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音乐何时“登陆”上海？（极品钢琴浴火重生）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次的创伤曾由他抚慰……”

这是傅雷1946年出版《贝多芬传》时写在序里的一段话，这部翻译自罗曼·罗兰作品的书当年由上海的骆驼书局发行，之后多次重版，引起轰动。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去世于1827年。他在世时没有记录曾来过上海。那么，贝多芬的音乐是何时“登陆”上海的呢？

贝多芬的老明信片

创办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1861年12月28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篇题为“罗比奥先生的第二场音乐会”的报道，这可能是贝多芬的音乐“登陆”上海演出的“001号记录”。

记者写道：“在1861年12月26日，来上海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手阿高斯逖瑙·罗比奥（Agostino Robbio）和上海当地爱乐者一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听众很多，音乐会以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三重奏》开始，罗比奥演奏小提琴，寓居上海的两位业余乐手分别演奏大提琴和中提琴。”

到了1870年代，外侨中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乐手来沪，促使各类业余音乐协会相继建立，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有了更多机会在上海演出。据《北华捷报》1872年3月7日报道：“1872年3月2日，爱乐协会在共济会堂举行了1872年演出季的第二场音乐会。当晚演出了贝多芬的一部交响曲作品。”这里提到的共济会堂位于外滩现大约半岛酒店的位置。

1875年10月25日晚上，到上海巡演的小提琴家珍妮·克劳斯（Jenny Claus）在兰心剧院举办音乐会。克劳斯以及同来的钢琴家罗克尔（Rekel），还有两位寓居上海的业余乐人共同演奏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

有意思的是，克劳斯此次上海之行连演多日，她的经纪人试图吸引华人听众的注意，为此在《申报》上也做了报道、打出了广告。1875年11月5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演奏会“预告”：“今晚有英国新来女士惹尼嘉士（Jenny Claus），擅拉胡琴，在西商戏院试奏数出，本馆内到有告白提及此事。闻嘉士女士在英国久已著名，实非凡手。兹来沪更奏妙音，华人之好乐者当此良宵，赴院品校，亦未始非一时消遣之计也。”还有观演广告：“今日弹唱戏文：启者拟于今晚即礼拜五在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内弹唱戏文，有英国最著名之拉胡琴女士惹尼嘉士手弹数出，并有寄居上海善于弹唱之西人亦相助为理，于八点半钟开门，九点钟开唱。计每位听戏者在楼下者二元，第一层楼上者一元。上海经理人里革谨告”。

这报上提到的“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即第二代兰心戏院，是现在茂名南路上的兰心的“父辈”。1866年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在上圆明园路（今虎丘路）与诺门路（今香港路）转角处建造了一所木结构剧场，命名为Lyceum Theatre（第一代兰心戏院）。该戏院1871年失火而毁，1874年在原址重建。克劳斯女士演出之时，正是兰心“浴火重生”全新亮相不久。

话再说回来，在《申报》刊登的这个广告里，为让国人能听得懂，将“拉小提琴”称作“拉胡琴”，将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称作“戏文”，因为这是1875年时人们能够接受的说法。

丰子恺画贝多芬

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史教篇》的文章，宣传“科学救国”，其中将贝多芬（当时鲁迅译之为“培得诃芬”）与莎士比亚、拉菲尔等文学家、画家并列。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另一本《近世十大音乐家》，其中将贝多芬的名字翻译作“裴德芬”，这两本书尤其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西洋名曲解说》（王光祈著）中，贝多芬则被译为“白堤火粉”。另外，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悲多汶”也就是贝多芬。此书作者R.H.夏弗莱，翻译彭雅萝（Miss Peng Ya-lo），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到，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因为不自由的痛苦，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

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而在中文译本中，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傅雷曾写信致罗曼·罗兰：“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Beethoven”的中文译名自李叔同以来五花八门，直到傅雷的译本《贝多芬传》出版后，才基本定型为“贝多芬”。1978年，傅雷1946版《贝多芬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此后又多次印刷，印数近19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就讲，贝多芬的精神是“力”，这里所说的“力”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贝多芬的音乐最初进入上海时，主要是西侨在演奏欣赏。到了20世纪初，当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亟待崛起之时，而贝多芬恰好有这样的“力”。看看王光祈在《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中介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话语：“……不禁拔剑起舞，扫去一切苦闷，发出无限欢声，并用德国诗人喜纳（即席勒）所作欢歌，以结全篇。其时，台上歌队乐队中音齐作，一种庄严伟大气象，举世无匹。”文字间完全能体会到他被贝多芬的“力”深切感染的状态。1927年5月29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00周年，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 Mario Paci) 指挥下，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已拆，原址位于现新雅粤菜馆位置）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上海贝多芬音乐会节目单内页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1981年4月1日、2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珠联璧合”，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一般场场爆满。

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有爱乐的“过来人”说，当年听音乐会，我们都是摸石子过河，不知道会听到怎样的音乐会，反正有票就买了，进去后才知道会演什么。然而这一次不同，音乐会有鲜明的主题：纪念贝多芬。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当时在位于延安东路龙门路拐角的上海音乐厅售票处，人们排着长队，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

1985年的这一系列纪念演出，从9月29日延续到12月29日，如今看来像是一场传奇。笔者购得一份当年的节目单，一共24页，封面是柴本善创作的火红的贝多芬侧面像，仿佛置身火山岩浆之间。节目单中除了常规的演出目录、演出人员介绍，还有贝多芬年表以及杨民望撰写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详细介绍。关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介绍，紧扣一个关键词：英雄。节目单的扉页上则摘录了贝多芬的一些话语，比如：音乐应使人们的精神爆出火花；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以鞭策那些胆怯的人。当然还有那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播最广的——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许它毁灭我！

而与这场音乐盛会“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件是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一书的出版。作者从整个文化语境来审视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该书的出版与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重建心灵家园的文化需求正相适应，因此一时之间广受热捧，好评如潮。

*原文标题《海上记忆 | “贝多芬”在上海的故事》

文章、配图转载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魏斌栏目主编沈轶伦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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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格万特豪斯弦乐四重奏 (c)上海大剧院资料图

上海大剧院新年音乐会连续六年奏响“贝九”(c)上海大剧院资料图

二十余年来，贝多芬的音乐例如歌剧配乐，各式奏鸣曲、重奏曲、协奏曲，以及大部头的交响曲，经由众多世界级的指挥家、独奏家和乐团重新赋予经典作品以时代新声，频繁在上海大剧院里奏响。

近年来上演的多台贝多芬主题音乐会既有乐迷“心头好”，也有打造多年的品牌策划。如2017年纪念贝多芬逝世190周年，来自著名乐团的莱比锡格万特豪斯弦乐四重奏，带来贝多芬全套弦乐四重奏；而上海大剧院携手上海歌剧院和顶尖指挥大师、声乐家，从2014年起每个岁末都会在《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乐声中辞旧迎新，仪式感十足。

2020年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受大剧院邀请，蜚声国际的青年钢琴家张昊辰、著名指挥家许忠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在国内率先以全套典藏的形式向乐圣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是时候重新步入乐圣伟大壮丽的音乐创作，感受抚慰人心、激励前行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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