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的小说《撒旦的情歌》里写：“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抑郁症自*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1%，即每10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抑郁症患者。
这是一位躁郁症患者的自白，她正在慢慢学会正视自己内心那头怪兽。
我开玩笑对她说，当下社会，对于“抑郁症”三个字似乎已经不再如过去一样讳莫如深，但却戏剧性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病，对待抑郁症患者的方式更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她纠正我：不是的。最无力的人，面对痛苦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只是有优劣之分。不要拿走病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的责任，哪怕是出于关爱。
四周是高高的教学楼，一栋一栋向我挤过来，我在高楼间一块狭窄的空地里转着圈，一圈又一圈，逃不出去。后面是拿着刀要追*我的老师，和围观的、脸上带着嘲讽微笑的同学，我瑟缩在角落里，再也无法动弹。刀快要落在我身上了。
我醒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个梦了。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掀开浅绿色的窗帘，看到落地窗靠近桌子那边积了厚厚一层灰，一只折断了半边翅膀的飞蛾落到地上，对面居民楼的防护网密密麻麻，不远处的双子塔闪着光。
这是我的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俗称躁郁症的第六年，确诊第四年。
此刻阵雨，明早转多云
四月底的厦门连着下了两周的雨。
对我这种野蛮人来说，没有比晒不到太阳更烦躁的事了。我烦躁地摸出手机。凌晨三点半。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天气预报写着“现在阵雨，明早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窗外是绵绵的阴雨，我睁着眼躺在床上，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我在张家口出生长大，爸妈离异之后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幼儿园到初一，一串的学校名前缀都是“张家口”。
记忆中的张家口冬天很冷。奶奶喜欢把暖气开得很足，然后早早去睡觉。我趁着他们睡着了，偷偷打开窗户，窝在窗台上。冷风吹着脸，有点刀割似的疼，但给了我冷静的快感。我就这样在冷风中看书画画，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发烧咳嗽。奶奶去给我请假，我乐得在家继续看书，逃了不少课。
在初二的时候，爸爸把我接到了天津去，希望能给我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很努力地学，考进了南开中学，那是天津最负声望的中学。我喜欢上一个男孩，第一次从对方那里感受到被爱，却被老师形容为不知廉耻。
我变得更加沉默，我开始没缘由地在课堂上哭出声。可有些时候，我为自己不断涌出的想法亢奋不已，言谈和思考的速度异常地快，快到让自己害怕。“她肯定有病。”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这么说。我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里是拿刀的老师和冷笑的同学。
如果是现在经过六年治疗的我，我会很从容地说那不过是躁狂与忧郁的同时作用，两只魔鬼看似水火不容，却又奇妙地在我身体里共存。但时间倒流回2014年，被这种无时无刻都会冒出来的矛盾情绪困扰着，我恳求妈妈带我去看医生。
我们去了一家昂贵的私立医院，半个小时的出租车车程，一路上妈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她觉得我只是青春期叛逆行为。做了两套测试题，被精神科医生草率地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开了一堆现在看来副作用极大的药。妈妈没有说一句话，她觉得丢脸。
直到两年后，我才在天津安定医院拿到了自己的医学诊断书——“双相情感障碍 II 型，病史3年”。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治疗医生，开始接受稳定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我的小药箱里最多的时候有八种不同的药，我需要非常小心地记住白色的药丸是治疗失眠的，淡粉色的圆片是心境稳定剂和抗惊厥药，白色的胶囊是抗抑郁的药，所有的药都倒在手上，一共四十八粒，有小半把。我每一次都看也不看，一口吞下。我知道自己的病需要吃药，我知道我想要快点好起来。
我的药箱
2016年高考，我考到了厦大，厦门是一个永远阳光灿烂的城市。我的病也不再那么严重，我不借助药物也能好好睡觉了，一切看起来都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我悄悄停了药。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举动会对往后的自己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生活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
爸爸一直以来对我都是高期望，给我取的名字是发扬光大的意思。他在微博上面写，“孩子逐渐长大了，也可以一起聊人生和理想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爸爸的微博头像是他自己的自拍，我盯着那张小小的照片，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在高中时喜欢的男生、老师的排挤和同学的嘲讽，这些我都没有跟爸爸讲。我讲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些痛苦而绝望的生活缝隙，涌动的是滚烫的岩浆。爸爸安静地听着，时不时抬起手来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日瓦戈医生》里面写，“生活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生活，可这规则不一定是社会的，也可以是自己的。社会的规则是流动的，而我自己的规则却永远禁锢着我。
我从高考的竞技场下场，顺利通过了社会给我设置的规则。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从北京回家的路上，妈妈用开卡丁车的方式在高速上开着车，爸爸坐在副驾驶上睡觉。车里稍微有点热，弟弟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我也很困，一觉睡回了张家口。我当时想，我总有一天会怀念这个时刻。
妈妈在开车，弟弟在我腿上睡着了，我也睡着了
被这个病折腾了快四年，而我还是看不到希望。
在学期末的考试周，我服用了过量的躁狂症治疗剂，平静地躺在床上，做好了独自死去的准备。口腔因为药物的灼烧而腐蚀，我等待着远超过中毒的剂量在身上起作用。脑海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爸妈，没有弟弟，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快要将我逼疯的考试和睁眼就要面对的生活。
我在虚幻中飘起来。向着光明去。
想起五岁的我非要冒雨一个人出去玩。打着伞，曲着身子蹲在草丛和灌木里。伞没什么用，整个人都淋湿了，只是看着眼前被雨水打乱的草和润湿的泥土。听着打在地上哗啦啦的雨声，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想起六岁的我恐慌发作，四肢僵硬地躺在姥姥家的床上，连腿都挪不动。眼泪藏也藏不住，怕自己就这样死去。
高中抗拒吃药时的我，一下停了两片半的帕罗西汀。停药后是严重的戒断反应，电击抽搐的感觉让我时刻都感到害怕，怕死怕到癫狂。朋友来家里看我，逆着光坐在我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我看着逆光中的她，她就像一个天使。
光消失了。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我试图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身子越来越沉，堕到无穷无尽的黑暗里。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
死亡对于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呢？死去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想要这部分也圆满，而不是把它无情地剥离出去，我要谈论它。
死亡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人生不是到死亡前就停止，人生包含着怎样死亡，死亡的时候在想什么，死亡时感受到怎样的痛苦，死的时候是否有所爱的人在身边，是否与自己和他人和解，心中充满了恐惧或是平和。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持续地叫嚣着：
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吗？
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
我需要时间去思考死亡。
2017年末，刚刚迈入大二的那个冬天，在辅导员和心理疏导老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休学。我从厦门重新回到冬天的张家口。
百无聊赖地躺在家里吃着药，养着病，这样的无力感将近把自己逼疯掉。我努力说服父母和家人，同意我在休学期间到马来西亚给缅甸的难民小朋友支教。海风温柔，沙滩碧树红日，我与家人距离着荡漾的南海，一头乱糟糟的思绪突然间就变得明了起来。
支教一共45天。这45天里，上午上4个小时的课，下午写教案。写教案的间隙我常常划亮屏幕，手机屏幕上是爷爷和奶奶抵着对方的额头，开怀地笑着的图片。那是爷爷奶奶补结婚照的时候拍的照片，两人都是头发花白，但笑得很开心。还有小时候的照片，我穿得一身红彤彤的，戴着一顶小红帽，右手被捏在奶奶手里，抬着头愣愣的。那时候奶奶的头发还是乌黑发亮的，低着头朝我笑，一只手向前伸着让我看镜头。我的泪流下来。这些年我自以为的痛苦挣扎，奶奶也感同身受，她的白发有多少是因为我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孙女而白的呢？
妈妈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夸我新剪的超短发好看，和我一起听我喜欢的暴躁的音乐。我常常沉默，听着妈妈的呼吸声在话筒里起起伏伏。妈妈接受了我的病，她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开玩笑。
还有我的朋友们。
在我最糟糕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行尸走肉一般生活。别人说话我听着，别人问问题我机械地回答。我以为我伪装得很好，直到我后面回想起来，他们眼里都是掩饰不住的担忧。朋友辣辣说，跟我谈话的时候，她亲眼看到我眼神慢慢地飘走，人早已经不在这里了，就像“梦游一样”。我笑，笑着笑着泪水就下来了。
我不敢求助，心里没敢装着任何人。当时最能给我安慰的幻想是：我一个人到很北方的地方去，不用再见任何人，拿一盒消炎药，去放羊，什么时候病死完事。听起来惨兮兮的，但是这种幻想当时帮助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唯一安全的，不会再焦虑。
支教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天。在临走前的最后一天，我和学生们一起试着炒了一锅火锅底料。孩子们的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那是一种即使生活在泥淖中也昂扬可爱的天真。
支教的最后一天给孩子们画的画，他们很喜欢
我太喜欢他们了，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非常非常希望他们都能有美好的未来。
愿一切痛苦终有归处
休学一年，重新回到学校。本来大一结束就应该分流的我，重新选择了专业，读了社会工作系。
大概是和高竞争环境没有缘分，我还是想做能和老年人、青少年在一起的工作。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走完了大学前两年的整个历程。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想小小地感谢一下这个曾经带给我烦恼的双相，陪伴我走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夜晚。
每年4-11月，我会呈现躁狂症状，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于是疯狂地画画和写小说，最疯狂的时候我会连着三个晚上不睡觉，敲一万字的小说也不会累；但11月之后，情绪开始逐渐低落，就像冬眠一样。六年下来，我现在有了带着疾病生活的能力，慢慢学会调整和控制自己的状态。双相所带来的是情绪的低谷期和高峰期，但经过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适应这样状态下的生活，就像有些人要带着糖尿病、高血压生活一样。
对于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状态，我习惯在各个社交平台坦诚地贴出来。微博、QQ空间、朋友圈、Lofter，还有一些隐秘的社交平台。所有的平台都是同样的一个网名，头像都是维克多·崔的专辑封面，黑底，金色向日葵在恣意绽放。
维克多崔的专辑介绍里说，今天我为了自由，可以牺牲所有一切。
好朋友辣辣问过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她担心我会因此受到伤害。我说，因为在暴露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也是想表达，即使如此，我依然能做到很多事，协调自己的生活，通过药物或者什么别的方式来缓解症状。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而不会变成“双向障碍”。
她一直觉得我是那种真正具有牺牲气质的人。我听了就笑，哪有这么理想化的人格。我以前曾经有过雄心壮志，但现在我还是更加热爱无聊的生活。最大的希望，大概是痛苦的事不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也能不断积累，具有缓解别人痛苦的能力。
我画画，去社工机构实习，去踏踏实实地帮助别人。社工机构的督导老师知道我的病，但她不在意，也没有特殊照顾我。她向我强调了可能会碰到的情感上的压力、无能为力感，问我：“你是否能够承受？”
时代的声音要求所有人都追求努力奋斗，要求所有人非上进不可，要求所有人都踮起脚尖去够最高的苹果，要求想象中的被时代抛弃让人恐慌。但这些要求我不想接受，我想摒弃，试图扔掉我所有的优越感，哪怕这种情感会再伤害我。
我点点头。
在演武大桥上。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真好。
从实习的社工机构回到住的地方，需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在回程的路上，我站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火红的夕阳闪耀在远方山丘的更远处，却清晰巨大无比，将我的脸映照得稚嫩而美丽。
我侧过头小声地说：“看，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