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张培仁为什么不做音乐节要做生活节？（别惹农夫卖核弹的小女孩）

有人群的地方自然会形成市集。在愉快的买与卖中，人们关照本地的产品与生产者，货物流通，人情交融。市集又吸引吹拉弹唱、说书卖艺者们加入其中，渐渐形成一个地方的人对生活形态的共同认知。

赶集、庙会、市集，名称不同，核心一致。现代文明总是试图抹去生活千差万别的面貌，以冷冰冰的“品牌”来塑造人生，恨不得把古老的庙会和赶集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台湾音乐人张培仁。东方IC 资料图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培仁、贾敏恕和李宗盛三位台湾乐坛前辈终于把简单生活节变成以市集为灵魂的样子就不奇怪了。

台北的简单生活节落地上海的头三年里（2014-2017），音乐阵容长了一副流行/独立音乐节的面孔，市集精致细腻，论坛的议题设置几近书展。今年，简单生活节从狭长的世博公园搬至气场违和且小得多的西岸营地，音乐阵容变得轻量，小摊位和京东、携程、三草两木等品牌的入驻使之更贴近“生活节”的本质。

李宗盛和张培仁。视觉中国资料图

不做音乐节做生活节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周而复始的经济规律令高潮过后必然迎来低谷。2006年开始的台北简单生活节前所未有地聚集起一批本土文创品牌，为经历戒严—开放，经济起飞—金融危机的台湾经济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有两件事张培仁很骄傲：一，2006年他和伙伴们办的“台客摇滚嘉年华”，是第一次有人在报纸上说：“台湾的创意人们站出来”。二，现在的松菸诚品里，有一半品牌是当年看了广告诞生的。

从小玩摇滚，做唱片企划一只鼎的张培仁是简单生活节的创始人和总策划，他和台湾很多文化人一样能说。“我会不会太自恋了”和“不是我太自恋”是他侃侃而谈里不时插入用以自谦的话。并且他熟知两岸的游戏规则，说话谨慎，对概念的提炼和包装有超强的能力，对文化和世情亦有深刻洞见。他和合作伙伴们的诚恳，就体现在简单生活节的现场。

关于这个节的氛围，主办方做了很多街采，收集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有一个被记录下的细节尤其可爱:“（草蜢）唱着一首首上个年代的大金曲，摊主们纷纷失了神，不少都‘丢’下摊位跑到离舞台更近一些的地方看。”（《上海简单体验：在这里，感受每个年轻品牌背后的梦想与温度》）

今年简单生活节上的创意市集

张培仁和他的团队为“生活节”赋予令人振奋的概念，希望通过市集和音乐支撑起一个空间，唤起都市人对生活本质的认知。简单说，他们希望这个现场平等、自由而快乐，参与者能够因为愉悦而愿意为自立和创造添薪火。

光鲜的概念更需要冷静消化，背后的逻辑是否合理才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情怀不能当饭吃。

简单生活节背后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制造一个聚合创作者的空间（手工创作者和音乐创作者），用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巨大快乐感染参与者，帮助他们从全球化和商业的桎梏中挣脱些许，重新定义流行和生活这两个重要概念。顺利的话，认同这个理念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然能认同在这个语境里听到的独立音乐。“这样推广音乐的效果会比我硬要向你推荐一个独立音乐人好多了。”

2010简单生活节。视觉中国资料图

这样做商业上的优势则是精准定位。愿意“买”简单生活的理念，并且买得起门票的人，很自然地成为文创产品和京东、携程等品牌的目标客户。在“生活节”这个场景中，双方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就做成了生意。

逻辑合理，但简单生活节也非完美，比如厕所真的比较少。以及，像一个真正的市集一样，它不能提供净化灵魂、震荡三观的神奇体验。它有点保守，音乐的选择太清新好听。换句话说，太符合城市中产和文艺小清新们的品味，就像算法精确的流媒体，总能为用户提供符合他们审美的音乐。然而一不小心就视野狭隘又易沾沾自喜的都市人，更需要挑战而不是迎合审美的刺激。这一点上，以“台客”、“摇滚”和“嘉年华”三个既接地气，又拥抱土味亚文化的概念奇妙结合的“台客摇滚嘉年华”，艺术生命力会更强。

和张培仁聊天的前一刻，他还在奋力写稿，企划人的本分一直没有丢掉。他很骄傲，“吴钩写宋朝，讲到苏东坡还帮马桶写过广告，把我和李宗盛两个写文案的乐坏了。”

从人类社会和市集的关系，东方在长期复制西方文化和被动接受定义后的反思，青年的普遍困境，到“生活节”的本质、商业模式和愿景，定义流行和生活形态的可能性，行动者张培仁讲推动行动的源头，很精彩。

【对话】

“这是核弹浩劫后孵化出的新芽”

澎湃新闻：简单生活节其实是在创造一个节日，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节日，替代现在生活中已经消失了的传统节庆聚会活动。你们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它的属性吗？

张培仁：有。2006年我们办了一个叫“台客摇滚嘉年华”的节，很迷人。它是台湾民俗的精华，妈祖、保生大帝、关公、哪吒的人偶都出来了，装置很多来自戏曲传统，有一套完整系统在里面。我们搭了一个台湾乡间常见的场景，把摇滚台、嘻哈台、偶戏台、布袋戏台、钢管花车等等这些都放在里面，还搭了一个大大的圆台里面都是小吃。这种乡土的东西精英会蔑视，但是我在里面头一次看到小孩子们冲过去抱着三太子拍照，之前他们会抱的只有哆啦A梦这些。我们也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号召“台湾的创意人站出来”的人。

上海简单生活节创意市集

澎湃新闻：如果要贴标签的话，简单生活节会给贴上“文艺小清新”的标。小清新这个“类别”蛮广的，对文化和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都愿意埋它的单。简单生活节呈现的这个面貌是你们精确定位的结果，还是自然而然，顺应时势？

张培仁：台湾的金融风暴是2006年。那一年我们开始在台湾办简单生活节，蔡康永、孙大伟他们来了，感叹：“哪里有金融危机？没有啊！”孙大伟形容说：“这是核弹浩劫后孵化出的新芽。”

台客摇滚嘉年华周边产品

在当年的台湾，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有一代人已经占据了关键位置。如何让底层的人找到快乐生活的方式?是先快乐，然后变有钱，而不一定非要是倒过来，这是逻辑问题。

虽然人都想做大事，但是你会察觉到人的处境在资讯化时代的变化。

澎湃新闻：所以你们顺应时势，决定不做大型的音乐节，而是做一个新形态的东西叫“生活节”，去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张培仁：对。

早在1980年台湾音乐还不太有原创力的时候，我和一些伙伴就在台北做了一个音乐节。到了2000年有海洋音乐祭和春天的呐喊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思考（音乐节）到底能提供什么，以及行业需要什么。

1990年左右，台湾的音乐环境经历了几个变动。一个是几大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台湾，还有全球的资讯涌入。我们开始忧虑，本土创作人摆在全球环境下会怎样。

西方音乐的产业能力、文化纵深、消费习惯、资本规模、全球的传播力，都有一个成熟的工业体系。而我们的这个体系至今仍不成熟。如何生存，对文化内容来说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标准随着全球化而改变。

文化是一种竞争，是很多事物的本质，包括经济。

台北甜约翰乐团在上海简单生活节上表演

到了1998年，互联网来了，你就知道大势已去。台湾戒严到开放，虽然信息开放了，但进入的内容仍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而互联网时代无人筛选，每个人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文化源头。

经过这十多年的转换，没有人有空可以闲下来体会创作。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买的，只要寻找全球代理就可以。没有人会觉得怪怪的，有哪里不对。

但是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想找到来自生活中的艺术。怎么样让来自本土的创作发生？这是我们定义生活节的原点。

找审美的共识，找到传播的路径，来推动音乐。这就是最初期的定义。

“我们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运用西方对生活的看法”

澎湃新闻：你们希望在西方文化的压倒性优势下找到本土原创生存的空间，甚至去造一个空间。

张培仁：是的，因为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听的所有音乐类型，都是西方青年一时一地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价值观、审美和作品，传播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运用西方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在复制，又如何竞争?

全球的流行音乐取代了的宗教和哲学，给了你很实在的属于一个人群的生存哲学。我们不应该复制西方的生活。台湾的民歌运动，最流行的作家是三毛，余光中的诗，李双泽的字句。它已经不止是音乐运动，而是青年处境的思考。

罗大佑出来的时候，幕后操盘是詹宏志。宏志说了，这是大佑的社会意识，所以叫“黑色旋风”。它促进的思考远远超过音乐本身。到李宗盛出来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到一定程度，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寂寞难耐》）反映了时代心情，把这种心情说重了，就会得到共鸣。

上海简单生活节创意市集

澎湃新闻：一个可以孵化原创的空间可以有无数形态，为什么从市集着手？

张培仁：当大家都在关注产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产业，而是对生活的态度。文化必须是来自生活的自然体悟。

因为资讯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解读生活的权利。我们希望梳理出对生活的共同看法，因此发明出“生活节”这个定义。

我们用最单纯的当时来做审美。我们的美学有点天真。我们不走“高大上”的路径。我们希望做的每件事都是生活里实用的物件，是基础的审美。

生活节的定义就是食、衣、住、行、阅读和娱乐。简单生活节虽然是很多商家的聚合，但都经过筛选。你无法向别人推荐一个他没有听过的独立音乐，因为你没有音乐传播的场景，好像抖音提供的场景，它是倏忽即逝的。它解决不了隽永的人生观，让你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

只有当你决定生活的样子，你才可能决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今年简单生活节上，在草坪上玩杂技的游客

澎湃新闻：你们鼓励年轻人“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在这个年轻人普遍焦虑和浮躁的年代，这个口号蛮奢侈的。

张培仁：经济浪潮周而复始，台湾或大陆年轻人的困境并不是日光下的新事情。

曾经有人问我台湾的青年问题，我觉得就是三件事：

1、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即没有资源的人都有资讯，这样会产生对立和误解。

2、台湾的富裕已经四五代了，贫富差距非常大，阶级固化的问题在台湾很严重。

3、心理上，年轻人觉得不可能超越前人或别人做过的事。

所以音乐上出现一个大浪潮，叫“撸瑟系”（Loser）。日本和欧美也都有过，日本的“去死去死团”（最早源自1972年由著名特摄作者川内康范所推出的《虹之战士》中的反派角色Mr. K率领的团体），美国的Haters，都源自阶级固化和资讯通化。

要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太复杂了，不想加入世界的竞争?现在年轻人的贫穷，大都属于一个月不工作也不会饿死的“新贫穷阶级”。让这样的人安静地做东西去卖，不必加入大公司去厮*争做第一，会不会比较好？台湾的简单生活有个做领结的，现在谁还戴领结？但是他在那两天里领结卖了6万多台币，已经比上班强了。

“如果没有定义审美的权力，怎么去做文化行业?”

澎湃新闻：脱离比较有保障的体系出来单干，不仅卖商品还卖商品背后的故事和情怀，越来越多人开始这么做了。

张培仁：流行可以被创造，有定义解读权，它是创造市场的方式。互联网时代，我们来想一点复杂的事，看看有没有办法做“风格”这件事。

风格是文化行业最重要的事，可是风格如何定义和描绘，它和人有什么关系？这是文化行业的第一个问题。

有了它，就会很好做生意。没有，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吹，去弄大。很多人都知道，下一个世代经济的驱动力来自审美和产品背后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定义审美的权力，怎么去做文化行业?

上海彩虹合唱团在简单生活节上

澎湃新闻：定义流行是很大的一桩生意，但是具体到文创产品这个生意会不会太小，很难做大，形成气候。

今年简单生活节上的文创产品

张培仁：2006年我们做简单生活节的时候，我预言这样的东西（文创产品）存在，就说我们来做广告征选吧。现在去松菸诚品看，一半品牌是那一年看着我们广告成立的品牌。简单生活节之前，台湾没有多少人相信我们本土也有创意品牌。

西方的很多创业都是这么来的，而我们的很多创意的源点都是看别人有了才去做。所以说现在才是创业的好时代。大陆现在的处境和当时的台湾是一样的，经济是一个循环。

愿意相信年轻人，买他们的作品，才叫文化自信。

澎湃新闻：去给对生活的取向下定义，塑造一个有共识的风格是你们在做的，具体到里面的摊主，他们有没有获得收益？

张培仁：每个摊主都很赚钱，我们预料现场整体销售有三四百万，比如来一次可以赚五六万块。他们平日里可能做不到这样，但是当你有了知名度，一个月平均可以两万吧，比上班强。那些人相信做这些东西的价值，就会比较快乐，于是传播出去的价值也很快乐，而且还能赚到钱。

澎湃新闻：接下去呢，会不会和商业品牌有更多的合作？

张培仁：接下去我们想做一个基金。我们不适合代理，因为不管是音乐人还是做文创产品的，推广和定义是他们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做的是提供资本和广义上的推广：请你相信我们周围的年轻人能做出好的东西。这是自尊问题。

“每座城市都应该有一个地方保留下来，让自己人可以在里面呼吸”

澎湃新闻：最早你们的态度是不做巡回，但是现在简单生活不仅从台北到了上海，而且今年已经扩展到成都、武汉和厦门，为什么?

张培仁：我们一开始确实不主张节要去巡回，从台北到上海已经是一个转变。但是在台北，场地和人数无法扩充，因为种种限制每年的场地越来越小，越来越难。

后来思路转变了，我们是生活节，不是巡演，每到一处是要深挖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创品牌。就像街声的目的是帮助音乐人得到发展的动力和对市场的理解，让他们有信心可以发展下去一样。

简单生活公园要做常态化的运营。每座城市都需要自己的创作者形成的场景，有一个本地音乐人的聚落。

澎湃新闻：简单生活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了吗？怎么解决音乐节很难赚钱这个问题。在大陆，音乐节的规模和门票上限几乎难以突破。

张培仁：音乐节确实不会赚什么钱，除非像Summer Sonic，东京大阪两城，一张票平均1600块人民币，卖25万张票；除非像Coachella买10万张票，Burning Man（美国一个难以描述的大型狂欢节）卖50万张票，否则你别想。

在国内如果有50个卖票的明星，就有500个音乐节。大家都要做（音乐节），拿到资本或者政府补贴之后就可以做，但是很少有长期的模式。

早先我们就说，简单生活节做三年规模要转小，然后再转大也没关系。我们愿意跟着时代去演化。

张希（左）在上海简单生活节上表演

澎湃新闻：“生活节”的理想状态将会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一个蓝本？

张培仁：温哥华有个地方叫Granville（格兰佛岛），以前是铁路仓库，后来变成农夫市集，大家拿水果、蔬菜和海里捕上来的鱼在那边摆摊卖。因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审美非常好，所以摆出来的蔬菜水果摊就很美。Emily Carr（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在那边盖了校区，岛上渐渐地有学生在街头拉琴，艺术老师们的雕刻和绘画也在那边贩售。这块地方于是变成了北美最舒适的休闲场域，是自然生成的聚落和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