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原是自然界解决矛盾的最暴力手段，不仅是人类社会、动物界同样存在类似“解决争端”的方式。
不过人与动物总是有区别的，在人类文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后、“人性化”的举措也被纳入了战争法则里面，具体就表现为制定战争中对待降卒的“公约”、不断发展兵器以降低兵员损失。
战争，与人类社会的起源始终相伴随
有人说这根本无关“人性化”、因为士兵本就是重要的国家军事财产，以上举措只是为了减少财产损失而已；既然军事财产的主体是“人”，那么为减少人员伤害的举措为何就谈不上“人性化”呢？只是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还没下意识形成此概念而已。
就我国古代有明文记录的战争史历程看，春秋时期的战争是受周礼约束的，“兵家思想”的出现摧毁这一法则后，我国的古代战争才开始进入“伐谋”阶段。须注意的是，“伐谋”虽然还是依赖兵力，不过这当中所产生的大量以少胜多的战例、同样对减少兵员损失起到了巨大作用。
表面看来，这样的“人性化”进程应是历史的进步，但事实却恰恰与之相反、因为“我不*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在威慑与伤害之间，人类曾走歪了几千年。
宋襄公的“仁义”战争不但没有达成止战，反而成了个笑话
“战车”的矛盾：本意为降低兵员损失，最后却催生出庞大的步兵队伍在有关春秋战争的古代图腾中，“马车”是最为常见的，因为国君出行需要车辆、士兵打仗也需要战车，均以马匹为驱动力。那时候的马车数量就是国力的直接体现，即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
春秋时期的战争除了存在周礼的约束之外(相关战例请参考“宋襄公泓水之战”)，为了降低战争过程中的兵员伤害，那时候战车上的士兵有甲胄和盾的保护、还有分工明晰的“戎右、多射、御者”等不同职能，依据战车的规格，还分为“两驱、四驱”(马匹的数量)。“驷马难追”，说的就是那种“四驱马车”，后来的实验证明，“驷马”之车多用于彰显车辆的规格、对于速度的提升并没有多大帮助——正如今天的汽车，“四驱”也无法跑得比“两驱”更快。
在战车作战的时代，一辆车配三位士兵，受制于车辆数量，参战人员就无法很多，而且多出的部分显然更容易阵亡。不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云梯车、冲车、箱车”等五花八门的战车，这些具有特殊用途的车辆在作战时就不再依赖马匹驱动了，而是改为人力操控。
这就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战车、必须配有更大量的步兵。尤其在骑兵出现之后、战车和步兵的组合就成了地面攻坚部队的主力根基，在城池攻坚战时、数量上是多多益善；而骑兵则担负起冲锋陷阵的作用。
在以骑兵为先锋的作战模式中，由于步兵队伍的日益庞大，“战车”开始退居主力战场，而转向担负攻坚及后勤保障之用；这时候的战车开始具有了防御性能、有时候也可作为单独的兵器来使用。比如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就是一种后勤用途的战车、“箱车”自身加上驱动及武器系统后，就成了后世装甲车、坦克车的雏形。
“战车”从一线转向二线，投入的兵员更多了
《说岳》里还有一种传说中的“铁滑车”(见“高宠挑滑车”的故事)，正史里没有过此类战车的相关记载，不过借助战车自重的惯性力量来冲击敌方队伍，却是古代战争中常见的做法，“铁滑车”可能就是类似用途的一种夸张描述。
高宠枪挑铁滑车
“骑兵”的矛盾：本意为提高作战效率，最后却催生出远程的跨国战争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汉朝时的骑兵已发展为军中尖锐力量、“战车”也由此退居战场二线。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对作战效率的提升是很大的，这也是汉朝得以跟匈奴骑兵正面硬扛的主要原因。
汉唐时期，由于对抗匈奴、突厥的需要，我国的骑兵作战方式持续发展、战场所能跨越的地域也越来越大；既然西域、东北都能在铁蹄下收归囊中，那么更遥远的中亚地域就更不是问题了！马背上诞生的蒙古政权就依赖与生俱来的骑兵优势，将兵锋指向了中亚以及欧洲地区，由此带来的生灵涂炭已是罄竹难书。
若非长春真人丘处机远途西行为铁木真带去了“止*令”，蒙古骑兵对人类历史带来的灾祸恐怕远不会是如今局面！
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的骑兵
回到我国骑兵的发展之初，霍去病应是“长途奔袭”作战的始作俑者，铁木真则将此作战方式覆盖到大军所经的所有战场之上。而最先发展骑兵的赵武灵王，他“胡服骑射”的本意只是以胡制胡、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以步兵车战为主的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也没想到、他的这一“人性化”创举竟给后世战争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战国策·赵策二》中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此政策面向的是赵国全体百姓；在以老百姓为兵员主体的过去，举国“胡服骑射”的效应无疑是破天荒的，此举也为汉武帝在上林苑中训练“期门骑兵”提供了历史依据。
众所周知，金兵南下、元灭宋以及清兵入关依赖的都是骑兵，没有马匹带来的效率及速度，那时候燃遍欧亚大陆的战火是难以出现的。宋朝当然知道骑兵的意义，无奈北方国门闭塞、马匹无以为继，从战争手段的角度上、宋朝骑兵数量的大幅减少其实早已为其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我国骑兵发展起决定性意义的“胡服骑射”
“大*伤性武器”的矛盾：本意为震慑之用，却带来了真正的“大*伤性”电影《最后的武士》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大队骑兵在新式“大*伤性武器”面前前赴后继倒下、冷兵器时代终告落幕，时间定格在十九世纪。
在这之前，以骑兵步兵为主的战争方式已在全世界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死亡，不过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跟后世的“大*伤性武器”相比、这还是微不足道的！
新式现代武器的出现本意是为了“震慑”：警察所配置的枪支不会很常用、却能震慑着社会当中大多数不法分子；国家所配置的“大*伤性武器”也不会常用、却能让虎视眈眈者忌惮三分。由于有了“大*伤性武器”，当代基本上已难出现大规模战争了，因为人们已在”二战“现实中领教过它的大*伤性威力。从这角度说、“大*伤性武器”对战争的遏制确实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导弹：大型*伤性武器的代表
不过，武器都是由人来操控的、历代战争都是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产生。在震慑与伤害之间，“大*伤性武器”的“人性化与*戮”意义也仅存一线之差。
这样的事例并非没有出现过，美苏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广岛、长崎上空曾腾起的蘑菇云并未能让这些新式武器仅起着震慑用途。
既然战争难以避免，如何才能避免持续“走歪”？战争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另一个镜面，有正面必有背面。人们为了解决各种争端和矛盾，猜枚、和谈、角力以致于演变为暴力战争，本意都是为了减少己方的人员伤亡。问题的核心就此出现了：任何战争都回避不了敌我双方、即“己方和对方”，否则战争就打不起来。
战争的常态化演变过程
几千年来，人类在战争之路上持续“走歪”是因为“己方和对方”一直存在，不管是为“人性化”地降低人口减损还是保护自己的一己之需，“利益”终是永恒的论题。道理其实是很简浅的，破除利益的藩篱，战争不就得以消弭了？不过利益始终捆绑着人性，只要人性尚存贪欲，这样的藩篱就会永远存在。既然这又不行那又不行，是否就无法让人类继续“走歪”了呢？解决办法还是有的！
在默认利益存在的前提下，实行各种利益的均分共享、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战争就无法产生，有的只是基于利益的各种和谈而已；至于是否谈得拢，干嘛不衡量一下“战争的损失大、还是让利的损失更大”？只要不发生战争、留住了人，就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当然，以上说法必定会为一些“爱国者”们所鄙夷，认为“只和谈不亮剑”是没有骨气的所为。根据几千年来的战争形式来看，本意都在于“减少伤亡”的战争过程都带来了巨大伤亡，那么一旦发生战争，是你去还是我去？估计这时候、许多键盘侠们的手就会缩回去了。
最人性化的战争消弭方式：基于双方利益的和谈
在当前中印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中，不少人在网上大力鼓吹战争，然而事态却最终朝着合乎双方利益的一面发展，这正是为了让人类少“走歪”；你走歪一厘、他走歪一寸，当局势全面失控后，你家里哭闹着的孩子还有谁去安抚？你家里空掉的米缸由谁来填上？
和平，通俗地说就是以各种手段来制止人类“走歪”的过程；这过程中的一些局部战争或许难以回避(因为“镜子”的另一面始终都在)，但只要基于双方利益的和谈行为依旧存在，有谁会主动做出“破罐子破摔”之举呢？为何？还是因为利益！罐子都没了，战争又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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