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绍兴：一个地域性与时代性的课题

浙江省社科院 钱明

内容提要：浙江向来以越自称，以为越才是浙江的灵魂，而包括杭州在内的“浙西”倒成了文化的边缘区域。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越学”来代指“浙学”。绍兴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阳明心学与浙东经史学，杭州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浙西词学和程朱理学。因此绍兴可以说是志士豪杰实行实用的豪迈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一种心性文化，杭州则是文人墨客行吟颂赞的温柔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诗性文化。以绍兴为中心的王学传播区域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周边国家辐射，最终形成了日本阳明学派和韩国阳明学派，使王学最终成为近世东亚地区的亚主流思潮。中国儒学历来给人以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形象，王阳明的出现，曾给东亚诸国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在于其打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力量，更在于其“儒者之功，仁人之勇”的政治气魄。这种儒者形象的出现，对儒学东亚不啻于一场地震！构筑人文绍兴，这样的精神遗产当倍加珍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的地区差别都要超过欧洲各国间的差别。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与湘西，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别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同一个浙江，浙西、浙东、浙南之间的差别亦是显而易见。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要小，但基本上承袭了行省的架构。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一个行省，性质上等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其区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还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缺陷，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甚大，浙江的两边，亦被合在一块，并把近于闽文化圈的瓯越地区与宁绍地区同视为“浙东”。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是当下地域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反倒是秦汉时期所设的郡，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自治的单位，它相对于后来的省不仅小，而且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单元，内部的沟通要方便许多 。梁启超曾写过《中国学术地理之分布》、《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亦曾对朱熹门下的地域分布作过详细考证，说明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化的地域性与其时代性一样，都是思想学风、学术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因子。正因为此，近世史家一般都用地域名来称呼学派，如朱子学被称为闽学，阳明学被称为“姚江学”，其学派亦被称为“姚江学案”，且一直到清末仍延续这一称呼 ；而王阳明与陈白沙的关系，则被称为“会稽、江门之辩”。对于阳明学说究竟创设于“姚江”（即余姚）还是“会稽”（即绍兴）的问题，笔者已在《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 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兹不赘述。本文拟以绍兴的历史人文地理为着眼点，解明它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未来的文化抉择。

一、绍兴文化的广域辐射

浙省自古就有“两浙”之称。“两浙”即以钱塘江为界的浙东（包括今天浙省的南部、西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与浙西（即今浙省的北部及东部部分沿海地区 ），而浙东的绍兴则可谓浙省之灵魂，这与浙江的地域分界有很大关系。在浙江的地域分界中，钱塘江的地位非常特殊。王充《论衡·书虚篇》：“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于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秦统一后在南边置会稽郡，而“吾浙之台、温、处三州，则实秦闽中郡之北土” ，故古时闽中又有“闽越”、“东越”之称。到了东汉永建四年（129），实行吴、会分治，以钱塘江为界而设吴郡与会稽郡。吴、会二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南朝刘宋，至唐代始置浙江西道和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和东路，元代置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明初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十一府，浙西的嘉兴、湖州二府始自直隶来属浙江。

可见，钱塘江以北的浙西地区，自古以来就与苏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难分你我，故后世遂以吴、会（稽）或吴、越分称浙西与浙东。尽管明以后中央政府为便于控制，而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于是“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7。但从总体上看，被称为“吴下”的浙西地区与被称为“吴中”的苏南地区，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而与以“会稽”为代表的浙东地区存在着超越省界的文化地理隔膜。换言之，近世以来“浙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浙省的历史事实，丝毫不影响其在学术风格和文化型态上接近于“吴中”而远离以“会稽”为代表的浙东文化的趋向和特质。是故浙东的绍兴地区与浙西的杭嘉湖地区常被世人分而观之，亦在情理之中。

从人文地理的眼光看，明清时期的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州、嘉兴甚至杭州。浙省的吴地自古就有“吴根越角”之说，并且表现出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则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的特征。由于吴地属于浙江的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而且也影响了浙江人的地域观念：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文化血脉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而包括杭州在内的“浙西”倒成了文化的边缘区域8。也就是说，浙西不仅“缩”于地域 ，而且“缩”于文化与观念。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越学”来代指“浙学”。比如徐象梅所撰的《两浙名贤录》，在《硕儒》、《理学》之章节中，宋、元、明三代共录有330人，其中出身浙东的有279人，而出身浙西的仅为51人，接近六比一。如果考虑到编撰者徐象梅是钱塘出身，而参阅者绝大多数系海盐、嘉兴人的乡土文化背景 ，那么以上这组数字便更能说明浙省在文化上“东”强“西”弱之特征了。而且从《两浙名贤录》的大量记载中，亦的确使我们看到了章学诚所总结的浙西人士以“雅好文学”、“经学世家”、“究心理学”者为多而浙东人士以“博综子史百家”、“不徒事章句”者居多的奇特的人文景观。

具化到明中叶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传播史，称绍兴为浙学乃至整个江南文化的辐射中心，亦为笔者的研究所证实 。王学传播史，就其过程来说，首先与王阳明的讲学历程和讲学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次又与阳明门人后学的传承力度和汇聚强度密切相关，最后还与各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有深层连接 。据笔者粗略统计，王阳明一生至少到过15个省份，即浙江、江西、上海、江苏、安徽、湖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北京、山东、河南和河北，其中云南、河南、河北只是到过而未讲学，福建、山东是否讲过学还有待考证，其余省份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阳明讲学的足迹。至于阳明门人后学的分布情况，除以上所列省份外，还要加上湖北、海南、陕西、山西、四川等省。可以说，王学的传播区域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周边国家传播，最终形成了日本阳明学派和韩国阳明学派 ，使王学最终成为近世东亚地区的亚主流思潮，这是王学传播的最大收获，也是儒家文化与周边国家传播链中的成功范例之一 ，更是绍兴文化队东亚文化圈所作的最大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及其高足王畿等人，对在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以及安徽的滁州、宣城地区传播王学，有过异常的兴趣和积极的举措。这是因为，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之一，杭嘉湖及滁州、宣城地区，皆环绕南京而形成了“夹攻”政治中心的思想文化场域。凡明白人都知道，要想在政治中心随心所欲地开展讲学活动，有很大阻力和风险。于是不得已，那些在野甚至在朝的阳明学者，只好在其周边地区下手，从外部对政治中心区域形成舆论压力，以影响政治运作的走向和学术政策的制定。除此之外，他们的目的还包括在科举考试的命题、改卷、入取等环节中争取话语权。这就如同南宋时期的学术精英大都集中于金华地区而非政治中心的临安。政治中心非学术中心的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有，尤其是中原文化南移后，在经济、文化上较为发达的地区，都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学术文化圈，以对政治中心形成舆论压力和“夹攻”之势。尽管阳明学在杭嘉湖地区传播的效果与其辐射中心绍兴地区不可同日而语，但能尝试在政治中心的周边区域和思想控制的核心区域传播阳明学，倒也张显了传播者的勇气和自信。

如果能以绍兴为中心把王学传播过程画一幅路线图，则大体上可描绘出以下四条线路：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江西、湖南进入贵州，并逐渐扩散到云南、四川等地；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西北进入江苏、安徽而传播到皖南的宣城、池州、徽州等地；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中进入赣南而传播到粤东北的河源、揭阳、潮州以及闽西的汀州等地，然后又从粤东进入闽中的泉州、福州地区；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西吴地而传播到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其中还应包括阳明在北京讲学然后向四周辐射的辅助效应）。这四条传播路线图，可以说是引导我们深入探究王学传播史和王门流变史的便捷通道，其中无疑应当以浙东——浙中——赣南——潮州线与浙东——浙西——苏中——皖南线为主线。

以往的研究还表明，上述所有传播过王学的区域，因王阳明的讲学背景、传道心境尤其是各地文化资源、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而无不显示出各自的区域特色，因而无论在致思取向上还是在学派阵势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有明显区别。总的来说，王学的核心区域有四处，即浙江绍兴地区、江西吉安地区、江苏泰州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绍兴地区是王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吉安地区是王学的扩散地和极盛地，泰州地区是王学的创新地和变异地，潮州地区则是王学的跨文化交融的互动地。绍兴地区因靠近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地，受到的禁学术、毁书院的压力最大，迫害最深，衰微也较快；吉安地区在朝的王门弟子最多，官也做得最大，拥有层层保护伞，故而传承最久，辐射最广，影响最大，对宗法社会的渗透也最深，在晚明又与东林党人有重合互动的趋势；泰州地区也靠近政治中心，但偏离经济繁华区域，该分支较为杂乱，师承关系混沌，学术宗旨各异，是南北思想交汇、草根文化崛起的重要区域，故而思想系统也别具一格，大有与绍兴地区分庭抗礼之势；潮州地区是粤中心学、江西理学、楚中理学、浙中心学等几大学术力量的交汇处，因而也有勇气超越不同地域文化，融合各路思想流派，尤其是阳明心学，使之与本土的学术资源相交配，把阳明学与白沙学、甘泉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出了颇具特色的粤中王门流派。

王阳明以讲学为首务，足迹遍布十余省份，然而比较而言，浙中、江右、南中可以说是他的苦心经营之地，其一生大部分的讲学时间集中于此，其较为成熟的学术思想亦发源于此，故而是王学传播的重点区域。黔中、粤中可以说是由阳明播撒种子而由其门人精心耕耘之地，阳明早年的个人“悟道”发生在黔中，而晚年的两广之行则使其最后心迹留在了粤中，故而两地亦可谓是王学传播的主要区域。楚中、闽中、北方均属于阳明过路讲学、临时传道之地，故而是王学传播的边缘地区。惟有江苏泰州是个特例。阳明并未在泰州讲过学，然泰州王学的热烈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其它地区，这无疑应首先归功于他的大弟子王艮，但阳明的人格魅力及其学说在该地区的巨大感染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正因为此，才使得泰州王门带有了其它区域王门所没有的鲜明个性。

而作为王学传播的重点区域和主要区域，浙中又集中于绍兴，江右又集中于吉安、赣州，南中又集中于宣城、池州，粤中又集中于潮州等地，黔中又集中于贵阳等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用浙中、江右、南中、粤中来概括前五个省份，而对黔中王门却只字不提，这一“疏忽”，与钱德洪的阳明学观不无关系，它给后世的王学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造成了许多误判。泰州学派本应包括在南中王门中，但因其主要缔造者王艮思想的相对独创性（如淮南格物论、大成学等，皆与阳明有异），所以黄宗羲将其单列，只称“泰州学案”而不称“王门学案”。除了北京，阳明在北方地区几乎未讲过学，而且阳明在北京地区授徒讲学，也是在龙场悟道之前，所以北方人士主要是通过到南方为官或直接到南方从学于阳明的过程才成为王门弟子的。《明儒学案》中虽有“北方王门学案”一章，然所列对象除主试山东时的穆孔晖外，皆为阳明中晚期弟子，且北方“阳明门下亲炙子弟，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 ，究其原因，与王学在北方的传播特点不无关系。西南地区，除贵州外，阳明都未讲过学，但巴蜀地区因为有阳明学者赵贞吉父子及邓豁渠、何祥等人的存在，而在内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崇拜和传播王学的学术圈。云南则因有李元阳这样的学者存在，亦使之成为王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地区。唯独广西，阳明晚年虽在那里讲过学，但并形成桂中王门 ，更未使王学传播到越南 ，这是王学传播史上的一个例外 。对王学颇有好感的浙南硕学王叔杲认为：“夫广西故百粤地，秦汉虽郡县之，而终属羁縻，奈何重支末而轻根本，夺腹心以事四体也。” 把王学在广西不振的原因归咎于“重支末而轻根本”，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二、绍兴文化的时代命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生长在骨子里的、精神性的基因。由于较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自古以来绍兴文化就处于一个相对隔绝又互动交融的人文生态环境里，使之形成了既同于内陆省份的敢闯敢干、吃苦耐劳、诚信踏实的农业文明之性格，又同于沿海省份的勇于冒险、富有想象、不安于现状的海洋文明之性格。绍兴文化可以说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或者说是山的文化与水的文化的有机组合。这种绝妙组合，无疑得益于亘古以来浙江大地上平野与山区、沿海与内陆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

一般来说，浙西地区多平原、水网，农业发达，交通便利，后来成了中国的鱼米丝绸之乡和天下粮仓，因而该地区的生活一直较为富庶10，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比较有安定感，心气平和，温柔敦厚，知足常乐，安土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士族的某些特性，体现在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上，便是典雅柔美、闲适安逸。而浙东是多山地区，人多地少，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人比较有冒险性，敬事鬼神10，骁勇坚韧，吃苦耐劳，敢闯敢拼，表现在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上，便是刚健务实、重利超远。从古代越国人的奋发图强，到明清龙游商帮的全国称雄，再到近代宁波商帮在海内外的崛起，直到当代温州人的独创天下；从明代以义乌人为主的戚家军驰骋抗倭沙场，到清末民初一批批绍兴出身的志士仁人出生入死，敢为人杰，都是这种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的极好诠释。即使从今天生活在的杭州湾两岸的人们来看，其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就因为隔了一条江，刚健务实的萧山人可以向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讨生活，而闲适安逸的杭州人则缺乏那种不怕凶险、勤俭刻苦的“围垦”精神或“弄潮”激情。尽管萧山现已成为杭州的一个区，但在近代以前，它始终归属于绍兴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短时期内却是难以改变的。而这只不过是钱江两岸文化性格与价值观念存有差异的例证之一。

从比较文化论的视角看，绍兴人的文化性格和价值取向的深层基因主要来源于阳明心学与浙东经史学，而杭州人的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基因则主要来源于浙西词派（还有浙西画派）和程朱理学。因此，绍兴可以说是志士豪杰实行实用的豪迈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一种心性文化；而杭州则可以说是文人墨客行吟颂赞的温柔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诗性文化。当越中诸子们在努力创造心学实学文化的同时，江对岸的浙西“才子”们却大都沉醉在一种“才子文化”中。绍兴文化的“求心”、“求实”精神，似可以用“酒剑精神”来作比喻，而杭州文化的“求真”、“求美”精神，则似可比喻为一种“蚕丝精神”；后者的“柔”和“软”，正好可衬托出前者的“刚”和“烈”。从古代的王充、王阳明、黄宗羲到现代的鲁迅、蔡元培等，越中士子可以为求心求实、经世济民而秉笔直书、奔走呼号；而杭州的李叔同、嘉兴的王国维等则可以为求真求美的完美境界而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或者出家修行，或者跳湖自尽。从一定意义上说，绍兴文化是把学问融化为实在的心，而杭州文化是把学问融化为内在的美。一个是唯实、唯心，一个是唯美、唯理。因此可以说，绍兴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刚性的美”、而杭州文化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柔性的美”。

从地理位置上说，两浙地区皆非政治中心，更非军事重镇，相对而言比较自由，远离纷争，发展空间较为自主，故而宋代以后其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高。但浙西经济的发达，可以说主要得益于吴文化背景下的浙西人的精致、唯美、勤劳、忍耐、懂世故、守秩序，这种价值观念是十分适合于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尤其是当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进入中国时，由于浙西地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地带，所以使该地区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亨。在本世纪初，仅几千人口的湖州南浔，居然成了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商业神话。这其中，机遇和优越的地域条件应是主要原因。相比之下，近代以来闯荡上海滩的绍兴人，更多靠得是吃苦耐劳、冒险拼搏的创业精神，所以其在价值层面上的优势或许更大，因而也就决定了绍兴在发展上的后发性与耐久力。

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却创造了经济上的浙江奇迹，这样的事例在国际上已早有先例。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资源诅咒”，其核心涵义是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某种资源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能力，以至在该资源枯竭时，使得该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是因为，资源是个双刃剑，资源丰富的地区，并非是创造力最强的地区，甚至还会成为阻碍创造的惰性力量。创造的决定因素是人，创造力更多地来源于文化力。绍兴发展要有新的突破，就必须在思想文化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无疑是今后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的绍兴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绍兴人创业靠的是“勤奋 胆量”，90年代绍兴人创业靠的是“机遇 投机”，21世纪前10年绍兴人创业靠的是“知性 德性”，那么今后10年或者20年，绍兴要全面发展，除了“知性 德性”，主要得依靠“创新 良知”。然而创新，首先是制度创新，还有文化创新和观念创新；“良知”即自然与人类协调发展、共生共存之理念，人伦文化之重建是其基石。因此可以说，文化建设与观念创新，乃是今后数十年绍兴社会经济发展从经验型转向理智型、从实惠型转向超越型、从本土型转向国际型、从富家型转向富国型、从物质型转向精神型、从自我型转向社会型、从局部型转向整体型的重要保证和基本前提。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是所有文化人的使命。

一般来说，思想意识具有私密性、精神性和历史性，而文化话语具有更多的公共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绍兴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思想辐射和文化传播中心的作用，那么在当下她又该如何在公共性、实践性和时代性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获得更大的文化话语权呢？这其实是个与绍兴的文化强市建设密切相关的课题。

而要建设文化强市，就不能没有思想根基，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然依笔者之见，浙江要建文化大省，中国要向外显示软实力，东亚要走向合作共赢，海峡两岸要和平统一，发端于绍兴的阳明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退一步说，即使就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言，当下的中国社会亦与明中叶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碰到的社会问题与王阳明当时所碰到的社会问题有类比性。王阳明的时代，也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面临着所有转型期社会都出现过的社会问题，如思想解放、体制创新、科举改革、乡村建设、道德重建等。因此可以说，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及道德伦理的角度研究阳明学，对当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稳定，是具有借鉴意义的。至于阳明学产生于绍兴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人文气候环境，对于该地区的文化建设，则更是具有深度研究之必要。而弄清楚阳明学在后期传播过程中东亚诸国所出现的多元的、斑斓纷呈的历史场景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已启动多年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无疑也是十分紧迫的课题之一。

在东亚，中国儒学历来给人以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形象。王阳明的出现，曾给东亚诸国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在于其打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力量，更在于其“儒者之功，仁人之勇”的政治气魄。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说：“先生十四岁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尝曰：‘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这种儒者形象的出现，对儒学东亚，不啻于一场地震！它颠覆了传统儒学，为东亚社会的近代转型塑造了人格、输入了血液！所以余秋雨说：“如今认为中国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巨大已无疑义，那么中国对世界的精神贡献又有哪些呢？……可以毫不不犹豫地回答：王阳明一定是中国历史上作出重要精神贡献的人之一！我认为，我国儒学发展的最成熟高峰就是王阳明思想……对王阳明学说和个人后来的评价的起伏代表着中国精神的命运。如果把他生后的历史年表排列起来，它的起伏决定了中国精神上觉醒的程度。” 构筑人文绍兴，这样的精神遗产当倍加珍视。

但阳明学也有局限。王阳明应该说是个集哲学、兵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于一身而惟独缺乏现代“科学（incommensurable）”精神的全才。余英时说：“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以朱子学之对立面出现的王阳明，可以说是把这种“六合之内”的终极关怀推向极致的大儒。他的著名的格竹子的故事便告诉我们，早期他也像朱熹那样“格物穷理”，但他不是从竹子中探寻植物学的“原理”，而是从竹子中穷得伦理学的“心理”。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大病一场。日本的维新志士从他那里获取了“行动的哲学”基因，但也只局限在政治、军事等事功的领域，而于现代科学可谓毫无补益。尽管这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乖戾现象，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存在，但绍兴作为阳明学的创设之地，这种乖戾现象是否表现得尤为凸显？其心理沉淀是否更为沉重？是有必要作深入研究的。若答案是负面的，那我们又应如何站在同情性的理性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呢？

多年来，凡关注绍兴发展和进步的人，都会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表象后面隐约感受到精神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犹如马格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绍兴文化”抑或“绍兴精神”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是“人文绍兴”的地域性荣耀和所面临的时代性课题。

我在这里还要反驳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1956年发表的一部极为重要并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中国科学与文明》中的《科学思想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2：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一文的论断。他认为，阳明学说阻碍了合理的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李约瑟只代表了一种传统的（欧洲式的，或是欧洲中心论的）类似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理念。其实他应该能够注意到，在他的时代，阳明学说已经在当时已出现的量子物理学说中得到了证实。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阳明对于存在的基本理解，已经超越了在他几百年之后出现的李约瑟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且预见到了现代对自然概念的重新阐述！通过古老的中国传统及其自我反省式的思想教育方式，阳明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其实在16世纪就已经找到了哲学的答案。而今，德国量子物理学家，例如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约丹（Pascual Jordan） 、魏扎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用他们以技术与数学做为基础的实验，对此加以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