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0月11日，澎湃新闻发布了一条《求扩散！记者在旧货店发现一本家庭相册，想物归原主》的稿件。起因是2019年4月23日，记者许海峰在虹口区霍山公园对面的旧货店发现了一本家庭相册，在一众旧物里尤为突出。从单人照片，到春节合照，记录了一对夫妻相知相爱，养育的六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爱意缓缓流淌。
在找寻失主，归还相册的过程中，随着澎湃新闻了解的深入，逐渐牵扯出一对夫妻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一段家庭的尘封往事——
“我们的感情是永远美好的”
父亲买下第一台相机的时候，老相册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这已经是家中第二本相册了。上海牌201，折叠式。17岁的邵德民捧着它，“咔——”1966年，虹口公园，一家八口整整齐齐站在镜头前，他拍下了人生第一张全家福。
一家人在虹口公园留影
父亲邵海泉是无锡北门姑里人，双亲去世得早，亲戚带他来上海闯荡生活。初来乍到，身无分文，他还是花一块钱在外滩的码头旁照了一张相，后来把它贴进相册里，写道：“上海，你真是个繁华的城市。”
早些年，父亲常混迹在上海火车站，做杂工、摆小摊，白布张开，玩具、花生、水果...散落在上面。没人的时候，他扭起三分钱一个的玩具青蛙，“嗞—嗞—哒、哒、哒——”看着它从这头跳到那头，再从那头跳到这头。一天下来，白布上，留下许多细小的，一对对枫叶形状的脚爪。
靠着摆摊的关系，他和周围的司机师傅熟络了，无家可归的日子便有了着落。打好招呼，趁着晚上夜深人静，司机便悄悄放他去路边停的车里睡觉。“我爸爸呢，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的，就是在马路上睡觉的。”
日子久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在虹口溧阳路的一间二层烟杂店租了一个灶间，晚上就有了固定的落脚处。后来，烟杂店的老板就成了他老丈人。“我妈妈呢，独生女，我外公很宝贝，见爸爸踏实又能干，想既当女婿又当儿子不是挺好的，就把他做了招女婿。我爸爸就是《林家铺子》里的寿生。”
父亲无依无靠，如外公所预料的一样，订了亲就一心扑在他家，学宁波的做派腔调。“外公是宁波人，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在讲宁波话，习惯也是宁波的。我现在讲的，就是上海宁波普通话。”一家子都是“上海宁波普通话”，逢年过节的宴会上，汤圆的芝麻馅必是现磨的，裹了猪油包进去。苔菜年糕必不可少，应季海鲜是最后一道大菜。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第三代。
1941年底，他们在贵州路160号的中国大饭店举行了婚礼，妻子穿中式旗袍，丈夫穿西装。后来，父亲把他和母亲的合照嵌在相册中间，下面写道“我们的感情是永远美好的”。
二姐照片
那时，相片要一元钱一张。到照相馆去是一件大事。但王开照相馆的老板，会专门请二姐免费去他那里照相，冲洗出来、放大，把它和许多明星海报一起贴在橱窗里。三妹很羡慕：“二姐是我们当中最漂亮的一个。我们当初那个时代，有几个女孩像她长得那么漂亮，打扮得那么时髦？没有，很少的。”所以提篮桥的居民，来来往往，都知道邵家有个漂亮姑娘。
六个孩子带起来总是辛苦。冬天早上，一个一个喊起来，排队洗脸。“我们洗脸，两个脸盆两侧，一只脸盆洗手，一只脸盆洗脸。”三妹是其中最像男孩子的一个，咋咋呼呼，淘气时总被父母罚去墙角站。“我头发还又硬又多，早上起来，容易翘出来嘛，爸爸就给我扎，手又很粗，我都疼死了。你看照片上最难看的一个人就是我。第五个妹妹和我两个人是小眼睛。他们都是大眼睛。”
结婚后不久，父亲找到了一份中央市场的后勤保障供应工作。由于市场是日本人开的，他便学了日语，来往打点间，也说得流利。父亲练得一手好书法，提篮桥哪里有新开张的店面，有时也叫父亲去题字。他写字往往不收钱，红旗食品店的招牌，当年就出自他手。父亲也偶尔当司机的差使。有一天，他送大老板去百乐门跳舞，等候的间隙，在门口买了一张彩票。等到开票那日一看，中了大奖——大西路的一套花园洋房。“全上海只有三个人中，当时的市长吴国桢还见了他，第二天上了报纸。”
“我们小孩都喜欢大家挤在一起，不肯去住。我爸爸说每次去呢，要付人家保安和打扫卫生的人好多钱，就把这房子卖掉了。”卖掉换了一大笔钱，拿十二根金条，顶下了海门路上一处石库门的房子，沿马路，开了一家烟杂店——复大成烟号。
如今杂货店已经变成了“黄山菜饭”。许海峰 图
“我父亲家生意很好的，因为海门路地段很好，提篮桥地区是虹口区的商业中心。原来这有三个电影院，在霍山路有东山戏院，在海门路有东海电影院，在东大名路有大名电影院，我们这个店，就是在这三个电影院的当中。看电影的人都要来我们这里买东西。那时候爸爸想搞一点点心吧，卖面包啊，卖一点糕点啊，谁想到我们六个小孩全都趴在柜台上，把东西全部吃完了。”
他们的邻居也有犹太人，讲上海话。“做菜的厨师送给我们好多碗啊，盆子啊，都给我们，但好像没好好保存吧，不然现在也捐去博物馆了呀！”不光是邻居，犹太人也喜欢和他们做生意。这是码头附近唯一一家卖香烟的店。父亲通过中间人摸清喜好，犹太人便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爱抽的烟丝，配合着烟斗、皮夹子一起售卖。“他们买东西很慷慨的，买各种在船上需要的东西。”
“1966年以后，拥有相册就不稀奇了”
父亲最疼的是独子邵德民。“他们平时对我和其他子女不一样的。比如我那时候早餐要吃包子的，肉包和豆沙包。我考幼儿园的时候，他们问我肚子饿了吃什么，我就说吃包子，他们都笑了。”那时候，大饼油条一个是三分钱，包子是一角钱，大部分人早餐只吃泡饭。
邵德民年幼时留影
“我妈妈烧烧饭啊，结结毛线衣啊，我爸爸就动动脑筋，夫妻两个互相帮衬着过了。”日子随着烟杂店的兴盛一点点丰裕起来，但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钱依然要盘算着用。去虹口公园是一件大事，一家人都要梳洗打扮一番。门票五分钱一张，进去了拍一张照，冲洗印刷，一块钱，都算作消费。父亲在家喜欢练书法、唱京戏。他教大姐唱《四郎探母》，在一旁拉胡琴。“父亲很喜欢我，从小教我记日记、读古诗，教我唱戏。我唱得不好，他打我手板......儿子邵德民也喜欢听戏，但与父亲不同，他喜欢绍兴戏。东山戏院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听过好多遍。那里一天唱两场。晚上家里宵禁，妈妈就白天带他来，从一点半坐到四点半，可以还家里一下午清净。
1954年，公私合营，烟杂店收归国有，父母被分配去不同的百货公司做了采购员，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八点。父母很少吵架，“我妈妈她，从来不一个人出去，一出去就是两个人一起走，都去的。他们两个人很要好的，出去老是手牵着手走的，周围街坊邻居都知道的。”
日子困难一点，他们就拿过去值钱的东西当掉——衣服、首饰、黄金，拿来折价贴补生活。三妹十四岁的时候，和二姐一起被母亲送到溧阳路的外婆家里住，一个月三块零花钱，吃喝都不在家里。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了，偌大的石库门房子只剩她们两个。三妹放学回家，会没来由地想起小时候被父亲卖掉的花园洋房，那里未曾谋面的清洁阿姨，“开一次门都要收费”的保安，被兄弟姐妹簇拥着的，不肯搬迁的童年。洋房是不是也像这里一样？她已经很久不和家里一起吃饭了，一个月三块钱不容易吃饱，但她还是长到了168厘米 ，高高大大的，在学校里报了跳高体育生。那时二姐已经在卷烟厂工作，长得瘦瘦小小的。夜里害怕的时候，她和二姐在一张床上抱着睡。白天又会打得不可开交。“我和二姐打架，她打不过我，回妈妈那去了！”从此，外婆的房子只住了三妹一个人，直到她19岁结婚，将这里装潢一番，做了婚房。
为了奖励邵德民考上澄衷高中，父亲给他买了相机，机身70元，镜头80元。又买了一套冲洗设备，最贵的是放大机，200元。“我父亲是非常喜欢摄影的，所以我后来在家里也搞摄影了。以前他拍的照片，我从底片冲洗到放大我都会的。就是为了培养我，他才买的。”
一整套冲洗设备放在家里的阁楼上，不见天日，从前阁楼是小辈的房间，两个姐姐搬出去后，家里宽敞了不少。冲洗照片的时候，他就把设备从阁楼搬到亭子间里，两侧窗帘一拉，就是一间暗房。为了省钱，邵德民自己买药粉、研究配方、做药水，从家旁边的胶片厂捡边角料拼贴起来，再装进胶卷盒里，冲印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我父亲买了设备以后就开始教，设备书都是我自己搞的，一点点懂了以后，需要什么，我给他说，他就提供我资金。”
“搞摄影成本就这样。自己拍照成本降下来了就没什么。”后来，他帮巷子里的街坊邻居印了不少照片。那时候就不再收钱了。
相册封面
1966年以前，家里有两本相册，一大一小。这本大相册留下来了，和父亲做的剪贴报、书摘摞在一起。邵海泉在自己大女儿的照片下写“我是大阿姐”，二女儿下写“我热爱自己的职业——绘图”，三女儿下写“我不动，你快拍”，四儿子下写“小亭梅柳，百花齐放”，五女儿下写“不，我是六年级生”，幺女儿下写“六点钟了，大姐快回来了”。
“我自己也有相册，和同学一起的合照。66 年以后，拥有相册就不稀奇了。因为我们有了照相机，自己能拍、能冲、能洗、能放。照片就很多，就没有这本稀奇。这是父亲最用心的一本。”邵德民说道。多年后，他从澎湃新闻手中再度拿到相册时，语气有些激动：“我能取回相册，已经是很感谢你们，其他都是小事了。”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邵德民没能念完澄衷，就被分配“上山下乡”。后告病在家，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
但他一直在拍照。“父亲当时能花这些钱培养我，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后来在家里也是搞搞摄影。”他一直用黑白胶片，也给自己的小家庭拍照，直到数码相机的普及。”比起数码，我还是更喜欢胶片。数码太快了，咔嚓一下，五六张照片都出来。但胶片要等，等那个最好的时刻，一次只拍一张。”
邵德民 图
他最得意的照片一张是在纳米比亚国家森林公园的狮子——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一瞬间，他抓住了。当时队里一位同行老人拿不动长枪短炮，只带了一个索尼的变焦机：“这还可以打鸟的，一机打天下！”邵德民听后也买了一台，但买回来以后，他几乎再也没拍过照。
“我现在都不用了，就用手机拍，手机都1000万像素了。”
那时，大姐和二姐已经从石油化工厂和供电局退休了，三姐也从江阴回到了上海做采购，他从做老师转去了供销处，五妹和六妹分别还在卷烟厂和大众汽配厂，准备退休。
六子女留影（上）
六子女留影（下）
父亲过世已经有一年了，突发性脑溢血，终年96岁。老年痴呆的母亲从此患上了厌食症。
“我母亲90岁以后虽说是老年痴呆了，但是我父亲去世她还是知道的，也哭了几次。得了老年痴呆症后就不能清楚地表示自己要吃喝的意愿了。所以肯定是加速衰老了。”
父亲去世的十天里，黑白照前点上三炷香，延绵不断。家中白纸花、黑布环绕，子女各戴孝十天。“她看得见的呀，可能她也很难过，但是她的表达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
在母亲生病的前两年，像年轻时一样牵着她的手散步，吃饭时看着她、喂她吃东西，陪她聊天，从不留她一个人待着。三妹来看她们，她到老了也还是高高大大，衣服宽，刚好合母亲的身。“爸爸看见我身上的衣服漂亮了，就叫我脱下来给我妈妈哦。说这件衣服也好漂亮啊，*妈可以穿。然后我妈妈呢，给我爸爸一天到晚打毛线，打得也好漂亮。”三妹回忆道。2018年，母亲也因脏腑衰竭，终年94岁。
生命最后的两年时光里，母亲一个人住在海门路的房子里，父亲走了，儿女也都成家了，身边只有两个保姆照顾。“我们都是有家庭啦，有小孩啦，平日里忙，所以就喊了两个保姆过来了。爸爸走了，我们就没有他照顾得那么好了。”
1942年父母合影
“他们说感情好的夫妻，不会超过两年。两年之内一定都是一个走了，另一个相继也要走的。所以我爸去世了，我就想妈妈在不久了。”
2018年年底，家里空荡荡的，海门路的房子出租了。邵德民花了八百块钱，请人把家清理了一遍。阁楼上的东西搬空了——剪贴报、书和相册，以及许多记忆里没有命名的旧物，被来人清理了，有些扔到垃圾桶里，有些流到旧货店，比如这本老相册。
2021年4月，提篮桥片区正式召开拆迁动员大会，这里将按照北外滩“一心两片、新旧融合”的总体格局，保留历史风貌，重新修缮。邵家的老房子人去楼空，弄堂里连只猫都不见，门封起来，砌成了一面灰色砖墙。
来年深秋，邵德民再度回到这里，对同行的记者说：“这扇门的照片你们拍下来，回去发给我一张。”此时，辗转经澎湃新闻之手，这本相册又回到了他们手上。但现在，他们似乎更爱用手机相册。微信上，他们转发过来一组父亲93岁生日那天的电子相册。开篇，爸爸坐在犹太人纪念馆对面的白马咖啡馆座椅上——双手垂放在膝盖上，额头光亮，两鬓斑白，嘴微微含着，像要开口说话。驼背、皱纹、白发，所有形容老人的词都可以留在他身上，也可以随时从他身上脱落，挪到另一个老人那里。
形容词变得笼统，也许是衰老的开始。“哎呀，老了是很可怜，我想我爸爸妈妈老了，我们没住在一起，在他们旁边。一个人很可怜的，我手机什么东西都不会操作，都是商场里的小帅哥美女教我的。哎呀，我碰到什么困难都是到商场里面去。”如今他们的孩子也老到要靠孩子的年龄了。
电子相册的背景音乐在放《粉红色的回忆》，连边框也是粉红色的，周围冒着特效泡泡。照片依次旋开去，下一张又弹出来，韩宝仪在大声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老相册躺在一边，翻页里有经年陈旧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