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自隋唐开始到清末1905年废除，中国所独有的科举制度沿袭了上千年，其中固然有各种弊病，但其中功效也很明显。
尤其不可否认的是，古代科举制为社会下层向上层转移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稳定的主要基石。
通过科举考试，贫寒的士子们有机会完成他们“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的布衣卿相之梦想，传统社会中的“中国梦”，不外于此。
作为一种开放的制度，士大夫多出于草野，“通过读书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而历代科案的严酷更为其添加了“公平与平等”的注脚。
如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往事》中即不无调侃地说：
“人生世上，除了这事（科举），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流，就算是教官、幕下，都不是个了局。
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王安石在《劝学文》中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富。”
古代社会有句俗语，叫“科场里面放个屁，也给祖宗争口气”，即便是乡间婚丧，也要请秀才来增添门面。
因此，北方又有俗语说，“秀才不可不进，席面多吃几顿”。
但是，在古代科场中，秀才虽说是最低级的功名，但要通过，也殊为不易。
清朝科考沿袭明制，由下到上共分三级：
县、府、院试为第一级，通过者为生员，俗称秀才；
乡试为第二级，考中者为举人；
会试、殿试、朝考为第三级，通过者金榜题名，授予官职。
读书人参加科考，第一关从考秀才开始，但凡未中的，一律均称“童生”，然童生未必是“童”，头发苍苍的老童生与孙子辈一起上考场，在古代科场上亦非罕见。
秀才一关包含县试、府试、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一次岁考，一次科考。
童生初考为县考，由知县主持，考前有县学差役下乡传告，届时童生们前来应试。
县试共分五场，前三场以四书为题作八股文两篇，做五言六韵诗一首，头场加默写圣谕一段，规定从某处写到某处（实际做法则大多是发下《圣谕广训》一册，大家照抄一遍即可）。
头场考试后三日内揭榜，录取者准进第二场，以下类推。第四场作诗文各一篇，赋可任选做与不做。
第五场不作全篇，只作几股或起讲一段，即交卷吃饭，县官备酒席，录取者均参加，名“吃饭场”。
县考头一名，称“县案首”，也是很风光的。
县考一段时间后，即进入府考。府考由知府主持，先期牌示所属各县，通知开考日期。
府考的考试方式与县试大同小异，也分为五场，考完知府备酒席吃饭。
府考头一名，称“府案首”。通常说，府县案首最后都会在院试时被学政大人录取为秀才，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府试后即到院试，由学政到各府分批分期主持，这次只考三场：
首场为古场，作赋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为正场，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诗一首；三场为提复场，由学政面试，指定作文几股，限字限时。
院试录取者，即所谓“进学”，正式名称为生袁，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秀才考试，通常为三年一次（不算恩科的话），每次全国录取总名额在25000名左右，其录取比例取决于报考人数，少则几十人取一人，多则上百人取一人。
具体而言，各县的录取名额一般在15至20名左右，大县至多30名，小县少的则在10名以下。
换言之，最起码要在区县高考中前十名，而且有文科偏好，否则不太可能录取为秀才。
而据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的估计，太平天国前，全国的秀才加起来不过53万名，以全国总人数4亿计，尚不到千分之二。
您想想，这秀才有多难考，又有多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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