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游客如织的鸭川曾是京都洪水频发多灾多难之地（樱花校园逃离三枝）

对于日本关西地区的旅游胜地京都而言，今年可谓是多灾多难。

9月4日，25年来威力最强的台风“飞燕”登陆日本西部，强风和强降雨至少造成7人丧生、逾百人受伤、逾百万户停电，关西国际机场被迫关闭，联络桥遭到游轮撞击导致车辆无法通行、近3000名游客被困机场。京都许多知名寺院、神社、观光景点都受灾严重：世界文化遗产西本愿寺的阿弥陀堂桧皮屋顶损坏，二条城屋顶上的金属装饰掉落，国宝二之丸御殿多处受损，赏樱胜地平野神社拜殿倒塌，岚山渡月桥的栏杆被吹倒……

“飞燕”远去，京都从狂风暴雨中稍作喘息之时，又一个超级台风再次逼近。据日媒报道，24号台风“潭美”于9月29日登陆日本冲绳地区，30日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自西南向东北掠过日本全境。十一长假期间，日本全国将面临风雨交加的天气，预计在日旅行的游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京都市内贯穿而过的鸭川自今年夏天开始屡屡因极端天气暴涨。7月初，由于梅雨影响，从东日本到西日本的广大地区普降大雨，多地降雨量刷新了历史纪录。京都河流水位暴涨，原本清浅和缓的鸭川波涛汹涌、濒临决堤，日本当局针对受影响的京都16万居民发布了避难警报。9月16日凌晨5时，日本气象厅再次对京都、滋贺、福井三地发布大雨最高级别警报“特别警报”。当时，由于京都河川泛滥，政府相关部门向周边约27万人发出避难指示。据悉，鸭川的水位在当日凌晨2点左右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有网友发帖称：“鸭川好像变成了游泳池一般。”

在风平浪静之时，鸭川素来是前往京都的游客的必经之地。横跨鸭川的三条大桥、四条大桥和五条大桥是市内的交通要道，其中四条大桥因西端为京都商业区，向东直通祗园、八坂神社和圆山公园，且两岸食肆林立，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站在桥上，可以眺望远处的群山，岸边的游人则闲适地坐卧休憩，春赏樱花，秋赏红叶。每年5月左右到9月底，鸭川边的餐馆还会在河川上搭建露台，摆出“纳凉床”，供食客一边享受户外美景，一边品尝美食。

纵有台风的威胁，鸭川美景依然令人沉醉。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的鸭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京都洪水泛滥、爆发饥荒瘟疫因而尸体大量堆积的恐怖之地。更令人惊讶的是，直至近代，鸭川上才出现正式的桥。虽然洪水仍然屡屡冲垮鸭川桥梁，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终结。在《京都，流动的历史》一书中，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准教授三枝晓子为我们梳理了鸭川的这段灾难史。

鸭川上的三座桥

京都的前身为平安京。从794年（延历13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后至1868年（明治元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为止，京都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都为日本的国都。

早在平安京建立之前，鸭川就出现了跟现在水路大体相同的河流。平安京建都后，鸭川与高野川交汇点的上段被称作“贺茂川”，下段被称作“鸭川”。目前，鸭川流域的桥梁超过40座，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平安京建都逾百年的10世纪，鸭川上都没有桥，当时的人们是蹚水过河的。事实上，鸭川在天气晴好之际河水较浅过河尚无压力，但一旦降雨量增大，鸭川水量就会迅速增大，造成威胁。这和鸭川的地形特征有关：鸭川上游山地部分占流域面积的一半以上，河流的倾斜度在山地部分较大，因此一旦发生暴雨，河水很容易急速高涨。

从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这段时期被称为日本中世纪。在中世，京都现存三条大桥的位置还没有常规架桥。据日本史学者朝尾直弘考证，1589年（天正17年），已经平定四国、九州，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为了统一天下下令兴建三条大桥。三条大桥作为东海道、中山道的终点，是当时江户（东京）和京都之间的重要枢纽，承担了支撑公仪（即朝廷或幕府）权力、幕府体制的重要职能。直到17世纪中期，在六条河原被处决的犯人首级就在三条大桥悬挂示众。在17世纪，鸭川每两至三年遭受一次洪水袭击，为避免大水冲垮大桥，每次公仪都要动员人力防护。

位于三条大桥南面的四条大桥、五条大桥始建于于12世纪中叶。四条桥亦称“祗园桥”，如名称所示，该桥通往位于鸭川东岸的祗园社（八坂神社）的参拜路，是祗园御灵会时神舆轿的必经之桥。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四条桥多次被洪水冲垮，有时甚至会出现无桥可走的情况。1576年（天正4年）洪水爆发时，织田信长曾下令建桥，之后又多次被冲垮。直到1857年（安政4年），各町的祗园新地及祗园社族人才出资正式建桥，告别四条“临时桥”的历史。

从四条桥再往南走就是五条桥。五条桥曾经架在更靠北的现松原桥的位置，直接通向鸭川东岸的清水寺，曾经的五条街就是指前往清水寺的参拜路（即现在的松原街）。现在的五条街的位置是由丰臣秀吉确定的——他下令在通往方广寺参拜路的地方重新修建五条桥，成为通往大阪城、伏见城的便捷之路，因此这座桥和三条桥一样都具有政治战略意义。

京都的三次大饥荒

从三条大桥到旧五条桥一带的鸭川沿岸“河原”在中世就有居民居住。平安时代末期日本作家、诗人鸭长明（1155年-1216年）在其代表作随笔集《方丈记》中记录了“河原”“白河”“西之京”等地名，即指鸭川沿岸一带。根据学者考察，近世以前的“河滩”范围北起三条大桥，南至五条桥。其中四条以北的河滩的市街化发展较快。不过鉴于鸭川洪水频发，桥梁屡屡冲垮，“河滩”的居住环境可能很恶劣，鸭川沿岸不仅直接遭受洪水灾害，也是因为饥荒、瘟疫而遭受灾害的人群集中的场所。

1420年（应永27年），日本曾发生过全国性的大饥荒。这一年降雨量骤减，引发粮食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新年开始，各地难民纷纷涌入京都。鉴于此，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满之子足利义持命令各大名在五条河原修建临时房屋，发放食物进行救济，然而死亡人数依然达到“千万”规模，且爆发了严重瘟疫。

三枝晓子指出，在应永饥荒中，“诸国贫人”涌入京都，说明该时期的京都已经是全日本最富庶繁华之地，室町时代的城乡差异明显。在此之前1181-1182年（养和元年至养和2年）发生饥荒时，《方丈记》里也有“诸国之民，或弃地逃离”“夯土墙面，道之旁，饿死者之类，不知其数。因不知如何去除，充满草木香世界，腐烂之貌，不忍目睹。更不用说在河原等处，无车马行”的记载。

在应永饥荒之后，1459-1460年（长禄3年至4年）日本又因洪水、干旱、淫雨、蝗虫等灾害爆发了饥荒。长禄4年12月，为了祈福而改元“宽正”，然而次年京都的饿死者就高达8.2万人。根据记载，鸭川边的饿死者不计其数，死者就被埋在四条桥和五条桥下，一个坑埋入1000-2000人。

值得注意的是，饥荒和瘟疫迫使人们在神灵面前寻求庇佑，在种种危机中，祭祀典仪等日本传统文化被确立下来。以大名鼎鼎的祗园祭为例：祗园祭的前身是祗园御灵会，始于平安时代9世纪末。祗园御灵会原本是作为抵抗瘟神的外来神——牛头天王驱赶瘟疫的祭祀活动，于瘟疫流行的10世纪末定型，是京都民众自发形成的御灵会之一。即使是在饥荒最严重的时期，祗园御灵会等祭祀活动也未曾中断。北野天满宫《禅盛记录抄》记载了在宽正饥荒期间，室町幕府下令务必准备好北野祭所需的山鉾彩车，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由此可见，幕府试图通过祭礼来在灾害频发之时维护执政合法性。至于祗园御灵会，它逐渐演变成一种民间习俗，成为现在人们所知的祗园祭。需要一提的是，祗园祭从2014年开始恢复为7月17日的前祭和24日的后祭，再次重现了祗园祭两日巡行的风貌。

日本的插花文化也和饥荒瘟疫有关。日本花道的鼻祖池坊花道发祥于京都紫云山顶法寺。在宽正饥荒时，顶法寺本堂六角堂被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指定为赈灾所，为灾民提供粥米。六角堂为有名的观音灵场，作为顶法寺的住持，池坊之僧负责为六角堂的本尊如意轮观音供花。三枝晓子指出，池坊立花的样式明确出现在史料中是在饥荒不久后的宽正3年（1462年）的《碧山日录》里，也就是说，“供花”是挣扎于饥荒和战乱的人们在祈祷活动中发展出来的插花文化。

昭和10年洪灾与鸭川大改造

1912年（明治45年），政府当局首次在鸭川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修建了四座桥梁，终结了一发大水，三条桥、五条桥、七条桥等桥就被冲毁受损的情况。

1935年（昭和10年）6月，京都再次遭受大洪灾。由于梅雨期间的集中性降雨、前年室户台风造成的“水源林损害”，从上游往下游奔流的鸭川洪水几乎使得整个市内的水位超过三米。除了鸭川之外，桂川、御室川、天神川等市内各条河流也出现了决堤。全市1/4的面积被洪水浸泡，死伤人数约160，受灾人数高达十几万。

此次大洪灾促使政府对鸭川及各条河流进行大改造。皇室相关的社会上成为主要保护的对象。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大改造计划由于战事紧急被迫停止，各桥的栏杆等钢材等成了战时物资上交。河川改造计划直到1947年（昭和22年）才正式完成。

1950年（昭和25年），曾由丰臣秀吉下令修建的三条大桥改造完毕，成为如今有人行道的两车道混凝土桥。四条桥、五条桥于战时修复完毕，前者于1965年（昭和40年）重修了栏杆，后者于1959年（昭和34年）建了全新的大桥，运行至今。

经历了种种波折，鸭川呈现出如今的风貌。“飞燕”过境后，被台风蹂躏的京都很快恢复了秩序，商铺、市场和观光景点基本恢复对外开放，到处都是日本向来令人赞赏的井井有条。行走在四条大桥上眺望四周，游客依然如织，岸边餐馆的“纳凉床”人满为患，人们把酒言欢。“飞燕”“潭美”之后，还会有其他台风侵袭这里，无论面临怎样的灾祸，一直与洪水较量的京都人会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