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是人类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为希腊独立战争献身，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则将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中的一幕画成了名作《希俄岛大屠*》（诗人波德莱尔称其为“向毁灭和无法治愈的苦痛致敬的可怕赞歌”），俄国诗人普希金创作出了现实主义悲剧名作《鲍里斯·戈多诺夫》（半个世纪后俄国音乐家穆索尔斯基将其谱成了同名歌剧杰作），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祭出了他的文学宣言《拉辛与莎士比亚》，德国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集》相继问世……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晚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面前显得黯然失色，那就是因末乐章的合唱《欢乐颂》而举世闻名的《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在1824年5月7日的首演，不仅是人类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艺术史乃至整个近代史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这部首次融入人声独唱与合唱形式的交响乐巅峰之作在其后的两百年间——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维也纳黄金时代的落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两德统一与柏林墙的倒塌，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一再地被用来纪念人类的自由受到威胁、被期盼或被颂扬的时刻，并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为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或曰全人类的同一首歌。
首演之夜
众所周知，音乐在维也纳人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勋伯格等一连串音乐家的名字与这座伟大的城市紧密相连。整整两百年前的1824年，就像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32岁的罗西尼是当时维也纳受热捧的音乐偶像，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其美妙迷人的歌剧和声乐创作的纯粹美感。尽管不如罗西尼的作品那么受欢迎，54岁的贝多芬仍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尊敬的在世作曲家。相对于罗西尼音乐的光彩照人，贝多芬的音乐则是耐人寻味的，甚至有些先锋派的味道，像是一门瞄准未来的大口径火炮。尽管如此，一场贝多芬新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作品的首演音乐会，仍是激动人心的。尤其是考虑到贝多芬已有十年未曾举办过这样的音乐会，自几个星期前消息宣布以来，当地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就一直期待着这个首演之夜。
“维也纳的最新消息是，贝多芬即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他将在音乐会上演出他的新交响曲、新弥撒曲中的三个乐章和一首新序曲”，1824年3月31日，27岁的舒伯特曾这样写信给一位缺席的朋友。要知道，这部新交响曲比以往任何一部同类作品都要长得多，并且前所未有地包含了合唱和独唱声部，这些崭新的东西将人们的好奇心提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就在舒伯特写下这封信的大约一个月前，贝多芬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巨大的作品。同年3月10日，他给位于美因茨的B.朔特音乐出版社写信，表示他要献上“一部新的大型交响曲，它的结尾是带有人声独唱与合唱的末乐章（我的带合唱的钢琴幻想曲风格，但内容丰富得多），唱词取自席勒流芳百世的诗歌《欢乐颂》”。
为举办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贝多芬要求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弦乐组，同时许多单个的管乐声部都要求采用双管编制，再加上一个定音鼓手和三名打击乐手——总计将增加85-100名演奏者。要知道，康特纳托尔剧院管弦乐团虽被评价为维也纳最好的职业乐队，却只有45名演奏者，这与贝多芬这部大型交响曲的编制要求相去甚远。于是，一些维也纳顶尖的专业音乐家加入了这个乐队，城里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业余器乐演奏者也被招募进来充实队伍。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数量庞大的合唱团，它的人数大致在80-120人之间。不难想见，这部高度创新的大型交响曲所提出的许多技术难题，对于参加首演音乐会的这支半专业半业余的乐团，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谁都不会想到，这场注定糟糕的首演将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首演音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虽然贝多芬邀请的奥地利皇室成员无一人到场，但剧院的其他地方却挤满了观众，其中包括许多贝多芬的贵族赞助人、数量可观的来自中产阶级的有修养的崇拜者，以及许多音乐家，这些音乐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下层阶级的成员，而且根本不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望着座无虚席的剧院，已是暮年的贝多芬的内心充满着欣慰之情（当时贝多芬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他希望从这场音乐会中赚取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令他欣慰的是，出席首演的观众对这部新作品报以极大的热情。当《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康特纳托尔剧院的空气中，那个至今依然感动着无数爱乐者的画面随之而来：现场爆发出极为热烈的掌声，但背对着观众且已经完全失聪的贝多芬还在埋头翻阅他的手稿，并没有意识到整座剧院已陷入了沸腾（先后鼓掌多达五次，甚至惊动了警察），直到女低音歌唱家昂格尔小姐拉了拉他的袖子，让他转过身来，他才看到所有的观众都在拍手，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他感激地鞠了一躬。
笔者收藏的部分贝九首版唱片
“他肯定让那些老家伙有了摇头否定的东西”，贝多芬从前的学生、著名钢琴教育家卡尔·车尔尼向他的朋友写信评论道，他认为这部“新交响曲流露了如此新鲜、活泼而且非常年轻的精神；它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创新与美感，正如一向从这个智者的头脑中产生的一样”。不过，车尔尼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在键盘上弹奏总谱来熟悉和回味这部巨大的作品。至于第一批现场观众的热情，与其说是源自对这部庞大的新作品所要传达的内容的任何实质性理解，不如说是由于音乐纯粹的物理力量与对年迈作曲家的普遍敬重。和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作品一样，《第九交响曲》以其迅速增长的精神能量和影响力，与其创作者的生命相分离，进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旅程。
匠人与艺术家
两百年后的今天，回望《第九交响曲》首演的1824年乃至贝多芬创作这部杰作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我们很容易辨识出其背后于19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源于欧洲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它将反教条的启蒙思想与对情感和本能的强调相结合。在整个音乐史上，贝多芬正是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最伟大代表。在这方面，德国作家、音乐家E.T.A.霍夫曼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在1810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贝多芬描述为“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触发了担忧、敬畏、恐惧、痛苦的杠杆，唤醒了那无限的渴望，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这一切都源自一个人对自我内在的关注和挖掘，对个体独立意识的体认与推崇，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要义。
在音乐领域，贝多芬是最早拥有艺术家自觉的天才之一。从他开始，逐渐有了匠人与艺术家的分野。他几乎完美契合了今人对艺术天才公式化的想象：不幸的人生加上超卓的天赋，辅以桀骜不驯，甚至暴躁、严苛、不近人情的性格，再加上对紧箍咒般的条条框框的蔑视，以及锐意革新的创造伟力。贝多芬的这份天才，源于对自身艺术使命的体认，尤其是他在1802年写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之后，天才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在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四重奏等各个领域狂飙突进，不断创作出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作品。而贝多芬之前的音乐家，即使像莫扎特这样对自己音乐技巧的独创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依然受制于专曲专用的创作模式。他们就像设计师，为具体的雇主：主教、贵族、皇帝、资产者，设计出适合他们味蕾的音乐冰淇淋。
诚然，贝多芬也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定制音乐，但他开始以艺术家的高度自觉将产品与作品区分开来，前者以为维也纳会议所写的《威灵顿的胜利》《光荣时刻》为个中典型，它们更多地流于感官刺激，常被后世听众所忽略；后者则是他那些足以扛起整个音乐史重量的伟大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32首钢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5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唯一的歌剧《费德里奥》，还有晚年的《庄严弥撒》，所有这些作品以其无与伦比的乐思、艰深的技巧和难以穷尽的内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音乐的发展。贝多芬将音乐作为一种志业，把他的生命和激情以音乐的形式馈赠给后世，其中尽管有着愈加发达的音乐出版业的助推，但我们仍不得不说这种姿态，乃是艺术家贝多芬开浪漫主义先河的一大创举。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
有了这种指向艺术家自觉的浪漫主义视角，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九交响曲》，或许更能体会作为一位音乐家不断求新求变并追求自我超越的勇气与智慧。如果说第一乐章还是相对熟悉的贝氏风格，二三乐章的位置互换却是对之前所有交响曲范式的重大改变，因为慢板乐章通常处于谐谑曲之前。位序第三的慢乐章经常被后世音乐家用于对贝多芬的晚年心境进行参悟，但对于大众听者而言，它的缓慢行进会让人觉得有些沉闷与拖沓。然而，这一创造性的变化其实暗含着贝多芬的精心设计：他是在刻意制造一种铺垫，以便台下观众听到第四乐章突然爆发的“灾难和弦”时，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对比效果。
而当末乐章中席勒的诗篇《欢乐颂》经由合唱的形式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时，贝多芬不仅颠覆了所有交响曲的既定秩序，也赋予了这首作品一种空前绝后的革命性力量。“四海之内皆兄弟”，席勒的诗篇是满怀美好愿望的乌托邦，贝多芬将其变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政治势力，剑指所有国家的根基。从首演之夜的两百年间，《第九交响曲》一直是打着各种红旗的社会改革者的集结号，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世间欢乐的庄严弥撒”，斯大林曾下令在苏联的每一个村庄演奏它，日本每年圣诞节前后都会举办破纪录的“第九交响曲”音乐会（一张CD的容量标准乃是日本索尼公司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奏时长作为上限），而凯尔·斯塔莫最近对英国Classic FM表示，这部交响曲最能概括他领导下的英国工党：“它有一种使命感，而且又非常乐观。这是非常典型的工党气质。要让每个人，像贝多芬那样让每个人为了它而登上这个舞台……这是一种向更好的地方前进的感觉。”
贝九的历史性时刻
在整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历史上，如果要举一位影响力最大的人物，那非德国指挥家富特文格勒莫属，目前他一人留下完整录音的“贝九”版本就多达12个。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其1942年留下的那版“黑色贝九”。时年4月19日，希特勒53岁前夜的庆典音乐会上，富特文格勒被钦点指挥“贝九”。虽然他想方设法拒绝为纳粹演出，但当时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其家人的性命安危相要挟，富氏才迫不得已登台指挥。这场音乐会上，富特文格勒带着高度复杂的情绪演绎这部交响乐历史上的扛鼎之作，整场演出就像一首悲愤浓烈的诗篇，所有乐器音色的情绪潜力被挖掘到极致，没有一个单音不是在声嘶力竭地怒吼，尤其是第四乐章的强弱反差极其强烈，快板的速度快到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这种炸裂般的刺眼光芒几乎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
不过，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发生在演出结束之后，当富特文格勒转身向现场观众致意时，戈培尔上前主动与其握手。随后，富氏以一个几乎不被察觉的微微鞠躬，将左手中的手帕换到了刚才与戈培尔握手的右手上，使劲地抹了一抹，这个无声抗争的微小细节为这版“黑色贝九”赋予了一抹反抗极权统治的亮色。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音乐会现场没有安排录音，只是通过广播向大众播放音乐会实况，却有一位听众用自己非专业的设备将当时的广播转录下来。这份珍贵的录音直到2004年，才被Turnabout厂牌发现并出版。尽管这个录音的音质非常不理想，但转录产生的模糊感和时空距离感，加上带有复杂情绪的背景故事，更加深了这版“黑色贝九”的传奇色彩。
“贝九”演出史上的另一个历史性时刻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成立仅三年的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前身）接到演出“贝九”的重大任务。当时，接棒“贝九”的是刚从苏联深造回国的年仅36岁的指挥家严良堃。作为交响艺术的珠穆朗玛峰，每一次演绎“贝九”都是一次攀登高峰，每一次演出都是音乐的盛事，正如严良堃的名言：“‘贝九’不能说演就演，要像过节一样演‘贝九’。”更加意义非凡的是，1959年7月5日上演的这版“贝九”是完全由中国人演奏、演唱、指挥下呈现在舞台上的首个完整四乐章版本（1927年，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次将“贝九”搬上了中国舞台，但当时只演出了三个乐章，没有合唱，并且乐手基本都是外国人），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中文高唱《欢乐颂》，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要知道，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水准，首演完整版“贝九”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从指挥到乐手再到合唱团成员，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勇攀高峰，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任务。严良堃后来回忆说：“当时，乐队成员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很多地方一开始演奏起来十分吃力，合唱部分唱得也不到位。但是，那时人们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一起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习，结果演出时大家唱得漂亮极了。”虽然这版“贝九”第四乐章的那段赋格演奏得不够清晰准确，但其合唱部分非常整齐统一，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那种无与伦比的真挚、热忱与认真。
托马斯·F.凯利著作《首演》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拆除，两德正式宣告统一。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场集结了德累斯顿、列宁格勒、伦敦交响、纽约爱乐等世界九大名团的超级音乐会在柏林墙两侧举行。此时，指挥家巨擘卡拉扬已过世，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位超级指挥伯恩斯坦受邀执棒。作为“柏林墙危机”的见证者，伯恩斯坦被德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努力抗争的精神所打动。他将末乐章中的《欢乐颂》改为席勒的另一首著名诗篇《自由颂》。“我肯定，贝多芬会同意咱们这么做的。”伯恩斯坦如是说。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演出被后人称为“贝九两德统一版”而享有盛名，当时有超过20个国家多达一亿人通过电视转播收看了这场音乐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贝九”的演出时长接近80分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慢的版本。从一开始，伯恩斯坦将速度拉到慢的极限，突出其戏剧性，因此当第一乐章的高潮来临时，其震撼力不可比拟。然而，谐谑曲的第二乐章又可能是所有版本中最快的，与第三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所有这些快与慢所积蓄的力量在第四乐章中迎来爆发，尤其是配上《自由颂》的唱词（女声合唱部分加上了童声合唱），待最后一个音缓缓落下，一股强烈的史诗感油然而生。在此，“贝九”就是人类最高理想的乌托邦，亿万人的同一首歌！据说，伯恩斯坦在两场音乐会结束后匆匆赶往勃兰登堡门，并请求一位正忙着从柏林墙往下凿砖的人也给他一块。这位先生和他的家人还陶醉于刚才电视转播的音乐会中，一看是伯恩斯坦，激动地立马将手中的砖块递过去，一边不知所措地说：“是他本人！”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重要年份，正当全世界都在为纪念“乐圣”筹备各种各样的音乐庆典活动时，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突然降临。世界各地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几乎所有的音乐会都被全部取消。在一片惊恐、哀悼乃至绝望的情绪氛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用音乐来疗愈和解压，来抗击汹涌蔓延的病毒。德国多地音乐家呼吁，希望所有人都到阳台或窗前演奏《欢乐颂》，希望大家积极拍摄自己看到的“阳台音乐会”，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保持团结互助的精神，共渡难关。荷兰鹿特丹爱乐乐团在官方YouTube平台上线了一个特别的视频，18位居家隔离的演奏家分别录制各自声部的演奏片段，最终剪辑成《欢乐颂》的片段。随后，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和美国科罗拉多交响乐团接力演绎《欢乐颂》。所有这些视频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中国和日本也在积极行动，两国联合推出了包括《北风吹》《早春赋》《欢乐颂》三首作品凝聚而成的MV，尾声高潮处气势恢宏的《欢乐颂》传递出全人类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和信心，预示人们终将回归欢乐祥和的和谐世界的那一天。就这样，在疫情肆虐的艰难岁月中，“贝九”再一次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精神感染力，经由《欢乐颂》优美激昂的旋律和激情澎湃的唱词，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起来，超越地域，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时代，久久回荡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