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宁波柴桥镇东山门，舞岭门脚下。1955年春到1957年夏，我在家乡山门小学完成小学学业。
我老家所处的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一条芦河在屋前过，屋后是南山、东山，山不高，被竹林、松林覆盖，看上去郁郁葱葱。翻过一道山梁，就可以见到海滩，一条峡湾，对岸就是大榭岛，这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长大以后，走遍江南水乡，总觉得我家的小山村最美。
三年时间，在我近80年的人生中是短暂的，但故乡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故乡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淳朴，他们的追求，他们经历的苦难，随着我年龄增大而更能理解他们。我选取其中四位人物，一窥上世纪五十年代宁波小乡村的风土人情。
宁波柴桥镇风光。图片来源：美好柴桥微信公众号
班主任张资平
1955年过完春节，我母亲带我们兄妹回老家，只留我父亲一人在上海工作。为什么要回乡去？后来才知道：为了节省开支，省出钱来买房子。回老家后，我就入学山门小学。山门小学离我家只有500米，过一个小桥就到。我不知道山门小学的办学历史，只知道我父亲也在这所小学毕业。
山门小学正门原有口小池塘，池塘清澈见底，泉水嘟嘟往上冒，再旱也不会干涸，夏天口渴时直接喝，有淡淡的甜味。进入校门，两侧各有一座小花园。学校是长条形，中间小礼堂，两厢六间教室。我进山门小学读四年级，教室外有架老紫藤。开学不久，紫藤就开花了，一嘟噜一嘟噜垂挂着，蜜蜂围着花串嗡嗡叫着，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的花这么美。长大后，我对山门小学的思念总是和紫藤相连，看到紫藤就回忆起我的小学生活。
从读四年级开始到毕业，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就是张资平老师。当着面，我们喊他“平老师”，因为学校有好几名张姓老师，背地里却戏称他“沌饭瓶”。当时，平老师30来岁，瘦高个，长长的脸，理一个平顶头，头部看上去像农村煨汤的瓦罐。当时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极怕他，他一踏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一声不吭，虎着脸，喧闹的教室顿时安静下来，同学们立马回自己座位乖乖坐好。
入学不久，我就挨了他的下马威。那天开班会，平老师提出全班开展跳绳、踢毽子比赛，男女各组一队，赢的一方可以免做一个月的班级清扫，由输的一方代劳。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跳绳、踢毽子都是女生强项，男生哪比得过？于是，男生高喊：“不公平！不公平！”突然间，平老师沉下脸来，横视全班，严厉问：“谁说不公平？站起来！”我乖乖站起来，他大喝一声：“出去！”我只好走出教室，在门外立壁角。立壁角，这是老师对学生最严厉的处罚了。我从进小学开始，从来都是好学生，哪受过如此责罚？而且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顿时，眼泪刷刷往下掉。班会结束，平老师推门而出，眼睛都不看我一眼就回办公室去了。男同学们一拥而上安慰我：“‘沌饭瓶’就这副模样，别理他！”
从此，我确实不敢惹平老师，见到他总毕恭毕敬的，也远远地躲着他。但平老师似乎也没把这事往心里去，还数次在语文课上表扬我作文写得好，到期末，我还被评上校三好学生。平老师上语文课，教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领我们读课本里的古代诗词，用的是传统的“唱诗”法，抑扬顿挫的音调，集体朗读时活像庙里小和尚念经，我至今还会唱诗。再就是他板书一手好字，标准的柳公权体，在山门小学几年，我写字一直模仿他。
这一年暑假，我偶然去了次学校，正好遇上平老师，他喊住我：“来，帮我做件事。”学生被老师叫上帮忙，是很荣耀的事，我立马兴奋起来。原来平老师住的宿舍上面漏水，他自己和些水泥，上屋顶补漏。水泥用完一桶，吊下来让我装满再吊一桶上去，这样干了近2个小时才算完工。他浑身是汗，我也满头大汗。平老师领我进他宿舍，给我条毛巾擦擦汗，还给我几块饼干吃。平老师的宿舍很简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张板凳上搁着一只小木箱。唯有两大箱子书特别醒目。书架很旧，已被书压弯了，斜靠墙壁撑着。书架上有小说集、诗歌集，有些是外国的，看作者名字猜到的，但也不知道是哪国的。有本书还记得是《三言两拍》，因为书名怪怪的，心中窃笑，这也能成本书？我听人说起，平老师也不过小学毕业，从18岁起就在山门小学教书，完全靠刻苦自学才提高水平。看到他宿舍里满满两架子书，我相信这一点。平老师看我在上上下下打量架子上的书，就从里边抽出一本《水浒传》给我，书已很旧了，却让我喜出望外。过去在上海小人书摊借过，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现在有机会读全本，当然高兴。
毕竟，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读《水浒传》很吃力，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梁山108条好汉中，我最神往的是公孙胜。可能我个子瘦小，熊腰虎背的武松、鲁智深之类的好汉，我学不了，而公孙胜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宝剑往空中一指，就有天兵天马从天而降。于是，我自制一把竹剑，爬到东山顶上，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拿竹剑往空中一指，“疾”！但四周纹丝不动，该刮风还刮风，该下雨还下雨，不见天兵天马。我觉得一定是我口中念念有词的词念错了。于是，跑到庙里去听和尚们怎么念经的，但什么也听不懂。没有学会公孙胜的口中念念有词，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大沮丧。
两年寒暑假，平老师借给我好几本书，记得有《聊斋志异》，不喜欢，小时候我本就怕鬼，讲鬼故事让我害怕。《西游记》也读过，崇拜孙悟空，砍根树枝在山头上挥舞过好半天，但前半部还喜欢，后半部就读不下去。上山时看到老樟树，害怕树洞里窜出妖精来，下河中害怕涌出巨蟒。还读过一本诗集，看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句，心里嘲笑：“什么诗人，冬天过了不就是春天吗，这还成名诗了？”于是胡言：“春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五年级过了，六年级还会远吗？”
其实，当时我和许多乡村人一样，并不喜欢春天。“烟雨江南”，那是诗人笔下的浪漫。现实却是很无奈的，春天一到，当时农村青黄不接，家家都愁缺粮，农事又忙，起早摸黑在田头，我们小孩看着接连多日蒙蒙细雨，没法出门去玩，只好闷在家里，很无趣的。到六年级寒假，我从平老师那里借了最后一本书，还是《水浒传》。过了一年半，《水浒传》基本能读懂。我不再喜欢公孙胜，对浪子燕青情有独钟。我记住了《水浒传》基本情节，在小伙伴集聚时，给他们讲《水浒传》故事，讲的时候手舞足蹈，有时还胡编乱造，听得那些小屁孩如痴如醉，在山门小学，名噪一时。
很快，我小学毕业了，成绩优秀，被保送进柴桥中学，山门小学仅我一人。我去见平老师，平老师一句祝贺话都没有，只狠狠扔出一句：“山门小学水平很低，去中学要加倍努力。”这是平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但后来让我明白这是实在话。我以优秀成绩保送进中学，但开学不久就发现，在新的学校，我在班里只有中等水平。
这次告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平老师，也无法再见到他。暑假不久，我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不能再教书，遣送回乡了。我当时不明白右派分子是什么，更不明白好好的老师为什么要让他回乡种田去？后来才有同学告诉我，平老师恃才傲物，经常顶撞领导，批评山门小学领导没水平。
我始终怀念平老师，怀念他的敬业执着，实话实说。我第一次在课外读了那么多书，并且喜欢上了阅读，那是他的引领。
儿时玩伴文信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正因为村子小，村里唯一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是李文信。那时我10岁，他11岁。当我从上海回老家读书，两人一见如故，立马就疯玩在一起。
那时我爱上他家去玩，他的家紧挨小河，四间瓦房一字排开，屋前是小园子，屋后一片小竹林，整个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连厨房、柴间、茅房都很干净，不像一般农舍满堂鸡屎狗粪，满地稻草破烂。捉迷藏，滚铁环，斗铜钱，我俩满屋子乱跳乱叫乱笑。但那时我绝对不喜欢文信的妈妈，甚至有点愤恨，因为每当我俩玩在兴头上她从外面回来，就朝着文信大声呵斥：“文信，你拎拎清，人家每月有钱从上海寄来，我们家一分一厘都靠自己做出来。”我们的游玩立刻戛然而止，文信脸上的笑容立马收敛，默默去挑水或者去菜园，而我只好悻悻回家。母亲见我满脸不高兴回来，总是叮嘱我：“你少跟文信疯，他们家还要靠文信来做田里活。”
别看文信家一排窗明几净的房子，他们家当时可能是全村最贫苦的一家。他家一共8口人，文信的爷爷长期卧病在床，直到他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一面。他祖母小脚婆婆，矮矮小小，一直在屋里伺候着。文信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两个弟弟一直病病歪歪的，不知是什么病，也没钱去治。要撑起这么大的家，文信家里真正的劳动力只有他父亲一人。他母亲里里外外操持，而文信，11岁的孩子就不得不开始帮衬父亲维持全家生计。当年，我和文信玩，实在看不出他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让我羡慕的，是他头颈上套着的一只银环，听说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只给长子长孙戴的。可在他祖父病逝没几天，我突然发现文信颈上的银环不见了，问他，他低头不语，后来母亲告诉我：卖掉了，给他祖父买套新衣服陪葬了。
文信和他一家有过一次让我羡慕不已的高光时刻。1955年秋的一个早晨，林子里突然敲锣打鼓，伴随着一声声欢叫声：“红光合作社向国家交爱国粮咯！”红光合作社就是我们村子的合作社，交爱国粮就是交公粮，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价格出售给粮管所，这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全村子人都挤到河边去看热闹。村子的河埠头集结着十来只船，每只船装着十来只麻袋。我看到文信就坐在一只船的船头上，他父亲站在船尾拿着船艪。父子俩迎着秋日的晨阳，满脸红光。我兴奋不已，真的想跳到船上去。突然间，听说乡长来了。那名乡长站在河埠头上，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只见他高举右手，大喊一声：“开船！”，锣鼓再次吹打起来，所有船都轻轻摇起艪，然后排成一字长阵，迎着晨阳，缓缓驶过小石桥。我想着，如果我坐在船头，那该有多豪气。可惜，我只能呆呆地目送船队。不能当合作社的社员，不能坐船去镇上交公粮，心里不知有多失落。但这个失落感过不久就消失了，送完公粮后不到一两个月，村子里吵吵嚷嚷起来，说加入合作社的人家都断粮，要饿肚子了。不久我去文信家，看到他们盛在碗里的饭，一大半是番薯干，米饭很少。在少儿时代，番薯干是我最不想吃的，又干又涩，咽不下去。
我和文信真正痛痛快快玩在一起是1955年的暑假那段日子。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相约上山去砍柴，所谓砍柴，山上其实并没有硬树枝可砍，只能割茅草，砍柴很累，很花时间。文信是一把砍柴好手，只听“唰唰唰”，手上就一大把。我这个砍柴新手，还没割几把草，手上已被茅草划破几个口子，血淋嗒滴，文信手把手教我，他割完自己一担，还得帮我割一会。砍好柴，先摊在山坡上晒，下午才打捆挑回家。砍完柴的一小时里,我们满山坡找野果子吃，野草莓最好吃，但极少，还有鸟籽果(不知学名)，牛舌草，野玫瑰籽，嘴上红的、黑的、青的，然后回家吃中饭。午饭后去钓虾或者拎上一只小桶，奔到海滩上抓小鱼小虾小蟹，尤其小蟹，爬得满地都是。
无论砍柴、钓虾、捉蟹，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无小补，我母亲很高兴，一个暑假下来，柴草堆了半间柴间，满屋子飘着柴草香。但对我来说，那主要是玩乐，是我一生中最轻松、快活的时光。而这些事对文信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他家全年的柴草就靠他砍来，小鱼小虾小蟹是他家唯一的荤腥。否则，全家就只有一碗咸菜汤。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开学了，我五年级，文信六年级。只有星期天，我俩还能玩一会。很快，文信小学毕业，他没有再去读初中，起早摸黑忙农活去了。我家离他家只有几分钟的路，但我很少能见到他，更不用说一起玩乐了。那时他才12岁，早早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俩最后一次玩在一起是晚春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春雨绵绵，干不了什么农活，那天他戴着大斗笠，大声喊着去钓鱼，我喜出望外，他脸上也挂满笑容。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做好，我们直奔河边，正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节，我们小河里没见过鳜鱼，但鲫鱼多多，不一会，我们都钓上好几条，兴奋异常。突然间，我的鱼标急剧下沉，钓上一看，竟是条红尾鲤鱼，一斤来重，我可从来没钓到过如此大的鱼。到了岸上鲤鱼还活蹦乱跳，我摔了几下，把鱼砸晕了，拖着鱼，飞奔回家，再回到河边继续钓，但愿还会有新收获。突然间，文信的鱼标也像我一样急剧下沉，他钓上的同样是鲤鱼，比我的还大。我大呼小叫着：“快拿回去，晚上全家大吃一顿了。”然而，出乎我意料，他却默默地把鱼放到水里。“你要做什么?”我不解地问。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养的鱼，不能拿回去。”我环顾四周，对他说：“没人会看见。”他摇摇头，摘下鱼嘴上的鱼钩，鱼儿一摇尾巴，瞬间不见踪影。那天晚上，面对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我一口未吃，感觉做亏了事，心里堵得慌。
过了数月，我小学毕业寄宿在舅舅家读初中。此后数十年，再未见到我儿时玩伴文信。2004年冬，我任教的复旦大学和《宁波日报》合作做项目，我到宁波出差。傍晚时分，我请在宁波部队工作的学生开了车去我老家，接上文信，再到柴桥镇上请他吃饭。文信依稀还是当年模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吃饭时，我特地点了一盘松鼠鲤鱼，是不是对当年亏心事表示歉意，我也说不明白。只是看到他舒坦地喝了酒，吃着鱼，我也舒坦了。
表姐吴文英
吴文英是我姨妈的大女儿，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住在柴桥后所村。听我母亲说，他们家祖上是读书人家，中过举人，从文英家的房子可以看出当年举人家风采。不要说在后所，即使在柴桥一带也很难有此气魄：独门独院，两层楼房，五间卧室，前天井，后院子。屋里一色的木地板，过道铺的全是石板。我小时候去她家玩，不慎摔倒，重重跌在石板上，眉头血喷，后来用一把老虎骨头粉才堵住，眉头上至今还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但她家的成份是贫农，因为到她父亲辈上，家里只有山地，没有水田。文英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夫叫吴雅顺，是柴桥一带的老村长，从1953年开始，直到1983年，断断续续当了30年村长，是年年的乡县劳模。2014年，我重访后所村，到村委休息，新的村支书还对吴村长赞不绝口。
我和文英见面不多，记忆深刻的就三次。一次是1955年春上，那时我刚戴上红领巾，很是神气。文英来我家，看到我戴着红领巾放学回家，立马把我叫到后厢房，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知道红领巾是什么吗?”
她毕竟比我大，还知道她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心存敬畏，我喃喃地回答“红领巾嘛就是红领巾，还有什么?”
“你记住了”，她一脸严肃，一字一顿地训导我：“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五星红旗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戴上红领巾，就要继承先烈们遗志，把红旗插遍全世界。”这话说得我心里直哆嗦，我摸摸胸前的红领巾，不敢问，也不敢回嘴，只好愣愣地看着她。
第二次见到文英是两年后，1957年春，她带着一名穿着军便装的男青年来我家，她和我母亲在里屋说话，时不时传来朗朗笑声。那名男青年试着和我交谈，他说一口的四川话，我似懂非懂，只听到说他是铁道兵。过会，文英从里屋出来，指着那名男青年说：“这是你未来的姐夫。”还没等我回过神，她拉起男青年的手，在一连串笑声中走出我们家。文英走后，母亲告诉我，这名男青年是文英的男朋友，在后所一带修公路时认识的，是自由恋爱，过些日子要结婚了。
听说，他们的婚礼在1957年夏天举办的，那时我刚好在上海。
我第三次见到文英是在上海，1961年春。才过几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当年她圆滚滚的脸红扑扑的，灵动的双眼，两只羊角辫，浑身上下是涌动的青春。那次见到她，一脸憔悴，和我母亲说着什么，脸上还泪痕未干。见着我，只是起起身，不想和我说什么。过两天一早，文英走了。
“文英做什么去?”我问母亲。
“去找她男人了。”我母亲长叹一声。
“发生了什么?”
“两人吵架了。文英把她男人打跑了。”
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文英男人在边远地区修铁路，生活很艰苦，又想念妻儿，趁春节探亲回来就不想再回铁道部队，只想留在后所当个农民。母亲告诉我：“文英的男人待文英真好，而且样样都会干，也吃得起苦，你的姨妈、姨夫很喜欢他，都想让他留下来，但文英绝对不答应，非让他回铁道部队去。”最后，文英写信到部队，部队派人把她男人带走了。她的男人一去半年，杳无音讯，文英就去部队找他。
待文英走后，我母亲才原原本本道出原委。照我母亲说法，“文英心气高”，一心要走出农村，像我母亲那样做个城里人。文英选那名铁道兵做丈夫，满心希望她的男人退伍或转业以后，可以落户城市，做个工人，每月有固定工资，实现她的梦想。谁知她的男人选择回农村，只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这使文英“嫁个好男人，做个城里人”的梦想破灭。
在我家乡，做个城里人，吃商品粮，有固定工资收入，几乎是所有女孩的梦，“读书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当时女孩能读到小学毕业就很了不起，嫁个好男人是做个城里人唯一的途径。文英想走的就是这条路。
几年后，文英和她丈夫正式离了婚，一直在娘家生活。
文英赌上青春赌未来，奋力一搏，只想做个城里人，却无法跨越城乡之间那道鸿沟。
表哥钟家珍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柴桥中学读初中。当时我们全家都迁回上海了，我父亲认为保送读初中不易，让我一个人回老家读书，寄养在舅舅家。
舅舅家在当地是殷实人家，实在源于外公和他都是一把种田好手。我舅舅家叫钟家堍，与柴桥镇隔河相望，走水路只需摇半小时的船。外公种菜供应镇上，渐渐有了钱，盖起六角楼房。这楼房推窗可见含黛青山，推门不远是芦河，真是好山好水好屋。外公还置了一些田，成为周边村庄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据我母亲说法，如果解放后划成分，舅舅家不是地主，起码划为富农。奇葩的是1948年春节，我舅舅外出赌博，一夜输掉10亩田，当时外公要和他拼命。但土改划成分，按人口、田亩算，舅舅家只评上个“上中农”，还算是在人民内部。即使“上中农”，在当地也是“成分高”的，处处受气，我亲身经历。我到舅舅家不久，我的表姐，舅舅二女儿，出嫁到邻村。我参加去送嫁，大伙抬着嫁妆，披红戴绿，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但到了夫家村口，本应该夫家人到村口来接亲，敲锣打鼓，放鞭炮，结果大出意外，村口冷冷清清，只有夫家几个人来迎亲。问明原因，我才知道，他们村里人认为我舅舅家“成分太高”，不能去迎亲，这是当时农村普遍的“阶级觉悟”。
舅舅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在舅舅家时，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但还常常住在娘家。一个儿子就是钟家珍。家珍比我大2岁，我喊他“家珍哥”，本来该是很好的玩伴，但我俩根本不搭，在他家半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和他玩过。说他笨，够笨的，小学6年，留级两次，他比我早一年读书，当我读初中时，他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生怕儿子小学都毕不了业，舅舅没办法，只好来求我帮他复习功课。谁知，他一下就赖上我，放学回家，把书包扔在我面前，推开练习本，让我帮他做作业，自己一溜烟不知道疯哪儿去了。我怕舅舅生气，只好忍气吞声，做好自己作业再帮他做作业。
但他在很多方面又心灵手巧，下河捕鱼捉虾，育秧种菜，他都是一把好手。收完晚稻后的一天，舅舅牵上一头牛，带上家珍去田里，给田里开沟，我也跟着去。舅舅先示范犁了两个沟。舅舅真是种田高手，两条沟不深不浅，笔直一条线。然后，他开始讲犁田要领：犁头插入田块，扶正犁把；牛头，犁把、田埂标记，三点成一线；手扶犁把要轻，眼睛往前看。舅舅在一旁说，家珍早已不耐烦，拿起牛鞭，扶上犁，吆喝一声就开始犁田。第一条沟虽然有些歪歪扭扭，但也像模像样，到后来就轻松无比，实在无师自通。过会，我也跃跃欲试，看着别人很轻松，我实地一试，才知耕田确实是技术活。我虽然也学舅舅样，但犁头忽深忽浅，经常卡在泥里；牛也不听使唤，有时用蛮劲，有时不肯动，就是欺生。家珍一上手就会，而我筋疲力尽才学会。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带队的军人看我戴副眼镜，白白瘦瘦，以为是稻麦不辨的文弱书生，但到田头一干活，我犁、耙、插秧，样样在行，那就是舅舅当年教的。
但舅舅对儿子总是不满意，可能舅舅一生勤劳惯了，看家珍懒懒散散不顺眼，常常会嘟囔他。有一次，舅舅可能在外受了气，回家看到家珍又躺在床上，就叹口气说：“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外面瞎混，家会败在你手里。”不像以往听舅舅唠叨，家珍总是不响不吭，默默躲开。这次他突然从床上蹦起来，对舅舅吼道：“你勤快，一年累到头，合作社就分几百斤谷，连肚皮都填不饱。村里头，那些个懒汉，照样拿几百斤，你比他们多几斤？勤快有屁用！”舅舅一下子愣住了，他双手颤抖，却说不出话来，操起把扫帚要打他，被舅母和两位表姐夺下。舅舅气呼呼坐下，一家子人都低着头不声不语。家珍的这席话确实刺中了舅舅一家人的痛。按我母亲、我舅母断断续续的讲述，舅舅家以前有自己的耕牛、栏里养几只猪，稻谷满仓，常常有自酿的米酒，屋前几块菜地，一年四季蔬菜不断。但到我寄宿舅舅家时，舅舅家已加入合作社，所有田地、农具、耕牛都归合作社了，到年终按工分分红。不论勤劳懒惰，家家户户都分得差不多。舅舅家唯一的活钱就是靠屋前的几洼菜地。但到1958年，最后几洼菜地也归公，划入人民公社。
到了1958年初，我从老家回上海，从此与表哥家珍再没有见过面，只有我母亲隔三岔五回老家，带来舅舅家的消息。在“文革”期间，舅舅被戴上“漏划”富农的帽子遭批斗、抄家，家珍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受侮辱。母亲一边说“真苦啊，真造孽啊”，一边流眼泪。舅舅侥幸躲过土改，还是难逃“文革”一劫。
1982年春，我已回上海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舅舅来我家小住。这一别20多年，舅舅苍老不少，但精神尚可。晚餐时和我聊家常，谈起老家情况，舅舅兴致极高，或许喝了几杯酒，显得满面春光，他第一句话就是：“柴桥大变样了。”村里已实行包产到户，过去家里的田又重新划归到舅舅家名下，照舅舅的话，现在村子里重新有活力，这几年年年丰收，吃饱肚子已不愁了。柴桥镇上办了不少乡镇企业，青年男女都去工厂上班。每月三、六、九赶集，柴桥镇上又是人山人海，热闹得不得了。我问起家珍的情况，他面露开心之色回答我：家珍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在生产队，累死累活一年，分下来的粮食还不够填饱肚皮，做与不做，多做与少做，做好做差都一个样，他就懒懒洋洋。现在不一样了，做得好，生活好，做得不好，自己负责。他现在与舅舅一样，种蔬菜送柴桥卖。舅舅一一列举家珍种的蔬菜品种：韭菜、菠菜、卷心菜、青菜、白菜、芋头……一年四季不断。家珍儿子已快初中毕业，成绩很好，准备考镇海中学。听闻家珍近况，着实让我欣欣然，而舅舅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在农民有奔头，只要肯吃苦，生活确实会越来越好。”
改革开放给农村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尤其给农村青年一代带来希望，改变了舅舅一家的命运，改变了家珍这一代青年的命运。（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