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为父之道：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的双重融合

作者丨刘海滨

今天是父亲节，作为父亲的典范人物，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素来被国人所称赞。在他的一生中，给儿女的写下了400多封家书，由此可见他多么注重与儿女的情感交流，还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堪称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的双重融合。

我们熟悉的现代学者和成功人士形象，或是埋头学术，或是在外奔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或歇脚的旅店，家庭生活的和乐融洽与盎然生机已经干枯消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终其一生梁启超大概都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但家庭生活之于他就如水之于鱼，须臾不能离且乐在其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并非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或是其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而是其家庭生活乃至梁启超生命本身的具体呈现。出于父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他当然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达给孩子们，但并非如当今的虎爸虎妈们那样急迫和焦虑，梁启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正是因为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很难总结出可称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在写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我们看到，除了嘘寒问暖之外，梁启超不厌其详地跟儿女谈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语气极其亲切平易，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还不时夹杂诙谐戏谑，就像孩子们的玩笑。

在这家常谈话中，一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古人说“言教不如身教”，梁启超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具体可感地看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以不厌其详地描写事情细节和自己的内心活动。古人又说“父子不责善”，孟子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父子之间首先应该注重情感的亲密融洽，如果管教过于严厉就会损害亲情，亲情受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祥莫大焉）

，因此提倡两个父亲互换来教导对方的孩子

（易子而教之）

。故而梁启超非常注重与儿女的情感交流，对他们投入“十二分的热烈”的“爱情”，而尽量避免责备和说教。

另一面，又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现代的平等、自由侧重于社会权利层面，与传统道德的侧重于精神层面并不矛盾，而恰恰是道德的自我更新。对此梁启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自觉地将之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梁启超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这一点确与古人有所不同。古人虽然讲究父子亲情，但在彼此关系上毕竟上下对待的意味多，平等交流的意味少；梁启超则更多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但其背后仍不失父子的伦理地位。

本文出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梁启超著，彭树欣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这种基于传统教育根本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于今天，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就面对跟我们同样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知识”为内容，为导向。与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

（这一点东西方大体相同，因此可以称为古典教育）

有根本的不同。 “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梁启超发明的这个形容现代学校的比喻可谓一针见血，今天看起来尤其触目惊心。究其实质，教育的困境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两百多年前自欧洲开端、进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世俗化”，就是重视人类生活中身体、物质的一端，而忽视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宗教层面。与之相应的是古典教育精神的失落，表现为重知识、轻德育。

那么，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是否不可兼得呢？梁启超通过早年的政治经历，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西方国家的观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德育统摄智育，将传统的修身之道贯穿于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生，梁启超奔走呼吁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大多数人正热切地走上这条“现代教育”的道路，根本不想回头，改革教育任重而道远，其在清华研究院等处的试验，效果也很有限。

家庭教育是梁氏教育实践的另一块田地，在这里，他耕耘的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较少受干扰、主动性也更强，其效果可以说是理想的。家庭教育之于梁启超并非仅是试验田；作为一个父亲，在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家教首先是一个补救行动，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正因为如此，梁氏家教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才更具学习和借鉴意义。

梁启超的全家福

一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是修身，一如其在学校教育中所提倡的。只是教育方式须与学校教育有所区别。传统教育的实践性，使其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在师生之间如此，在父子之间尤其如此。梁启超家书中总是花费大量笔墨叙述自己近来的经历，固然是抒发情感和向家人报平安，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的机会，透过这些叙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传授修身方法。

从1912年9月由日本启程回国开始，梁启超与大女儿思顺频繁通信，此后至1917年底，梁启超积极投身政治，短短几年，历经袁世凯时期、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几乎无一日不在风云激荡之中，其间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又不知凡几，甚至数次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期间的家书中，完整地呈现了梁氏经历的所有大小动荡、悲喜闹剧，读之如同看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既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又有刻画生动的大量细节，梁启超的情感反应也随着剧情发展而百千变化：先是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继而陷于斗争旋涡、进退两难，接着遇挫失望、几欲归隐，再到振刷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无论境遇和情感如何动荡起伏，修身的自觉是贯穿始终的。1916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策划其弟子蔡锷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自己随后也逃出北京，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策动都督陆荣廷出兵。梁启超除了在家信中随时报告以外，又将一路躲避追堵，历经磨难，几乎丧命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写成《从军日记》，郑重其事地寄给儿女们，说“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1918年之后，梁启超从政治中抽身，转而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生活趋于平稳。他一面奔走各地讲演，提倡修身和德育，一面投身教育改革实验，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但仍抽空将自己的工作、计划事无巨细地写在家信中，包括忙里偷闲带孩子们去游乐场、北戴河，也绘声绘色地讲给国外的思顺听。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此间除了跟丈夫一起旅居加拿大的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也先后出国留学，因此梁启超和儿女的通信更加频繁。在此阶段，梁启超的信中有更多的对自我人生观、家庭观总结的意味，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总结为“得做且做”主义。不管外境如何变化，内心保持安定；不管结果怎样，兴会淋漓地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这种做事的状态，来自人生的态度，更来自修身工夫的磨炼。

传统学问中，修身和德育是一体的，自己做到了，自然能够影响别人，对子女也是一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自己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梁启超很有自信，“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

孩子们的反应如何呢？对于梁启超的身教言传，孩子们从心里感动和认同，“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视若珍宝，时刻挂念他的安危和健康。1927年梁启超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儿女们放心不下，委托回国的思永做“总司令”，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康复计划，照顾父亲的起居，限制他的工作。梁启超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居，限制他的工作。梁启超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狠知道的。”

梁启超

古人修身的两大途径，一是省察，二是涵养，一般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须相互配合、不得偏废。所谓省察，就是时时反身内省，照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念。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例如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却是整个叙述的点睛之笔。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音

（后改为“徽因”）

与思顺产生矛盾，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思成反省自己，“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因果业报”和“随业轮回”的道理。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又不忘加一句：“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

后来徽音的父亲因为牵入军阀斗争意外身亡，梁启超专门写信给徽音、思成劝慰，又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不断开导。思顺因为调动工作的事烦恼，他一面答应尽量帮助，一面趁机开导：“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现在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林徽因与林觉民

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所谓涵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陶养性情。对此梁启超也有自觉的认识，并时时灌注到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引导和艺术熏陶之中。梁启超对孩子们说“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时时关切儿女的生活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初回国的四五年，家里生活比较优渥，他提醒儿女“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因倒袁运动匆忙出逃之际，反而庆幸自己重回“忧患生涯”，说这是上天对儿女的恩赐，欲以此“玉成”他们，假使再过几年舒适虚荣的生活，恐怕就要变成“纨绔子”了。他经常提醒儿女要保持寒素之家的本分，说“吃苦是最好的教育”，但当得知思庄在国外过于俭省，又说“你们既已都是狠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与现代人多把才艺当成竞争加分的手段或者作为日后谋生的技能不同，古来君子以琴棋书画来涵养性情，梁启超深得个中三昧。他一面叙说自己如何写字兴致高涨，定为日课，以亲身实践来告诉孩子们此为“养心之良法”，一面为了引导儿女学字，请著名书法家魏铁栅指点思顺、思成，还不时请名家给孩子们题赠字画，通常是每个孩子各有一份。他还经常跑琉璃厂搜集字画书籍文具，作为礼物不时分给孩子们。这件事做得非常认真，根据子女的个性和爱好分发礼物，要分别刻上每个人的名字，还不忘适时引导，比如有一部仿宋本《四书》乃是清末名臣和收藏家王懿荣的藏品，他先是说不舍得给、要留着“自养”，后来赠与思成，一再叮嘱“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务必熟读成诵才不辜负它。

二 修身与学术研究

梁启超家书的另一个谈话重点是孩子们的学业，而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选择面对的是知识性学问，此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人如何对待科学和知识。在传统的语境下，知识性学问自有其位置，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并且被统摄在道德的培养之中。君子以道德养成为目标，但并非要摒弃事务，只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保持省察涵养，则各种事务无不是磨炼心性的途径，知识性学问不过是其中一种事务。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性学问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重新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定位。对此，梁启超倡导以道德统摄科学，即是一方面必须纠正现代性的偏离，重新恢复道德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需给予知识特别的重视，使它既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又能够保持活力获得应有的发展。

清华研究院时期，梁启超实行的教育改造，其目的正在于此。他首先强调道德修养的主导地位：“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在此前提下，再处理知识的地位。他一面延续王阳明的思路，将知识的学习作为修身的一种途径：“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

科学研究作为人格修养的工具，其运用方法与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炼”并无二致，但这里是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提出来，因此具有时代意义。梁启超接着说：

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

（《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

所谓“要斟酌于两者之间”，就是要面对知识的现代情况加以调整；知识性学问已然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就不能将它与其他方面等量齐观，而需要特别处理它。在梁启超的方案里，知识探求既然可以作为修养的工具，当然有其合理地位；不仅如此，学生和学者还需要自觉地将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修养的主要方法，因此知识获得了特别的重视。这样既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又保证其发展始终处于道德的统御之下，不致脱离方向、失去控制。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书影

求知作为修养工具，其操作方法就是在知识探求过程中时时省察内心和调整状态

（“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

，这对应的是修身的第一条途径“省察”。除此之外，知识对于道德修养还有熏陶默化的作用，则对应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涵养”。随着知识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增强，知识对于修身的涵养作用，也应得到重视和强化。

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成为一种职业，学者成了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这是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需要面对它，处理好这个职业行为与修身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是，学者一面要像对待其他职业一样，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一面强调由于学术研究

（知识生产）

的特殊性——学者的研究活动占据了生活的主要部分

（其中人文社会学科与生命活动的联系更紧密）

，因而对生命有很强的“薰染陶镕”的作用——需要尽量充实扩大其内容，以求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

相反，如果所从事的知识内容单调乏味，也容易造成生活和生命的单调和厌倦：“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

接着又现身说法，说明多面的学问趣味对自己精神的激发作用：“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

对于知识性学问的重视，同时对其可能带来的对生命的损耗保持警惕，这两点总是同时体现在梁氏家庭教育之中，试举两例说明。思顺在梁启超回国后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梁启超专门为她请了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其补课，其内容遍涉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同时梁启超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劳累过度

（每星期不许超过十小时，星期天必须休息，必须多游戏运动）

，他还极力反对日本式的填鸭教育，提倡“猛火熬、慢火炖”，“优游涵饫，使自得之”的传统学问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给思顺请家庭教师，包括后来在家中讲《孟子》和清代学术源流，都是在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因为当时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内容，梁启超曾为孩子们从日本回国后如何选择学校伤脑筋，这也是后来梁家子弟尽可能都到国外读书的原因。采用家中授课的方式和知识性的内容，严格地说，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围，而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在梁启超是不得已而为之，与现在家长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的性质不同。

另一个例子，在思庄面临大学专业选择时，梁启超建议她学生物，“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并且“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狠是我们家里的憾事”，希望她为弟妹们开个好头。又建议思庄在主业之外，再选一两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作为辅助，并且“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思庄“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这里的意思，与对思成的话联系来看，对知识性学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希望生命和学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对而言，做社会科学

（包括人文学科）

的，其所事与生命的联系较紧密，可以在内容上扩充，以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做自然科学的，所事与生命的距离较远，还需要增加人文艺术方面的内容和实践，以滋养涵润生命。

思庄先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学文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图书馆学，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虽然有这些提醒和建议，但梁启超对于孩子的专业和职业从不干涉，希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

（思庄一度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生物学，后来发现与自己的兴趣不合，转为图书馆学，梁启超同样很支持）

。后来子女们各有所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和职业，并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人才。至此我们看到，修身为本以及专业研究与生命之间相互促进，才是梁氏家教的“秘诀”，才是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佳话的根本原因。

对科学和知识地位的重新评估和调整，是梁启超基于时代要求做出的贡献，亦为返本开新之一例。身体力行的梁启超为后来的学者立了一面旗帜：学术研究与修身实践相统一，一切无非生命的学问，与占山头争夺资源、为稻粱谋的学术投机者固自不同；知识性学问不成为修身的障碍，多方面的兴趣反而有助于精神的激发和生命的充扩，一扫知识、道德的本末倒置，与知识耗损生命、干枯无趣的学者形象恰成对照。

三 修身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有别于古代的显著特征，一是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其背后的推手是科学，二是社会权利的平等化，其背后的原因是民主。所以五四运动高喊赛先生和德先生，确是时代的呼声。早年的梁启超本是这个潮流的鼓动者，后来调整了思路，在修身为本的前提下对现代生活加以调摄。

提倡修身性德育之外，梁启超也很重视公民意识的培养，称之为“增进国民常识”。1916年他赴广西起兵讨袁而绕道越南，独处荒山，染病几乎不治，甫一脱难，即穷三日夜写出一本宣传公民意识的小册子，其动因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痛感养成群众公民意识的迫切性，故极为看重此书，在给思顺信中说：“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之绝好记念也。”此书后来广为流传，并一度作为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国民教育用书。

请日本教师给思顺补课，也是梁启超国民教育思路的体现。这些补课实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原因是怕思顺回国后没有机会，想让她在日本接受“完全教育”。所谓完全教育，乃是获得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学、经济学、比较宪法、财政学、政治学等，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故梁请求诸教师“于纯理方面稍从简略，于应用方面稍加详，能随处针对我国现象立论尤妙”。

女性地位的改变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这同样反映在梁启超对待女儿的态度上。对于女儿们的教育，梁启超看得与男孩子一样重，九个儿女中，毋宁说对思顺的学业费心最多，为她请了好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了让她完成学业延迟举家回国的时间，还将思顺的作业亲自批改后编成一本《艺蘅馆课艺》。作为长女的思顺，某些方面还扮演了旧式家庭中兄长的角色，不但照顾弟妹们的生活和学业，梁启超遇事也喜欢先征求思顺的意见，长子思成对大姐也很尊重甚至有几分惧怕，这从上述思成因为徽音与思顺的矛盾，写信给思顺忏悔过错等事情上很可看出。梁启超对思庄的教育也极为用心。因为思顺婚后随丈夫居住在加拿大，就让思庄去加拿大读中学，以便毕业后继续留学深造，后来为思庄在加还是在美读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书信往返讨论，提供了很多参考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对子女平等看待的教育观，使得梁家女儿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信和独立意识，为日后成才奠定了基础。

在梁启超这里，这些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结合，统一于修身为本。对于继承传统家教的根本精神，梁启超有很强的自觉。比如时常提醒儿女保持寒素之家的忠厚家风。老父在世时，梁启超每次写信问安之外，会特意嘱咐儿女照顾祖父起居，凡事禀告，还要体会祖父心情，时常陪伴不要让他寂寞。儿女在外，则经常提醒他们写信问候老家的长辈，“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后来年龄较大的儿女都到国外读书，梁家的事务多由二弟梁启勋操持，梁启超常常跟子女提到二叔的辛劳，尤其是梁启超妻子去世后，启勋一手操办了其墓园的设计建造及葬礼，梁启超为此写了好几封信给儿女们，详细描述诸事经过，要求他们每人写信给二叔，“恳切陈谢”。葬礼完毕，又让在场的年龄尚幼的思忠、思达作代表给二叔磕头，“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书影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梁启超的婚姻爱情观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生动。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并让思顺、思成等一同劝说。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则可作为注脚。在盛大的婚礼现场，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梁启超的证婚词有云：“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狠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

爱情的本体是“爱他”，爱他人，而不是基于利己地满足生理和心理的*，这是爱情与情欲的区别。在梁启超看来，二人的相恋和结合是基于情欲的成分居多，所以希望两人结婚后，要通过互相支持，把爱他的本体体现出来。在第二天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表达得更清楚，“

（陆小曼）

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却是狠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这是情欲的冲动，“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更糟糕的是，对方又是这样一个人，“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

（但恐甚难）

，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罢了”。

梁启超所说爱情本体的神圣是基于“爱他”，需要通过婚后继续不断地体现出来，就是说一般世俗所谓爱情，其实是情感和*的混合，情感之中有爱他、利他的因素，*则是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冲动，其本质是占有，而爱情本体的体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爱他、利他消除和转化*，或者使*服从于爱他的情感。此即以道德转化*，提炼情感，使其归于纯正，亦即传统文化“性其情”的含义。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礼防”，礼教的防护作用。用道德纯化、升华情欲很难一蹴而就，除了少数天资卓越、气质清明的人以外，普通人情欲冲动时还需要借助外在伦理和礼法的约束，古人称之为“发乎情止乎礼”，既肯定情的自然合理性，又强调其边界

（礼）

，超出边界的情就是私欲，需要克制。此即梁启超所谓礼防节制情感冲动的意思。不能节制的冲动，不仅给别人带来伤害，首当其冲的是自己，冲动过后就要承当苦痛烦恼，这一点梁启超看得很清楚。而且梁启超洞察世情，深知陆小曼的为人，*和虚荣的成分大于情感，所以会有很不好的预见，当头棒喝实是针对陆小曼的成分居多。不幸的是，徐陆之恋的结局恰恰应了梁启超的预感。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照

与之对照的是，梁思成、林徽音的婚姻至今为人所乐道。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决定。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这个方法兼采中西

（古今）

婚姻方式的长处，既保证了婚姻的自主，又尽可能考虑到了双方的家庭因素。当然婚姻是否成功，充当中间人的父母很关键，像梁启超这样的父亲自然是最适合用这种方式的。

思成、徽音准备于1928年回国，梁启超力主他们归国前先在加拿大举行婚礼

（在此之前梁启超先向林家行聘礼，回国后再于天津宴请宾客）

，因徽音的父亲是基督徒，可先在教堂举行婚礼，“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次日再到领事馆

（希哲、思顺家）

向两家祖宗及父母遥拜行礼。还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这个举动可说是相当开放和西式。为什么不回国再办婚礼呢？主要原因是，梁启超认为他们应该在归国前到欧洲做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将他们所学和欧洲的文化建筑等相互印证

（后来又郑重建议他们沿途所见所感随时做笔记，并作速写插图，日后出版一本书）

，因此先结婚才方便同游。后来婚期有所推迟，梁启超又马上写信劝思成、徽音先分居两地，以防因为所处亲近产生心理生理的波动

（发生亲密行为）

，可见在两性关系上梁启超又很“保守”。开放和保守，同时体现在梁启超身上，并不觉得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孩子们得到父亲的身教感召，自然心悦诚服。这不正是梁启超教育之道的一种写照吗？

本文选摘自《我们今天怎么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前言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月版

作者丨刘海滨

摘编丨秦无宪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