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丰
这个“双11”，正值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200周年纪念日，朋友圈引发了小范围刷屏，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事。有不少朋友表示，纪念“老陀”的最好方式，是努力到明年的“双11”之前，读完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尊重也是敬畏，因为要啃“老陀”，实在太难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是，这也反映出“老陀”致命的诱惑力，在当下时代，为什么还不能忘记他？
苦难和超越苦难
陀氏自己说过一句感人的话，“我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小说中写了很多可怕的人、事和罪恶，足以让今天的人们读起来感到害怕，但在他本人看来，很多都是写实。他第一部作品是书信体小说《穷人》，而他本人就出生于一个穷人之家，不但自己家里穷苦，周围也是“莫斯科最凄苦的地方”，罪犯、流浪汉和疯人院，是最常见的景观。
陀氏的童年可以用不幸来形容。父亲是退役军医，穷困潦倒、脾气暴躁、专横独断（典型的“俄罗斯式父亲”）。母亲心地善良，受过良好教育，但不幸的是，他16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弟弟妹妹被送到亲戚那里，而陀氏和哥哥则被送到了工程学校。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陀氏对他成长中所遇苦难的态度。母亲因肺病去世两年后，父亲被农奴打死。如果站在农奴的角度，自己的父亲无疑是一个恶人，他喝醉酒后打骂农奴，甚至还强迫农奴的女儿和自己同居。农奴最终*死他，是无法再忍受这种苦难。但父亲的死，让陀氏心痛至极，引发癫痫病，这个病后来折磨了他一生。
陀氏该如何看待父亲的死？他痛恨父亲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但也热爱父亲。他可能也恨*死父亲的农奴，但是也能理解他们的苦难，而且也能体会农奴善良的一面。
10岁的时候陀氏出现过幻听，以为是狼的叫声，吓得嚎啕大哭。正在犁地的老农奴跑过来竭力安慰他，在他胸口画着十字，为他祈祷，这让他感到温暖。所以，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能够体会农奴的苦难，也能洞察到他们坚韧、善良的特性。
苦难就像癫痫一样，伴随着陀氏的一生。1846年，25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集》上连载了小说《穷人》，广受好评，成为俄罗斯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这种成名的感觉没维持多久，陀氏先是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这样的文坛贵人决裂。3年后，他又因为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差一点被执行死刑。行刑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这是后来不少俄罗斯文学巨匠的命运。
流放西伯利亚彻底改变了陀氏的命运。有人说，在托尔斯泰身上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则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其实，从流放西伯利亚开始，陀氏身上就同时具备了某种“广度”，他开始注意到更广阔的世界以及更大的苦难，并且把自己身上的苦难与整个民族的苦难结合起来。
1881年2月9日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不慎掉到了书橱底下。他在搬动书橱找笔的过程中，因用力过猛导致了肺部动脉出血，不幸离世。此时的陀氏，已经是俄罗斯文坛难以超越的巨匠，为他送葬的年轻人很多。有路人问一位送葬者，死者是谁，送葬者回答：“一个苦役犯！”
陀氏的一生就是“苦役”，由于其伟大的创作，也由于他在个人苦难中发现了人类的命运，是为人类而受苦。
深度从何而来
陀氏1849年开始流放，服兵役后，1858年晋升为上尉，从此可以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写作，这是他“流放的十年”。这十年，他开始不断反省自己，并且最终走向笃信宗教。1860年，他出版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能看出这种变化，这本书既有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描写，又有对哲学和宗教的探讨，而后者将成为陀氏后期作品的标志性风格。
陀氏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小说家。《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的顶峰之作，有大段关于灵魂、罪与审判的对话，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会把陀氏的小说当成是思考的起点。
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
这里的“人类”首先是陀氏自己。比如，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曾剖析自己的赌徒心理：“我发生了重大变化，折磨了十年的那种肮脏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了，我以前总是盼着赢钱……赌博是我身上的锁链，但是我要考虑认真工作了，再不像以前那样梦想赌博赢钱了。”
他染上了赌博恶习，是因为他穷。收入有限，不善理财，生活就是“不停借钱，不停还钱”。为了还债他迷上赌博，但是又要反思和拷问所谓赌徒的自己，他还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赌徒》这本书。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陀氏的重点在于拷问自己。或者说，在拷问小说中人物的时候，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和自己较劲。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拷问推向了一种普遍性。这本书的主人公名字叫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俄语中是“分裂者”，最早就是用来形容东正教里蔑视上帝的“分裂者”的意思。这本小说的主题是，人类在推翻神圣，“*死上帝”，自己渴望成为万物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真是启蒙主义的主题之一）的时候，也面临着一种自毁的危机。这是一种现代性危机，也是此后100年西方哲学探讨的主题之一。
这是人类的普遍危机，但是作为文学主题，它首先是陀氏自己的危机。终其一生，他要追寻的都是如何对抗和走出它，如何发掘和拷问出“罪恶”背后的“洁白”。由于身患多种疾病，让他具备了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紧迫感，而不时发作的癫痫，又赋予他痛苦和燃烧的激情，这让他的作品流露出残酷、冷峻而又热切的风格。
一种药方？
今天人们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少有点荒诞感。社交媒体时代，世界已经彻底碎片化，一条微博140字；用手机阅读，几个字就要断行，几句话就是一段。但是你打开陀氏的著作，很有可能两页都不分段。一个人物发言，要好几页的长度。
本雅明很早就注意到世界正在“碎片化”，他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不断地进行震颤性体验，而不再有过去看待世界的整体感。用这种眼光去看，陀氏的作品可谓文学史上“整体性”的丰碑，他任何一部长篇讲的都是“世界”和“人类”。他所遭遇的任何一项苦难，放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都是耸人听闻的。
一个讲究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吗？网上纪念老陀的热情，总是给人一丝安慰。啃《卡拉马佐夫兄弟》当然很难，但是读一下《穷人》和《死屋手记》却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读老陀当成一种“治疗”和克服当下生活危机的新方式。（张丰）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