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江陵焚书一事，常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学者多着重分析梁元帝烧书之数量及其影响，或寄予深厚的现实感慨，但对于相关文献中的具体细节往往直接信从而不加考辨。下文简要论之，以抛砖引玉。
被认为是梁元帝焚书的隐秘细节最早见于庾信《哀江南赋》之“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斫柱”句，（《周书》卷41《庾信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741页）《南史·梁本纪下》曾有梁元帝在江陵不守之时焚古今图书并拔剑击阖之记载，（《南史》卷8《梁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45页）似可与庾信此二句相对应。又《周书·庾信传》载其“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周书》卷41《庾信传》，第734页）庾信曾仕梁，又对乡关多怀故情，其赋想必颇有依据，但这两句毕竟具体指向未明，似也可作别解，（如龙文在此句中未必指宝剑，后世理解或因《南史》记载而产生误解。庾信《夜听捣衣》诗中还有“龙文镂剪刀，凤翼缠篸管”句，见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62页）《南史》亦有后来附会之可能，如此则不足作为梁元帝确行过焚书事的主要证据。周文帝之子滕王逌为《庾信集》所作序中曾回忆庾信“昔在扬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军火，一字无遗”，（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第66页）言庾信文集毁于江陵战火中，庾信在答谢滕王赠序之文中写道“江陵百六，几从士垄。至如残编落简，并入尘埃；赤轴青箱，多从灰烬”，（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第555页）但二人都未明言梁元帝是否是江陵战火毁书的始作俑者。庾信彼时滞留北方，虽知文集在战乱中之散亡，但却不知其具体过程。
梁元帝亲行焚书事的强有力证据见于颜之推《观我生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一句，其自注曰“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22页）感叹梁元帝聚书十余万之功和因兵败而焚书对文明造成的毁灭之过，是为梁元帝曾实施焚书的最可信描述，颜之推曾在元帝时“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第617页）为其身边之人，曾在《颜氏家训》中提到过与元帝交往的细节，（如《颜氏家训·勉学篇》载：“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达者哉？”见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197页）也亲眼见证了江陵被攻破，其自注当有所据。因此，梁元帝应确实曾行过焚书事，但具体细节则语焉不详。
南朝画像砖
关于梁元帝焚书细节的补充首见于《隋书·牛弘传》，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并言古今书厄，以期搜索异本，恢复文化，其中有“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一句，（《隋书》卷49《牛弘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9页）提及梁元帝在平侯景之后获得了文德殿之书和公私典籍，并点出梁元帝焚书是在周军破城之际，地点是外城，虽然得到抢救，但保存下来的最多也就一两成。《隋书·经籍志》小序言：“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7页）大体承袭牛弘之说，但未言尚有保存下来的书籍。牛弘上书距元帝焚书事不到三十年，也曾与颜之推共同仕隋，由梁经历北齐、北周而最终入隋的文士不在少数，因而牛弘对梁元帝焚书事有所了解亦在情理之中。
唐人张彦远著《法书要录》中有《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称“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中华书局，2021年，第205页）言于谨、普六茹忠抢救下四千卷书籍回到长安，这是关于梁室藏书抢救者和救得具体卷数的重要材料。然《周书·于谨传》载其克江陵并*死元帝后，“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轝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周书》卷15《于谨传》，第248页）只提到他对珍宝、人口的搜刮，及之后皆献给宇文泰的无私之举，但未提及梁元帝焚书或于谨参与抢救书籍一事。普六茹忠即为杨忠，其于“魏恭帝初，赐姓普六如氏”，（《周书》卷19《杨忠传》，第317页）在克江陵之后继续镇守镶城并负责讨伐沔曲诸蛮，其本传未提及梁元帝焚书及抢救图书事，甚至他本人也未在战后直接回到长安，因而《法书要录》中的记载大概是为附会牛弘之说，因而采择参与伐梁战事的两位主要将领姓名，将其视为梁室藏书归于北周的功臣。
《南史·梁本纪下》则载：
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给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襃谋之，答仁请入不得，呕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襃出质请降。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乘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南史》卷8《梁本纪下》，第245页）
《南史》补充了元帝出城投降时挥剑击门并表达懊悔的具体细节，此皆目下诸书无载。
按《南史》撰者李延寿曾读过元帝自撰之《金楼子》，《南史·元徐妃传》曰：“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南史》卷12《元徐妃传》，第342页）《南史·周弘正传》更是直引《金楼子》：“元帝尝著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南史》卷34《周弘正传》，第899页）也在《元帝纪》末将《金楼子》十卷收入元帝著作书目之中。（《南史》卷8《梁本纪下》，第246页）《金楼子·聚书篇》末言：“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以来，得书八万卷。”（萧绎撰，陈清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南史》所谓焚书十余万卷的数字当是将克平侯景后所得书与《金楼子》中其自言的聚书数目相加而得。
然而，关于焚书细节最完整全面的描绘见于《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条：
帝入东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资治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5121页）
历代论及江陵焚书事者，往往对此加以引用，对比前出诸说，《通鉴》记载焚书地点在东阁竹殿，焚书数量为十四万，具体操作其事的是舍人高善宝，梁元帝甚至有与书同焚的打算，只是为左右制止，而在此之后他拔剑斩殿内柱，使得宝剑中断，在此时他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通鉴》对焚书场景的细节刻画丰富而生动，前后连贯，因而为后人所信从，然观其文字，除本事与正史略合，其他细节未见于正史，《通鉴考异》写道：“隋经籍志云焚七万卷，南史云十余万卷。按周僧辩所送建康书已八万卷，并江陵旧书，岂止七万卷乎！今从典略。”（《资治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第5121页）可见其关于十四万卷的记载是选择了《典略》的说法。
其实本段全部内容也都是来自于丘悦所作《三国典略》，按《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曰：
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太平御览》卷619《学部一三·焚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2781页）
可见《通鉴》只是对《三国典略》文字进行了一定改动，但具体细节全部承袭。
《三国典略》为活动于武则天及唐中宗、睿宗朝的文人丘悦所作，《旧唐书·文苑传》载其事迹较为简略：“丘悦者，河南陆浑人也。亦有学业。景龙中，为相王府掾，与文学韦利器、典签裴耀卿俱为王府直学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于时。”（《旧唐书》卷190中《丘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15页）可见其书颇为流行，玄宗朝成书的类书《初学记》已对其进行引用，其记载为《通鉴》所承袭也可以理解。丘悦为正六品上之相王府掾前，尝为汾州司户参军、弘文馆直学士等，《崇文总目》编年类载：“《三国典略》三十卷，唐汾州司户参军丘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后周，而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遗，自二十一以下卷阙。”（王尧臣等撰，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宋代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38页）根据现存《三国典略》佚文来看，《崇文总目》概括较为精确。其以北朝为正统甚明，因而言萧绎为“梁王”而非“帝”，《通鉴》则在称谓上进行了改动。《新唐书·员半千传》云：“迁司宾寺主簿。稍与丘悦、王勮、石抱忠同为弘文馆直学士。”（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62页）事在武则天证圣元年，丘悦曾为弘文馆学士，当方便接触各类典籍，或许从某书中曾见到过关于梁元帝焚书场景的记述也未可知。
然而《三国典略》提到的舍人高善宝则颇值得怀疑，其人《梁书》无载，见于《南史·朱异传》：
及贼至板桥，使前寿州司马徐思玉先至求见于上，上召问之，思玉绐称反贼，请初闲陈事。上将屛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伪难测，安可使其独在殿上。”时异侍坐，乃曰：“徐思玉岂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宝曰：“思玉已将临贺入北，讵可轻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贼启，异大惭。（《南史》卷62《朱异传》，第1517-1518页）
此事发生在侯景即将进逼建康前，而高善宝实为服侍于梁武帝之侧的舍人，虽江陵城破距此不过数年，但高善宝竟然不仅能成功从建康之难中存活，继续投靠元帝，先后成为武帝和元帝的舍人，不仅亲身参与了台城保卫战，还作为江陵焚书的具体实施者出现，这确实过于巧合了。而这并不是高善宝唯一一次见载于《三国典略》，《太平御览》卷三二〇《兵部五一》提到高善宝在侯景纵火于大司马门时，以私金募人出门救火，似乎在台城守卫战中立有不少功勋。（《太平御览》卷320《兵部五一·拒守下》，第1473页）然而《三国典略》载其身份为“后阁舍人”，此官职《梁书》无载，仅见于《南史》，实为南齐之官职，而无关于梁。
关于“文武之道”，其本指周文王、武王、周公所代表之周道，至孔子时发展为先王之道，即文武并用、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星：《由文武之道到文武之政、文武之教——儒家治理之道的现代意义》，载《宗教与哲学》第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南史·梁本纪下》载元帝：“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南史》卷8《梁本纪下》，第243页）可见梁元帝本人也是推崇并实践文武并用、允文允武之道的，在《金楼子·立言篇上》中他先说：“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萧绎撰，陈清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611页）显然有继承周、孔之当仁不让意识，下文又感叹“文武二途，并得俦匹”，（萧绎撰，陈清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622页）自周、孔、太史公以来文武之道的传承，他是视之为个人使命的。由此其在事败后作出焚书与毁剑之举，并发出“文武之道，今夜穷矣”这样与其行为相对应的颇具象征意义的感叹，显然合乎逻辑且更令人印象深刻。而李延寿曾读过《金楼子》，对于梁元帝的志向也很熟悉，因而载入其“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之自况，丘悦《三国典略》则可能在《南史》基础上进行了又一次渲染。
或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丘悦《三国典略》关于梁元帝焚书的描绘，可能是在《南史》所提供的包括“焚书”“拔剑”“感叹”等记载的基础上，对焚书的细节展开了想象和构拟，如化《南史》之梁元帝拔剑击阖改为更为激烈的“以宝剑斫柱令折”，或是直接因《哀江南赋》“龙文斫柱”句而生发出联想，以及将《南史》中少见的载有名姓的舍人高善宝采纳作为焚书的具体实施者。由于其构拟具备生动丰富的过程、极具画面感的场景和极具感染力的“文武之道，今夜穷矣”等语句，因而得以传扬，并最终为《通鉴》所采纳，成为江陵焚书情节的“权威版本”。
除此例之外，还可以看到《三国典略》对《南史》另一“焚书故事”的承袭，按《南史·侯景传》：
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南史》卷80《侯景传》，第1999-2000页）
似乎早在台城不守时，太子萧纲已先行过焚书之事，将其全部藏书烧为灰烬，而《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所载与《南史》几乎完全相同，二者或出于同源，或是《典略》沿袭《南史》之记载。
张彦远《法书要录》则在对《三国典略》进行承袭的基础上，又对《隋书》《南史》等材料中的记载进行了合并：
平侯景后，王僧辩搜括，并送江陵。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合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第205页）
其“萧世诚遂至于此”之语取自《南史》，而“文武之道，今夜穷乎”等相关细节显然又是承自《三国典略》，而周将于谨在江陵抢救下四千卷书等细节又是为了照应《隋书·牛弘传》中尚有部分典籍得以幸存的论述，前文已具论。
综上，关于江陵焚书的记载较早见于以颜之推为代表的曾亲历过江陵城破的文人留下的诗赋，而关于焚书的场景和具体细节，是在隋唐之时开始不断被提起，并不断层累而被描绘得更加具体。从梁简文帝和元帝的相继焚书来看，这些藏书被他们视为私有之财产，自然有权处置，因而并不会联想到其与文化传承之间的联系，今人对他们行焚书事而导致文化破坏进行的批判，却反倒是一种后见之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