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吵架的人,可能会在这里给彼此一个拥抱 | 女性书店探访

在网上吵架的人,可能会在这里给彼此一个拥抱 | 女性书店探访

首页休闲益智状元猜汉字更新时间:2024-06-09

2023年3月,一位男性,辞去国营剧团的工作,在北京开了家女性主义书店。后来的一年中,这个身份引来不少网上的质疑与攻击。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的男性公众人物“塌房”屡见不鲜,在性别议题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与讨论的今天,这样一家书店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这个春天,我们实地探访了这家书店。想来看看,在众声喧哗的性别议题舆论场之外,国内的女性主义讨论在线下的真实空间里,会是什么样的?那些在网上互相攻讦的女性群体,在线下书店相遇时,彼此保持怎样的态度?以及当一名男性感知到自己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时,他在做着怎样的反抗。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产生了许多真诚的对话,从真诚中获得了力量。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透过这些坦露捕捉到的那些模糊与摇摆。在那些裂隙里,环境的烙印与个体意识的挣扎在不断交锋,而很多时候,那个解法可能只是“先走走看”。

不论是网上的舆论场,还是线下的书店,都是关于观念的空间。而女性主义从来不只是关于观念,它还关乎不该被抑制的感受,和“不放过自己”的实践。

撰文|新京报记者 申璐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开下去”

走进书店的那个下午,我是当天的第二位读者。

最初听说这家女性主义书店,还是在去年2023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摊位前挤满了排队集章的人,主编隔着三四个人的距离喊说,有读者想和《开场》的编辑聊聊。坐在旁边的同事起身,尽力用视线在人群中辨认那个声音。印象中,那个声音很微弱,也可能是周围的环境过于嘈杂,总之需要集中注意才能勉强听清就在耳边的话。在局促的寒暄中,得知对方开了家女性主义书店。

“在北京?”

“对,在北京。”

对方询问能否加个联系方式。同事打开二维码,但递过去的手机在半空中明显停顿了一下,随后才传来“嘀”的一声。“是个男的。”那人走后,摊位上的我们面面相觑。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后来了。

时隔近一年,当我们再度走进这家书店时,它已经从原先位于珠市口的海派小洋楼,搬到了一所相当僻静的创业园区里,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也要骑行近15分钟。书店的主理人的确是位男性,人们喊他阿崔。据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因为这个身份受到过不少质疑与攻击。不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见到他。

新店的面积不大,甚至比老店还要小些。在不到40平的空间里,“女性”的浓度相当高。橱窗上印有一位女子的全身像,配文“女性能做任何事情”(Women can do anything.)。入口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曾经店里举办过的活动海报——共读费代里奇,透过《芭比》聊银幕内外的女性,也谈更为实际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性*扰救济。不同于大部分书店的是,它会在入口的小黑板上清晰标识:“店内免费提供热水、卫生巾、止痛药。”

另一个书屋门口。(拍摄:申璐)

这只是一角。推门进来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墙壁上高挂的两幅女书作品。用一种特殊的文字写着“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店中还有一整面墙,张贴着古今中外不少被视作榜样的女性画像。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朱迪斯·巴特勒这些世界知名的女性作家学者,还有不少中国历史上的女性,从中国第一位女研究生,到中国第一位女律师,甚至还有中国第一位女海盗,以及悬挂在最高处的西藏女财神。我忍不住去网上搜了下,中国第一位男研究生、中国第一位男律师……这些词条都没有统一可考的指向。每一个符号指向的,都是意义的不在场。

一家书店的根基还是在于选书。如今国内不少以“女性”为主题的书店,大多参照台北的“女书店”,所收录书目主要分为女性写的书、写给女性的书以及适合女性阅读的书。而这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如今大众认知中的女性形象。

这家书店的书架有所区别。

入口处两排略低的书架摆放的多是女性传记、访谈与回忆录。另有两列书架关于国内外的女性文学。此外,书店的大部分藏书是关于性别研究的,包含女性视角的历史作品、口述史,以及一些女性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店主还淘了一整册的《中国妇女》。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些经常出现在传统书店里“女性”一栏下的书,比如菜谱、美妆、育儿和情感指南。

阿崔淘到的《中国妇女》。(拍摄:申璐)

这样的选书意味着,它是小众里的再细分。当天在店的兼职店长艾玛说,这个店能存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了。去年八月,正在换工作空档期的艾玛机缘巧合“入了伙”。

起初,店里的客流还很多,夏天的夜晚,会有不少女性读者带着朋友来店里观影,然后凉风中赶着夜色回家。但没过多久,店里的营业额就开始直线下滑。“尤其是到冬天,北京的晚上很冷,店里几乎就没有人。甚至有时候,(店里)一整天的人流会‘挂零蛋’。”

艾玛回忆说,那个冬天,她和阿崔的热情都有些受影响,甚至也考虑过,实在撑不下去的话,这个店就关了吧。2023年12月31号,跨年那晚,店里做了一次跨年聚会。当天来了大概十几位读者,整晚的活动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点东西,聊聊这一年。但艾玛记得当天的氛围很好,“能感受到大家对这里的感情和信任”。

那天活动后,艾玛突然收到了阿崔的微信,聊天框里弹出一行字: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开下去。”

观念争辩之外流动的情感连接

3月8日,新店试营业遇上了妇女节。

当天下午,大概是因为“放假半天”的政策,店里来了远比预想中更多的人。其中有不少读者是辗转2个小时专程赶来的。阿崔被挤到角落里,张罗着说:“喜欢的书可以随意拆封。”艾玛则雀跃地和大家分享,刚刚谈下了和一个北京业余女足团队联名共创的系列活动,今年准备把更多活动带向户外试试。

晚些时候,艾玛因为着急回家照看小狗,不得不提前离开。正要收拾东西离开时,书架旁一个一直在安静看书的女生起身说:“艾玛,你能不能先别走。我点了比萨,等会就到了,吃一点再回去吧。我感觉你今天很累。”

艾玛和我提起这件事时,已经是四天之后了。可当她说到这里,声音还是有些微微哽咽,她停顿了好一会儿,眼神落在了很远的地方。那天傍晚,艾玛最终也没有留下,她们抱了下对方。后来,阿崔特意给她留了块绿色的饼干,上面用白色的奶油写着“另一个她力量”。

原定的开业在比萨到了之后,就演变成了一场临时的聚会。有女生从包里掏出刚买的面包,有人分享了路上新买的草莓,“没有任何目的,顺其自然就发生了”。有读者忍不住问阿崔,在过去一年实体书店经营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这家店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不显眼的店名招牌,不注意就可能错过。(拍摄:申璐)

阿崔说,店里年底几乎每个月都在亏损,但有不少读者会来帮忙,新店的墙是他和几个读者一起刷的,过几天要参加的书市,也是读者帮忙去运书和看摊。

在艾玛的印象中,书店里这样的时刻有过很多。在这里,你不是谁的母亲或女儿,也不是谁的同学或同事,暂时抛开这些身份的限制,很多关于女性本身的讨论就自然发生了。

有次,店里策划了一期关于“女性身体”的书展。来参加分享的读者,从十几岁到五十多岁都有。在活动前,艾玛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年龄跨度,那几个小时里冒出了不同年龄段人对“身体羞耻”的看法。

艾玛记得,有个00后的女生很先锋,她会直接表示“身体羞耻”这个事没有必要直接讨论,因为在她成长的环境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会很频繁地提到“第一次”“处女膜”,这是她的成长环境。而五十多岁的那位女性,则轻声说,“我们当时是不能讨论这些的”。

在这样的线下讨论中,交谈是流动的。没有人刻意安排发言的顺序,话轮会自然在参与者中流转。随时可能会有人提出新的想法,话题于是被延伸到一个从未设想过的领地。

在一次关于“身体感受”的分享上,大部分读者都在讲述遭遇性*扰的经历,或是遭遇男性凝视的不适瞬间。一个刚读大学的女生提出说,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和母亲身体的关联。这样的困惑来自于,她觉得二十多岁的自己,似乎还在消耗母亲的身体。“我的身体在一天天成长,母亲的身体在一天天衰老,感觉还在从母亲的身体中吸取养分。”

整晚聊天的焦点继而转向了母女关系。“你会发现,当她非常动容的时候,旁边的姐妹就会轻轻拍拍她的背,分享说‘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起在经历’,大家互相出主意,怎么才能让自己更舒服。”艾玛说,在观念的争辩之外,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流动着的情感连接。

墙上的女性人物照片都是打印出来直接贴上。(拍摄:申璐)

店里也时常会有男性读者进来。

相比于到店的女性读者,男性读者的画像要“丰富得多”。大多数是误打误撞。也有一些,是陪女伴一起来。有的时候,推门进来的两个人似乎都知道来这里要干什么;但更多时候,同行的男方就像是不知道这段行程似的,他只是帮着拎包,坐在懒人沙发上等着,“就和逛街一样”。

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刻。新店开业后的某天,艾玛记得她和阿崔讨论书店的活动策划。有位大叔和女伴推门进来,大叔逡巡一圈后主动询问:“你们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书、聊阅读、聊女性。”

“聊读书、聊女性,这些都是男人*事,和你们女的没什么关系。”

店里的空气瞬间就有些凝固。艾玛记得她和阿崔都愣在了原地,回过神来时,同行的女伴已经推搡中,把那个人拉出了店里。

大多时候,发生在这里的对话都是开放的。艾玛回想说,线下的女性主义讨论会比线上更加温和。线上大多言论倾向于情绪的宣泄,而她在和真实的人群接触时,发现更多是观点的碰撞与经验的分享。

“当我还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以及个人思考时,我会非常容易被(线上)争论的声音左右,以至于让自己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而当我和线下更多真实的个体接触后,我觉得我是一点点找到了我想要的女性主义的方向,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

“我到现在也没完全信任他”

自从这家书店开业以来,最大的质疑声就是关于店主的身份。一个男性,选择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究竟是不是在蹭女性主义红利?艾玛没有避讳这个问题。她和阿崔共同打理这家书店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也在相互试探。艾玛形容说,这很像是“人间观察”。

谈起他们的合作,颇有几分“一拍即合”的随性。

2023年8月,艾玛和朋友约着夜骑,当时她们也没有想好要骑去哪里,很偶然地决定“要不就去之前在豆瓣看到的那家书店”。艾玛记得,那晚她们推门进来时,阿崔正在和几个读者介绍店里的书目。几个女生,学生模样,好像是在加拿大留学。她们和阿崔聊起,在加拿大时(她们)对当地的女性主义运动有些困惑,总觉得是否有些太过激烈。阿崔给她们推荐了几本书。

“这个男的好像真地有在了解这些事情。”那次见面,阿崔留着长发,说话的声音很小,大部分时候,他一直在听,很少主动讲话。“没有那么鲜明的男性气质”,这是艾玛对他的第一印象。

店门口的海报。(拍摄:申璐)

没过多久,那几位读者就离开了。艾玛询问他,这样一家小众的店为什么不参加图书市集试试。阿崔当时说:“我想啊,但是没有人来看店。”就这样,正在工作空档期的艾玛成了“兼职店长”。书店本身并不赚钱,阿崔一般会主动提出报销路费和餐费,其余的报酬就视店当天的营业额而定。

多数时候,艾玛和阿崔的分工很明确。阿崔喜欢选书,对店里书籍的选品很自信;艾玛则更多是负责店面的运营。在艾玛的观察中,阿崔在这个空间里,会有很明显的、有意识的自我审视,他在刻意要求自己不要成为焦点。

比如,店里活动上聊到一些话题时,阿崔大多会主动隐身,他曾表示担心自己的在场本身就会给女性读者造成压力。这种“刻意”也会激起怀疑,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就连艾玛也并不确定,但这样的“自我审视”本身至少是必要的。

艾玛提起,阿崔在一些事情上有很强的原则性。一家书店的运营可能会经历无数个岔路口的选择。有人说,可以做一些更“适合”女性做的事,比如插花、刺绣、瑜伽之类的,他们会认为这也同样是女性话题,且这些活动明显是更“赚钱”的,希望将书店的受众再扩大到“女性”这个标签上。但这些,阿崔都拒绝了。

“阿崔会比较理想主义。他可能真的是不管不顾,就想开这么个店。”艾玛笑说。聊天中,艾玛会频繁地提到计划做哪些活动,这家店今年该怎么活下去,可以尝试再建立些怎样的合作等等。阿崔对搬家很头疼,艾玛则搬过很多次家,搬店前她大包大揽:“这事交给我。”店内日常的清洁打理,大部分也都是艾玛在做,她笑称对阿崔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持”。

聊到这里时,我们抬头交换了个眼神。

艾玛摆手说:“我懂。”

然后,我们都笑了。艾玛想起,陈朗的那篇悼文出来时,她曾询问过阿崔:“你们家的家务怎么分工?”阿崔当时说:“我们都不干,请阿姨。”

书店发起的活动。(拍摄:申璐)

“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信任他。”艾玛很直白。但她停顿了一会儿,也说:“人都是不完美的。”

“主理人是不是塌房了”

和阿崔的聊天,是在隔天的下午。

在我们提出是否能有这样一次交谈时,阿崔起初是有些犹豫的。他询问说,能不能主要围绕这家店谈,尽量不要谈太多关于他个人的部分。“表达本身就意味着权力。”阿崔很清楚,同样都是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如果主理人是个男的,可能就会受到更多关注。“但这是有问题的。”

这背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去年末,阿崔接连拒绝了很多采访,“没想到网上辱骂的声音那么严重”。某平台搜索栏输入“另一个书屋”后,甚至自发联想的词条是“另一个书屋 骂人”。那段时间,阿崔很困惑,即便他去辩解,网友大多会觉得“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条”。但事实是,点进词条后,没有任何关于“骂人”的视频。

书店之前举办过的活动。(拍摄:申璐)

主理人的男性身份让这家书店持续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一年,书店线上运营的力度很小。一旦有些热度,不少负面的声音就会涌来,“是不是在吃女性主义红利”;可一旦这家店开不下去,也会有调侃觉得,“主理人是不是塌房了”。

我们把和艾玛讨论过的问题也抛给了阿崔。阿崔自嘲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很赚钱,就轮不到我来做了。”他透露,店里开业以来平均每个月的营业额在1万出头,减去买书的成本,纯利润可能不到5000(元)。而这家店铺的租金每月就要7000(元)。“性别议题在网络上似乎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你会发现,线下真正走进女性主义相关的实体书店的人,没有那么多。”

赚钱的门路不是没有。除了此前提到的扩大“女性”读者范围外,阿崔称也曾有人提出要在店里联合办酒吧,做书店 酒吧的形式。但他也拒绝了,“不确定会来什么人,以及万一喝多了会不会有危险。”

聊到选书时,阿崔明显兴致更高。倒数第二层的书架角落,摆放着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我询问,他会怎么看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近年来在女性群体内部引发的争议。或者说,他是否会对“什么书适合呈现给读者”进行他的筛选。

阿崔听完后,点头表示他的确有过这样的纠结。但他犹豫后还是会把一些书放在书架上,比如曾经的畅销书《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店里也有淘来的样书在架。“它们代表了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些书从今天的视角看,有的甚至可能不完全是女性主义的,但透过它们,我们至少能听到当时的某些声音。”

在选书之外,阿崔会频繁提起他对这个空间的预期。他认为线下书店的优势,有相当大一部分在于提供情绪价值。大多时候,他都会和进店的读者聊天。有些读者在买书后,甚至会和他聊好几个小时。那些时候,阿崔更多扮演倾听的角色。他能感觉到,有些读者明显是在讲述中渴望得到一种认可,或者说为她的选择寻找证据。

“我尽量对进门的每一位读者给予认可。”

“那你是发自内心赞同她们的选择或做法吗?”

“不是”

“那这种支持,不是一种欺骗吗?”

阿崔停顿了一下。“但如果我讲得多,我其实是在用我的经验衡量她(他)所遇到的事情,那就又会变成另一种说教。当她们察觉到问题时,我再提供帮助或支持,这就够了,我不需要教她们什么。”

实际上,不只是阿崔打造了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在影响或约束着他。开了这家店后,阿崔承认他会频繁地陷入一种自我审查。“你是一个女性主义书店的主理人,人设不能崩塌。”阿崔形容在这种约束下,他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可能就是要去做,而有些事就是不能做”。他说自己几乎不会主动加店里读者的微信,除非有合作,都会刻意保持距离,“但开店之前我会很浪”。

店里的书籍。(拍摄:申璐)

时至今日,阿崔称他其实一直在反思,自己有没有理由或资格来做这个事情。当他告诉母亲开店的消息时,母亲的话刺痛了他。“你还没有把我接到北京去生活,你在外面谈什么女性主义。”他从小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和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阿崔说:“但怎么办呢,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没法实现她的期待。”

“我没有让身边的女性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今做的又是件不挣钱的事。”阿崔说,他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这件事。

不断自证的疲惫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会想开这样一家书店。

过去一年中,阿崔在大大小小的采访中被问及这个问题。他重复了几次原生家庭的遭遇——小时候被父亲家暴,单亲妈妈一手带大,生活在一个几乎都是女性的家族里。

重复多了,他也会觉得疲惫,“好像不说出个理由,大家就不相信我为什么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于是他干脆写了四页纸的内容,打印出来,供每个好奇这个问题的读者翻看。这四张纸已经卷了毛边。这种反复的自证让他很难受,而他也在宽慰自己:“这可能是大部分女性也在面临的境遇。”

书籍旁陈列的插画。(拍摄:申璐)

但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阿崔说,每个人做一件事的背后,可能都是复杂的。“我是群星水瓶座,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想做点独一无二的事情,想被人记住。”阿崔笑说,这个原因他和很多人讲过,也在采访中提过,但不会被写下来。“因为这不符合预设的那套叙事。”但事实是,的确存在这些偶然的冲动。更何况,“这个书店也不完全是我的,我的女朋友有10%(股份),另外两个女性好友各有5%。”阿崔补充说。

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她们认识到自己的女性主义身份时,往往和某次亲身经历有关。我询问阿崔,他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具有某种女性主义视角的。阿崔提到了他大学期间的女朋友。“她是某市的高考状元,很优秀,比我优秀得多,但是很多机会不敢争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阿崔说他当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不能自信一些。”

他补充说,“我在语言上也很敏感。”过年回家时,母亲打趣他“又发福了”。他会反问母亲:“你胖你会说自己发福吗?”母亲回他,只有男人才发福。类似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阿崔坦言,包括自己很多情况下不会感到恐惧和愤怒,这也是一种特权。

书店本身是一个充斥着观念的地方。阿崔说,自从开店后,他看了很多女性主义有关的书。但这些阅读也偶尔让他困惑:“我很难真正区分,哪些是我看书看来的,哪些是我真实感受到的。”

聊天结束前,我忍不住询问,在了解了越来越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境遇后,作为男性的他是怎样的感受。阿崔停顿了一会儿:“下辈子我还有点想做个女性。对我来说,这种‘经验的区别’还挺重要的。”

“我可能不知道,它会带给我怎样的、具体的痛苦。”

推门走出书店时,天色还早,下午的阳光依旧晃眼。

撰文/申璐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

查看全文
大家还看了
也许喜欢
更多游戏

Copyright © 2024 妖气游戏网 www.17u1u.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