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随笔丨五十年代,故乡人物

大家随笔丨五十年代,故乡人物

首页休闲益智我修东西特牛更新时间:2024-06-04

我的家乡在宁波柴桥镇东山门,舞岭门脚下。1955年春到1957年夏,我在家乡山门小学完成小学学业。

我老家所处的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一条芦河在屋前过,屋后是南山、东山,山不高,被竹林、松林覆盖,看上去郁郁葱葱。翻过一道山梁,就可以见到海滩,一条峡湾,对岸就是大榭岛,这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长大以后,走遍江南水乡,总觉得我家的小山村最美。

三年时间,在我近80年的人生中是短暂的,但故乡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故乡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淳朴,他们的追求,他们经历的苦难,随着我年龄增大而更能理解他们。我选取其中四位人物,一窥上世纪五十年代宁波小乡村的风土人情。

宁波柴桥镇风光。图片来源:美好柴桥微信公众号

班主任张资平

1955年过完春节,我母亲带我们兄妹回老家,只留我父亲一人在上海工作。为什么要回乡去?后来才知道:为了节省开支,省出钱来买房子。回老家后,我就入学山门小学。山门小学离我家只有500米,过一个小桥就到。我不知道山门小学的办学历史,只知道我父亲也在这所小学毕业。

山门小学正门原有口小池塘,池塘清澈见底,泉水嘟嘟往上冒,再旱也不会干涸,夏天口渴时直接喝,有淡淡的甜味。进入校门,两侧各有一座小花园。学校是长条形,中间小礼堂,两厢六间教室。我进山门小学读四年级,教室外有架老紫藤。开学不久,紫藤就开花了,一嘟噜一嘟噜垂挂着,蜜蜂围着花串嗡嗡叫着,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的花这么美。长大后,我对山门小学的思念总是和紫藤相连,看到紫藤就回忆起我的小学生活。

从读四年级开始到毕业,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就是张资平老师。当着面,我们喊他“平老师”,因为学校有好几名张姓老师,背地里却戏称他“沌饭瓶”。当时,平老师30来岁,瘦高个,长长的脸,理一个平顶头,头部看上去像农村煨汤的瓦罐。当时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极怕他,他一踏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一声不吭,虎着脸,喧闹的教室顿时安静下来,同学们立马回自己座位乖乖坐好。

入学不久,我就挨了他的下马威。那天开班会,平老师提出全班开展跳绳、踢毽子比赛,男女各组一队,赢的一方可以免做一个月的班级清扫,由输的一方代劳。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跳绳、踢毽子都是女生强项,男生哪比得过?于是,男生高喊:“不公平!不公平!”突然间,平老师沉下脸来,横视全班,严厉问:“谁说不公平?站起来!”我乖乖站起来,他大喝一声:“出去!”我只好走出教室,在门外立壁角。立壁角,这是老师对学生最严厉的处罚了。我从进小学开始,从来都是好学生,哪受过如此责罚?而且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顿时,眼泪刷刷往下掉。班会结束,平老师推门而出,眼睛都不看我一眼就回办公室去了。男同学们一拥而上安慰我:“‘沌饭瓶’就这副模样,别理他!”

从此,我确实不敢惹平老师,见到他总毕恭毕敬的,也远远地躲着他。但平老师似乎也没把这事往心里去,还数次在语文课上表扬我作文写得好,到期末,我还被评上校三好学生。平老师上语文课,教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领我们读课本里的古代诗词,用的是传统的“唱诗”法,抑扬顿挫的音调,集体朗读时活像庙里小和尚念经,我至今还会唱诗。再就是他板书一手好字,标准的柳公权体,在山门小学几年,我写字一直模仿他。

这一年暑假,我偶然去了次学校,正好遇上平老师,他喊住我:“来,帮我做件事。”学生被老师叫上帮忙,是很荣耀的事,我立马兴奋起来。原来平老师住的宿舍上面漏水,他自己和些水泥,上屋顶补漏。水泥用完一桶,吊下来让我装满再吊一桶上去,这样干了近2个小时才算完工。他浑身是汗,我也满头大汗。平老师领我进他宿舍,给我条毛巾擦擦汗,还给我几块饼干吃。平老师的宿舍很简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张板凳上搁着一只小木箱。唯有两大箱子书特别醒目。书架很旧,已被书压弯了,斜靠墙壁撑着。书架上有小说集、诗歌集,有些是外国的,看作者名字猜到的,但也不知道是哪国的。有本书还记得是《三言两拍》,因为书名怪怪的,心中窃笑,这也能成本书?我听人说起,平老师也不过小学毕业,从18岁起就在山门小学教书,完全靠刻苦自学才提高水平。看到他宿舍里满满两架子书,我相信这一点。平老师看我在上上下下打量架子上的书,就从里边抽出一本《水浒传》给我,书已很旧了,却让我喜出望外。过去在上海小人书摊借过,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现在有机会读全本,当然高兴。

毕竟,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读《水浒传》很吃力,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梁山108条好汉中,我最神往的是公孙胜。可能我个子瘦小,熊腰虎背的武松、鲁智深之类的好汉,我学不了,而公孙胜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宝剑往空中一指,就有天兵天马从天而降。于是,我自制一把竹剑,爬到东山顶上,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拿竹剑往空中一指,“疾”!但四周纹丝不动,该刮风还刮风,该下雨还下雨,不见天兵天马。我觉得一定是我口中念念有词的词念错了。于是,跑到庙里去听和尚们怎么念经的,但什么也听不懂。没有学会公孙胜的口中念念有词,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大沮丧。

两年寒暑假,平老师借给我好几本书,记得有《聊斋志异》,不喜欢,小时候我本就怕鬼,讲鬼故事让我害怕。《西游记》也读过,崇拜孙悟空,砍根树枝在山头上挥舞过好半天,但前半部还喜欢,后半部就读不下去。上山时看到老樟树,害怕树洞里窜出妖精来,下河中害怕涌出巨蟒。还读过一本诗集,看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句,心里嘲笑:“什么诗人,冬天过了不就是春天吗,这还成名诗了?”于是胡言:“春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五年级过了,六年级还会远吗?”

其实,当时我和许多乡村人一样,并不喜欢春天。“烟雨江南”,那是诗人笔下的浪漫。现实却是很无奈的,春天一到,当时农村青黄不接,家家都愁缺粮,农事又忙,起早摸黑在田头,我们小孩看着接连多日蒙蒙细雨,没法出门去玩,只好闷在家里,很无趣的。到六年级寒假,我从平老师那里借了最后一本书,还是《水浒传》。过了一年半,《水浒传》基本能读懂。我不再喜欢公孙胜,对浪子燕青情有独钟。我记住了《水浒传》基本情节,在小伙伴集聚时,给他们讲《水浒传》故事,讲的时候手舞足蹈,有时还胡编乱造,听得那些小屁孩如痴如醉,在山门小学,名噪一时。

很快,我小学毕业了,成绩优秀,被保送进柴桥中学,山门小学仅我一人。我去见平老师,平老师一句祝贺话都没有,只狠狠扔出一句:“山门小学水平很低,去中学要加倍努力。”这是平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但后来让我明白这是实在话。我以优秀成绩保送进中学,但开学不久就发现,在新的学校,我在班里只有中等水平。

这次告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平老师,也无法再见到他。暑假不久,我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不能再教书,遣送回乡了。我当时不明白右派分子是什么,更不明白好好的老师为什么要让他回乡种田去?后来才有同学告诉我,平老师恃才傲物,经常顶撞领导,批评山门小学领导没水平。

我始终怀念平老师,怀念他的敬业执着,实话实说。我第一次在课外读了那么多书,并且喜欢上了阅读,那是他的引领。

儿时玩伴文信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正因为村子小,村里唯一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是李文信。那时我10岁,他11岁。当我从上海回老家读书,两人一见如故,立马就疯玩在一起。

那时我爱上他家去玩,他的家紧挨小河,四间瓦房一字排开,屋前是小园子,屋后一片小竹林,整个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连厨房、柴间、茅房都很干净,不像一般农舍满堂鸡屎狗粪,满地稻草破烂。捉迷藏,滚铁环,斗铜钱,我俩满屋子乱跳乱叫乱笑。但那时我绝对不喜欢文信的妈妈,甚至有点愤恨,因为每当我俩玩在兴头上她从外面回来,就朝着文信大声呵斥:“文信,你拎拎清,人家每月有钱从上海寄来,我们家一分一厘都靠自己做出来。”我们的游玩立刻戛然而止,文信脸上的笑容立马收敛,默默去挑水或者去菜园,而我只好悻悻回家。母亲见我满脸不高兴回来,总是叮嘱我:“你少跟文信疯,他们家还要靠文信来做田里活。”

别看文信家一排窗明几净的房子,他们家当时可能是全村最贫苦的一家。他家一共8口人,文信的爷爷长期卧病在床,直到他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一面。他祖母小脚婆婆,矮矮小小,一直在屋里伺候着。文信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两个弟弟一直病病歪歪的,不知是什么病,也没钱去治。要撑起这么大的家,文信家里真正的劳动力只有他父亲一人。他母亲里里外外操持,而文信,11岁的孩子就不得不开始帮衬父亲维持全家生计。当年,我和文信玩,实在看不出他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让我羡慕的,是他头颈上套着的一只银环,听说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只给长子长孙戴的。可在他祖父病逝没几天,我突然发现文信颈上的银环不见了,问他,他低头不语,后来母亲告诉我:卖掉了,给他祖父买套新衣服陪葬了。

文信和他一家有过一次让我羡慕不已的高光时刻。1955年秋的一个早晨,林子里突然敲锣打鼓,伴随着一声声欢叫声:“红光合作社向国家交爱国粮咯!”红光合作社就是我们村子的合作社,交爱国粮就是交公粮,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价格出售给粮管所,这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全村子人都挤到河边去看热闹。村子的河埠头集结着十来只船,每只船装着十来只麻袋。我看到文信就坐在一只船的船头上,他父亲站在船尾拿着船艪。父子俩迎着秋日的晨阳,满脸红光。我兴奋不已,真的想跳到船上去。突然间,听说乡长来了。那名乡长站在河埠头上,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只见他高举右手,大喊一声:“开船!”,锣鼓再次吹打起来,所有船都轻轻摇起艪,然后排成一字长阵,迎着晨阳,缓缓驶过小石桥。我想着,如果我坐在船头,那该有多豪气。可惜,我只能呆呆地目送船队。不能当合作社的社员,不能坐船去镇上交公粮,心里不知有多失落。但这个失落感过不久就消失了,送完公粮后不到一两个月,村子里吵吵嚷嚷起来,说加入合作社的人家都断粮,要饿肚子了。不久我去文信家,看到他们盛在碗里的饭,一大半是番薯干,米饭很少。在少儿时代,番薯干是我最不想吃的,又干又涩,咽不下去。

我和文信真正痛痛快快玩在一起是1955年的暑假那段日子。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相约上山去砍柴,所谓砍柴,山上其实并没有硬树枝可砍,只能割茅草,砍柴很累,很花时间。文信是一把砍柴好手,只听“唰唰唰”,手上就一大把。我这个砍柴新手,还没割几把草,手上已被茅草划破几个口子,血淋嗒滴,文信手把手教我,他割完自己一担,还得帮我割一会。砍好柴,先摊在山坡上晒,下午才打捆挑回家。砍完柴的一小时里,我们满山坡找野果子吃,野草莓最好吃,但极少,还有鸟籽果(不知学名),牛舌草,野玫瑰籽,嘴上红的、黑的、青的,然后回家吃中饭。午饭后去钓虾或者拎上一只小桶,奔到海滩上抓小鱼小虾小蟹,尤其小蟹,爬得满地都是。

无论砍柴、钓虾、捉蟹,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无小补,我母亲很高兴,一个暑假下来,柴草堆了半间柴间,满屋子飘着柴草香。但对我来说,那主要是玩乐,是我一生中最轻松、快活的时光。而这些事对文信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他家全年的柴草就靠他砍来,小鱼小虾小蟹是他家唯一的荤腥。否则,全家就只有一碗咸菜汤。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开学了,我五年级,文信六年级。只有星期天,我俩还能玩一会。很快,文信小学毕业,他没有再去读初中,起早摸黑忙农活去了。我家离他家只有几分钟的路,但我很少能见到他,更不用说一起玩乐了。那时他才12岁,早早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俩最后一次玩在一起是晚春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春雨绵绵,干不了什么农活,那天他戴着大斗笠,大声喊着去钓鱼,我喜出望外,他脸上也挂满笑容。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做好,我们直奔河边,正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节,我们小河里没见过鳜鱼,但鲫鱼多多,不一会,我们都钓上好几条,兴奋异常。突然间,我的鱼标急剧下沉,钓上一看,竟是条红尾鲤鱼,一斤来重,我可从来没钓到过如此大的鱼。到了岸上鲤鱼还活蹦乱跳,我摔了几下,把鱼砸晕了,拖着鱼,飞奔回家,再回到河边继续钓,但愿还会有新收获。突然间,文信的鱼标也像我一样急剧下沉,他钓上的同样是鲤鱼,比我的还大。我大呼小叫着:“快拿回去,晚上全家大吃一顿了。”然而,出乎我意料,他却默默地把鱼放到水里。“你要做什么?”我不解地问。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养的鱼,不能拿回去。”我环顾四周,对他说:“没人会看见。”他摇摇头,摘下鱼嘴上的鱼钩,鱼儿一摇尾巴,瞬间不见踪影。那天晚上,面对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我一口未吃,感觉做亏了事,心里堵得慌。

过了数月,我小学毕业寄宿在舅舅家读初中。此后数十年,再未见到我儿时玩伴文信。2004年冬,我任教的复旦大学和《宁波日报》合作做项目,我到宁波出差。傍晚时分,我请在宁波部队工作的学生开了车去我老家,接上文信,再到柴桥镇上请他吃饭。文信依稀还是当年模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吃饭时,我特地点了一盘松鼠鲤鱼,是不是对当年亏心事表示歉意,我也说不明白。只是看到他舒坦地喝了酒,吃着鱼,我也舒坦了。

表姐吴文英

吴文英是我姨妈的大女儿,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住在柴桥后所村。听我母亲说,他们家祖上是读书人家,中过举人,从文英家的房子可以看出当年举人家风采。不要说在后所,即使在柴桥一带也很难有此气魄:独门独院,两层楼房,五间卧室,前天井,后院子。屋里一色的木地板,过道铺的全是石板。我小时候去她家玩,不慎摔倒,重重跌在石板上,眉头血喷,后来用一把老虎骨头粉才堵住,眉头上至今还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但她家的成份是贫农,因为到她父亲辈上,家里只有山地,没有水田。文英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夫叫吴雅顺,是柴桥一带的老村长,从1953年开始,直到1983年,断断续续当了30年村长,是年年的乡县劳模。2014年,我重访后所村,到村委休息,新的村支书还对吴村长赞不绝口。

我和文英见面不多,记忆深刻的就三次。一次是1955年春上,那时我刚戴上红领巾,很是神气。文英来我家,看到我戴着红领巾放学回家,立马把我叫到后厢房,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知道红领巾是什么吗?”

她毕竟比我大,还知道她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心存敬畏,我喃喃地回答“红领巾嘛就是红领巾,还有什么?”

“你记住了”,她一脸严肃,一字一顿地训导我:“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五星红旗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戴上红领巾,就要继承先烈们遗志,把红旗插遍全世界。”这话说得我心里直哆嗦,我摸摸胸前的红领巾,不敢问,也不敢回嘴,只好愣愣地看着她。

第二次见到文英是两年后,1957年春,她带着一名穿着军便装的男青年来我家,她和我母亲在里屋说话,时不时传来朗朗笑声。那名男青年试着和我交谈,他说一口的四川话,我似懂非懂,只听到说他是铁道兵。过会,文英从里屋出来,指着那名男青年说:“这是你未来的姐夫。”还没等我回过神,她拉起男青年的手,在一连串笑声中走出我们家。文英走后,母亲告诉我,这名男青年是文英的男朋友,在后所一带修公路时认识的,是自由恋爱,过些日子要结婚了。

听说,他们的婚礼在1957年夏天举办的,那时我刚好在上海。

我第三次见到文英是在上海,1961年春。才过几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当年她圆滚滚的脸红扑扑的,灵动的双眼,两只羊角辫,浑身上下是涌动的青春。那次见到她,一脸憔悴,和我母亲说着什么,脸上还泪痕未干。见着我,只是起起身,不想和我说什么。过两天一早,文英走了。

“文英做什么去?”我问母亲。

“去找她男人了。”我母亲长叹一声。

“发生了什么?”

“两人吵架了。文英把她男人打跑了。”

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文英男人在边远地区修铁路,生活很艰苦,又想念妻儿,趁春节探亲回来就不想再回铁道部队,只想留在后所当个农民。母亲告诉我:“文英的男人待文英真好,而且样样都会干,也吃得起苦,你的姨妈、姨夫很喜欢他,都想让他留下来,但文英绝对不答应,非让他回铁道部队去。”最后,文英写信到部队,部队派人把她男人带走了。她的男人一去半年,杳无音讯,文英就去部队找他。

待文英走后,我母亲才原原本本道出原委。照我母亲说法,“文英心气高”,一心要走出农村,像我母亲那样做个城里人。文英选那名铁道兵做丈夫,满心希望她的男人退伍或转业以后,可以落户城市,做个工人,每月有固定工资,实现她的梦想。谁知她的男人选择回农村,只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这使文英“嫁个好男人,做个城里人”的梦想破灭。

在我家乡,做个城里人,吃商品粮,有固定工资收入,几乎是所有女孩的梦,“读书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当时女孩能读到小学毕业就很了不起,嫁个好男人是做个城里人唯一的途径。文英想走的就是这条路。

几年后,文英和她丈夫正式离了婚,一直在娘家生活。

文英赌上青春赌未来,奋力一搏,只想做个城里人,却无法跨越城乡之间那道鸿沟。

表哥钟家珍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柴桥中学读初中。当时我们全家都迁回上海了,我父亲认为保送读初中不易,让我一个人回老家读书,寄养在舅舅家。

舅舅家在当地是殷实人家,实在源于外公和他都是一把种田好手。我舅舅家叫钟家堍,与柴桥镇隔河相望,走水路只需摇半小时的船。外公种菜供应镇上,渐渐有了钱,盖起六角楼房。这楼房推窗可见含黛青山,推门不远是芦河,真是好山好水好屋。外公还置了一些田,成为周边村庄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据我母亲说法,如果解放后划成分,舅舅家不是地主,起码划为富农。奇葩的是1948年春节,我舅舅外出赌博,一夜输掉10亩田,当时外公要和他拼命。但土改划成分,按人口、田亩算,舅舅家只评上个“上中农”,还算是在人民内部。即使“上中农”,在当地也是“成分高”的,处处受气,我亲身经历。我到舅舅家不久,我的表姐,舅舅二女儿,出嫁到邻村。我参加去送嫁,大伙抬着嫁妆,披红戴绿,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但到了夫家村口,本应该夫家人到村口来接亲,敲锣打鼓,放鞭炮,结果大出意外,村口冷冷清清,只有夫家几个人来迎亲。问明原因,我才知道,他们村里人认为我舅舅家“成分太高”,不能去迎亲,这是当时农村普遍的“阶级觉悟”。

舅舅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在舅舅家时,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但还常常住在娘家。一个儿子就是钟家珍。家珍比我大2岁,我喊他“家珍哥”,本来该是很好的玩伴,但我俩根本不搭,在他家半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和他玩过。说他笨,够笨的,小学6年,留级两次,他比我早一年读书,当我读初中时,他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生怕儿子小学都毕不了业,舅舅没办法,只好来求我帮他复习功课。谁知,他一下就赖上我,放学回家,把书包扔在我面前,推开练习本,让我帮他做作业,自己一溜烟不知道疯哪儿去了。我怕舅舅生气,只好忍气吞声,做好自己作业再帮他做作业。

但他在很多方面又心灵手巧,下河捕鱼捉虾,育秧种菜,他都是一把好手。收完晚稻后的一天,舅舅牵上一头牛,带上家珍去田里,给田里开沟,我也跟着去。舅舅先示范犁了两个沟。舅舅真是种田高手,两条沟不深不浅,笔直一条线。然后,他开始讲犁田要领:犁头插入田块,扶正犁把;牛头,犁把、田埂标记,三点成一线;手扶犁把要轻,眼睛往前看。舅舅在一旁说,家珍早已不耐烦,拿起牛鞭,扶上犁,吆喝一声就开始犁田。第一条沟虽然有些歪歪扭扭,但也像模像样,到后来就轻松无比,实在无师自通。过会,我也跃跃欲试,看着别人很轻松,我实地一试,才知耕田确实是技术活。我虽然也学舅舅样,但犁头忽深忽浅,经常卡在泥里;牛也不听使唤,有时用蛮劲,有时不肯动,就是欺生。家珍一上手就会,而我筋疲力尽才学会。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带队的军人看我戴副眼镜,白白瘦瘦,以为是稻麦不辨的文弱书生,但到田头一干活,我犁、耙、插秧,样样在行,那就是舅舅当年教的。

但舅舅对儿子总是不满意,可能舅舅一生勤劳惯了,看家珍懒懒散散不顺眼,常常会嘟囔他。有一次,舅舅可能在外受了气,回家看到家珍又躺在床上,就叹口气说:“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外面瞎混,家会败在你手里。”不像以往听舅舅唠叨,家珍总是不响不吭,默默躲开。这次他突然从床上蹦起来,对舅舅吼道:“你勤快,一年累到头,合作社就分几百斤谷,连肚皮都填不饱。村里头,那些个懒汉,照样拿几百斤,你比他们多几斤?勤快有屁用!”舅舅一下子愣住了,他双手颤抖,却说不出话来,操起把扫帚要打他,被舅母和两位表姐夺下。舅舅气呼呼坐下,一家子人都低着头不声不语。家珍的这席话确实刺中了舅舅一家人的痛。按我母亲、我舅母断断续续的讲述,舅舅家以前有自己的耕牛、栏里养几只猪,稻谷满仓,常常有自酿的米酒,屋前几块菜地,一年四季蔬菜不断。但到我寄宿舅舅家时,舅舅家已加入合作社,所有田地、农具、耕牛都归合作社了,到年终按工分分红。不论勤劳懒惰,家家户户都分得差不多。舅舅家唯一的活钱就是靠屋前的几洼菜地。但到1958年,最后几洼菜地也归公,划入人民公社。

到了1958年初,我从老家回上海,从此与表哥家珍再没有见过面,只有我母亲隔三岔五回老家,带来舅舅家的消息。在“文革”期间,舅舅被戴上“漏划”富农的帽子遭批斗、抄家,家珍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受侮辱。母亲一边说“真苦啊,真造孽啊”,一边流眼泪。舅舅侥幸躲过土改,还是难逃“文革”一劫。

1982年春,我已回上海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舅舅来我家小住。这一别20多年,舅舅苍老不少,但精神尚可。晚餐时和我聊家常,谈起老家情况,舅舅兴致极高,或许喝了几杯酒,显得满面春光,他第一句话就是:“柴桥大变样了。”村里已实行包产到户,过去家里的田又重新划归到舅舅家名下,照舅舅的话,现在村子里重新有活力,这几年年年丰收,吃饱肚子已不愁了。柴桥镇上办了不少乡镇企业,青年男女都去工厂上班。每月三、六、九赶集,柴桥镇上又是人山人海,热闹得不得了。我问起家珍的情况,他面露开心之色回答我:家珍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在生产队,累死累活一年,分下来的粮食还不够填饱肚皮,做与不做,多做与少做,做好做差都一个样,他就懒懒洋洋。现在不一样了,做得好,生活好,做得不好,自己负责。他现在与舅舅一样,种蔬菜送柴桥卖。舅舅一一列举家珍种的蔬菜品种:韭菜、菠菜、卷心菜、青菜、白菜、芋头……一年四季不断。家珍儿子已快初中毕业,成绩很好,准备考镇海中学。听闻家珍近况,着实让我欣欣然,而舅舅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在农民有奔头,只要肯吃苦,生活确实会越来越好。”

改革开放给农村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尤其给农村青年一代带来希望,改变了舅舅一家的命运,改变了家珍这一代青年的命运。(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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