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另一面:玫瑰与海鸥的张力间的挣扎与向上

契诃夫的另一面:玫瑰与海鸥的张力间的挣扎与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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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7日《文汇报》”读书”版,刊发汤拥华书评《再见契诃夫》

左为顾春芳的《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2021年6月,右为童道明《我爱这篇土地:契诃夫评传》

契诃夫的传记很多,后来者已不大容易找到伸展的空间,但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的《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仍然称得上别具一格。这部传记语言热烈而华美,显出传记作者作为诗人的才情;有关契诃夫后期剧作的观点、材料皆见新意,依凭的是戏剧学者的见识和学养;这部制作考究的书还提供了大量新拍的照片,多方位展示了契诃夫旧居及花园的样貌,见出美学教授和美育工作者的情怀。25年来研究戏剧艺术和俄罗斯文学,她将这本精神传记视为稍后出版的戏剧专著《阐释契诃夫》的一个抒情前言。

特别的一个:区分新旧,又模糊地延伸

契诃夫(左,1860-1904)和高尔基(右,1868-1936)在1900年的合影

这次拜访让人再一次意识到,在中国人最熟悉的俄罗斯作家中,契诃夫是如此特别的一个。一方面,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的写作支撑了我们对农奴制废除前后俄罗斯社会的想象,他所再现的人和事具有强大的象征力量,早已成为区分新旧社会的界碑;但是另一方面,他所塑造的一批徘徊于新旧之间的人物,拖曳出越来越长的身影,至今影响着文学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契诃夫戏剧中的角色,仍然以戏剧的腔调对话,但行动的力量早已消融于反讽的潮水;而他小说中的角色,听凭本能的驱使,想要为自己创造故事,但是曾经属于他们的情节早已难乎为继。契诃夫作品的真正主题不是生活中的冲突而是生活本身,沉浸于那种生活就像是沉浸于水位不断下降的河流,直到最后一刻也是一成不变的。

花园与海鸥:美好世界与黄金时代的哀悼

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花园,种满了各种玫瑰

在《契诃夫的玫瑰》中,真实与虚构不仅形成再现关系,也构成微妙的影射,一部作品往往成为契诃夫人生的隐喻或预言。这本是契诃夫的传记作者共同注意的事实,契诃夫笔下的故事与他的亲身见闻往往高度重合,尤其一些故事关乎爱恨情仇,虚实暗合之处令人百感交集。但《契诃夫的玫瑰》更为关心的是那个联通过去与现在的花园。花园中有各种乔木与灌木,飞鸟与家禽,生气勃勃的近景与远景,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玫瑰。

在梅利霍沃,契诃夫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专供写作的小屋,据《契诃夫的玫瑰》描述,“这座小巧玲珑的木屋坐落在花园深处,只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小卧室,小屋被漆成浅蓝色,楼梯和门是红色的。小屋周围是浆果丛和小玫瑰花园,有一条小路通向苹果园。在春天苹果花和樱花盛开的时候,那里犹如一个童话世界。”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花园里种树栽花,而在写作的间隙,契诃夫会透过书房明亮的窗户外望,看到他心爱的苹果树和樱桃树一天天枝繁叶茂。

《契诃夫的玫瑰》相信,梅利霍沃的这座小木屋既是契诃夫的精神熔炉,又是俄罗斯现代戏剧的“小小摇篮”,正是在这里,契诃夫写下了影响深远的四幕剧《海鸥》。心怀演员梦的妮娜爱上了一个始乱终弃的中年文人,不久便遭到后者的始乱终弃,女儿也不幸夭折,就此跌入人生的谷底。但她不放弃自己的演员梦,不辞辛劳地奔波着演出。而她当初的追求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特里勃列夫,却深陷写作的危机之中,当旧情人重逢时,他意识到两人已不可能回到过去,毫无征兆地开枪自*。

《海鸥》在圣彼得堡演出惨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大获成功,此为《海鸥》海报

为什么会在这明媚的花园中写出如此悲伤的故事?在同为象征的花园与海鸥之间,存在何种隐秘的关联?《契诃夫的玫瑰》给出了层层递进的解说。它首先提醒我们,虽然花园总让人想起伊甸园,但是契诃夫的花园并不真的是童话,而更具牧歌气息,正如剧作《万尼亚舅舅》中主人公的感叹:“秋天的玫瑰——美丽的、悲哀的玫瑰!”在《万尼亚舅舅》中,契诃夫借剧中人物之口,赞美了富有屠格涅夫风味的带废墟的花园。那种“如画”(picturesque)的风景是青春与衰老的叠印,倘若说花园“是人类逃离历史的喧嚣和狂躁的庇护所,是人类对于美好彼岸世界的终极想象”,那么这种逃离与想象的背面,正是对无可挽回的黄金时代的悲悼。

其次,契诃夫没有屠格涅夫那般天生的贵族意识,对他而言,拥有花园是需要一生勤勉工作才能享受的奢侈。而当他终于置得产业,已是沉疴缠身的中年。他对花园的怜惜,某种程度上正如《樱桃园》中的女地主,只不过后者将樱桃园当作维持奢靡生活的资本,前者则在花园中寄托了“对大地的依恋和敬畏”,将其视为“大地上所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象征”。然而,家族的荣华、人生的盛景有时而尽,无论如何流连于“光华清朗的早春环境”,告别的日子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一些。

爱与自由:以一座花园来守护海鸥的回归

2020年契诃夫诞辰160周年,雅尔塔纪念雕像前,放满了鲜花

不宁唯是。《契诃夫的玫瑰》独具慧眼地写道,《海鸥》中的妮娜就是契诃夫笔下出走伊甸园的夏娃。的确,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被逐出甚至主动走出伊甸园的人,包括那些在爱情上欲求不满却又缺乏人格独立的条件、只能“跳来跳去”的女人。最令特里勃列夫痛苦的,是他的爱无法给妮娜以庇护,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平庸。玫瑰在园中按照花期开放和凋谢,辛勤的园丁可以“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海鸥依其本性选择漂泊,选择大海和礁石,旁观者情动于心,却只能怅然若失。契诃夫与好友列维坦曾在打猎时打死了一只美丽的鸟,鸟儿死亡时的景象令人心痛,《契诃夫的玫瑰》相信“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契诃夫的心中,也成为后来《海鸥》这出戏的戏核。”

倘若玫瑰与海鸥都是爱情关系的象征,那么在此关系中有多少不忍,就有多少无奈。契诃夫爱他的玫瑰,却没有理由阻止海鸥的飞翔;他忧惧于海鸥所要遭受的风雨,却没有理由将海鸥留在花园中;他情愿终生独守这花园,但他念兹在兹的,皆是海上的消息。

契诃夫与演员克尼佩尔,在1901年5月25日终于在莫斯科某教堂结婚,婚后依然分处两地

《契诃夫的玫瑰》一些章节的标题如“别了,苦涩的玫瑰”“不轻易送出的玫瑰”,提示了一些最终错过的因缘。错过有错过的道理,但是问心无愧不等于了无遗憾。正是这些遗憾的故事玫瑰般盛开于契诃夫的花园,既让他联通世界,又将他的小木屋层层保护起来。他仰慕那些全身心投入戏剧艺术的女性,却不喜欢她们深陷戏剧化的生活;但他同样也忍受不了朝夕相处的幸福,一想到有人每天对他用同样的腔调说同样的事情,就觉得要发疯。他告诉友人,自己会去做一个好丈夫,却不必日日与妻子相见。

作为一部传记,《契诃夫的玫瑰》以玫瑰与海鸥的变奏与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产生了一种隐秘的共鸣:他祝福所爱的女性成为光彩夺目的人,却又害怕她们真的成为这样的人;他热爱她们的独立精神,却常常为此感觉疲惫;他担心她们遭受苦难和悲伤,却也祈愿这苦难和悲伤让她们成长。他有时会显得苛刻,甚至过于严厉,他真诚地相信,幸福必须与道德结盟,《契诃夫的玫瑰》十分贴切地引用了小说《醋栗》中的话:“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和目标,那么,这个意义和目标就断然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

契诃夫有一种苦行僧式的气质,即便在孤独的小木屋中,他也永远衣装整洁,一丝不苟,仿佛随时准备接受来自更崇高者的质询。然而,他又太过善良,不能心安理得于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对于一个习惯了对整个人类心怀大爱的人来说,严苛的道德何尝不是一种逃避?

晚年契诃夫与仙鹤相伴

而作为今天的读者,《契诃夫的玫瑰》的作者相信,“人为幸福而生,犹如鸟儿为天空而飞翔。契诃夫的花园和文学记录着他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即便一切都要服从于比幸福更高的伟大事业,我们也可以说,最伟大的事业不过是由人类之爱构成。在那为天空而张开的翅膀与在枪声中陨落的小小身体之间,隐藏着契诃夫的期待、焦虑与无边无际的善良。与其说他在守护一座花园,毋宁说他是以一座花园来守护,他一直在等待那些海鸥般盘旋的人们回返,但即便她们不回返,身为作家的他,也没有责备她们的理由。这是在曾经的新世纪的黄昏中孕育的一种爱与宽容,我们的文学与人生至今受惠于它。

刊自2022年2月27日《文汇报》“读书”版,组稿编辑李念,原文标题为《再访契诃夫:所见是玫瑰与海鸥》,作者汤拥华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附文书评摘选两篇】

附一:

*“玫瑰”与“园丁”意象的意义

契诃夫为什么会一生酷爱玫瑰呢?我想,俄罗斯气候严酷,玫瑰看似娇弱,但其实却耐寒耐旱,其花缤纷灿烂,这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性格也与契诃夫颇为贴近:我们知道,契诃夫二十几岁便得了肺病,他身体羸弱,仅仅活了四十四岁。作为医生的他,清楚地知道,病菌侵蚀了他的身体。还有谁能像契诃夫那样懂得健康的价值和意义呢?契诃夫常年勤奋地工作,热衷于公益事业,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那支富有魔力的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往美的道路,一条通向健康的心灵世界的道路。

“园丁”的意象是这部传记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象。是对契诃夫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的提炼和总结。作者称契诃夫为“俄罗斯的园丁”,他一方面亲手培植花木,另一方面,“同时用思想和心灵培植文学世界的良知”。顾春芳写道:“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这个总结既是对契诃夫心灵世界的领悟,也是传记作者对于人生哲理与道德准则的领悟。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多么朴素却又宝贵的感悟!

“玫瑰”与“园丁”的意象共同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核心意象”,作者正是从这两个“核心意象”出发,来把握契诃夫生命历程与文学世界的本质特征的。一部好的艺术家传记,应该是一部为读者打开艺术家心灵世界的钥匙。这就要求传记作者不仅要了解艺术家的生命轨迹,同时要有能力对他的艺术创作活动进行整体的观照。更进一步说,一部好的艺术家传记,既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

关于契诃夫的传记作品有许多种,顾春芳教授的这部契诃夫评传在书信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契诃夫传记的框架,不同于我们此前读到的传记的叙事方式,而呈现出精神传记的总体特色和独特之处。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契诃夫评传,作者以“玫瑰”和“园丁”两个核心意象统摄契诃夫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带领读者走进契诃夫的心灵世界,开启一段观照艺术家生平创作的精神之旅。

*契诃夫情感世界:母亲、妻子、妹妹

这部契诃夫评传写得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于契诃夫情感世界的把握尤为独特。作者特别关注到契诃夫与母亲、妹妹以及恋人的关系,并以“玫瑰”的意象贯穿始终。

作者称母亲是契诃夫“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契诃夫的母亲勤劳而善良,虽然丈夫性格粗暴,但她却温柔慈悲,给予孩子们无尽的爱与温暖。契诃夫说,“我们的灵魂来自母亲”。

对于契诃夫的爱情,顾春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她怀着悲悯的情怀,为我们讲述了曾经与契诃夫碰撞出爱情火花的米齐诺娃悲剧性的命运。“别了,苦涩的玫瑰”——在书中,作者动情地讲述了契诃夫与米齐诺娃之间苦涩的恋情。米齐诺娃有着真挚单纯的心灵,却又养尊处优,不能自食其力。米齐诺娃的命运是与《海鸥》中的女主人公妮娜的命运重叠在一起的。“很有可能米齐诺娃是因为始终得不到契诃夫关于结婚的明确承诺而陷入痛苦与迷茫。为了忘却或摆脱契诃夫,迷茫的她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作者以准确的心理分析,把握住了米齐诺娃爱情悲剧的心理根源。

那么,契诃夫为什么又迟迟不给予她明确的答复和婚姻的承诺呢?童道明先生在《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中认同俄国学者格罗斯曼的观点,认为契诃夫当时还不想结婚,怕落入“幸福婚姻”的庸俗中去。顾春芳教授给出的解释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米齐诺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违背了契诃夫所认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那就是自食其力。”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童先生的解释侧重于契诃夫一方主观的原因,顾春芳教授强调的则是米齐诺娃一方客观的原因。难得的是,顾春芳教授对于米齐诺娃充满同情与悲悯,并没有为了维护契诃夫而贬低米齐诺娃,她的立场既是女性主义的,同时又是公正客观的。为读者解开了这段无果恋情的谜团。

作者把最后一个章节“玫瑰的守望与回忆”,留给了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称她是契诃夫“最忠实的玫瑰”。玛丽雅为了哥哥契诃夫抛弃了个人的婚姻幸福,终生未嫁,这种献身精神不禁令我们回忆起《万尼亚舅舅》中索尼雅在结尾处的那段感人的独白。

顾春芳在叙述契诃夫的生命历程时,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的幸福?通过对契诃夫生命轨迹的探寻,通过对契诃夫文学精神的思索,她在书的结尾处写道:“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他的本性要求他超越既定的命运,去追寻理想和自由。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原文刊自2021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光明悦读”版,标题为《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契诃夫评传》,作者彭涛,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系主任、教授,此处小标题为责编所加

疫情时期特别录制、伦敦西区2020年全新复排版契诃夫名作《万尼亚舅舅》

附二:

*普通人“看见”普通人

我想,契诃夫之所以能够温暖我们,能够在逝世一百多年之后,让那么多人为之倾心,并不是因为他的伟大,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平凡和普通。与19世纪俄罗斯其他大作家相比,甚至与我们现代人相比,契诃夫都太普通了。首先,他不像普希金或托尔斯泰一样出身贵族。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族才刚刚摆脱农奴的身份;他白手起家,32岁才结束四处租房的生活,以预付版税做首付,勉强过上了房奴的日子。其次,契诃夫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经常五六点钟就被父亲揪起来唱赞美诗,放学之后还要帮家里看杂货铺,整日疲累困盹,还免不了挨打。最后,他似乎一生都为钱所困,即使在成名之后,也绝不像现在的畅销书作者那么“豪”,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经常谈到没钱的困窘。本书作者将契诃夫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归因于他的经济窘迫。确实如此!正像衣食无忧的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语言总是十分考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是急就章式一样(为了尽快拿到版税还赎债),同样缺钱的契诃夫在语言上不能将就,就只能牺牲篇幅了。

正因为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分子,他才能够“看见”普通人真实的状态并将其活现于笔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农民勤劳、善良、虔诚,是美的化身;契诃夫笔下的农民高兴就大笑,不高兴就骂人打老婆,他们的行为往往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环境,他们并无绝对的善与恶。契诃夫的笔下既没有天使,也没有恶魔,有的只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比如在《村妇》中,贫穷的姑娘被母亲嫁给了商人的驼背儿子,姑娘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而去偷欢,她的丈夫呢每日酗酒,醉了就拿起手风琴拉出忧郁的曲调。在这个故事里,谁有错呢?都没有,但是不幸就这样发生了。契诃夫含着泪看着这些人,自始至终没有一丝评判,因为他知道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想好好活着而已。身处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而能不说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同样出身平民的高尔基,也未能免俗。

契诃夫对待人物的这种平等、客观和包容,或许受普希金的影响,这种优良传统又被20世纪俄罗斯第三浪潮侨民作家多甫拉托夫继承。多甫拉托夫认为,这种态度,“就像月亮一样,它既为强盗,也为被害人照亮道路”。

*自然之子

如果说爱是一种能量的话,契诃夫的这种能量应该是大自然赋予的。在《契诃夫的玫瑰》中,作者以契诃夫对自然的爱为主线,勾勒出他的人生。

俄罗斯作家中,很多人都热爱大自然,但契诃夫与他们的不同在于:别的作家在公共的森林或花园中散步,而契诃夫是在自己亲手栽种的树林中,或自己一手规划、精心侍弄的花园中散步。而这些树,这些花,就像契诃夫的孩子一样,他不需要天天说多么爱它们,他的爱已经在了。有了这种爱,他再走到大自然的森林中,就能很快融入进去,就像孩子投进母亲的怀抱一样。

说到亲自耕种,许多人会想到晚年的托尔斯泰。有一幅著名的画,画的就是托尔斯泰躬身耕种的背影,那背影多少有点悲壮。托翁的耕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式的耕种。是旗帜或号角。确切地说,他耕的不是地,他耕的是主义。托尔斯泰和那块地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契诃夫不,他耕地的时候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在耕地,他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植物准备适宜生长的土壤,就像母亲在给孩子准备舒适的床铺。在大自然中挥汗如雨,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他对大自然是一种天然的、发自内心的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总忍不住想看一眼,再看一眼。而上面提到的契诃夫对人的爱,不过是对大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的延续罢了。

*有爱有担当

契诃夫对人的深沉的爱,也让他在做事的时候非常有担当。是的,在这方面,鲜有人能出其右。契诃夫16岁的时候,父亲为了躲债,举家逃往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他一边上学,一边尝试写作,一边做家教挣钱,还寄钱给莫斯科的家人——相当于一个高中生,除了自立,还要在“安阳”打工,供一家七口在“北京”消费。就是这样的养家重担,他毫无怨言地挑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契诃夫一直称自己首先是一名医生,其次才是作家。1893年,当霍乱蔓延到梅利霍沃村的时候,他主动扛起了抗疫重任。在一次给哥哥的信里,他写道:“早晨。接待病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了686名。寒冷、潮湿、囊空如洗。”这让我脑海中浮现出瘫在椅子上的医护人员形象。也许只有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契诃夫当年的勇气和担当。除了看病,他还参与赈灾、收养孤儿、资助贫民、办学校、推行教育、关心社会改革。是的,对于典型的实干派来说,责任不是在报纸上呼吁要体恤人民,或者大谈什么学说和主义,而是JUST DO IT。

他的担当,完全是出于爱。他爱家人,爱社会,爱自己满目疮痍的祖国。在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的有些行为,就像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是海滩上不断把冲上岸的小鱼扔进海里的小男孩,因为在他看来,“每一条鱼”都值得救。

契诃夫的魅力是永恒的,我们愿意永恒着他的永恒。

契诃夫说:“如果每个人在自己那块小小的土地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那我们的大地会是多么美丽啊!”我愿撷一支契诃夫的玫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原文刊自2021年12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葛灿红,原文标题《契诃夫的“玫瑰”,不带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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