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在电影院里观看的时候，确实被电影传递出的画面视觉效应给震撼了。
当时鲜明的感觉，就是电影是一种技术，而《攀登者》在视觉特效技术上传递出来的震撼力，确实让观影的我们被激荡得热血沸腾。
而因为这份视效的强大冲击力，反而忽略了电影里的其它的情感戏部分，觉得影片里的情感线的存在，反而是激烈的视觉冲击给人的震撼波的间隔里的一段缓冲，一段安抚。
在大银幕上观看《攀登者》，被电影里的接连不断、应接不暇的激烈场面一波连着一波的刺激着，当时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攀登太难了。”
电影至少把这样的一种精神传递与表达出来了。
香港导演徐克的监制与李仁港的加盟，让《攀登者》里的视觉效果激烈而快捷，正如黄建新所说的那样，香港导演的镜头语言运用上比较新潮，先进，时尚。
《攀登者》正体现出这样。
影片里的惊险场面大致有七段，而实际上，这七段场面，在现实的中国登山队的经历中，都是不存在的，但电影里，却作为叹为观止的惊险奇观大加演绎。
而且所有的这些惊险场面，都是突出方五洲的个人英雄主义的。
下面，大致罗列一下电影里给人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七个惊险片段，从这些片段里，的确可以看出，香港导演在制造视觉惊险方面所具有的功力所在，至少能够将电影的视觉效果打造出非常惊心动魄。
在银幕上，还原了雪崩自天而降的场面，非常有震撼力，一下子把电影带到了高原雪域的严酷环境，为攀登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艰难定位。
当然，实际上，资料显示，1960年登山时，并没有发生雪崩，更没有队长牺牲的记载。当时有两名队员牺牲，但都是因高山病的原因而献出生命的。同样，电影在表现1975年登山段落中，又使用了雪崩这一个惊险元素。
而1960年这一段惊险也奠定了影片里的一个重要的故事线索，那就是方五洲与曲松林的矛盾关系。在雪崩来临之时，方五洲飞身去救曲松林，曲松林在下坠时，把手里的摄影机扔给了方五洲，但方五洲为了救曲松林，扔掉了摄影机。后来曲松林再次与方五洲见面时，对他很冷淡，先与另一个队员杰布拥抱，却一直耿耿于怀方五洲为救他而扔掉摄影机的行为。
然而事实上，之所以1960年没有拍成登顶的镜头、导致外国人不承认中国人登上珠峰，是因为当时登顶时是夜里四点多钟，根本无法拍摄影片，而《攀登者》意图从摄影机这个细节入手，构置矛盾，显然是为了让电影有一个主线。
这一设置，后来到1975年的段落中，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摄影师角色李国梁，这一个人物，是直接承接1960年段落的。曲松林因为有1960年没有影像资料的痛，所以对李国梁要求特别严格，包括在大本营给李国梁特别加餐的魔鬼训练，都是为了让李国梁能够胜任他为登山留下影像资料的使命，电影围绕李国梁的摄影技能，又安排他与藏族小妹的那么一点朦胧感情。由此可以看到，电影里安排的三段爱情故事，都是女队员与男队员之间的那么一点关系。
这种爱情关系是哪里来的？这应该是来自电影编剧阿来的最初创意。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的爱情？小编将在最后重点剖析一下。
第二个惊险，是1960年攀登“第二台阶”处曲凤林险些跌落悬崖。这一段的用途是为了突出曲凤林为什么会截肢。这一段其实完全可以拍摄得更加动人一些。在面对“第二台阶”高达五米多的悬崖峭壁处，方五洲直接走到崖壁处，担当了人梯，支撑起队友们翻过了这一登顶时刻的最后一个关卡。
而在这之前，英国人从1921年到1938年，8次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登山都没有成功，最关键都卡在这一个地方。
但是电影交待这一段情节时，并没有表现出方五洲在这样的时刻是如何当机立断甘当人梯的，如果电影在这一过程中，交待一下方五洲与队友对视的神情，然后断然走向峭壁，以作人梯，会让他的行为更为感人。
电影里表现曲凤林在踩着队员的肩膀往上攀爬时，因为脚滑，也因为所穿着的鞋子上的钉子，他向后仰倒，电影两次出现了人梯差一点崩坍的惊险场景，而据资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命悬一线的危机状况。可以看出，电影只要抓住机会，总会在“滑”与“坠”这两个最危险的登山危险上大做文章，充分演绎，制造电影里的紧张与危机气息。
曲凤林为了顺利爬上悬崖，脱掉了鞋子，赤脚攀登，从而导致冻伤，后来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
第三个惊险，是在拉巴日峰进行适应性训练时遭遇疑似雪崩。这一段的重要性自然有方五洲用梯子救人的神奇壮举，但更为重要的地方，这里让李国梁与藏族女孩有了亲密接触的机缘。因为方五洲在下面的段落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救人情节，尤其是他只身去救徐缨的时候，几乎是本段落中李国梁与藏族女孩这一段情节的同义反复。
电影在沟通人物感情的时候，基本走的是最常规的男人顶天立地为女人撑起天、然后赢得女孩芳心暗许的惯常套路，这一套路，看似老掉牙，却很管用，在本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能够恰到好处地润滑动作激烈的段落。
方五洲在雪崩的巨大压力面前，用登山梯当滑行器，营救队友，在镜头的凌厉剪辑下，展现得步步惊心，而又节奏井然，充分显示出香港导演在动作戏设计上的标新立异，酣畅淋漓。
第四个惊险，是方五洲奉命前行在大风口处扎营遭遇到的险情。这一段与第三个惊险有相似之处，方五洲再次显示出他的英雄主义气韵，用梯子拯救了队友们。电影再一次抓住任何一处可以凸显特效的机会，在这一段惊险场面中，做得相当的充足，一环套着一环的险境，前面刚止，后面接踵又至。
而这一段拯救情节，方五洲的作为并不是电影的本意，而是为了突出杨光与女队医的朦胧爱情关系，在这一个环节里，电影交待杨光在进入女队医的帐篷时，不慎碰翻了热水，伤了队医的腿，然后剪开她的衣服，导致她衣不蔽寒。
后来一众人滚落下去的时候，被方五洲“一手定乾坤”，众人都挂在梯子上，杨光看到女队医腿上破衣服处受冻，便割下自己的羽绒衣给了她，从而导致他的腿部受伤。
之后，杨光退出了登山队。电影里对他与女队医的爱情并没有过多的交待，剪掉了更多的爱情镜头，实际上，这一段情节，与李国梁和藏族女孩的爱情萌发如出一辙，所以电影里作了删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在真实的情况下，当时登山队在大风口处遇到大风，并没有电影里表现的连帐篷都刮走的严酷局面，但一些细节是存在的，比如被热水烫伤的这些细节，电影把被困帐篷的真实遭遇，再次变成了一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惊险场面，而其中又掺杂了一些真实情境下的细节，使得这一段场景在电影里看来非常的震撼。
第五个惊险，是方五洲在冰塔林处救徐缨的段落。方五洲撤下山来，听闻徐缨还迷失在山中，只身回去寻找，影片里的所有具有爱情关系的人物之间，都有着相似的男救女的情节模式，而方五洲自然少不了这样的一种设置。
而实际上，方五洲与徐缨的爱情关系，设计得并不自然。
方五洲1960年认识了还是学生的徐缨，就算两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岁吧，那么，1975年的时候，两个人至少已经35岁了。
而电影里介绍，徐缨回国的时候，正是在1975年左右，实际上，中苏关系早在1960年就已经破裂，那时候徐缨不可能滞留在苏联，早就应该回国了，不可能在1975年这一个时点才回国。
况且这么一段漫长的时间，方五洲与徐缨天涯暌隔，而且他们之前也没有什么约定，应该不至于感情会停滞不前，找不到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而电影里把他们设定成一直等待着对方，而且尤其是徐缨一直等待着方五洲那一句没有说的话，从电影的情节来看，是有其能够成立的地方，但是比照现实中的情境，却给人一种难以置信之感。
但这一段落的用意，终于使我们看到，每一次方五洲出手都是救别人，这一次终于由他来救自己的心爱的女人了。如果电影选择爱情的套路与模式，那么只能走这样的情节设计。这样，影片里的三个男人，都走的是统一的英雄救美的通用型模板。
第六个惊险，是李国梁滑坠悬崖、自断绳索的段落。在1975年登山时，只牺牲一名登山队的副政委，他当时拿着摄影机走在最后边，拍摄现场场景，后体力不支，滑入悬崖。这一人物应该是李国梁的原型。
《攀登者》在这里再次设置了一段登山团队被一绳所牵、滑入悬崖的惊险，挂在绳索下面的李国梁，为了团队的安全，自已割掉了绳索，坠入深谷，也是电影中感人的段落。这一段情节使人想到美国电影《垂直极限》的类似表达。
这一段惊险情节，直接呼应的是副总指挥曲凤林一意孤行、命令登顶的前因，也让整个电影在前面几场的有惊无险段落之后，再一次展示了登山的艰辛与危机重重。
第七个惊险，是方五洲再次领队登顶时遭遇到的雪崩段落。没有任何记载1975年登山队在攀登过程中遇到过雪崩。而且影片里的雪崩场景过于猛烈，在那样的铺天盖地的雪崩情况下能够逃得生天，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电影再一次强调了方五洲的飞越冰雪裂谷、架起逃生绳索的英雄主义行为，而他自己被埋入雪中，却被神奇地救活。最后由他带领一批年轻的新队员们攀登峰顶，而记载中，1975年的登顶队员中没有一个是1960年登上山顶的队员，因此，无论是方五洲雪崩中救人还是他最后登顶，都是电影的虚构。
但由此可以看出，《攀登者》只要找到机会，就要把视觉效果做足。一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却安排了七段惊险段落，使得电影的惊险颜值不断攀高，在电影院的气氛里，足以使人们忽略情节戏上的短腿与不足。因为大银幕效果的电影注重的是影像气势与视觉冲击力。
《攀登者》中用了七个惊险段落，除了一段是李国梁自己献身之外，其余的惊险情节，都是突出方五洲的神勇作为。这样，电影可以说每隔十七分钟，就有一段惊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惊险场景，并不是真正的登攀珠峰时遇到的惊险，而是电影里抓住每一个能够展示特效的地方便大加演绎，营造了另一种近乎是平行时空里的夸大型的别致惊险。
徐克与李仁港的合作，使这些惊险情节美轮美奂，掩盖了电影里的文戏的断断续续。
那么，为什么电影里要表现爱情情节呢？
实际上，我们感受到的是电影的难言之隐。
电影的爱情故事的原型，并不能责怪导演李仁港，影片的编剧是阿来，他在编写剧本中，深谙编写的难度，他不得不通过一个爱情线索来贯穿全片，让散点式的登山元素变得有一个中心脉络。
从影片来看，方五洲与曲凤林的矛盾并不具有能够让人心服口服的说服力。当曲凤林在1975年见到方五洲的时候，本来应该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生死之交的亲热感，但曲凤林却冷脸相向，原因是当年方五洲为了救他扔掉了摄影机。
之后电影里一直表现方五洲与曲凤林之间存在着一种磕磕绊绊的关系，但电影又不敢将这种矛盾加以写明，所以，令两个人的冲突严重发育不足。比如，曲凤林严格训练李国梁，方五洲从旁调解，但后来方五洲又自告奋勇地演示训练速度，使得他又站到了曲凤林这一边来。后来曲凤林在登山过程中，同意李国梁毛遂自荐身任队长冲击顶峰，但李国梁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队友的安全，同意这一决策的曲凤林深感自责，向方五洲表白“我错了”，而方五洲一句“兄弟”，电影用来表达两个人之间已经消除芥蒂，情好如初。
可以说，电影里用方五洲与曲凤林之间的龃龉的消除来勾连起电影里的一条线索，主观立意不错，但真的难以能够达到一线串珠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不得不借助爱情线来达到其它线索难以达到的串连效果。
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我们不妨看看电影表现的年代是什么年代？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一个是1975年。电影里必须回避那个年代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挂帅的特定内涵。
所以《攀登者》里只是强调了笼统的登山动机，也就是牺牲的队长所说的：“我们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而并没有把这一情节细化成那个时代更具指向性的精神源动力，影片里我们看到，代表登山队最高领导的赵政委就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物，他基本在影片里没有什么作为，电影既没有强调他的正确性，也没有突出他的负面效应，在影片表现方五洲与曲凤林争执是否登顶的时候，他在边上基本不发一言，这一人物，也被排除在电影里本来线索就不够明晰的方与曲的矛盾之外，也就意味着，电影里的时代背景被竭力淡化了。
本来电影里有一个重要的感人元素，那就是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甘作人梯的团队精神，1960年登山的真实历史中，三人登顶之外，另一名队员刘连满自作人梯，把队员顶上了悬崖，自己却用力过猛，而未能继续前行，他自感生命将终，把自己的氧气瓶留给了队友，他身上的这份精神其实相当的感人。后来刘连满晚年的时候，生活很是艰苦，央视曾经为他专门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当时联系另外三个登上山顶的队友时，这三个队友竟然无一人愿意来见他。可见，故事发生年代的那一种纯粹的同事之间的集体荣誉感与情深义重是电影里本来能够表现的一种精气神，但这一切再次触及到电影发生年代的定性问题，编剧阿来肯定考虑到这样的设定会带来更多的争议，所以他在电影里忽略了那个时代的最鲜明的主题词，而让爱情来担纲串起情节主线，这一点，我觉得阿来的编剧方式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这正是《攀登者》采用这种通用型模式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