蔽斗争的智勇深沉同样可歌可泣。正因为有了像李白这样一批忠心耿耿、机警顽强的孤胆英雄，革命的航船才在激流险滩中安渡无恙。报务英雄李白以无声的电波抒写壮丽人生，穿越长空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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