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三，年龄已经38岁的小蚂蚁袖珍人皮影戏团团长，在10年中，几乎以一己之力为同伴撑起了一个避风港。在无数次行将放弃之际，李铭选择了坚持。
位于大兴区礼贤镇王庄村的小蚂蚁皮影剧团，成了袖珍人的避风港 摄：张骁
在中国，矮小症的发病率为3%，有近3900万人被称作“袖珍人”。根据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身高不足130厘米的矮小症（官方称“侏儒症”）患者属于轻度肢体残疾，其生活和就业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鼓励，但今天，袖珍人想找到一份体面工作并不容易。
现在，北京至少有两个剧团，五十名袖珍人正在从事皮影戏表演工作。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迷茫的袖珍人之间做出了双向选择——皮影戏需要忠实的从业者去发展传承，袖珍人也得以通过“幕后劳动”赢得尊重。
迈过那个“临界点”身高，困扰每个袖珍人一生的痛点。他们的智力和常人无异，但身高不及常人的三分之二，随着年龄增长，积抑在心中的自卑感与日俱增，直到迈过那个“临界点”。
李铭的童年过得不轻松。8岁时，他的身高只有70厘米。青春期的小孩，应该每个月都在长个儿，但李铭一年到头，就长了几毫米。这个大兴区礼贤镇的农民家庭，很快在寻医问药中花光了全部积蓄。
最终，李铭被三甲医院确诊为“脑垂体生长激素缺乏症”，他幸运地成为进口生长激素的第一批试用者。称他“幸运”，是因为在同时代的偏远地区，很多医生仍在推荐袖珍人食用“高乐高”。
生长激素打了半年后，李铭长高了20厘米，但家人欠下两万多元外债。在农家，秋收意味着有钱还债，但李铭害怕秋收。因为，别人家的女孩都可以下地收粮食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除了养鸡喂鹅，无法承担任何体力劳动。
“每天都在想，父母不能养我一辈子，我能干什么，我每天都在想。”
1995年初中毕业后，李铭经介绍成为昌平一家景区的袖珍人讲解员。景区并不避讳用袖珍人特殊的身形吸引客流，这迫使长期自闭的李铭每天要接待天南海北的人。
他不厌其烦地向游客介绍着明朝皇帝的历史，但真正让游客感到兴奋的是探讨李铭身世。人们叫他小孩儿、小矮人、说他是火星人，不是地球人。李铭兜里揣着一张身份证，试图证明自己成年，但游客觉得身份证也是假的，要举报景区招募童工。
“游客快逼死我了。”李铭无数次躺在床上擦眼泪，想着，“我到底回不回家，回不回家?”他被逼到了那个向现实低头的“临界点”，他看开了，释然了。
他在景区旁开了小卖部，每周都去天意商城采购服装，两只小手，各拎一个装满袜子和内衣的黑色塑料袋，走五步，歇一会，走五步，喘口气，然后坐公交车拿到昌平去卖。李铭的人生第一次获得了肯定，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能帮父母还债了。
他至今感恩景区，给了他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袖珍人的避风港和李铭一样，小蚂蚁袖珍人皮影剧团的每名团员，几乎都有一段被歧视的经历，所以也格外珍惜“报团取暖”。
远密来自陕西，1999年生人，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东一家手机贴膜工厂，长时间的流水作业让他倍感疲惫。小杨来自陕西，1989年生人，他曾是一家手工艺品店的工人，但他发现，无论他要做一件事，还是已经做好一件事，等来的都是被人质疑和嘲笑；小萍来自甘肃，1992年生人，在一家幼儿园当上实习教师后，身体健全的老师并不能忍受小萍比她们做得更好，小萍处处受排挤，自己选择了放弃。
“父亲说，闺女，我养你一辈子，咱们回家吧。”但小萍不甘心。母亲支持她打工，小萍就和母亲合起来骗父亲，她对父亲说：“如果你和我妈都不支持我打工，我就离家出走”，父亲感觉不妙，赶紧去劝小萍的母亲，小萍就这样来到了北京。
当她进入剧团，在见到远密、杨洋、李铭等人的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团员们吃住在一起，一起做皮影，学着练皮影，在排练新戏时不停打闹，也因剧情设计彼此争辩。大家一起去演出，有了问题可以“一起扛”。
某种程度上讲，皮影剧团像是一个避风港，让这些经受了太多不公和歧视的袖珍人，可以“松一口气”去生活。学会皮影让小杨感到自豪，有一次，剧团在商场里演出，顾客把展台围得水泄不通，商铺老板也凑过来看戏，“商场好像不卖东西了，像我们的皮影戏大剧院”。
待表演结束，团员们到台前谢幕，听完自我介绍，掌声更热烈了。那一刻，小萍感觉到幸福，被人需要的幸福。
李铭（蓝衣）正带领袖珍人团员排练新戏 摄：张骁
同伴们越需要皮影剧团，李铭越要把剧团办好。他身兼多职，是照顾团员们生活起居的“大家长”，是教团员练习皮影的指导老师，是到社会上联系演出的业务员，是那个给大家发工资和年终奖的老板。身兼多职，因为剧团是他的全部，他也把全部给了剧团。
2007年，李铭辞掉景区的工作，拜师皮影戏大师路海门下。在成为“路家班”第七代传人以后，他就想把皮影戏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如果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也要演皮影”。
剧团初创时只有四个人，李铭带着大家租住在大兴黄村一处临街地下室，男女生各一间房，每月房租合计450元。组建剧团的第一年，大家每天练皮影，没有演出机会，李铭把打工攒下来的4万块钱全搭进去了。
组建剧团的第二年，一个月只有一场演出，一场挣1000块钱，钱的三分之二作为剧团开销，剩下的李铭让大伙分了，自己没工资。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到早市买搓堆儿的、折页的剩菜，吃绿色的西红柿。他到肉摊上买两块钱的猪肉，但团员们吃的美滋滋的。
“不记得剧团搬了多少次家。黄村的房租涨了，这已经是城里最便宜的房子了。怎么办?只能到农村去，到更远的农村去，去租每月150块钱租金的平房。”在小洋记忆中，那片平房被楼房遮得全年见不到阳光，屋子里没有暖气，到冬天就开“小太阳”。
10年，李铭没带团员们打过一次车，坐过一次地铁，永远是推着两个轱辘的手推车，坐几个小时的首班公交车进城，然后坐末班车回大兴农村。“辛苦，但是热爱。”
之所以热爱皮影，是李铭觉得，他可以“用心去打动观众，而不是用身体，让观众去喝‘那种彩’”。“每个皮影故事都有自己的内涵，行侠仗义、见义勇为、互帮互助，我想用这些故事打动观众，让大家感觉我们心里是有热量的”。
直到今天，运营小蚂蚁皮影戏团仍不容易，在演出淡季，李铭照常给团员发工资、上保险。“工资只有好的时候，没有降的时候，没有演出，我就自己垫钱发工资”。李铭渴望能有更多袖珍人加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