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霸天周原寻宝系列之四：李兴儿挖宝纪事
罗西章
陕西关中西部，特别是周原一带的民俗，每年在农历腊月二十以后，不论穷、富、大、小的家庭，对庭院房舍、箱柜家具都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当地人称这个活动为“扫舍”。扫舍”起源于何时，我未考证，只知此举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一次干干净净迎春节的有益活动，但乡人却给予了“扫除本年晦气，迎接来年吉祥”的含义。
农历1962年的腊月下旬，一场瑞雪喜降关中大地。整个扶岐平原山川，到处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气冷得滴水成冰。这时正逢广大农村新年前宇舍”时节。这场大雪虽是瑞雪兆丰年，对农作物生长带来极大好处，但给人们“扫舍”却带来了种种困难。
周原地区过去的民房，都是土木结构，墙壁全是黄土筑成的有土坯墙、板筑墙之分。但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墙，其墙面都要用草泥抹平刷光。每年在扫舍时，家家都要从土壕老崖上挖些颜色较纯的干净土，群众称之为“白土”。在扫舍时，人们将这些白土和成泥水，把家里所有墙面粉刷一遍。别看这些泥水，经它粉刷后的墙面，不但洁净，而且颜色统一，色调柔和，还能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气味，能给人一种清新爽快的感觉。故而用白土泥水刷墙是扫舍活动中绝对不能缺少的一项内容。
1962年年底的扫舍工作，由于大雪的原因，家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迟了时间。地处周原中心地区的庄白大队李家村的农民李兴儿家的扫舍工作一直到腊月二十五还未进行。就在这天晚上，李兴儿和家人商量:扫舍工作再也不能向后推了，明天必须进行。因为后边的事还多着哩!赶年集呀，磨年面呀，蒸年馍呀，给孩子们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新帽呀等等。
第二天，他家赶早吃了早饭。饭后全家大小总动员，妇女、孩子们跑出跑进忙着把房子、厨房里可搬动的家具往院子里搬。李兴儿则担着担笼，扛着镢头、铁掀去村东土壕老崖挖白土。
李家村东壕和任家村西南壕同在一地，所不同的是任家村的土壕是从北向南挖，李家村则是从南向北挖。这里是一处很大的西周文化遗址地区。土壕断崖上到处暴露着灰坑、墓葬和马坑，经常有重要青铜器出土。著名的1940年任家村青铜器大窖藏就出土在李兴儿挖白土地方的北边约150米处。
李兴儿到了土壕，只见老崖上到处是灰坑，惟北崖中间悬在半空的一块干土土色较白。由于这块土太干太硬，挖土费力，村人用土都不在这里挖，而是选择较松软的地方去挖，所以这块硬土便长期悬在了北崖的顶部。
为了能挖到白土，不论这里的土质有多干硬，兴儿也只能在这里挖了。这时的兴正当年轻力壮。他抡起镢头，就向这块悬在半空的硬土挖去。一连挖了十多下，只见火星乱溅，不见土块下来。他再用力挖了十来下，看见悬崖裂了条小缝，而且裂缝不断扩大，细土不停地向下掉，多亏兴儿反应快，动作敏捷。他当即意识到悬崖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他急忙闪身躲在一边。就在他躲开的这一瞬间，只听见哗啦一声，整个悬崖全部掉了下来。霎时间土雾弥漫，使人难以睁开眼睛，吓得兴儿脸色蜡黄，心脏咚咚直跳。好险呀!要不是他躲得快，肯定会酿成人命事故。
稍待了一会儿，土雾已经散去。兴儿一看掉下来的悬崖简直惊呆了。原来崖土中夹杂着一大堆翠绿色的青铜宝器。兴儿一见宝出来了，先是一，后是兴奋。待他冷静下来，一看四周无人，便把这一堆铜器放在竹笼内，上边盖上白土，分两次担了回去。
这天天气很冷，加之年关在即，家家都在忙着办年事，扫舍的扫舍，磨面的磨面，没有闲人在街上溜达。在李兴儿把宝往回担的过程中，在路上和村里未见一人。尽管如此，兴儿挖宝的事，不知在什么地方被人看见，在过年期间，广泛地传播了出去。这批铜器很显然是个窖藏。深度距壕顶地面不到1米，但窖形和器物放置情况说不清楚。
1963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时，听到了李兴儿挖宝的消息，便到他家去了解情况。兴儿向他们交出了4件铜簋，把一件大鼎隐瞒未交。不久，这4件铜簋便被送到考古所在西安的研究室保管。不知怎的，这事很快就被县文教卫生局知道了，同时还知道兴儿还有一件大鼎未交。局里便通知文化馆派人把鼎拿回来。馆领导便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调到文化馆工作还不到两年，而且从调进文化馆以后一直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在馆里的时间很少，所以对文物工作是个门外汉，别说懂，就连个兴趣也没有现在浓。这时的县文化馆，编制只有5人，除正副馆长外，工作人员只有3人。正馆长年老多病，副馆长长期下农村蹲点搞中心工作，另一青年同志也到农村搞中心工作去了。馆里留下一位中年同志维持日常业务，下乡取文物的事，无疑要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扶风各社镇未通班车，我也不会骑自行车，好在我那时只有二十五六岁，身体也好。在我接到任务后，就步行了十五六公里路赶到李家村。到了那里我先找到小队长，给他说明了来意，并出示了介绍信。队长看了看介绍信，便派人把正在麦田锄草的李兴儿叫了回来，让他把未交的那件宝交出来。我见兴儿，从面貌上就能看得出他是一位忠厚老实的青年。他待队长说完后，二话没说，回家去搬了把梯子从楼上把宝取下来。当他把宝拿到街上时，村里的人下子就围了上来。他们指手画脚，吵吵嚷嚷在争论着什么?有的人还上前抚摸和敲打宝物。当时我还没有文物保护这方面的常识，对群众抚摸敲打文物的举动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制止。
待围观群众散去，我才上前观看此宝。这是一件大鼎，通体布满花纹和烟炱，还蛮好看的。队长给兴儿说:“这家伙是文物县文物馆老罗来是要带走它。”兴儿说:“那就让他带走吧，放在家里也没啥用处。”征得兴儿的同意后，我就背起这个9公斤多重的大鼎，离开李家村往县城走去。按当时规定，我没给兴儿任何报酬和奖金。直到1976年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后，第二年春天省上在庄白大队召开颁奖大会时，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给文革”前和“文革”中交献文物的群众也补发一定数量的奖金。李兴儿也得到了30元的奖励。现在看来，这点钱少得可怜。但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哩。兴儿得到奖金后很是高兴。他说:“我把宝已交了15年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奖金。这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这是后话了。
起初，我背上大鼎，并不觉得沉重。谁知越背越重。这就迫使我不断地变换背鼎的肩膀。走了没有多时，便全身汗津津的。路上，引来了不少行路人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走了还不到10里路，我便气喘吁呼，有点走不动了，于是我便休息了一会儿。大约到下午两三点钟左右，我来到了法门镇，在国营食堂吃了两碗素面，又继续向县城行进。尽管一路上辛苦多多，但终于到达了县城，圆满地完成了馆里交给我的任务，心里还是感到乐滋滋的。
县文教卫生局对北京来的社科院考古所同志不向县上打招呼就把兴儿挖的4件铜簋拿走很有意见。局办公室有个叫王化民的干部便打电话和社科院考古所交涉此事。考古所的风格很高，见县上对此事有意见，便同意把文物全部送还。
有一天，具文教卫生局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到社科院考古所的西安研究室把文物取回来。那时无论是北京的考古所(指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者注)，还是省考古所、文管会，凡来扶风搞考古调査或发掘工作，都不和县文化馆有任何联系。我也和这些单位来扶风的工作人员和领导没有打过交道，一个也不认识。所以对县上派我去西安研究室取文物的事心里有点害怕。但上级派遣，不得不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到了那里。
在西安研究室，我找到了领导，拿出了介绍信。那位领导接过去一看，很客气，忙让座倒水，并笑着说:“这事我已从你县文教卫生局的电话里知道了，没想到你还来得这么快。”这时，我心里绷着的那紧张的弦才慢慢地松弛了下来。不一会儿，那位领导叫来了一位年纪比我稍大点的同志，让他领我到仓库去看这4件铜簋，并找来了一只很结实的木箱，把4件文物连器带盖都装了进去，用废纸塞垫好，再把箱盖钉牢，贴上封条，然后写上运往地点、收货人姓名和发货单位名称、地点。
待这一切都办完后，那位领导又让帮我装箱的那位同志陪我把箱子运到西安火车站用快件发往绛帐火车站。对于到火车站办理启运货物的事，我从来没干过，不但不知道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办理。多亏了那位同志的协助，到火车站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启运手续办妥了。我从心底感谢那位领导想得周到，也衷心感谢那位热情帮助我装箱启运的同志。遗憾的是，我当时没问清热心助人、风格高尚的那位领导和同志的名字。这事已过去了快40年啦!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这里我再次向这两位好人致敬。
办完启运手续的当天下午，找了旅社在西安住了一夜，第天一早就乘西去的慢车回到绛帐火车站，一下车就跑到货运室去问，箱子已经到了。我用提货单把箱子提了出来，搭乘一辆往扶风拉货的马车，终于把文物安全地运了回来。文物运回后，一直在仓库里放着，没有人去整理研究。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被分配管理文物工作以后，仍未整理过这批资料。80年代初，我在编写《扶风县文物志》时，才对这批文物进行了整理研究。
这批文物共5件，即一鼎四簋，都是实用器。
铜鼎：通高35.5厘米、口径35.3厘米，圆腹，底，立耳，马蹄形足上部饰以兽面纹，口沿下饰兽目交连纹，以鼻状扉棱将其分隔为6组，腹部饰线条流畅美观的波曲纹。通体黑，没有锈，烟炱很厚。
4件铜簋形制、大小、纹饰大体相同，器基本完好，盖有些残破。通高23.5厘米、口径20.1厘米，方唇，子母口，鼓腹圈足下有三兽形足。盖顶中央有圆形把手。器、盖口沿下饰双层重环状鳞纹，圈足上饰单层鳞纹。器腹和盖中央把手至口沿花纹间均饰瓦纹。两耳呈兽首形，耳上有垂珥，兽角呈螺形。
这批铜器原来都有长篇铭文，但后来全部被刮掉了，但仍能清楚地看出鼎铭原有7行，约70余字。刮铭后的鼎壁，留下了7条很浅的凹槽。一件簋在刮铭后，亦能看出原有铭文7行，每行约10字，其中仍有“”、“初吉”、“克”。、“”、“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字句残存。这些残留字大都分布在簋盖四周，越往中间，刮得越彻底。
铜器刮铭现象，在周原屡见不鲜，大约已有10多件刮铭铜器出土。专家们认为，刮铭现象，一般与器物易主有关。这话有定道理。
我们给这批铜器编号为62F庄李1号窖藏。这批文物从形制和纹饰看，都是西周晩期之物，其埋藏时间也在周室东迁之时，后来，李家村又陆续出土了二号、三号青铜窖藏，其埋藏时间也在这个时候。
这些宝器均归周原博物馆收藏。有兴趣目睹这几批宝器的朋友，欢迎您到周原来。
作者简介
罗西章，男，1937年2月生，陕西省扶风县人。周原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近40年，参加了姜寨、周原等遗址和北吕周人墓地等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专著有《扶风县文物志》、《北吕周人墓地》、《西周酒文化及宝鸡当今名酒》等。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简报等百余篇，其中《黄堆老堡西周墓出土货币的初步研究》、《北吕周人墓地》、《岐阳美阳城域考》分别获省级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为国家发掘，征集、拣选了各类珍贵文物万余件，1998年获国家文物局“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发掘和确认了西周阳燧，西汉麻纸（定名中颜纸）等重要文物，修复了各类文物千余件，著名国宝（害夫）簋是其代表作。1992年被宝鸡市评为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十名科技人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